新自由主义与霸凌者叙事
一直以来，校园霸凌都是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并且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了一份以44个国家279000名儿童和青少年为调查对象的报告，调查时间为2022年，其中显示11-15岁的儿童青少年中约16%受到了网络霸凌，而2018年的数据为13%；其他形式的霸凌则相对保持了稳定，11%的男孩和女孩报告称在过去几个月内每月至少在学校受到二到三次霸凌，四年前的数据为10%。
巧合的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者近日同样发表了一篇与校园霸凌有关的论文，这项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的研究显示，在学校时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的孩子在中年时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教师报告的行为问题被发现与4%的收入涨幅相关，而较高的认知技能被发现与6%的收入涨幅相关），并且拥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据《卫报》报道，这篇论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英国队列研究对近7000名1970年出生的人的生活追踪。研究团队检视了1980年小学教师对这些当时10岁的儿童的社交和情感技能的评估数据，并将其与2016年他们46岁时的生活情况进行了对比。论文作者之一的艾米利亚·德·波诺（Emilia Del Bono）教授指出，那些被老师认为有注意力、同伴关系和情绪不稳定问题的孩子在未来收入更低，这是预料之中的，但学校里的攻击性行为和日后的高收入之间的强相关性令人惊讶。
波诺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教室是一个竞争性的场所，儿童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采取攻击性行为，其后将这种行为带到工作场所，继续通过进攻性的竞争获得高薪工作。因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学校的管教方式，用更积极的方式来引导儿童的这一特点。
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到十六岁时，有行为问题的儿童更可能成为善于交际的青少年，更可能抽烟，也更可能在某种人生节点被捕入狱。波诺也提到，和所有的长期研究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参与者离开了研究，其中有严重行为问题的研究对象退出的比例更高。不过，这一研究结果和之前的一些研究一致，例如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帕帕乔治（Nicholas Papageorge）2019年对英国和美国长期研究进行了考察，发现与攻击性和多动症相关的“外在化”行为与较低的教育程度和较高的收入相关。
该研究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证明具有攻击性的儿童在成年后是否继续保持了这种行为方式。这种性格特点过去或许与职场上的成功相关，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职业心理学家玛丽-克莱尔·瑞斯（Mary-Clare Race）指出，2016年是职场文化的“真正转折点”，在此之前典型的男性化和攻击性行为确实会受到奖励，但反性侵运动的兴起扭转了这种企业文化。我们看到了代际的转变，年轻一代期望获得一种归属感文化，并受到公平、尊重和善意的对待。她还提到，克服童年时期的不利事件是未来作为领导者取得成功的一个有力指标。
随后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则指出，从操场到政坛，霸凌者往往占据支配地位，但这不是自然法则，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攻击性和支配性行为不被奖赏的社会。
该文作者乔治·莫比奥特（George Monbiot）首先指出，霸凌者更易获得职业成功的发现并不特别出奇，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好工作的人或是机构的领导者全都是霸凌者。领导才能、管理能力、创新、洞见以及预见性等都不需要支配性的思维方式作为先决条件，滥用权势反而会抑制这些特质。霸凌者的成功往往建立在其他所有人的失败之上。
莫比奥特认为，霸凌者的成功是时代主流叙事的结果：过去45年间，新自由主义将人类生活描述为一场必须有输有赢的斗争。在这个准加尔文式的宗教中，只有通过竞争，我们才能分辨出有价值的人和无价值的人。而竞争总是被操纵的。新自由主义的目的就在于为一个不平等的胁迫的社会——由霸凌者支配的社会——提供正当性。新自由主义产生了不平等，另一项研究显示，不平等和校园霸凌密切相关。随着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距扩大，压力上升，竞争愈加激烈，支配他人的冲动随之增强。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被迫进行破坏性的竞争。不仅孩子们被迫反复参加筛选竞赛，学校也是如此。而一如既往地，组织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有权有势的人获胜。但正如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在他关于寄宿学校生活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赢也是一种输：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的家长花钱塑造了一个支配性的外在形象，但躯壳里的孩子却可能因为恐惧、逃避和愤怒而心灵扭曲。
在之后的生活中，成千上万的自助书籍、网站和视频不断强化着这种反教育。例如，社会科学家卢西奥·布法尔马诺（Lucio Buffalmano）主持的名为“权力行为”（The Power Moves）的流行网站和节目声称“教你10种更具支配力的方法”，包括施加社交压力、要求领地、“攻击、断言和惩罚”以及扇耳光。布法尔马诺声称希望“通过赋予好男人进步、领导和获胜的能力从而推动人类进步”，但结果恐怕会让混蛋的数量增加。莫比奥特指出，我们应该学会体贴、亲和、善良：无论由谁行使权力，都应该反对支配他人。
文章提到，工作场所中明显的霸凌行为已经不被普遍容忍，但这种改善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霸凌者学会了掩盖冲动，以不触及人力资源部门底线的方式继续控制和操纵。与此同时，公开的霸凌在政治中卷土重来。特朗普、普京、内塔尼亚胡、欧尔班、米莱等领导人几乎不掩饰他们粗暴的支配行为。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很容易被霸凌者利用。
同样的动态也在全球层面上演。各国政府对人民断言，他们正在参加一场“全球竞赛”：一旦落后，就会被其他国家取代。这个零和竞争的故事被用来为所有滥用权力的行为辩护。欧洲国家曾用它为帝国扩张和选择性战争辩护，随之而来的是“统治种族”的神话。直至今日，富有的国家仍在以更微妙的手段和理由玩着同样的游戏，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其他国家的榨取。当国家之间的单边竞赛持续进行的同时，我们却在集体奔向环境崩溃的悬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与协同，如果竞争仍然占据上风，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输掉这场战争。
算法如何使西方文化陷入停滞？
今天消费和参与文化的人，正在被科技巨头和算法左右，这导致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陷入停滞。《纽约客》撰稿人凯尔·夏卡（Kyle Chayka）在《过滤世界：算法如何让文化变平》一书中提出了过滤世界（Filterworld）的概念，该词是对当今影响我们生活的庞大、相互关联但又分散的算法网络的称呼。在夏卡看来，这正是文化变得同质化、停滞不前的原因。算法的设计目的可谓“换汤不换药”，为用户提供的新的文化产品与过去的大同小异，因此算法使同质化持续存在。由于大多数人沉迷于手机和社交网络平台，所以平日里我们接触的是容易接触的、可复制的、不够显眼、不够犀利的文化。
《过滤世界：算法如何让文化变平》书封
《纽约时报》的自由评论家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化的现状让人感觉缺少方向。当我年轻时，我把文化作品看作是时间线上的帖子，从马奈开始一年一年移动。现在我发现自己漂泊在文化符号的漩涡中，一切都在漂浮着，我只能在手机上辨别时间。”停滞已经蔓延到了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音乐、电影、文学，甚至服装。《纽约杂志》时尚评论家凯西·霍林（Cathy Horyn）写道，在高级定制领域，“（愿意承担）风险和（坚持）创新（的人群）明显减少，这都导致了一种同质化的感觉，一切都停滞不前。”
全球化和大科技公司剥夺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活力与个性，并通过算法的专制机制进行管理。为了使艺术作品获得商业成功，必须确保其在数字平台上获得最大的交互量，这导致了大量的作品变得千篇一律。算法对当代文化的控制，限制了冷战后国际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说法，世界是平的，但这种‘平平无奇’已经显现出令人窒息的一面。”
全美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作者汤娅·莫斯利（Tonya Mosley）表示：如果用户在大约十年前打开脸书、推特或Instagram，他可能会看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朋友和家人的帖子。如今，用户看到的是由算法筛选的一系列内容。夏卡解释道：“平台的方程式衡量着用户行为，监视这些平台上所有用户的数据，然后尝试预测每个人最有可能互动的内容。所以，一个整洁、有序的信息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断尝试猜测你会点击什么、会阅读什么、会观看或听什么的信息流。”
数字算法体验塑造我们阅读的新闻类型，左右我们如何了解朋友的情况，甚至影响人们正在形成的词汇。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夏卡表示算法系统也影响着我们作为个体消费的文化类型，塑造我们的个人品味。算法也对物理空间带来影响，甚至能左右我们倾向于去哪些地方和空间，前往哪家商店消费，选择去到哪里度假。例如那些在网上备受推崇的“ins风”网红空间的最终目的，是“暂时性地消磨时间，炫耀美学，将物理空间转化为产品”。算法推荐决定着一切，它引导我们成为温顺的消费者，使我们的喜好和品味变得扁平化。
当曾经宽广的互联网世界，逐渐被合并到私人拥有的平台上时，人们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悲伤：“数字生活变得越来越模板化，变成了一组待填写的方框，而不是一块能够用自己的形象去覆盖的画布。”在这些数字平台上，作品的成功与否只取决于它获得多少参与度。
在以前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手握权力的上位者，创作者必须通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艺术作品被听到、被看到。但这些人有其偏好以及社交圈，他们倾向于阻止那些与自己愿景不符的人。现在，在互联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但这也意味着创作者必须取悦或适应算法生态系统，让作品取得成功。某种意义上，最有趣的作品未必是算法所青睐的。
如果追溯到21世纪初，脸书和油管等平台解放了文化生产和传播，此前这一领域一直是由传统媒体的文化先锋控制的。随着信息被“民主化”，信息变得廉价，甚至免费——从而动摇了传统文化生产的经济关系。韩国说唱歌手鸟叔（Psy）在2012年因为一首《江南Style》在全球走红，并且通过算法的传播力量，意外地获得了跨文化成功。夏卡写道：“突然间，通过数字平台，世界上许多人都在看同样的东西。”
然而，这些平台的目的不是创造有趣的艺术或推动文化创新，而是吸引用户。“互动和参与”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在这里，所谓的文化往往是为了快速判断、带来多巴胺冲击和兴奋感，而不是伟大艺术所能带来的思考、超越或深刻感受。算法的成功在于将文化质量简化为文化的流行程度。在过滤世界中，文化的规则是：要么爆红，要么消亡。
夏卡将数字平台的问题大致分为三类：算法让人们难以培养原创或独特的兴趣，使他们“被过剩的内容所包围，但却无法产生任何灵感”；它们再次凸显已经在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和种族偏见；它们在用户中引发不健康的情绪，从沉迷到疏离和倦怠，无意识地消费着下一首歌曲、下一个节目或帖子。
当然，技术并非文化陷入停滞的唯一原因。包括好莱坞、艺术教育行业和美国不平等的教育体系，使得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参与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这些因素无疑都对我们智力扁平化的时代负有责任。
在与全美公共广播电台的访谈中，夏卡对于文化的停滞不前展开反思：我担心的是我们被鼓励不去思考自己消费的文化，不去深入思考，也不去追随自己的内心喜好……至少对我来说，最终的恐惧是我们将永远不会有费里尼的电影，那样的电影是如此具有挑战性，足以让你思考终身；或是看到一幅如此奇怪且令人不安的画，让你难以忘怀。我不想因为它们无法立即吸引观众，而放弃那些艺术杰作。
引用文章：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ooks/2024/01/16/filterworld-kyle-chayka-review/
https://www.npr.org/2024/01/17/1224955473/social-media-algorithm-filterworld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79432/age-cultural-stag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