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愚蠢的长篇小说——如果将整部文明史比作一条长河的话，其中充斥着的大多都是愚蠢的汹涌波涛，所谓的智慧只是其间的几朵浮萍而已。关于全部人类智慧的典藏，或许只需要一个图书馆就可以装下；但关于全部人类愚蠢的记录，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加在一起恐怕也容纳不了。这显然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唯我独尊地位很不相称——要知道，人类一向标榜自己是这颗蓝色星球上最具智慧的存在。
更为吊诡的是，随着知识的创造、累积和文明的演进，人类的愚蠢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呈现出水涨船高的趋势，甚至成为人类存在的致命性威胁。同时，一个更加可怕的事实也慢慢浮出水面：愚蠢不仅存在于无知与低知的人群中，在高知群体甚至是智者身上同样存在；愚蠢也不仅是人类先天的一种固有缺陷，还极有可能在后天的教育中被进一步放大，尤其是将100个小孩培养成同一个人的标准化教育。20世纪人类最具智慧的天才之一爱因斯坦曾寓悲哀于反讽地说：“有两件事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宇宙是否无限，其实我还没有那么确定。”笛卡尔那句著名的格言或许应该改为：我愚，故我在。
一
长久以来，愚蠢总是与无知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愚昧无知”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的确，远古时代的人类几乎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作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和繁衍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只有诞生了有闲阶级，才可能出现对知识的大规模追求）。在这一漫长而残酷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大脑逐渐发展出重要的直觉思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远祖在丛林里看见一个有斑纹的物体，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跑，而不是去求证那是老虎还是豹子或者是一块石头，正是这种直觉思维让人类存活下来。根据进化论，那些有求证精神的人都会在一次次探索中成为猛兽的食物，他们的基因也就无法遗传下来。
就这样，不断强化的直觉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抽象的、高级的、理性的逻辑思维。同时，巨大的生存压力也使人类无法展开对知识的大规模追求。不难想象，人类的愚蠢伴随着无知一路绵延，这种愚蠢的根源在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无知全然不知。后来，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庄子在《秋水篇》中记载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常年待在一口枯井里的青蛙，永远无法理解海鳖所说的大海的辽阔与深邃，后世根据这一典故提炼出了“井底之蛙”这一成语。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庄子所说的那只“井底之蛙”（只是井口的直径大小不一罢了）。两千多年后，冷峻犀利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扩展了庄子的思想：“每个人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作世界的极限”。
《愚蠢的人类》
无知会带来恐惧，人类最大的恐惧无疑是死亡。于是，作为救赎人类恐惧的宗教出现了。万能上帝的出现，看似用全知代替了无知，其实只是一剂精神鸦片罢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看似高级的问题，加上绝对愚蠢的回答。于是，中世纪的欧洲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的设计者是神，我要遵守教条，效忠皇帝、孝顺父母；为了达成最终的计划，一切战争、瘟疫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愚蠢，或者更彻底地说，正是所有人的愚蠢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14世纪一种名叫黑死病的瘟疫，它几乎横扫了欧洲所有城市，让2500多万人在痛苦和绝望中溃烂和死去。
其实，当时已有不少人发现一个基本事实：瘟疫的传染与接触病人的住房、衣物、尸体有关。然而，即使是顶尖的医生也没有对老鼠、跳蚤这两个明显的“中介”产生过怀疑——因为他们对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几乎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教皇和主教将瘟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他们鼓励民众上街游行谢罪，甚至将猫视为魔鬼撒旦的化身（愚昧的人们疯狂猎杀猫，使猫在中世纪一度濒临灭绝），导致鼠害泛滥，加剧了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这些位高权重者看似是知识的化身，其实是“权力+无知”的恐怖分子。可以说，整个中世纪几乎都笼罩在这些恐怖分子的愚蠢信仰之中。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了科学兴起与宗教衰落的此消彼长，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断打击着宗教教义中那些充斥着无知和谎言的虚构神话，愚昧的宗教长期霸凌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1月3日，爱因斯坦在给德国哲学家葛金的信中写道：“很高兴我是犹太人，但不可否认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愚昧的化身！上帝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人类软弱的表达和产物，《圣经》所收集的只是一系列可敬但相当原始的传说。”可以说，爱翁在去世前一年的这段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通过将宗教定性为愚昧的化身，似乎同时隐含着科学才是智慧的象征之义（两千多年来，哲学一直是智慧的象征，如今早已被科学抢尽风头）。然而，几乎与所有人想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人类的愚蠢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科学大发展的两三百年间，人类的愚蠢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水涨船高，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
二
众所周知，19世纪在人类历史尤其是科学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不寻常的100年中，科学发展的规模和成熟度远远超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热力学、光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大多进入到理论综合的阶段，各种新学说、新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19世纪成为举世公认的“科学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都发展到了顶峰。如果说，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人类还普遍处于相对蒙昧无知的状态；那么到19世纪之后，知识领域的爆发性进展让人类有了一种从“井底之蛙”跃升到“泰山之巅”的感觉，这种自我膨胀的感觉引爆了一种新的愚蠢，即“知道自己知道”，并自以为是。
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乐观主义的狂喜情绪中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让所有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都与战争相伴随，而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源自同一样东西——愚蠢，一种狂热的愚蠢。对此，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田中芳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百分之九十的起因，是一些愚蠢得令后世人会为之一愣的理由；其余的百分之十，则是一些愚蠢的连现代人都会为之一愣的理由。”值得警醒的是，从与无知相伴随的愚蠢到拥有相当知识和文化的愚蠢（这一愚蠢有了科学技术的加持），其破坏力和公共危害反而变得更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只要放眼看看那些拥有极高文化修养的纳粹高官（听着瓦格纳，读着尼采，弹着钢琴，却杀人如麻），以及他们那令人发指的愚蠢——将灭绝犹太民族视为一种信仰，从而自掘坟墓。
回顾战火肆虐的20世纪，每一个历史的探询者都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什么无视拿破仑失败的前车之鉴，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美国尼克松政府为何执意发动越南战争，直到深陷泥潭，内忧外困？日本政府为什么敢于无视自身的军事实力，执意偷袭美国珍珠港舰队？……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有一个：愚蠢。愚蠢是无所不在的，更不幸的是，战争往往会放大人类的愚蠢。如果说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称为“战争的世纪”，这一世纪性转变背后的催化剂和助推剂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愚蠢。更进一步，如果仔细审视整个人类历史的兴衰更迭，愚蠢几乎贯穿始终，并以四种面目交替出现。
当人们目睹了20世纪那些愚蠢而惨烈的大型战争之后，没有人会说这是危言耸听，正如英国哲学家、著名反战人士伯特兰·罗素所言：“所谓战争，就是为了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历史上那些因为愚蠢而引发的悲剧总是一再上演，以至于黑格尔发出了这样的著名感叹：“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得到任何教训。”是的，愚蠢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或者说，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
三
1985年，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他著名的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中说道：“19世纪发明了火车，黑格尔确信他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则发现了愚蠢。我敢说，这才是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这不是开玩笑，尽管昆德拉一向擅长黑色幽默。是的，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不是电磁效应，不是光的波粒二象性，不是能量守恒定律……而是——愚蠢。早于爱因斯坦，早于塔奇曼，早于几乎所有人，福楼拜惊见了与科学大发展同步跃升的人类愚蠢。他悲哀地发现，愚蠢是无法逾越的；它到处存在，既存在于愚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天才的思想中，它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探询这种人类固有的愚蠢，福楼拜萌生了编写一部词典的想法，他将之称为《固有概念词典》（大陆译作《庸见词典》，1880）。福楼拜清楚地知道，所谓词典，无非是现成的见解，是多数人的看法，是老生常谈。甚至许多时候，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谬误。然而，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为此，福楼拜毫不含糊地写道：
愚蠢，在于下结论的欲望。
无论是人性，还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深刻的复杂性。愚蠢却意味着想要把存在化约到一个单一的维度，把所有这些复杂性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结论，甚至简单到一个句子、一个词语，因为愚蠢本能地排斥复杂性。从“暖男”到“渣男”再到“普信男”，从“萌女”到“渣女”再到“田园女”……凡此种种，无不包含着贴标签、下结论的快感，却也在这种冲动的欲望中将人性所有的复杂一笔勾销了。21世纪的今天，整个互联网就是人类愚蠢的巨大镜像，充斥其间的无数影像、图片和文字仿佛都在注解着人类漫无边际的愚蠢，正如福楼拜一百多年前的感叹：大地有其边界，人类的愚蠢却没有尽头。
《布瓦尔与佩库歇》
这种对愚蠢的执着探索在福楼拜晚年的巨著《布瓦尔与佩库歇》（1881）中达到巅峰。两个狂热追求知识的抄写员先后尝试了农学、有机化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哲学、宗教和教育学，结果却发现罐头腐烂了、历史扑朔迷离、文学无法评判、哲学枯燥乏味、宗教虚伪愚昧、教育事与愿违，每一次机械性学习和实践的结果都令他们更加困惑和失望。如果说，现代人的愚蠢表现在持守固有观念而缺乏思想性，那么布瓦尔和佩库歇就是现代愚蠢的一个缩影。于是，惊人的讽刺出现了：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却也是最缺乏科学精神的时代。小说的第一卷中，两位主人公以实证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企图用一种学说或一个体系来一统人类对宇宙的解释，这正是愚蠢的表征。事实上，每个学科有自己的逻辑与标准，用一个学科的标准去评判另一个学科的价值，正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然而，这种愚蠢却经常上演，即使是在标榜科学精神的大学校园里。
和愚蠢的内核截然相反，现代小说的精神正是复杂性。每一部小说杰作都在告诉读者：“事情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小说的本质是一种探询，它永远不会下结论，这是小说艺术永恒的真理。或许，今天的人们读完《包法利夫人》会直接将爱玛斥为“渣女”，而福楼拜却勇敢地自白：“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地，当人们看完《布瓦尔和佩库歇》之后，会将这两个平庸之辈讥为“普信男”，福楼拜同样勇敢地声称：“布瓦尔与佩库歇充斥着我的头脑，以至于让我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其实，任何有丰富经验和阅历的人都明白，生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人性更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个高度学科化和碎片化的世界里（越是学科化和碎片化，匆忙下结论的欲望就越强烈），小说成了维持人类生活整体性最后的庇护所，也是对抗愚蠢的珍贵的试验田。
四
或许人们不禁要问：这漫无边际的愚蠢代代相传，就不能通过教育来治愈它吗？假如愚蠢也是一种绝症的话，那么曾经人类认为的许多绝症，不都被一一攻克了吗？是的，用教育来抵抗愚蠢，这确实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现实往往是令人沮丧的，就像布瓦尔和佩库歇最终发现教育事与愿违一样。看看伯特兰·罗素先生的格言吧：“人生而无知，但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如果说无知也是一种愚蠢的话，这句格言可以改写为：人生而无知，教育使人从无知之愚变为有知之愚。如前所述，后者的危害可能更大。后来，罗素还说过另一句话，可以视为对前者的补充说明：“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教育已经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1600年2月17日，捍卫哥白尼“日心说”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被罗马教廷烧死在鲜花广场的火刑架上，距今只有400多年。所不同的是，过去三四百年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教育也呈现出飞跃式发展，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体系日臻完善，人类似乎要和愚蠢说再见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罗素的话只是在杞人忧天吗？显然，现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罗素所担心的是一种坏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抑或公共教育，都存在着使人变成有知之愚的可能。二战期间，一位名叫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德国神学家因参加反抗纳粹的斗争而被盖世太保逮捕，他在狱中写下了给亲友的书信、诗歌和杂感断简，凝结了他对一生所学所思的深沉回忆。朋霍费尔于1945年遇难后，这些文章被他的好友整理为《狱中书简》一书出版，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其中的一篇《关于愚蠢》至今散发着耀眼的思想光辉。朋霍费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愚蠢的社会学属性。就像“天才经常成群结队地来”，愚蠢也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要知道，人类历史上诸多重大的愚蠢都是智力超群的人犯下的。试想，为什么那么多智者能人（甚至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都被纳粹蒙蔽了双眼呢？
时至今日，愚蠢依然无处不在，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当人们读到一篇经典名作，它是以阅读理解的形式出现的，却被告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是愚蠢；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功利追求而只学那些“有用”的知识，并对所谓的“热门专业”趋之若鹜，这是愚蠢；当热点新闻的评论区里总是乱象丛生，起哄者有之，骂人者有之，对骂者有之，高高挂起者亦有之，这是愚蠢……更糟糕的是，林林总总的愚蠢经常是以“智慧”的面目现身，让人难以觉察，疏于防范。
说到底，抵抗愚蠢需要自我教育（即便它是无法逾越的），尤须注意两点。一曰谦卑，人类文明发展到21世纪，迈入了所谓的“元宇宙”元年，人们往往因为科技的高速发展而自我膨胀，而浑然忘却了人类的整体智慧还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时刻牢记罗素的格言：“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二曰警醒，对周遭环境（包括网络空间）时刻保持警惕，无论是一句流行语，还是一个标签，抑或一部好莱坞大片。要知道，摆脱愚蠢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正如徐贲先生的提醒：“对于社会启蒙来说，它的基本目标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成为智者，而是让尽量多的人脱离愚蠢或者愚昧的状态”。
所谓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展现出什么大智慧，而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各种各样的愚蠢——尤其是致命的愚蠢，尽管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