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一篇很有深度和哲学意味的文章，出自著名诗人西川之手。原文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8月12日第14版文艺评论版。这篇文章短小精悍，阐释了翻译中的创造性以及为世界带来的多样性。在机器翻译日益盛行的当下，这篇文章的指导意义也许会更加凸显。作为翻译从业者，也可以从文中找到很强的价值关怀。希望每位有志于语言翻译的小伙伴，坚守自己的初心，从文化理解力和创造力摆脱机器翻译的阴影，用自己的翻译作品为世界的多样性贡献一己之力。
不然轻言放弃，你怎么对得起上图西川大神的迷之凝视？
-- 匠匠
经由翻译可体会世界的多样性
翻译会导致误读，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误译，而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必然带来的误读。
通过翻译，我们得以走近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们，经由认识他人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但翻译行为本身从来没能免遭质疑：有人说伟大的直觉可以超越翻译，也有人引用诗人弗罗斯特的话说，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虽然有人查遍弗罗斯特的全集，也没能找到这一说法。我想说，首先，译者是为交流做基础工作的人；其次，翻译中丢掉的不外乎语言的音乐性、双关语、特定语言中的特定思维、特殊语境中的特殊表达等，但所谓诗歌在今天所包括的东西比这要大得多，况且好的翻译一定少不了对于原文的语言再造。博尔赫斯就说过：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战胜粗制滥造的翻译。还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情况：译文胜过原作。听说翻译成德语的莎士比亚就比原文的莎士比亚还要出色。
翻译行为会触及翻译的“政治”，而翻译的“政治”必然触及语言和文化的地域性，以及性别、文化身份塑造等多方面的问题。不是只有国家主导的翻译工程才会有政治内涵，任何翻译都免不了这一点，因为只要是有差异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在当下中国，翻译的“政治”首先涉及翻译的选择，即翻译谁不翻译谁、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的问题；其次，翻译行为还涉及误读——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误译，而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语境到另一种文化语境必然带来的误读。
即使在中国文学内部，我们也能感受到今人对古人的普遍的误读。比如“诗”这个字：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说到“诗”，一定指的是《诗经》——楚辞虽然也是诗，但却是不同于“诗”的诗。但是到汉朝说到“诗”的时候，就已经不非得指《诗经》了。而到今天，使用现代汉语的我们所说的“诗”已经既不一定是指《诗经》，也不一定是指汉诗、唐诗了。也就是说，无论“孔门诗教”还是历代诗话，都不能被不假思索地、百分百地拿来套用于当代诗歌，尽管当代诗歌割不断与古诗的血缘联系。再举一个从外文到中文的例子：艾略特《荒原》的英文题目为The Waste Land，原本有垃圾场、废墟的意思，但是在中文里，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把“荒原”理解成一个自然意象。类似的误读如果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对历史、文明、思想的影响得有多大，大家自己可以想象。
有意思的是，误读也有它的正面意义，它和创造力是有关系的。全世界文明之所以有今天，离不开翻译以及翻译中的误读。某种程度上，翻译也可以作为文化、文学批评的手段来使用。比如，通过比较英文的莎士比亚和翻译成中文的莎士比亚，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文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身体所积累的文化潜意识。所以，我不是一个死抠翻译一定要正确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加，我逐渐意识到在语言理解力之上的文化理解力的重要性。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原诗字面上的含义似乎全懂，但理解依然有偏差，这种时候，问题往往就出在译者的文化理解力上。
这种文化理解力上的难度未尝不是翻译的魅力所在。至少经由翻译，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调整和丰富头脑中的“世界地图”。我还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所认识的“国际”其实只是欧美。欧美到现在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但恰恰是在欧美，我理解到所谓世界还包括东亚、中亚、南亚、小亚细亚、北非、南非、南美等许多地区——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世界并不只是英语世界，而是多元的。即使是在当今英语国家，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作家其实相当活跃，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英语写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翻译它们，让我意识到，现在身边很多打着“国际化”口号的人，只是“西化”而已，不是真正的“国际化”。真正的国际化视野关乎文化创造力，而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生活方式。是翻译让我们在文化的意义上切身感受到世界的“多元”。
文章来源：译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