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主办的“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9月9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展览馆开幕，展出包括梁启超、陈寅恪、梅贻琦、胡适、王国维、钱穆在内的130余位有重要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的清华学人手札。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获悉，展览按照手札内容分为国学传统、理工视野、杏坛耕耘、渊雅学识、翰墨飘香、学人情怀六个部分，其中包括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挽联手稿，胡适写给一位名叫小芳的女孩的信札等，展期持续至11月5日。
王国维赠朱自清蓼园二绝句条幅 1926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先生挽联 1927
展览中一件陈寅恪手迹是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以后，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挽联手稿，上书“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后面则有“观堂先生灵鉴，后学陈寅恪拜挽”陈寅恪写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专用的红格八行笺上，纸上红色的行格也已模糊，陈寅恪的字墨浓淡相间、清晰易辨识。
在20世纪早期香港与大陆学界的交往中，颇有几位大名鼎鼎的清华学人。比如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于1939年夏至1942年5月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并于1940年夏继许地山先生之职任中文系主任。另如解放前曾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先生，于1949年与唐君毅、张丕介及一群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这些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中国大陆各种运动迭起之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再如，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第一副校长的刘仙洲早年便从北京大学预科考取公费进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习，其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主持参与了工学院和机械工程系的筹建工作。
毋庸置疑，这一百余年来清华学人与香港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其影响自然也十分深远。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变迁，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批迁往港台的民国学人对港台当地的学术和学风建设所做的贡献尤其巨大，这可以以新儒家学派的成就为代表，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历史事件与个人境遇，比如新儒家学派中的几位代表人物，熊十力选择留在大陆，钱穆与熊的几位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则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他们在后来的人生轨道和所成就的学术事业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复杂的社会动因，都是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的。
而内地与香港大学的交流之所以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因为双方各有一些可以互补的优势。比如香港的不少大学从建校起便采用了与英国学校相似的课程架构和培养方式，在中国大陆与世界的交流还比较有限的时候，香港具有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这是香港的大学的优势。而香港本地的文化事业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比较滞后的，后来之所以有较大提升也是因为这批从内地迁往香港的学者，这又是大陆学人深厚的文化功底的影响。
一、国学传统
在近代国学研究实践中，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绝对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够领衔近百年来的国学研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学院所秉持的路线始终是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联结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由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古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开辟了“清华学派”乃至整个近代国学研究的学术方法。而多种语言的修养、多个现代社会学科的训练、中西融通的学术视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自信、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人格，都成为促成这种国学研究成就其丰功伟绩的重要因素。
梁启超致孔昭焱信 1926
二、理工视野
清华早期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公费留美。1925年创设大学部后，在培养人才上才逐渐摆脱以留洋为目的，但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无论是相对和平时期，还是外患内忧时期，清华均坚持派遣和资助留学生。在“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引导下，这些留学生中，约有80%选择学习工程技术和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其余20%则多在法律、政治、财经、教育等领域深造。这一代远涉重洋的理工学者，在国难当头之日，肩负富国强兵的重任，远赴欧美等国接受现代教育体制的训练，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迅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甲午惨败所暴露出的传统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严重局限性，终于逐渐得到改观，新型的技术性人才开始在社会各个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在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并走向世界舞台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梅贻琦致赵赓扬信（局部） 20世纪50年代
梁思成致聂荣臻市长信（局部） 1949
三、杏坛耕耘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她在创建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聘请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兢兢业业躬耕于杏坛的清华教育者，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从起步到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当之无愧地承担了领跑者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并选拔优秀学生赴海外攻读学位，并努力引进学成归国的毕业生；二是在教学中逐步建立起完整、系统、科学及与世界接轨的课程框架；三是积极翻译国外教材并进一步编纂适合本国教育现状的中文教材。这些带有实验性的教育实践，最终促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陈衡哲致王云五信（局部） 20世纪20年代
张子高致张青莲信（局部）1941
四、渊雅学识
“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不器”、“游于艺”等是先秦以来儒门教学培养学生的目标与要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儒家弟子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技能。清华学人正是在某种意义上秉承了这种从古至今的求学和修身原则。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在于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做出的专业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在于他们的学识渊雅、视野宽广、修养全面，不以一己之专而摒弃其他。在从传统语境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古趣盎然的学术行文与著作，酬唱应答时信手拈来的古文诗词，问询联络中信笔写就的书法条幅，均把这些知识精英的日常素养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兰《说文注》手稿（局部） 20世纪20年代
俞平伯赠毕树棠《遥夜归思引》写本（局部） 1945
五、翰墨飘香
清华学人中，颇有一些能书善书而享有盛誉者。如梁启超对“二王”和北碑均用力极深，形成了碑帖融铸的书法风貌；商承祚的集甲骨文是将新出考古材料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的积极实践；陆维钊晚年书法卓绝，自成一体，溶篆、隶、草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唐兰的钟鼎、篆书、行书、楷书之作无一不精，最为精到者当属行楷；俞平伯的小楷风神潇洒、毓秀夺人，最为书家称道。他们均可称是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哪怕是理工科学子、教授，虽未专务于书，亦大都写得一手漂亮好字。不仅如此，清华学人在对书法艺术性的理解和在理论上的阐述，也是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
罗家伦赠江杓七言行书条幅
六、学人情怀
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即普遍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这二者的合一，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服务、自身人格完成与制度建设、人格与文格皆是统一的。清华学人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作为君子的身份感也无时不刻地体现于其在日常琐事中所呈现出的学人情怀中。作为父亲、丈夫、长辈、亲人、友朋，他们的殷殷叮嘱、深切问候、慷慨解囊、推心置腹，等等，读之令人动容，也窥见那个时代的学者常态。
胡适致陶维正信 1929
朱自清致朱之彦信 1946
展览名称：《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
展览时间：2017年9月9日——11月5日
展览地点：香港城市大学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