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英]马克·费舍著，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版，268页，68.00元
读马克·费舍的博客文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Capitalist Realism：Is There No Alternative? 2009）的感受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共鸣和在思考中产生的压抑感，似乎正好回应了中译本起的这个副标题“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不必过于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话语中苦思，一切都根据它所勾起的个体经验来理解就好了。
在这本书中，作者马克·费舍自己的文章只占了约一半的篇幅，其他部分是他妻子写的“前言”、亚历克斯·尼文的“导读”、西蒙·哈蒙德的长文《逃逸的K-PUNK》、塔里克·戈达德的“出版后记 ”和本书中译者写的“译后记”。对于不太熟悉马克·费舍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以及他所赖以表达意见的英国博客圈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文章都有很好的导读作用。
马克·费舍（Mark Fisher，1968-2017）网名K-punk，是一位活跃在网络博客上的博主、时评家、作家、乐评人、出版人，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较大影响力的英国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马克出生于英国东米德兰兹——准确来说是莱斯特郡的拉夫堡小城——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清洁工人。他的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是当地保守、沉闷的学校教育，这让我想起很多年以前路过莱斯特郡的时候留下的那种阴沉、灰暗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受到当时英国流行的音乐杂志和相互竞争的电视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氛围培养了他日后在大学参与办杂志和广播节目的兴趣和才能。更令我感兴趣的是马克在政治体验方面的青春经历，多年以后他说1983年工党在选举中失败使他感到非常痛苦，而在想到两年后的矿工失败的时候更是“忍不住潸然泪下”（155页）。这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这样的政治启蒙固然带有青春左翼的底色，似乎也预示了日后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切肤之感与不甘被压倒的气质。
1986年到1989年，马克在赫尔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毕业后他到曼彻斯特打零工、玩乐队，并且通过补习获得了教师文凭。后来到伯明翰大学攻读文化研究系硕士学位，但是此时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失去了锋芒。按照西蒙·哈蒙德的说法就是“失去了它的智识活力，转变为一个负有行政责任的系所。它所开创的那门更加广泛的学科（即文化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并在某些情况下，沦落到单纯赞美市场多样性的地步”。“‘文化研究’（cultstuds）被贬低为有气无力的智识建制的一部分。”（159页）于是他跟随导师转到了华威大学，在这里马克参加了一个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的活动，这个圈子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对现实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另一方面反对迷失方向的左翼思潮。在此时马克所接受的影响是对科技新生产力背景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接受，同时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西蒙认为，这个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留给他的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是当下无法回避的现实，以及对未来的坚定承诺。这种思想的起步过程更为真实地说明他日后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来自深刻的反思。1999年博士毕业后，马克来到伦敦郊区居住，开始了他的网络写作生涯，同时也在不断寻找在大学任课的机会。西蒙·哈蒙德说：“通过K-punk，费舍成为一个网上半阴影地带的核心固定人物，这个地带由工作不稳定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博客网络为关于音乐、电影、理论、哲学和政治的激烈讨论提供了一个论坛；博客这种形式适合即兴的且经常是实验性的写作和思考。”（170页）我相信这种描述会勾起很多曾经身为博主的读者的回忆，他们对于什么是“网上半阴影地带”和“实验性的写作”会有各自不同的很深的感受。
西蒙还谈到马克在伦敦郊区某政府机构给学生上课的经历，在他的博客中反映出他的思想变化。当时他面对的是十六至十九岁的学生，“这些意志消沉的学生趴在桌子上，读几句话都吃力。费舍在K-punk创建初期接受的一次访谈中承认，这是‘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他不认为自己的岗位比‘真正的’学术岗低级。这段经历也促使费舍变得激进，根据他后来的说法，它起到了帮助他重新调整自己政治立场的作用。……他在博客中记录了对工作环境的反思：雇佣日渐临时化，对因病而无法工作的人的惩罚措施层出不穷，讲师被解雇、被迫重新申请工作，强加给每个人的目标越来越多；哀叹了这些机构的堕落，在历史上，这些机构曾为和他背景相似的人提供另类的教育”（173页）。
2008年，马克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了Zero 出版公司（ Zero Books）。“它既是对一个假定的‘革命时刻’的闪电般的回应，也是博客圈多年头脑风暴的结晶。 …… Zero的成立标志着这样一个开端：这个迄今为止一直处在边缘的派别（也许，是当时英国唯一一个真正的文学先锋派）开始严肃地向阅读和评论的主流进军。”（导读，11-12页）反对“愚蠢的反智主义”，反对“受过昂贵教育的雇佣文人”，提倡“出版即把智识公共化”的理念——这是在马克为Zero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内封写的宣言。2009年，马克的这本文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在Zero正式出版，这是马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出版之后获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传播与声望。该书出版后不到一年，反对即将上台的自由党-保守党联盟提高学费的学生抗议席卷整个英国，马克形容占领运动“像出其不意的野花一样遍地盛开”。他参加了几次抗议活动，也使他从严重的抑郁状态中走出来。政治中所有的不稳定事件也使马克怀有政治气候会因此有所改变的希望，使他反思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持久性问题。这一时期的马克积极地参与各种会议和活动，高强度地写作和发声，就一系列广泛主题撰写了大量介入政治的博文和文章：关于抗议运动的命运和策略；关于紧缩、福利和保守党的统治等等（183页）。关于接下来几年他的写作、教学与社会活动，他的妻子佐伊·费舍这么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克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讲课——之余，还能有时间继续写作，应邀到各地讲课，并进行各种演讲活动。……他从没想过拒绝到某个地方演讲、为某个刊物撰稿的邀请，因为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从来不像是工作。观察马克讲课或在某个活动上发言就能看到他的本色：他和与他交流的听众一样，为此而感到兴奋和满足。”（前言，第2页）在这些工作和活动中，马克不再担心和警惕自己的抑郁症，虽然缠绕他的无价值感和怀疑感并没有真正消失。但是抑郁症最后还是没有放过他，2017年1月马克自杀了，年仅四十八岁。2018年，《K-Punk：马克·费舍作品集，2004-2016（k-punk：The Collect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Mark Fisher，2004-2016）》出版。
佐伊在前言里说到了马克对儿子乔治的影响：“在乔治探索自己逐渐形成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我看到，马克对他的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举止和表情，他的好奇心，他的奉献精神，他对在争论场合最后发言的坚持，他对漫威、足球和在费利克斯托生活的热爱都与马克如出一辙。”（第3-4页）更令我感动的是，佐伊说“我没法理解在地铁或在机场看到陌生人读自己父亲写的书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但我的确知道，这件事情让乔治感到自豪；也让他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重要的人”（第4页）。
亚历克斯·尼文撰写的“导读”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这本《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语境、现实意义及影响，他认为：“在一个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认为你的情绪健康始于并终于你自己的个人心理戏剧的社会中，也许，马克的书做的一件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指出，没准儿，精神上的痛苦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有关。换句话说，在没完没了地宣扬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得靠自己的政治系统运作得最为激烈的时刻，《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宣告，我们都在一起受苦——更加给人希望的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点，并以某种方式把我们受的各种苦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即在发动有组织的抵抗上迈出了第一步。”（第6页）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精神上所受的痛苦仅仅归咎为自己个人的因素，同时要看到这也是社会结构性缺陷的结果，要看到人们可以团结合作、改变未来的可能性。“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成为能够改变世界的社会现实。就像《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最引人遐想的章节之一，如孩子般毫不含糊、满怀希望地质问：如果你举行一场抗议活动，所有人都来了该怎么办？”（第8页） 这个“怎么办？”的确很引人遐想，似乎只能看作是一种活动组织者的自我调侃或心理安慰。它出自马克一篇文章的题目，但是在文章中并没有对此作出具体阐释。
那么，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马克引用了被认为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斯拉沃热·齐泽克说的“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这句名言，认为“这句话准确地捕捉到我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意思，即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资本主义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而且，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第4页）。 接下来马克进一步论述了“与后现代主义相比，我更喜欢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有三个理由”。首先是因为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所面对的那种更深刻、更无处不在的枯竭感、文化和政治的不育感。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时刻，“这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信条‘别无选择’——如果要用一句尽可能简洁的口号来表达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话，那就是它了——成了一个野蛮地自我应验的预言”（14页）。是的，“别无选择”，听起来非常残酷。单纯从这种表述的语法内涵来说，这是一种既可以对历史道路也可以对未来发展所表示的判断和宣示，其背后总是有某种力量作为支撑，而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还可以以各种修辞表达相同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这种“别无选择”一旦被接受、被认同，作为“一个野蛮地自我应验的预言”就会真的实现。其次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由于现代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所收编，不再具有革命的潜能，因此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也无需与现代主义发生对抗关系，“它视现代主义的彻底失败为理所当然”（15页）。也就是说在经济体系的替代物不存在之后，连文化上的造反对手也没有了。最后一个理由是更为复杂、彻底的文化心理现象——“对欧洲和北美大多数2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甚至不再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无缝地占据了可思考的视野”（15页）。这又可以回到前面那句“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的名言，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何“想象资本主义末日”。在这里也可以从类似“无法想象”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所谓的“现实主义”，也就是在所谓认识了真相之后的冷静接受的态度——因为人们已经“别无选择”，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在《资本主义与真实》这篇文章中，马克继续论述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并非他原创的概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德国波普艺术家就用过这个术语，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也在他出版于1984年的书《广告，令人不安的说服》中使用了这个词。“他们都以戏仿的方式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新颖之处在于我赋予它的更加广泛——甚至是过于广泛——的意义。我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可能局限于艺术或广告等类似于宣传的运作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不只影响了文化的生产，也影响了对工作和教育的管制，并且起到了某种约束思想与行动的不可见的屏障的作用。”（33页）这里让我们感到原本作为文艺术语更为熟悉的“现实主义”转变为一种管制性力量的语义上的合理性，同时也不无一点批判性的揶揄色彩包含在里面。
那么，难道真的是“别无选择”了吗？“如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运行得如此天衣无缝，如果当前的抵抗形式如此地无望、无能，那么，有效的挑战还能来自何处？”（33页）这真是一个很令人揪心和愤怒的问题。马克似乎想要让读者死了反抗这条心，于是这样写道：“强调资本主义如何滋生苦难的道德批判只会强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贫困、饥荒和战争会被呈现为现实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消除这些苦难的希望，也很容易被描绘为幼稚的乌托邦主义。只有当它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或站不住脚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资本主义表面上的‘现实主义’被证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的时候——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才会受到威胁。”（34页）但是，谁来证明？向谁证明？如何才能证明？听起来总是令人悲观失望。
在“别无选择”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之下，“私人情绪”和“时代症候”——该书中译本的这个副标题也是挺有意思的——的典型表现无疑是极为压抑性的。在马克的各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主要的压抑维度：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对资源的无限掠取导致的环境危机，市场无限潜能的持续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神话实质上充满了压抑性；二是个人痛苦与社会功能失调的压抑危机，实质是个人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被抛弃；三是一种相反景观：体制化官僚系统的机构增值与绩效叙事扩张，绩效管理成为压抑性的源头。
因此，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正是马克所描述的种种极具压抑性的现象使许多读者心怀悲戚与愤怒。比如在大学里，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官僚标准体现在无限复杂的文书表格、极为无聊的评估过程、让人心生恐惧的自动化监控系统等等方面。“就英国学校和大学的检查而言，给你评分的依据，主要还不是你作为教师的能力，而更多地看你作为官僚的勤奋程度。还有其他古怪的效果。因为英国教育标准局现在观察的是学院的自我评估系统，所以，这样的考察也就对学院形成了一种含蓄的激励，鼓励它们故意给自己和自己的教学打低分。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后现代资本主义版的忏悔主义，要求工人不断地进行象征性的自我贬低。有一次，我们的直属管理者在吹捧新的轻度检查系统的优点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系明面上的问题在于自我批评不够。不过别担心，他敦促说，我们的自我批评都是象征性的，永远不会付诸行动；说得就好像搞自我鞭挞——作为官僚制的犬儒服从中的一种纯粹形式上的演练的一部分——不会让人泄气那样。”（94-95页）好一个“作为官僚制的犬儒服从中的一种纯粹形式上的演练”，真是太深刻、太传神了。
还有一个关于管理主义盛行的例子也很精彩：一连锁咖啡店要求员工用“七枚特色徽章”（即胸章或其他个人标志）来装饰制服以表达员工的“个性和创造性”，在这里首先看到连“个性”和自我表达的“创造性”都可以被纳入量化管理；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一位女店员正好戴了七枚特色徽章之后被告知，哪怕按正式标准来看戴七个就够了，实际上那还不够——经理问她是不是想看起来和那种“只干最低限度的活”的人一样。于是真正问题就是在绩效评估中的“合格”实际上不再合格（75-76页）。这样的情况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时代症候”，所产生的“私人情绪”无疑是极为压抑性的。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有时候真会使人想到来自管理层的五花八门的阴谋论。马克认为：“资本主义中当然有阴谋，但问题在于，这些阴谋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更深层的结构使它们能够运作。比如说，有人会真的认为，如果我们用一群全新的（‘更好的’）人取代整个管理阶层和金融阶层，事情就会变好吗？显然不是这样相反，罪恶是结构滋生的，只要结构还在，罪恶就会自我再生产。”（125页）把阴谋与结构紧密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归咎于某个人，这是对的。
现在应该回到该书原著的副标题了——“难道别无选择吗？”（Is There No Alternative？）根据前面的论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指向“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马克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把历史终结的漫漫长夜当作一个巨大的机会来把握。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压迫性的无处不在意味着，甚至替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可能性的微光，也会产生超乎寻常的巨大影响。最微小的事件也能在反动的灰幕（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下，这个灰幕标志着可能性的地平线）上撕出一个洞。在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突然一切又变得可能了。”（146页）这话说得有点辩证法的色彩，也似乎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过去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的话语则是：在最没有可能的时候，往往就最有可能。
“突然一切又变得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