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傍晚，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驴肉火烧店聚集了近百号衣着奇异的嘻哈青年。夜幕下的餐厅，灯光明暗交替，舞台璀璨夺目。一场精彩纷呈的说唱表演，混杂着驴肉火烧的浓郁香气，闪亮登场。
在几档音乐综艺节目的推波助澜下，嘻哈文化正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一间市井小店可以因嘻哈音乐而秒变时尚小型音乐展演空间，正是嘻哈文化迅速渗透中国普通人生活的缩影。
嘻哈文化的演变
严格意义上的嘻哈（Hip-hop），是纽约布鲁克林区黑人群体的一种亚文化形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Hip-hop英文直译“扭动屁股”，这种美国黑人街头文化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自由豪放的艺术基因。
二战后期，黑人青少年聚集在贫民区街头唱歌、跳舞、喷绘地盘象征符号，逐渐演变成了今天嘻哈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嘻哈音乐、街舞和涂鸦。
而时下国内某档说唱比赛网络综艺节目，选手们比拼的说唱（Rap）就是嘻哈音乐的一个分支。在嘻哈文化中，说唱歌手（Rapper）常常扮演街头舞会主持人（MC）的角色，这个角色外向强势，常常被旁人解读成嘻哈音乐的“代言人”。
这也给了现下不少国内观众一种错觉，误以为说唱就代表了嘻哈文化，说唱歌手即是嘻哈文化的“传承者”。
大众对嘻哈文化的审美判断，仍旧受美国黑帮背景下的青少年文化现象影响。在嘻哈文化发展初期，美国说唱歌手身上常有着抹不去的毒品、抢劫、凶杀等黑帮元素，这导致说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徘徊在边缘地带。
但这却没有阻碍嘻哈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由大洋彼岸逐渐蔓延到亚洲的日本、韩国，并得到很好的融合发展。
1983年，日本时尚名人、“原宿教主”藤原浩将嘻哈文化带到日本。上世纪80年代，“痞子”风格的美式嘻哈文化在日本褪去了消极元素，以风靡全亚洲的霹雳舞形式出现。
随后三十年间，伴随着韩国音乐制作的工业化进程，逐渐确立了成熟的韩国流行音乐风格（K-pop）。早期以H.O.T为代表，歌曲情绪狂热，表现了年轻人的叛逆心理；节奏感强烈，适于边唱边跳。
如今，歪戴帽、宽松裤、金链子、纹身和潮鞋等形式化符号，逐渐成为东西方嘻哈文化的标志。在新时期，大众审美又对嘻哈文化的艺术态度与艺术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土化之道
不可否认，嘻哈文化在中国起步较晚，目前尚停留于追逐和模仿的阶段。
从嘻哈文化的发源来看，美国特有的黑帮街头文化反映的是美国底层人民的疾苦，美式嘻哈音乐中充斥着不满与愤怒的个人情绪，一方面表达反抗压迫的激进态度，另一方面也影射了个体对富贵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Hip-hop就是young（年轻）和rich（富有），不管我多大岁数都是这心态，首先是不会顺从条框、拥有反抗和叛逆精神，第二就是我必须有钱，哪怕我在贫民窟，我必须赚钱，养活我的家人，rich（富有）起来，让大家看得起我，这个就是hip-hop的态度。”中国知名说唱团体红花会成员弹壳如是说。
然而，中式嘻哈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美国文化背景，其底层“呐喊”更多是形式上的模仿。这就造成了时下嘻哈“玩家”对金钱主题的盲目崇拜与草率的个人定义。
“中国的Rap歌词有种让我尴尬的感觉，总好像是为了叛逆而叛逆。”一位知乎网民如此评价。
实际上，中国的“80后”“90后”大多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他们很难像美国Rapper一样，在音乐中表达另类的艰苦人生。所以，让新一代年轻人“做自己”，独立于父辈们的管教，勇敢地突破规则的束缚，开始被写入本土嘻哈的“教条”中。
另一方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中美嘻哈文化也存在诸多不同。美式嘻哈因为黑人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巧妙地融合了黑帮语言的灵活性，让嘻哈音乐在美国流行音乐市场顺利转型成青年励志类说唱。
而在中国，类似的口头文学类表现形式，其实古已有之。民间说唱曲艺有传统相声，词曲结合有京韵大鼓、石韵书、马头调，形式更口语化的也有数来宝。这些说唱艺术奠定了中国传统曲艺深厚的群众基础，也为嘻哈文化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纵然说唱音乐引进了许多舶来语汇，但诸如Flow（综合歌手节奏、呼吸、押韵等方面的个人风格）、Swag（歌手的范儿）、Punchline（一首歌打动人的部分）、Cypher（多人轮流说唱的表演形式）等专业用词，依然很难用确切的规则来严格限定其含义。
可是对标中国传统曲艺中传承已久的“法则”，嘻哈音乐大有可借鉴发挥之处。嘻哈歌手的快速说唱形式，就类似相声中的“贯口”，许多说唱歌手与其盲目地练嘴皮子，不如消化贯口“心经”，“慢中藏紧，紧中蕴慢，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出气平和，吸气悠然”。
而唱与说的结合，又可参照京韵大鼓的精神，“唱中有说，说中有唱”。京韵大鼓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和十字句，且多为上下句的反复，比较讲究语气韵味，与唱腔衔接自然。这与今天的说唱歌曲讲究合辙押韵、句式对仗不谋而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嘻哈文化和中国民间说唱曲艺，都有对社会现象的评述、批判功能。对传统曲艺文化的学习借鉴，或许能为中式嘻哈的本土化发展增添一抹亮色。
目前，中国嘻哈音乐市场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说唱版图，涌现出了一大批带有地域特色的说唱歌者，如西安的说唱团体红花会、成都的说唱会馆、昆明的独立说唱歌手司徒骏文、满舒克，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方言唱将，助推了时下说唱节目的走红，也推进了国内嘻哈文化生态的构建。
可以更丰富
嘻哈文化所确立的街头艺术形式包罗万象，涵盖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这些常见的艺术形式。但时下受到热捧的嘻哈文化风潮，却更多集中在了说唱音乐这一“局部地区”。
实际上，传统嘻哈文化的三大要素——街舞、涂鸦、嘻哈音乐，前两者各有其社会认可度以及商业化营利手段。
多年来，街舞在国内发展已成规模，也慢慢被大众所接受。2016年12月11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组织编创的作品《我的街舞》首次在国家大剧院正式亮相，此后街舞舞者也登上国家文艺晚会的舞台，在G20峰会上也首次呈现了街舞表演。街舞在校园的推广，更成为了青年文化娱乐的新风向。
而街头涂鸦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亦不可小觑。近十年来，涂鸦艺术走进国内的各大中小城市，并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风景线。
北京有著名的“北京之墙”：由近400名志愿者参与，在2005年11月以“奥运向我们走来”为主题创作，是目前国内最长的一段涂鸦艺术墙。
在上海，位于南京路步行街的涂鸦墙，是上海市政府庆贺步行街建设5周年之际，举办的以“时尚南京路，精彩乐无穷”为主题的街头涂鸦大赛的产物。
然而，嘻哈音乐多年来始终没有进入华语流行音乐的主流阵地。一方面要归因于嘻哈音乐的低从业门槛，不但拉低了国内音乐制作的平均水准，更使受众基础因此变得相对薄弱。另一方面，现代唱片行业的持续萎靡，捧火了夜店酒吧的DJ职业，却没有带动数字嘻哈音乐产业的蓬勃。
随着互联网直播行业的崛起，一批操持着东北口音的网络主播，开始以MC的身份自居，并用所谓的“喊麦”形式博取了许多人的眼球。一时间，以《一人饮酒醉》为代表的“喊麦作品”闯入了大众视野。
这种表演形式，其实本质上就是说唱表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成了嘻哈音乐在大众传媒时代的第一次大范围推广。
而时下热议的嘻哈文化现象，更像是一次借助了互联网快速、广泛传播特性的“投机行为”，注目此前没有被商业化运作的文化蓝海，将这种文化形式重新包装，推向市场。
未来，中式嘻哈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化创作的阶段。打通嘻哈文化的细分领域，实现青年文化圈的健康发展，也许才是中式嘻哈的出路。
而街头滑板、单车作为嘻哈文化的体育延伸，在全民健身的倡议下，也应适时发挥作用。连通嘻哈音乐、街舞、涂鸦文化的艺术共性，定会在青年文化的价值构建上大有可为。（文/郑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