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章静绘）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报章连载以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风行于华人世界，影响至今不衰，诸多人物和情节已然形成全体华人的集体记忆，其间引发的种种争议、讨论，也成为华语文学、文化史的重要事件。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诞辰。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严晓星先生长期从事金庸研究，著有《金庸年谱简编》《金庸识小录》，从金庸生平的梳理到金庸作品典故的考证，他都做出了独到贡献。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严晓星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回顾了金庸的生平与他的武侠世界。
1958年7月26日，金庸（左二站立者）、胡鹏交流电影《射雕英雄传》的拍摄意见
先从金庸诞辰3月10日聊起。这个日子最早应该是您在《金庸识小录》中提出来的，之后逐渐发展为一种共识。与此同时，也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金庸诞辰为什么成了具有争议的问题？
严晓星：今年是金庸的百年诞辰之年，许多媒体与广大读者，还有金庸的家乡嘉兴、成就他毕生事业的香港以及一些机构，都在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录片、学术研讨会、翻拍电视剧，都可见读者对他的感情。作为一个资深的金庸读者，看到这一切是很欣喜的。关于金庸本人的生日，你用了“共识”一词，非常有意思。一个人出生在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他自己都决定不了，原本不应该有社会意义上的“共识”。但现在看来，好像还真的只能以“共识”来表达它了。
《金庸识小录》最早是2012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本书附了一个三万字的《金庸年谱简编》（占全书的五分之二），金庸出生于3月10日，就是这里面最早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我搜集到的所有的金庸生平资料，他的生日要么写作2月6日，要么写作二月初六，关于他的出生年，也有1923、1924、1925三种说法。到底哪一种准确呢？2000年11月，我在北京大学参加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庸也参加了。茶歇间隙，我就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答是1924年，又问生日二月六日到底是公历还是农历，他答：“农历，农历。”1924年二月初六，换算成公历就是3月10日。这个日期是这么来的。按理说，当面采访，应该没有问题。
2012年已经是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代了，金庸的生日是3月10日形成“共识”，我想首先就是互联网的功劳。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一些公众人物给金庸祝寿，往往就是这一天。这次《明报月刊》的“金庸百年诞辰纪念专辑”也安排在3月号推出，显然也是认可这个生日。之前，关于金庸的出生年当然有各种说法，待会儿我还会提到，但权威性无论如何都不能和金庸本人的亲自认证相比。
到了三年前，我准备把《金庸识小录》增订出版，原来附在后面的《金庸年谱简编》另作增补，篇幅增加了几倍，作为单行本出版，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嘉兴友人范笑我介绍了一位查玉强先生给我认识，查玉强先生与金庸同一家族，长期搜集整理家族史料，很热心。他告诉我，家族在新修《海宁查氏族谱》时，联系了金庸本人。为了给金庸减少一些麻烦，他们拟好了金庸的小传，打印出来，给金庸自己修改。他给我看了金庸亲笔改动的小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庸先把出生年“民国十二年（1923）”改成了“民国十三年（1924）”，又把生日“二月初六日（西历3月22日）”划掉了几处，仅保留“二月六日”。也就是说，他认可的是公历生日是1924年2月6日。
金庸亲笔改动的小传片段
这么一来，我当然很纠结。金庸具体出生在哪一天，对读者来说，当然差别不会太大，但写年谱必须尊重史实。年谱一上来就是谱主某年某月某日生，总不能“提笔就错”吧？我想来想去，最终采纳了这个金庸亲笔改定的说法，写到了单行本《金庸年谱简编》之中。理由主要是两个：第一，相对而言，形诸文字的，总比口头说的要正式一些，特地写错的概率，要小于口头说错的概率；第二，在金庸这样的江南巨族里，修家谱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金庸这个改动，是要写进家谱，面对列祖列宗的。《金庸年谱简编》出版于2021年9月，至今两年半，可能知道这个信息更新的读者并不多，而3月10日已经成为网上最为流行的说法，用你的话，已经形成“共识”了。
应该说，金庸的出生年月出现争议，当然有二十世纪普遍出现的周岁虚岁与公农历混用导致错误的因素，但可能多少也有一些原因是金庸本人造成的。原本，在清代科考与官员任用过程中，就常有改动年龄以适应需要的做法。民国时代甚至到当代的身份证制度严格执行之前，为了求学或就业，将自己的年龄改动一点，是很常见的，与金庸齐名的梁羽生也存在多种生年说法。现在还保留着一些金庸二十多岁时亲笔填写的工作表格，有的写1923年生，这成为一些至今仍然保留意见的研究者的依据。导演张纪中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金庸曾亲口告诉他，他是猪年出生的，也就是1923年。金庸在不同场合对自己年龄的不同说法，也是争议的来源之一。我也算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一次，现在又推翻了它。
金庸填写的东南日报社职工登记表（浙江省档案馆藏）
刚才说有些研究者坚持认为金庸是1923年生，也能举出一些证据。客观地说，我觉得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面对金庸晚年一再“认证”的1924年，也都很无奈。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普通的“乌龙”事件，还是金庸有什么难言的隐衷，目前还真说不清楚了。今天（3月9日），一位精通命理之术的友人联系我，说他把1923年2月6日、3月22日和1924年2月6日、3月10日这四个“嫌疑对象”都推算了一遍，发现1923年3月22日与金庸本人的经历最接近，比如显示此人从事文化行业，才思敏捷，南方大利，以及逢八转运（金庸1948年南下香港，2018年去世）。他推测，是不是金庸在遭逢重大的人生变故之后，受到懂命理的人提示，通过改变出生年月，以期达到某种改变命运的效果？这当然不妨姑妄听之。我很难想象青少年时代的金庸会相信命理，但香港社会相信命理的风气很浓，中晚年的金庸经历了种种人生磨砺，这时候他会不会有“姑妄信之”的想法？恐怕也可能会有。
关于如何评价金庸作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争议至今。北大中文系严家炎教授称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评价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并出版研究专著《金庸小说论稿》，拉开了金庸“经典化”的序幕。而作家王朔对金庸的酷评，则代表着“反方辩手”的最强音。随着时代推移，这种争议在当下有了新的变种。例如，有人赞扬金庸小说为融合中西文化的最高成就，足以流芳后世，有人则贬损金庸小说是当代网络爽文的鼻祖，无非是满足男性读者的幻想，只会迅速湮没。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议？站在金庸诞辰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看金庸的创作历程，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他的作品？
严晓星：关于金庸小说的争议一直存在，首先是因为它的身份“先天不足”，即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长期难登大雅之堂。而二十世纪又是一个价值观念与文学思想难以达成共识（我们又谈到了共识）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从雅俗、传统与现代等角度去观察金庸小说，它又往往难以被准确地定义下来。严家炎先生的褒和王朔的贬，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年里。这时候，金庸小说在中文世界已经流传了四十多年，在中国大陆流传了二十多年，在大众心目中，也许金庸小说只是消遣，只是娱乐，但那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金庸小说的巨大影响力，对它做出定位的时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不一样的观点，甚至表现得比较激烈，是正常的现象。
其实，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迅速湮没，都迹近预言。预言准不准，除了作品好不好，还要靠运气，而运气是没法说的。倒是你提到争议的“变种”里，说“金庸小说是当代网络爽文的鼻祖，无非是满足男性读者的幻想”，我觉得很有意思。网络上的确存在着大量金庸小说的模仿与衍生之作，有的写得还不错，倒也不完全是粗制滥造的。同样受到网文青睐，并大量借鉴、分析和改写的，还有《西游记》。同样，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作品里大部分水平不高，就怪罪到《西游记》身上去。
至于“爽文”，似乎不能归结给金庸，或者说，是金庸替整个武侠小说背了锅？金庸小说一点都不“爽”啊。你看《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豪侠之士哪个不是无力回天、束手退隐的？《连城诀》写尽了人性的黑洞，只不过结尾抚慰了一下人心。《天龙八部》萧峰死后旁人的议论，《神雕侠侣》里王重阳、林朝英的再传弟子们对上一代恩怨的解读，《笑傲江湖》中从一个小集团中独立出来的自由个体令狐冲，想继续保持独立自由的状态却无处容身，其间的孤独与荒谬，只有深谙历史与人生的人才写得出来。到最后《鹿鼎记》中韦小宝风生水起，顾炎武等人寄希望于小流氓振臂一呼，更是触及了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运转密码。陈世骧先生曾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我完全认同他的看法。也许每个人看金庸，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进入新世纪以后，金庸小说随着网络等现代媒体的传播，比以前更贴近大众了。这里说“大众”，而不是“读者”，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影视剧和其他人的转述中去了解金庸的。换句话说，要说金庸的成就，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观察角度。我们不乏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代表各自水准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但这些作家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从来没有谁像金庸一样，他笔下的人物，男女老少，僧俗官吏，我们只要一去想，脑子里就能一下子冒出好多面目各异的形象，个个活灵活现的，好像就在眼前，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熟悉他们，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名字做代号，做形容词，而大家都一看便知，无需多言。这是多有意思的现象！这好像是已经成为经典的古典小说才具备的特色。金庸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人文生活，贡献了这么多艺术形象，我觉得是他对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看一个作家的水准，成功的作品不必说，不成功的作品似乎更值得深究，因为一些不成功的作品里，往往有掩饰不住的天才。即使在相对弱一点的金庸作品里，也常常会有非常精彩的、诗性的片段。好比一个人很完美而又有魅力，就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但一个人有很多不足，却仍然有魅力，其实他的魅力更大，足以抵消那些不足。金庸的作品自然难免种种不足，在相对较弱的作品里就更明显，但他的魅力却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通常把他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整体上来说，我认为金庸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小说，要放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整体进程中去看。我不大擅长做预言，但文学的本质是刻画人性。文学不是科学，几千年过去了，自然科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观念都不同了，但人性是不变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古人和今人都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只要写好了人性这种永恒的东西，他的作品就有生命力。金庸曾说：“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就很满意。”我也希望金庸小说这样美好的作品，能够多陪伴我们一百年、两百年。
金庸小说和电影、戏剧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金庸曾经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撰写各种电影评论、戏剧评论。金庸的编剧生涯以及对电影、戏剧的研究，对他的小说创作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严晓星：金庸密切接触电影，可能是在抗战后回到杭州、上海那段时间，接触戏剧当然会早很多。传统戏剧不谈，在他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戏剧早就运用到了教学之中。恰好留下了一个金庸中学时期的话剧活动记录，那是1941年10月10日，在全校举行的文艺会演中，金庸自己编导并主演英语话剧《月亮升起》（Rising of the Moon）。后来，我们都知道金庸曾经因为工作需要，用“姚馥兰”“姚嘉衣”等名字在报上写电影专栏。写了多少，过去没有统计过，在写《金庸年谱简编》时，承蒙好几位友人帮助，整理出了尽可能详细的目录，数量是很惊人的，足够出几本影评集。金庸曾经说过，做记者，不懂就得现学，读了很多电影理论书籍，而且长期看完电影立刻就写影评。有人看了《金庸年谱简编》，抱怨说怎么全是文章发表记录，没有活动记录？其实那个阶段他就是看了写，写了看。香港的长城电影公司与《大公报》等，都是左翼阵营的，金庸也很快地融入了电影业中去，成了跨界的半个电影人，后来更调过去，专业做编剧、做导演。这对他的小说创作影响是很大的。
金庸自己曾经说过，《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躲在牛家村的密室里疗伤一节发生的故事，是话剧的手法。类似的情况，还有《雪山飞狐》，整本小说就像一部话剧，后来也的确有人将它改编为话剧演出了。我相信，如果要将金庸小说的大部分作品或片段改编成话剧，《雪山飞狐》一定是难度最小的。有人注意到，金庸小说，篇幅越长，往往水准越高，其实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场面越大，人数越多，纷争越复杂，他调度起来就越得心应手。我相信这个能力，来源于话剧。
如果要说金庸从电影里学到什么，我觉得第一位首先是要好看。好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金庸小说的节奏掌握得很好，角色分配得当，各自功能不同，谁负责推进情节，谁负责插科打诨，都有讲究。他描写打斗场面，绝不长篇大论，绝不枯燥，一定会把人物的个性写进去；他敢于写一个人叙述某件事，一讲就讲好多页，甚至十多页二十页，但他绝不会一讲到底，中间往往穿插着各种细节与氛围的烘托，切换了很多镜头与场景。他还会常常用电影来讲解自己的小说。有人会觉得《雪山飞狐》像电影《罗生门》，他则会提醒说，《碧血剑》里的金蛇郎君，从未正式登场，而处处感觉他的存在，像不像电影《蝴蝶梦》？“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新，首先是写作思想上新，体现的价值观念新，当然也要写作技巧新。虽然后来的绝大多数武侠小说都被统称为“新派”，实际上很多是新得有限的。以话剧、电影的手法入小说，可能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已经常见，但在武侠小说里的确令人觉得新颖。
香港电影研究者蒲锋指出：金庸编剧的影片，有些还与他后来创作的小说存在渊源，例如讲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的《绝代佳人》中，信陵君与如姬两情相悦，但好色的魏王垂涎如姬美色，召她入宫为妃。信陵君为了魏赵两国安危，把心爱之人送到王兄手中。如姬纯洁刚烈，最后以死殉爱。《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香香公主与乾隆的关系明显脱胎于《绝代佳人》。可以说，金庸在编剧时期的创作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
金庸以“林欢”为笔名编剧的第一部电影《绝代佳人》海报
金庸自幼就喜爱西方文学，也有研究者指出，他小说中的人物、情节颇有一些借鉴西方文学之处，对此您作何评价？
严晓星：与影视、戏剧相同，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在金庸小说中也都有投射。在金庸成长的年代，西方文学已经对中国文化与教育界产生了普遍的影响。金庸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就曾特地谈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大仲马是金庸极其熟悉而且经常被拿来比较的例子。另一位武侠小说家古龙曾提到《书剑恩仇录》里周仲英杀子情节是借用了梅里美的小说，还有人提出《连城诀》里杀人后将尸体砌入墙里是爱伦·坡小说里出现过的。刘国重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对这些做了更完整和细致的整理、分析。新派武侠借鉴外国文学，不是金庸一人独有，古龙借鉴过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梁羽生借鉴过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是否成功，我觉得首先要看嫁接、改造得是否符合中国的人文环境与人物心理，不能突兀、别扭，以及借鉴的部分在作品中的比重。像梁羽生《七剑下天山》套用《牛虻》的整体性结构，不免在价值上打了许多折扣。
再比如，金庸曾经一再表达过汤因比《历史研究》对他的影响。汤因比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挑战与应战”，即世界的各种文明都是经过了不断挑战，适应了一次又一次挑战而胜利的，才生存了下来，没有适应的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难将这一观点与金庸笔下的很多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对应起来。当然，中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比如孟子说“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我相信，以金庸对《历史研究》的服膺程度（熟读并动笔翻译），他更多的体验来自汤因比。别忘了，从初中开始，金庸自己也是在磨难与挑战中成长起来的。1946年抗战的阴影刚刚散去，中华文明能否复兴？经历过战乱，九死一生的金庸，感到非常迷惘，正是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解答了他心中的困惑，令他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
金庸小说也不断被翻拍成各种影视剧，每个版本都会对金庸小说的剧情做出改动。您怎么评价这些影视剧中的改动？回看这些影视剧，您觉得哪个版本最好？
严晓星：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刚刚“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有朋友问我：“这里面有多少高罗佩？”我答：“百分之二吧。”我是比较倾向于“原著党”的。不过，我也充分理解小说与影视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表现手法不一样，各有长短，适当的改动是必须的。可是，有一些改动，在我看来并不成功。据说好莱坞有一个编剧理论，就是一部剧的主人公，必须在多少分钟之前就出场，否则观众就会失去耐心。这个理论当然有道理，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啊！比如《笑傲江湖》，主人公令狐冲出场是很晚的，一开始甚至会让读者误以为林平之是主角，后来大家聚在一起，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令狐冲，甚至为此产生冲突。令狐冲人还没有出场，气氛却拉得满满，这是一部大作品的开头。就像《冰与火之歌》第一季结尾，我们都以为是主角的史塔克，忽然就被斩首了，这部剧的主人公到底是谁？恐怕等看完第二季，观众也还是猜不出来的。但在张纪中版本的《笑傲江湖》里，令狐冲马上就出场了，这有什么意思呢？
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太多太多了，不知道有朋友做过统计没有？我在写《金庸年谱简编》时，只挑选了一些比较重要、比较特殊的记下来。如果专门记录，大概也足够成为一本书的。每个影视版本都会对金庸原著做出改动，但往往“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面对整体性很强的小说，影视改编如何取舍，如何以影视语言阐释原著神韵，让人物、情节和神韵相得益彰，首先是横亘在编剧们面前的难题。
说到金庸影视剧，香港无线电视台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当时香港正在进入回归过渡期，《射雕英雄传》饱含的国族想象及身份认同，与时代思潮不谋而合。对很多人来说，几乎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我对这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也很有感情，印象也最为深刻。什么叫万人空巷，我十岁的时候真是见识到了。只要《射雕英雄传》一开播，马路上的行人立刻变得寥寥无几。但是不是这个版本就真的最好？那显然不是。首先，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看过同类型的电视剧和武侠作品，那种汹涌而来的新鲜感，面对时代大潮的澎湃感，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与其说我们喜欢这部电视剧，不如说，我们在它身上投射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其次，这部剧的主要角色和主题歌很出彩，又是一大原因。第三，在此剧播出后不久，传来了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自杀身亡的消息，这对还沉浸在电视剧中的观众来说，震撼太大了，自然也更难忘怀。感情尽可投入，评价还须客观。就黄蓉这个角色而言，翁美玲当然演得很好，但2003版的周迅（我认为她是七〇后女演员中最杰出的，而任素汐是八〇后女演员中最杰出的，这是题外话）、2017年版的李一桐也可圈可点。
我最喜欢的武侠电影是何平导演的《双旗镇刀客》，金庸小说影视剧的艺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一部能够赶得上它。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越是好的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就越容易失败，反倒是不属于第一流的文学作品，改编起来容易成功。金庸小说似乎印证了这个观点。相对较好的，是1987年上映的《江南书剑情》与《戈壁恩仇录》，是根据《书剑恩仇录》改编的，导演是我很喜欢的许鞍华。有意思的是，我们提到许鞍华，就会想到她的许多代表作品，如《投奔怒海》《客途秋恨》《女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天水围的日与夜》等一大堆，就是排不到《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但就是排不进她的代表作名单的作品，却在无数金庸小说影视剧里成为佼佼者。有一点可以提一下，金庸本人，这位原著作者、资深的电影导演和编剧，亲自参与了《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的剧本写作，大概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我们想想美剧《冰与火之歌》吧，马丁老爷子参与编剧的部分何等精彩，当他撒手不管后，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如今，金庸已不可复得，那么要看到更好的金庸剧，只好期待来者了。
《戈壁恩仇录》剧照
金庸小说中的典故、名物研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您的《金庸识小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您怎么评价金庸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典故，它们对小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严晓星：在提供娱乐与表达作者的价值观之外，金庸曾经提到过中国古典小说还承载了一个功能，就是普及文化知识。武侠小说脱胎于传统侠义小说，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将他渊博的知识不动声色地“化”入其中，是完全有意识的行为。不过，以“赅博”见长的古典小说名著，作者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炫耀的欲望，会忍不住在小说里连篇累牍地堆砌这些知识，《绿野仙踪》就是最著名的代表。我同时还是一个古琴爱好者，前不久发现一本清代小说里描写弹琴，干脆把一整首曲谱刻在小说里，简直“骇人听闻”。这样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显然为金庸所不取。
我们看《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因《庄子》而悟得“百花错拳”，后面连阿凡提都出场了；《射雕英雄传》中的西域来客欧阳锋手持西方神话里的双蛇杖；《倚天屠龙记》中引入波斯诗人峨默的作品；《天龙八部》中逍遥子嫁接西方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虚竹沿袭鸠摩罗什的故事，叶二娘沿袭诃利底药叉女的故事；《鹿鼎记》中参考《檐曝杂记》设计韦小宝与俄罗斯摄政女王“苏飞霞”的关系……这些情况不一，但大多都是非常巧妙的嵌入甚至融入，绝不拖泥带水，没完没了地“献宝”。金庸在写故事的时候，是很善于掌握节奏、把握分寸的大师。
有一些略长的交代看似枯燥，但在小说中其实是必要的。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杨逍请教“本教”的常识，杨逍就讲了一遍，是通过两个人的对话来表现的。小说写到这里，连主人公都成了明教教主，总要对江湖上名门正派人人谈而色变的“魔教”有一番合情合理的“洗白”吧？如果没有这一节，下面的故事就很难顺畅地展开了。就好比《冰与火之歌》里，小恶魔被冤枉谋杀了乔佛里国王，逃离君临城时被弟弟詹姆斯追上，两人有一段很长的对话。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段对话如何如何枯燥。不，这段对话一点也不枯燥，它讲的是人无力掌控自己命运的绝望与悲哀，是对翻云覆雨的命运之手的控诉。在紧张之极的逃命过程中，忽然静下来，从未交心的兄弟俩坦诚长谈，从此奔赴不同的前途。这是大手笔。
我曾经写过，《倚天屠龙记》里对明教的叙述与描写，金庸肯定参考了吴晗的论文名篇《明教与大明帝国》。在《金庸识小录》出版之前，我曾经把这段文字寄给澳洲的柳存仁教授。他回信表示反对，说吴晗引用的材料人人可用，无法断定。我是柳先生的读者，从他的文学与学术作品中都获益甚多，但这一条却很难苟同。《倚天屠龙记》里引用的部分，与吴晗引用的完全一样，吴晗论文中的观点，从张无忌的嘴里说出来，金庸应该是来不及去检索原始材料，直接拿来使用了。钱锺书先生也曾根据钱仲联先生引用的一段文字，推断这段文字不是直接引用，而是从自己的《谈艺录》里转引的。
《金庸识小录》中的篇章，绝大部分是我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完成的（后来增补过几篇）。那时候基本没有网络资源可以利用，能读到的书也很少，但可能当时这么写金庸的人很少，显得有一些特别；我又早早将它们放在网上，流传得比较广（当然也方便了一些人的抄袭），有一些我最早提出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金庸爱好者的常识了。这本书出过中华书局和四川文艺出版社两个版本，后者增补了几篇，谓之增订本，但同时又被删去了几篇，其实也不全。按照现在的条件，这本书完全可以写得“渊博”一些，但我觉得没必要了。那是真正读书来的记录，趣味是第一位的。倒是偶尔看到有读者不屑地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我知道的”，我心里会默默说，其实你知道的就是来自这里呀。说真的，还是挺高兴的。
胡文辉说，《金庸识小录》看到了“历史与文化的碎片”。我的想法是，复原金庸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把你研究的人读过的书读一遍，是接近他内心的重要法门。同时，排比金庸的事迹，把他经历过的事想象一遍，也是另一重要法门。所以我才会写《金庸年谱简编》。
《金庸识小录》《金庸年谱简编》书影
以前有一个说法，说了几十年：海外华人鼓励下一代读金庸小说，既培养他们的中文基础，又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概念。这些被家长要求读金庸小说的小朋友们，现在大概也都是白发苍苍了吧？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要求下一代继续读金庸呢？
1994年由三联书店推出的《金庸作品集》，应该是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金庸小说版本。而在2005年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在大陆首次联合出版的《金庸作品集》（新修版）中，金庸为了弥补小说情节漏洞，做了很多改订。但是有不少金迷将“三联版”和“新修版”对比后指出，可能是由于作者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加之作品发表已久，最终呈现出的结果是，一些根本性的情节漏洞一旦改动会全篇垮塌，只能保留，其他的情节漏洞，则不免顾此失彼、改大忘小，难以尽数弥补，甚至还增添了新的漏洞。此外，有些情节变化，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离开段誉，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您怎么评价“新修版”？
严晓星：金庸的作品，他自己一有机会就修订。现在我们通常说第一次修订、第二次修订、最终修订等等，其实他的每部作品修订次数还不一样，大体上可以分成旧版、修订版和新修版三大体系。可见在金庸的内心，他是把自己的小说作为“不朽之盛事”来看的，他晚年花费偌大的心力新修小说，就是为了助推自己作品更好地完成“文学经典化”。现在关于“新修版”的争议，在四十多年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最终的结果是修订版代替了更早的旧版，我们八九十年代以至于新世纪初阅读的，都是这一版本，包括三联书店版。
金庸能不能修改自己的作品？从法理上来讲，他是著作权人，当然没问题。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的小说影响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华人的集体记忆了。他一旦有改动，就是改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记忆，当然不得不慎重。七八十年代那次修订的争议很快平息下去，我觉得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当时金庸尚在盛年（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所以那一次的修订，整体上得大于失，而且是远远大于失，甚至有一两部小说堪称脱胎换骨，如《白马啸西风》等。第二，八十年代初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内地，内地人口众多，一下子就成为金庸小说最大读者群体，远超港澳和台湾地区及海外，而大陆读者首先接触的就是当时修订过的版本，在接受心理上不存在排斥情绪。所以，新的主体记忆形成，这次修订的争议很快就过去了。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二十多年里，金庸小说的价值越来越为中国知识界所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经常有人指出小说中的不足，主要是一些瑕疵。金庸是很在意的，接受或不接受，他有自己的决断。在我看来，金庸小说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大部分作品已经不需要大改，有几部作品再怎么改也不可能有本质的提升了，换言之，整体上填补漏洞就好。你说得很全面，这时候金庸年纪已经很大了，虽然他洞察人世比从前更加深刻，但人到老年，学识虽长，才气已消，文学创作殊为不易。在此时出手修订，风险很大，而事实上，也的确是有得有失，得失参半。就漏洞而言，还真有填补一个，又多了几个的情况。
不过，具体到某些情节，如黄药师爱上梅超风，王语嫣离开段誉，不能说全属失败。黄药师对梅超风的感情，在原先的版本里是有一点痕迹的，现在写得明显一些，是很好的性心理学的例子，丰富了黄药师“礼法岂为吾辈而设”的形象。王语嫣从小与表哥慕容复一起长大，长大要嫁给表哥是她不变的人生方向，段誉苦恋她而一度相伴，其实只是偶然的机缘。在这里，王语嫣的形象是很普通的，并没有特殊的光彩。但离开段誉就不同了，你可以说她是深陷情海不能自拔，也可以是看到慕容复的现状想起了自己的初心，“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主题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天龙八部》三位主人公的感情，萧峰是全然失去，虚竹是得到，段誉是得而复失，互不重复。我觉得是成功的。
假以时日，“新修版”有可能取代“三联版”，成为金庸小说的“正典”吗？
严晓星：这个问题首先关乎未来书籍的传播方式。比如，金庸小说最初在报纸上发表的版本，经过爱好者的辛勤劳作，现在在网上已经可以看到了，未来也许会出现授权的旧版《金庸作品集》（据说在洽谈授权中），从而完成金庸小说三大版本的闭环。即使金庸授权的“正典”不停出版，塑造一代新读者，但旧版已经无法消灭。其次就是作者的著作权是有期限的，一般说来，中国的著作权保护终止于作者去世后五十年，那么理论上讲，四十多年之后，只要有出版社愿意，即使没有授权，仍然可以出版任意版本的金庸小说。这种情况，类似于现在很多出版社出鲁迅著作。
“金学”发展至今，已然蔚为大观。在您看来，其中有哪些重要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对我们了解金庸其人及其作品有着怎样的助益？
严晓星：“金学”能不能成为学，也有人质疑。我觉得不必太较真，有一点娱乐精神比较好。就好像“红学”一开始也有些调侃的意味，后来才认真起来。我手边有一百多种“金学”书，一定是很不完整的。这些“金学”书里，有研究性的学术著作，也有非学术的其他著作。我们没必要按“血统论”来评定高低，学术类的不一定就比非学术类的更有价值，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严家炎、陈墨、傅国涌、刘国重、杨晓斌这几位，贡献都很大。我还比较注重倪匡、温瑞安、杨兴安这三位的随笔。因为倪匡、杨兴安与金庸都有过密切接触，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金庸；而倪匡、温瑞安又都写武侠小说，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金庸小说，也一定能言人所不能言。近年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香港邱健恩、邝启东两位合著的《流金岁月：金庸小说的原始光谱》。这是一部关于金庸作品版本学的巨著，用友人高山杉的话评之，是“这本书结束了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将金学整个提高了一个层次”。
我个人最喜欢的，无疑是新垣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与《剑桥金庸武侠史》。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印象，网上曾经流传着一篇几位西方学者关于金庸小说的对话，其中有真知灼见，有文化隔膜，有各种有趣的误解，令人忍俊不禁。很多人以为是根据真实发生的场景整理翻译出来的，其实，这只不过是新垣平的游戏之作而已！学术人幽默起来，真是“泼天的”精彩。
《剑桥倚天屠龙史》书影
大凡中国学术界和身处边缘的文史爱好者，当然都明白《剑桥中国史》对中国文史界的影响（后来还有《剑桥中国文学史》等，已显出“祛魅”的迹象）。作者将金庸小说世界当作真实发生的历史来叙述，已经是一奇；用写学术专著的形式改写金庸小说，又是一奇；再模仿翻译体，大秀翻译腔，更是奇上加奇。当我们熟悉的人物与事件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也促使我们反思，我们熟悉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虚构和真实、光明与黑暗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我们能看到有意的叙述偏差，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认知；能看到行文中常见的低级翻译错误，比如“铁钢琴先生”，不由得会心一笑；还能看到引用伪造的文献，那一定是得到贾府二爷的真传了。作者的概括能力、调度能力、想象能力、弥缝能力都很强。在《剑桥金庸武侠史》里，他把金庸小说完整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段源流清晰、煞有介事的中国武侠全史。你可以说，《剑桥倚天屠龙史》与《剑桥金庸武侠史》都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但这里面又时时流露出对历史的反讽，对文化壁垒的调侃，对现实的关怀，这是很多严肃认真的著作也做不到的。我相信，新垣平所揭示的一些微妙之处，其实正是金庸想表达的，有的甚至是金庸自己都没想得那么清楚，而被他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金庸译作《最厉害的家伙》书影
未来还有哪些等待填补的金庸研究空白？
严晓星：说起等待填补的金庸研究空白，我倒是更关心小说之外的金庸著作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这是一个比小说更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憧憬，将来要出版收录电影剧本的《剧作集》，收录翻译作品的《译文集》，收录影剧及曲艺评论、序跋、讲演以及其他散文、随笔的《随笔集》，收录写给他人书信的《书信集》，如果时机成熟，还可以编纂收录社评与政论的《政论集》。这些加在一起的篇幅，可能两倍于小说全集，艰难可知。但我相信这些事情迟早会有人做的。最近新拍的电视剧《金庸武侠世界》千呼万唤，大概快要出来了（是在等3月10日？），看上面这些不同的“集”，金庸有很多个“世界”，不独武侠啊。这些世界汇聚在一起，才是更完整的金庸。所以，“空白”不是等待填补的一小块，而我们研究的才是需要扩展的一小块，此外皆是空白。
（本次采访得到了深圳曾伯凯先生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