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的去留徘徊

杨树达标准照,摄于1952年


杨树达日记第四十六册原稿封一


看《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如书名所标明,实际上是杨树达(遇夫)先生一生所记五十一本日记中的两本,第46和第50,其余全本都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还没整理出版出来(据说2024年6月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是留在家属手上的复印本,由遇夫先生的后人、曾孙杨柳岸点校加注出版。应该说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一是两本日记恰好覆盖1948-1949年、1952-1953年这段巨大变动的年代,日记主人公作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大知识分子,置身其中,多有记载,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二是日记整理者的身份、学识是担负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

我们知道,日记整理注释难,不是一般的难,哪怕相隔只有几十年。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随手记的,很多也是私人事务,人名众多,写法各异,缩语、略语、私房话,不是身边非常熟悉的人,往往无法理解。何况大多数涉及的人都是史书不载的人,时过境迁,无从考证。注者杨柳岸是遇夫先生的曾孙,他祖父杨德嘉是遇夫先生的“满崽”,长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杨逢彬是杨树达先生的孙子,在祖父去世后跟祖母生活很长时间,对遇夫先生生前的心态好恶、故交亲疏、人物臧否、生活习性都耳熟能详,这些传达到注者的很多,能帮助他在解读日记的时候如对故人。杨柳岸在学习专业的选择上也继承了曾祖父的衣钵,选择历史文化,使得隔辈交流理解成为可能。

我感兴趣的是52-53年这一段历史记载。因为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高校大裁撤、大合并,高校的教授们命运经受了一场洗礼。当时遇夫先生是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而湖大面临调整取消的命运,他自己在新时代的发展也处在何去何从的选择之中。虽然他跟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如毛泽东、徐特立有特殊交情,跟其他将领高官也多有师生关系,承蒙省委重视,邀他担任了省文史馆的馆长,但他更在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

院系调整,老校长李达1952年去了武汉大学,湖大的文科教授们普遍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去武大,二是留下来,分到马上要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三是去更远的地方,对他来说就是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古史所。想来遇夫先生还是愿意去北京工作的,这不仅与他早年在北京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有关,更与他和最高层的关系有关。从日记看,他关系最好的两个教授、三天两头要见面的,是王啸苏和马宗霍,这两位无论学养还是脾性跟他都很对付。这两个大儒,都留在了湖南师范学院,成为后来师院中文系的发蔸之本(另一位学者骆鸿凯,也就是羊春秋、马积高的亲承导师,好像跟杨、马都不太相投)。

1953年7月13日得到消息,当时的湖大历史系几位教授,汪诒孙、姚薇元配武大,何丽生(竹淇)配中山,遇夫先生留在湖南。到这时他留下不动的消息得到了确证,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的。他湖大的学生周学舜和高敏,院系调整去了武大,来看他的时候还“以余不往武大为恨事”。7月23日,负责师院筹备工作的涂西畴从武汉回来,“告以在汉口开会时,李鹤鸣(达)主余到武大,后决定从余意留师院云”。到9月底10月初,走的走了,送别“公饯”宴也参加了,来的也来了,面对这样的动荡,先生的心里会有所触动吧。

1953年10月28日,湖南师范学院成立,他也参加了成立大会,程潜代表官方参加活动,他还“陪谈一刻”,也参加了招待午饭。其实他心里并没有定,各种来人和消息仍然扰动他的心思。26日,他原来的学生,时武大中文系副教授刘绶松来,后又“劝余去武大”。29日,接“六儿书告,在京见峻侄,云京中人决定邀余入京工作,任研究指导,培养新进云云,惜不知其详也。”第二天他就写信给“峻侄”了解其详。武大和北京无疑象征着更好的研究条件、更高的学术地位,是有诱惑力的。

应该说,刚刚挂牌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是拿出了十二分的诚意,院、系领导多方慰留。1953年9月11日,邀去至善村看新房子,解决生活困难。10月26日,遇夫“作信告师院,暂不授课”。考虑到遇夫先生年事已高(69岁),他湖大的老同事,现在已调入师院工作的孙秉莹、皮名举31日多半是奉旨来家,对“不授课”之事表示理解。遇夫先生在日记中对他们代表学校的表态有所记载:“先生不必以不授课而支薪介意,积学者贡献研究,同一有裨于文化,不应与寻常人一例;如研究上有何需要,学校当尽力支援;寒假后容可派一助教相助云云。余云甚感学校此种厚意,以后当努力从事研究,答此盛意;助教如有困难,甚望派一写手,买书事亦望校方相助云。”11月1日,师院副院长涂西畴也来家,再申善意:“言苏联教授不一定上课,请勿介意。遇老在此,足为多士楷模,其作用不必在上课。”遇老听来“其言甚大,余不能当也”。

虽然如此,北京那边又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促遇老入京,频繁有消息传来。11月2日记载:“《历史研究》事由毛主席发起,郭沫若提名。余名已被提出。”11月6日记载:“峻侄书言,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从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据峻所知,见邀者除余外,尚有陈寅恪、顾颉刚云。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不管老先生如何表白不关个人,领袖对专业的重视和自己被首先提名,心里肯定是受用的。但此事过去一个多月,没有了消息。到1953年的年底,遇夫先生的侄女彭慧直接问郭沫若遇夫先生入京的事,日记中有记载:“郭复书言科院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自兼所长,当请余入所从事研究,不日即成事实云。自十月末有此说,后消息杳然,心疑其容有变化,得此事乃确定无疑矣。”这一回终于得到了准信,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自己去还是不去两说,那边要自己是确定无疑了。

杨树达与王啸苏从时务学堂同学开始,相识相知,是一生的好朋友,马宗霍也是他的密友,三个人此时都供职于岳麓山下,走动异乎寻常的频繁,日记中多有记载。但是关于他赴京之事,到底从命与否,他们的看法如何,在日记中却未有只字提及。倒是在1954年1月8日记载,自己的多年老友、任教于明德中学的陈毖涛“力主余入京。谓系报国之事,所见甚大”。此后一直到2月中旬过年,入京之事未再被提起。

正式的商调,发生在1954年2月24日,“涂西畴来,言京中有电来,邀余到科学院,询余意见”。紧接着“午王平默(王学膺,王啸苏之子,湖大农业经济系教授)来,见示公文,非电也”。这时候“余云,年老不能多受约束;书籍颇多,房须能容纳家口六人,一预备令娴女来京也”。见到正式“商调函”了,遇夫先生才提出了年纪大不能坐班,家里人口多,书籍杂物多,房屋少了不够住的担忧。其实,京中房屋吃紧的问题,早在十几天前“峻侄”就提起过,“科院觅屋不易,余或当以科院名义留湘工作,如此亦佳”。思来想去,科院挂个名头,不必搬家,也不必上班,在家里搞研究,确实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其实,遇夫进京之事反反复复,一时要去,一时无房,传话的声音各异,权威的直通信息皆无,本身就是非常蹊跷的。这还要从遇夫先生的学术地位、他跟领袖的特殊关系(他曾是毛的老师,跟毛多有通信甚至抱怨过在北京出书遇到的阻力)、以及他跟郭沫若的关系来找原因。遇夫先生的专长是古文字学,也就是所谓“小学”,用现在的话说叫“识字达人”,在这方面他有“神州第一人”之誉,而郭沫若虽然是一个作家、诗人,但在学术上立足的本钱,也是“认字”,从研究甲骨文开始,奇峰突起。

遇夫先生对郭沫若其人来说,读《杨树达日记》,可以看出:无一处肯定、无一丝好感、无一点相助!《日记》中提到郭的地方有30多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出他的错误,二是品评他的为人,三是沟通协商自己的出书并怄气。首先在辨误方面比比皆是:“郭说郑僭称王,说不足信”(49.12.31);“‘和’即田和,而郭沫若以为陈乞,大误”(49.3.1);“如此,郭沫若所题‘大’‘小’适得其反”(53.1.7);“郭认识能力固远过陈梦家,而学问荒疏”(53.6.23)。关于出书的纠结,在于1952年他刚刚写就的《积微居甲文说》,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求审查出版,但不知何故,一年没有音信。老先生去信询问,那边找人再审,回话了,“编局书告,《甲文说》只选十篇,浑蛋,浑蛋!”(53.3.24),用湖南话说就是遇夫先生一个人在家发了“甲脾气”。《甲文说》他写了70篇,那边回话说只有10篇可用,岂不是把他在甲骨文以及古文字研究中的地位彻底否定了吗?这羞辱堪比当众打脸。

遇夫先生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兜圈子,直接找社科院的领导郭沫若要说法:“连日为《甲文说》事颇懊丧,以余胜意颇多,而浅薄者不能认识,不知以后应如何办也。夜中思此,决定再精简好直寄郭沫若,请其审查决定”(53.3.28)。尽管如此,3月31日他还是“草与毛公书”,估计也要一吐胸中的块垒吧,免不了又告了一个“御状”。到6月中旬,郭有信来,指明删去某篇某篇他认为有误的,理由是“大率孤文单证,且亦无关宏旨。汰之无损于意例,存之不易以征信。”(《积微居友朋书扎》110页)语气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遇夫先生虽然心里不服,但既然说了请他审定,也不能完全不从,只得违心地删去几篇,并没有完全照办。最后先生把被迫淘汰的十余篇编为一册《甲文馀说》,“郭沫若谓,当汰去出版。既由彼掌握,无法抗之,余当别印行之”(53.9.23)。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北京的去留绝不是一件容易抉择的事。遇夫先生正式下定决心,是在1954年的3月了。3月1日,“晚行,触火钵,以右肱着书案,幸未僵仆;神经震动,尚未觉也。”这一天,他在家里脚触到火盆,幸亏右手臂撑住书案,没摔到地上,但是受一惊吓,连续几日卧床不起。后医生来量血压,176/134,连写字都是由夫人张家祓代笔。至此,遇夫先生完全杜绝了赴京的念头,“京行决止”。

3月15日,“移居至善村”新屋,家安顿下来,心也安顿下来了。有师院的同事助教来帮忙搬家,连续几日有文史馆的同事和学院的同事来祝贺和“留午饭”,想必已进70的遇夫先生已经完全接受了留在湖南、终老湖南师范学院的命运!

真正让遇夫老心里完全想通、为自己回绝赴京之邀而庆幸的,我觉得是他得知另外一个受邀的广州好友陈寅恪的决定。3月28日,他收到已去武大的教授姚薇元的信,说到了陈寅恪的类似情况:“云寅恪以多病,辞不北行,举陈垣自代;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

陈寅恪先生不久又给杨树达先生来一信,信中“以畏人畏寒,故不北行”。两位老学人的出发点和抉择,何其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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