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齐云山一年中最冷清的时节。前几日山上罕见地下了冻雨，压倒了不少树木，路面上也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只能暂时封山。我到达齐云山后不得不等了一天，待山路上的冰清理化冻完毕，才终于坐索道上了山。
从汪美红居住的岩脚村看到的齐云山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摄
刚下了缆车，我就接到了汪美红的电话。这才刚刚解除封山，她就迫不及待地要上山来看看，担心她的“挑山女”茶馆也受到了冻雨的侵袭。不多时，便见到汪美红出现在索道的出口。她穿着胶鞋，肩上挑着十几瓶矿泉水，手里也拎着一些。我试图帮她分担一些，做了二十多年挑山工的她连忙摇头拒绝，在重负中还腾出了一只手撑伞，带着我向她心心念念的茶馆走去。雨中的山路依旧湿滑，她的步伐却很稳当，遥遥领先地走在我前面。
汪美红站在“挑山女”茶馆前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摄
一路上汪美红时不时停下脚步，望着那些被冻雨压倒的树叹息。发现一棵老树安然无恙后，她又面露喜色：“我这两天一直担心这棵树会倒，还好它挺住了。”多年来在齐云山上讨生活的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山路一转，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间古色古香的小屋，木质结构，顶上铺着瓦。这便是汪美红的“挑山女”茶馆。我们拾级而上，走近茶馆，它看上去并未受到风雨的影响。我替汪美红感到庆幸，正准备开腔，就见她快步上前卸下木门，立刻进屋开始忙活起来，投入到她被天气打断了几天的生意里。
前一天在汪美红位于山下岩脚村的家中见到她时，她还一直念叨着想快点上山看看店里。“这个季节也没什么游客吧，不必急着上山。”当时的我如此劝慰道。而此刻，还没等汪美红收拾好店里，就有一群香客走过来，跟她购买商品。“这些香客经常来的，风雨无阻。”送走他们之后，汪美红说。看来是我低估了这座道教名山的吸引力。而汪美红的勤劳，总会给她带来回报。
汪美红在家中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摄
接受采访去过许多地方，始终没有离开齐云山
“挑山女”茶馆，早已成为了齐云山上的名景。十年前，由于齐云山通公路后挑山工这一职业被逐渐淘汰，汪美红的年纪也不允许她承担过于繁重的劳动，她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了这间小店，向过往的游客卖卖茶水、零食和旅游纪念品。
当时以她为原型的沪剧《挑山女人》已火遍大江南北，汪美红也频频接受全国媒体采访，不止一次走上央视的舞台，甚至出现在《新闻联播》上。那些为汪美红的故事感动落泪的人们，慕名来到齐云山，有人会买瓶水表示支持，跟她合影；也有人会一言不发，抱着她哭泣不已。茶馆的墙上，挂满了汪美红这些年来接受媒体采访的照片，其中不乏与著名主持人的合影，以及沪剧《挑山女人》的剧照；还有一副笔法行云流水的对联：“爱盖横江水，肩担齐云山”。汪美红说，这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先生写给她的。
“挑山女”茶馆里，挂满了汪美红上节目的照片，以及她的故事介绍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摄
“挑山女”茶馆里，一位老先生为汪美红写的对联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摄
汪美红说，自己出名后去了很多地方。光是北京就去了九次；有个公司来齐云山团建见到她之后，去哪玩都要叫上她，于是她也跟着去了四川、云南等地。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西安，对西安的名胜古迹念念不忘；而北京，更是出于上节目接受采访的缘故，去了九次之多。
“不想再出去了，太累了。”回顾完旅游经历后，她说道。去了那么多地方，她却始终没有离开齐云山，即使儿女都已长大离家，也没有离开这里。
“我对齐云山真的有感情的。每次在家里呆着没上山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都少掉了一块。山上空气真的很好，没生意的时候，我在门口吹吹风都好。”汪美红说。尽管寒风刺骨，多年劳作而关节受冻就疼痛的她，坐一会就得打开电暖盆取暖，但她飘动的发丝后面的双眼，依然饱含着对这座山的深情。
沪剧《挑山女人》让无数观者落泪
1994年，汪美红的丈夫在一次捕鱼时不慎落水身亡。当时她患有白化病、双眼几乎全盲的大儿子才四岁，一对双胞胎兄妹不足两岁。为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汪美红毅然干起了只有男人才干的挑山的活，成为了齐云山上唯一的女挑夫。多年来，她风雨无阻，艰难跋涉在陡峭的山路上，磨破了120多双解放鞋，用断了50多根扁担。她用顽强的精神和执著的母爱，把一对双胞胎儿女送进了重点大学；也培养大儿子顺利在上海找到了一份按摩的工作，得以自力更生。
纪录片《挑山的女人》中的汪美红
汪美红的感人事迹，被上海宝山沪剧团改编成为沪剧《挑山女人》，热演九年，斩获了22个重要文艺奖项；而后又被搬上大银幕，成为了沪剧史上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2019年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它还被多个地方剧种搬演、移植，河南豫剧、广西壮剧、山西蒲剧、安徽黄梅戏都推出了自己的“挑山女人”。经过多年的传唱，汪美红的故事令无数中国人感动落泪，她也成为了齐云山上的传奇。
2012年，沪剧电影《挑山女人》首映时，邀请汪美红前去观影。“很多事情我本来都忘了，这部片子把它们重新翻出来，看得我都忍不住哭。当时每个座位上都放了纸巾，没有人看了能不哭的。”汪美红回忆道。
纪录片《挑山的女人》中的汪美红
“这个原型，她其实比我们写的戏还要苦。”在这部影片的相关纪录片里，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说，“她的公婆到现在都不睬她，多少年了，到现在都没有和解。整个宗族，就是他们村里人都是把她拒之门外的。”
村里人的排挤与恶意，也是采访中汪美红反复提到的事情。在央视现场，一位基金的代表人深受感动，当即决定捐赠30万给像她一样困难的母亲。这笔钱并没有直接给到汪美红，却招致了村里人的嫉妒。“他们看电视只看了头没看到尾，以为我拿到了这30万，就眼红得不得了，马上叫我的公公婆婆来找我要钱。”汪美红说，“我也不靠人家施舍，钱要靠自己赚。”
也有村人故意找她的茬，把她家后门口的路拦着不给她走。她只好又跟人买了一点地，开了一条新路。
对于身边源源不断的恶意，汪美红起初也曾愤怒，而现在已经学会不予理睬。哪怕村人在电视台采访的镜头前大声造她的谣，她也假装没听见。“我以前脾气也很暴躁，但现在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放下。跟这些人吵没有意义。”对于自己曾经的苦难，她只是淡淡道，“不怨别人，都怪我的命不好。”
“一个孤独地面对自己的苦难的人”
前往齐云山之前，我曾致电沪剧《挑山女人》中扮演汪美红的演员华雯。谈到对于汪美红的印象，华雯说：“我觉得她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孤独地面对自己的苦难的人。”
纪录片《挑山的女人》中，汪美红在菜地里忙碌。
相比过去遭受的苦难，汪美红更愿意谈论当下的生活。而她身上的光环，并不能替她解决生活中源源不断的难题。她其实并没有完全结束挑山工的生涯，疫情几年没有游客的时候，她无法依靠茶馆维生，一度重新扛起了沉重的扁担；她的母亲瘫痪在床十几年，她每周都要回另一个镇上的娘家一两次，跟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她，一直到2022年母亲去世。
尽管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各自在大城市找到了立足之地，但谈起他们，汪美红依然有操不完的心。她说到双胞胎中的儿子忙于做工程，“一开始晒得黑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儿子现在也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紧巴巴地在合肥买了房。她无法亲自前往合肥照料孙女，虽然自己也过得拮据，但还是会坚持每个月给儿子打2000块钱，以尽到祖母的义务。
汪美红与三个儿女的合影，纪录片《挑山的女人》截图。
她也牵挂远在浙江当医生的女儿，忧心她尚未结婚，独自在外打拼艰难，希望她能调回家乡，母女俩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女儿打给她的钱，她也舍不得花。采访当天，女儿劝她多给自己买两件新衣服穿，她拿着钱去县城转了一上午，还是空手回了家。
说到身患残疾的大儿子，她眉头紧锁，说他最近身体不适，正在住院。
汪美红诉说这些事情时，语气都是淡淡的。这些道不尽的艰辛和苦涩，似乎只是她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事。“汪美红从来不怨别人，我们都觉得她很苦，她自己却觉得这些都很自然。而且我觉得她活得有期待，她对未来充满希望。”华雯说。
“你对未来有怎样的希望？”对于我的提问，汪美红的回答很朴实：“反正老二他成家了，我就不管了。希望老大，还有女儿能结婚吧。希望孩子们都能有所作为，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这样一年盼一年，一年一年过到我老了不能动了就行了。”
疫情期间汪美红重新做起了挑山的工作 受访者供图
儿女都不在身边，很多村人也并不友善，但汪美红不觉得自己孤单，因为身边多少还是有几个能关心陪伴她的朋友，村里镇里的领导也会经常来慰问她。更何况，她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白天到山上经营茶馆，早晚都在家里忙活。她给老房子加盖了一层，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她自己挑上去的，想要做几间民宿，但因为装修得还不好，所以几乎没人来住；她在院子里养了鸡，在屋后的田里种了紫薇树，但想卖个好价钱似乎还有点困难。勤劳惯了的人，不会为一时的困顿而一蹶不振。带我走在家中时，她会不断评价自己的劳动成果，努力想找点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并且不断征求我的意见。
“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成为公众人物。”坐在“挑山女”茶馆里，讲述了一番自己上节目领奖的往事后，汪美红说。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成为公众人物呢？”我问。
“我觉得是因为坚持，”她说，“每做一件事都要坚持，不要这里做两天，那里做两天。坚持做一件事是不容易的。（茶馆）我每天都来，有时候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但每天一定要来。”她认为，哪怕一天只能做一个客人的生意，甚至没有客人只能自己闲坐着，都是有意义的。而店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她自己骑着电瓶车带上山，或者用扁担挑上山的。她不计较利益得失，在简朴的生活中，纯粹地坚持做着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一场修行。
“我挺为自己骄傲的，这就是正能量吧。”说到这里，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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