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博物馆东馆开馆的首个特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正在上博东馆展出。展览汇聚了来自全国28家文博考古单位的363件/套重要古蜀文物，通过“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三大主题向公众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特点以及来龙去脉。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展品为最新考古发现，如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青铜猪鼻龙、竖披发青铜人像、青铜大面具、青铜长发跪坐人像、青铜神兽等。
本文为此次展览策展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嘉麟为展览所撰学术文章《中华文明视域下古蜀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性》，篇幅所限，将分上下两篇予以刊发，此为上篇。通过此文，将加深读者观众对古蜀文明的内涵、本次展览的架构及策展思路的认知。
蜀道 新华社 图
上海博物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展览现场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李白的诗句描绘了蜀地僻远，交通闭塞，长期不通中原的情景。从地理结构来看，四川盆地周围群山环绕，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文化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通过长江流域横贯东西，通过岷江、沱江等水系纵连南北，由此构成一个向心形的地理结构，使得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得以持续不断。这便是成都平原虽然四塞，却能成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种文化因素实现交汇的重要原因。
古蜀文明自成体系，文化传承延绵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王国是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蜀”与峡江地区的“巴”相互融合形成的“巴蜀文化”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影响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地成为秦国的“蜀郡”，最终融入到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体系之中。古蜀文明是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最佳标本。古蜀文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且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
一、古蜀文明的包容性
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的文化多样多元，在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开放、融合、借鉴的文明特质。包容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源动力。新石器时代“漫天星斗”的多元文化逐渐形成了几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区域。四川盆地北部是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区，西部是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文化区，东部是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区，各个地区的族群往来迁徙异常频繁。古蜀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通过吸纳周边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这种在海纳百川中融会贯通，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的文化特性是古蜀文明璀璨夺目的首要原因。古蜀文明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作出重大贡献。
古蜀道
（一）文献与考古
根据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从五帝时代开始长江上游的古蜀人就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发生了密切的交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螺祖。螺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大戴礼记·帝系篇》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螺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华阳国志·蜀志》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传世文献《世本·帝系篇》、《大戴礼记·五帝德》、《山海经·海内经》等也有相似的记载。这些古史传说表明黄帝族与古蜀人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是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族群之间发生交融的直接反映。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疑古”思潮的盛行，这些传世文献长期得不到重视，甚至冲击了以古文献作为中国历史体系的基础。有学者否定传世文献中关于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认为古蜀国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后的事情。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不仅是中国的古史，世界各个古代文明的古史都是神话与历史结合在一起，所有的传说里面一定有史实的“素地”。徐旭生先生同样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不能全盘否定，古文献大都有其历史的渊源，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找出来可信的历史核心”。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就是要充分重视传世文献的价值，将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新的评估。
蒙文通先生考证传世文献中“江水”即今岷江，“若水”即今雅砻江。黄帝二子的传说，反映其族群迁徙的路线正好依循这两条江河的走向。“蜀山”指的是岷山，《汉书·地理志》蜀郡本注：“《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岷江上游的松潘草原直通陇西，这里主要是氐羌系族群的聚居地。《大戴礼记》中“江水”称作“泜水”，大概与氐羌族沿岷江迁徙有关。由此可知，岷江河谷自古以来就是蜀地联系黄河流域的交通要道，氐羌系族群自北向南迁徙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成为古蜀人的祖先之一。
华夏族与古蜀人的交往还体现在大禹的古史传说。先秦以来的文献典籍均称大禹是出自川西北的羌族。《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禹）本西羌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今本竹书纪年》称：“帝禹夏后氏，母曰女喜。女喜背剖而生禹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汉代汶山郡广柔县大体包括今四川汶川、北川、茂县及都江堰和什邡境内一部分。《古本竹书纪年》还记有：“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文献所记的“女嬉”、“岷山女”应该都是南迁至蜀地的氐羌系族群。
图 1 古蜀文明发展进程路线图
从本世纪初开始，岷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发现有了突破性进展，上述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得到有力地印证。（图1）2000年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凤仪镇发现的波西遗址下层遗存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从出土的彩陶器来看，受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外来文化因素占据主体成分。庙底沟类型时期是仰韶文化实力最为强盛的阶段，向外拓展的扩张势力远远大于其他阶段。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人群对应的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族，“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黄帝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
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岷山—龙门山构成了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中段。岷江上游沿河谷阶地形成了几个盆地，茂县盆地是岷江上游地区面积最大的河谷冲积扇平原。2000年在茂县凤仪镇发现的营盘山遗址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是岷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主体遗存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具有较多的共性，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2800年左右。营盘山遗址出土有多件陶质和石质的雕刻人面像，以及表面凿有多个穿孔的石牌形器，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探索古蜀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线索。营盘山遗址的人祭坑为袋状形制的灰坑葬，这种葬俗广泛存在于黄河上游地区。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祭坑中两例人颅骨形态特征与先秦时期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的颅面形态最为相似。这里发现的炭化农作物种子主要包括粟和黍两个品种，属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体系。
图2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高领彩陶罐
图3 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出土的高领灰陶罐
图4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出土的高领黑衣红陶罐
古蜀人为黄帝后裔的历史记忆，与氐羌系族群从西北地区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具有一致性。2009年在四川德阳什邡市东郊回澜镇玉皇村发现的桂圆桥遗址面积近3万平方米，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一期遗存早于宝墩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前2600年左右。其文化面貌与岷江上游以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相近，但是不见彩陶器。例如，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高领彩陶罐（图2）与桂圆桥遗址出土的高领灰陶罐（图3）、宝墩古城遗址出土的高领黑衣红陶罐（图4）非常相似，体现了三者之间文化的延续性。桂圆桥遗址出土的侈口深腹罐，以及附加堆纹的装饰风格与营盘山遗址和宝墩文化也都有着相当密切的传承关系。桂圆桥遗址的生业形态同样为种植粟和黍的北方旱作农业体系，表明这里的人群与营盘山遗址人群可能为同一个族群。
图 5 宝墩文化古城址分布图
营盘山遗址的人群翻越直线距离仅80公里的龙门山进入山前地带的什邡桂圆桥，开启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原点。同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另一支人群也进入成都平原。这两部分人群融合而创造的宝墩文化迎来了古蜀文明的曙光。宝墩文化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是以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和眉山登云古城（图5），以及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温江区红桥村、广汉三星堆等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1700年左右。1995年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宝墩村发现的宝墩古城，是一座由内外双重城垣构成的古城址，总面积达276万平方米。这是长江上游地区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古城，仅次于陕西神木石峁古城、浙江杭州良渚古城和山西襄汾陶寺古城。
宝墩古城的城墙采用斜坡堆筑的修筑方式，这在长江流域的古城址中普遍流行，与黄河流域多采用夯筑或以石砌筑有所不同。在宝墩遗址还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遗存，表明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经传入，古蜀人开始种植水稻。宝墩文化的陶器群新出现了高圈足豆和高圈足盘，这是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代表性器物。1997年在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发现有宝墩文化时期的玉锥形器，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非常相似。这种玉锥形器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物，普遍发现于良渚文化大、中、小型各等级墓葬。仁胜村墓地还发现有玉泡形器和玉旋涡形器，与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些器物和技术通过长江流域从鄂西、川东峡江地区传入成都平原。因此，宝墩文化的主体来自两个方向，一是马家窑文化营盘山类型遗存，二是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存。两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在成都平原相遇、碰撞、融合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图 6 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
宝墩文化的生业模式呈现了从北方旱作农业体系至稻—粟混作农业体系的转变，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的经济基础。水稻种植规模的扩大带来人口的增长，促使群体间产生竞争与合作。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区移动，古蜀社会开始向复杂化迈进。宝墩文化晚期出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和象牙器，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逐渐形成，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例如四川成都温江区红桥村遗址M54随葬有大量的象牙牌饰，在男性墓主人左侧还随葬一根象牙权杖，仗体通长1.04米，上端方形，下端尖头，仗首有握手处。这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象牙权杖，与三星堆遗址的金权杖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M7和M12也随葬有象牙牌饰，有镂空的长方形和亚腰形两种，主要发现于头部及上身周围，推测可能与冠饰有关。（图6）这种崇尚象牙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此外，宝墩文化出现的凹刃玉凿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也得以延续。三星村遗址M7墓主人的腰部出土有喇叭形玉器，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现的同类金器或青铜器相似，甚至还影响到汉中地区。
图 7 三星堆遗址复原图
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高峰，这个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特征发生显著变化。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不是宝墩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而是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综合发展起来的。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都邑，总面积12平方公里，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与郑州商城的规模相当。包括有城墙体系、居住区、作坊点、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古城北侧的月亮湾小城是宫城，规模庞大、布局严整。（图7）青关山宫殿遗址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是西南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三星堆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900年左右，文化遗存分为四期，一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二期至三期遗存为三星堆文化，四期遗存属于十二桥文化。从三星堆遗址二期遗存开始，新出现了一些不见于宝墩文化的陶器群。其中以夹砂灰褐陶小平底罐为主体，还有高柄陶豆、陶盉、陶觚、鸟头把陶杯等。小平底器的数量最多，是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
随着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衰落，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逐渐崛起。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流域文明中心的社会动因。自黄帝、尧、舜以来，黄河流域的“华夏”与长江流域的“苗蛮”两大集团斗争不断。苗蛮集团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学者们大多认为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遗存可能就是苗蛮集团。文献记载有“禹征三苗”，考古发现有荆州荆南寺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江汉地区的扩张促发了苗蛮集团的流动，其中有一部分人经由三峡地区进入成都平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鄂西地区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一支新的文化类型”的“路家河类型”遗存。这个遗存出现了一组比较新颖的陶器群，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以小平底陶器为主，还有细长的高柄陶豆、鸟头把陶器、陶盉等。俞伟超先生认为“三星堆早期蜀文化中大量存在的封口陶盉，最初出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应当是通过三苗的媒介而传入的。”陶盉和高柄陶豆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这些器物可能先出现于江汉地区，再经由三峡地区传入成都平原。
《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徐旭生先生将这场战争的原因解释为三苗不肯遵从华夏族的宗教习俗。《尚书·吕刑》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此外，《伪孔传》有“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国语·楚语》有“三苗复九黎之德”，都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苗蛮集团重视巫教传统，这种巫觋文化在华夏族的宗教观念中就成为了异类。“三苗”族群被驱散迁徙进入成都平原后，他们的信仰观念和祭祀仪式就保留在三星堆文化之中。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祭坛上有一件顶尊的神人面鸟身青铜像（图8），与文献记载恰好吻合。
图8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顶尊神人面鸟身像
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并非是断裂的，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三星堆文化沿袭了宝墩文化的城墙修筑、建筑形态、生业模式等因素。在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新发现一件宽沿青铜尊，与宝墩文化的代表器物宽沿陶尊基本相似。宽沿陶尊在三星堆遗址二期遗存中基本消失，这件仿陶的青铜容器则是本地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三星堆文化的外来文化因素体现在陶器、金器、玉器、青铜器等各个方面，除了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还有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都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此表明，这个时期不仅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同时另有黄河中上游的族群也进入成都平原与宝墩文化的人群开始了第二波大规模的融合，使得四川盆地的族群结构和文化面貌发生巨变。而且，这种交往融合是持续不断的，直到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依然保持着多向的交流。
图 9 金沙遗址功能区分布图
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延续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从三星堆遗址四期遗存开始，三星堆文化开始衰落，这里不再作为都城。古蜀王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开始转移到成都市西北郊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已经发掘2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宫殿区、大型祭祀活动场所的祭祀区、一般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等。（图9）金沙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左右。十二桥文化的陶器群以夹砂灰陶的尖底器为主体，有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等，小平底陶器逐渐消失，新出现的陶簋可能是受到关中地区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金沙遗址开始衰落。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青白江区双元村墓地的发现，成为古蜀文明最后的余韵。
武王伐商，蜀人是周人的八个盟国之一。《尚书·牧誓》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翦商前后，周人与蜀人的关系一度恶化，后又臣服于周王朝。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建筑遗址西厢房出土有周人的甲骨卜辞，H11:68记有“伐蜀”，H11:97记有“克蜀”。首都博物馆收藏有西周中期的班簋，铭文称“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毓、蜀、巢命”（《殷周金文集成》4341）。传世文献和甲骨金文中“蜀”的地理方位，诸家有不同的观点。以前学者大多认为甲骨金文中的“蜀”在中原，与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并非同一个方国。胡厚宣先生有山东汶山说，郑杰祥先生有山东定陶说，杜勇先生有河南长葛说等。在金沙遗址新发现的菱格乳钉纹簋是先周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与陕西宝鸡石鼓山M4出土的菱格乳钉纹簋基本相似。由此可知，商朝末年周文化的影响力已经进入四川盆地，传世文献和甲骨卜辞记载的“蜀”就是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并且，在金沙遗址的农作物中还发现有小麦，应该也是北方关中地区的人群带入成都平原的。
1959年和1980年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共出土了两批青铜器，其中覃父癸觯和牧正父己觯与陕西宝鸡竹园沟M7出土的覃父癸爵、陕西陇县韦家庄M1出土的牧正尊的族徽铭文相同。徐中舒先生认为这是蜀人参加伐商时的战利品或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竹瓦街窖藏发现的青铜罍与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羊子山鄂国墓地出土的器物非常相似，说明西周早期长江上游与中游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1985年四川广汉雒城镇古雒城西门外出土□尊（图10），这种觚形尊流行于商末周初。“□”族的器物还见于河南洛阳的子□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子□爵。（编者注：此句话中“□”处为非常用字，系统无法显示，由“□”替代，详见图录）这些考古材料印证了李学勤先生曾经所说的“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不通中原，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蜀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
图 10 四川广汉雒城镇出土的□尊（注：此处“□”为非常用字，系统无法显示）
（二）文物与观念
中原文明的古史传承体系中保留不少有关“古蜀”的传说和记载。古蜀文明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就是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文献提出了一个与中原王朝体系有所不同的“帝王世系”，即古蜀王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较多神话色彩的传说，剖开这些神话色彩可以发现文献中隐藏的正是古蜀文明的一些真实面貌。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纳入到这个传承体系中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文物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与古史传说多有契合之处。
《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決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根据徐中舒先生考证，《蜀王本纪》可能为三国时期谯周所作，文本来源还包括东汉末年来敏的《本蜀论》。蒙文通先生认为汉代记录古蜀传说的可能有多家，扬雄的《蜀王本纪》确有其事，但是原书流传亡佚，如今所看到的为后人传抄的辑本。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壘、峨眉为城郭，江、潛、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华阳国志》对《蜀王本纪》中那些“俚俗不经之谈”做了删定，但是最古朴的核心内容却得以保留。
古蜀的帝王世系是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这个传承体系并非是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而是有着不同的来源和组成部分。霍巍先生认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世为其代表，各世各有其名号，实质上均各为一部族集团，各世之下还有各代、各王的传说，它和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中的‘帝系’极不相同。这些部族集团并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世系传承系统，当中既有来自西蜀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表明古蜀作为一个地域、国家来看很早便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开放系统，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并融为一体，并非一个单一的族群。”
文献记载蚕丛最主要特征就是“纵目”和使用“石棺石椁”。三星堆遗址发现有纵目的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头像，故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形象反映了蜀人先王“纵目人”的形象。《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石棺葬，表明蚕丛的事迹跟岷江上游相关。根据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东北、西北、西南都存在石棺葬的习俗。西北地区的石棺葬最早出现于马家窑文化，至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较为普遍。西南地区的石棺葬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渡河流域，数量极少。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虽然比较密集，时间却比较晚，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古史传说背后隐藏着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早期古蜀人中的一个支系很可能是从西北的甘青地区以岷江河谷作为通道进入成都平原，营盘山遗址和桂圆桥遗址的考古发现佐证了这种推断。在成都温江区鱼凫村遗址宝墩文化的遗址中曾发现有彩陶片，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猪鼻龙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都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所起的作用。
蚕丛氏的古史传说代表着来自西北方向的早期人群及其文化传统。根据文献所载，西陵氏之女螺祖是最早的养蚕者。西陵在岷江上游的茂县，汉代称蚕陵。《汉书·地理志》记载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水经注》官本中“蚕陵”即作“西陵”，即今茂县叠溪，为1933年大地震堰塞湖所淹没。蚕丛得名或与蚕陵有关，体现了川西高原人群将养蚕技术带入成都平原的一种历史记忆。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新发现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通过技术分析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在三号祭祀坑的青铜大面具和八号祭祀坑的青铜残片均有丝绸残留物。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丝绸制品及其残留物数量并不多，此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残留物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丝绸。
图11 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公鸡（左） 图12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鸟首（右）
柏灌，文献又作“柏濩”、“伯雍”。有学者认为“柏灌”与中原的“斟灌氏”有关。又有学者认为“柏灌”是蚕丛氏的一支，因活动中心在灌县（即都江堰市）而得名。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灌”、“濩”和“雍”均含隹形，即鸟之构形。《说文》称“雚，小雀也。”又称“萑，鸱属。”《山海经·南山经》记：“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所以，“柏灌”或“柏濩”其义实为鸟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各方献贽“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炀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皋鸡”别本又作“翚雉”，指一种羽毛华美的鸡。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一件制作精美的青铜小公鸡。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又出土一件青铜大公鸡（图11），周身羽毛采用墨绘，非常华丽。文献所载蜀人崇鸡的观念和文化传统，或许与柏灌氏的名号有关系。也有学者认为“柏灌”为雎鸠，是少昊氏的后裔，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大勾喙青铜鸟首可能就是柏灌的标志。但是这件青铜大鸟首（图12）更像是鱼鹰，应该与鱼凫的古史传说相关。
鱼凫指的就是鱼鹰，即鸬鹚。《诗经·大雅·凫翳》朱熹注：“凫，水鸟，如鸭者。”文献记载鱼凫氏“田于湔山”，湔山为都江堰左岸的玉垒山，说明这个时期古蜀人的农业比较发达。张勋燎先生认为鱼凫族是古代巴族西迁的一支，依据是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两处白庙文化地层中出土的“鸟头形器把”，以及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类似的鸟形器。宝墩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等均在山前地带。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古城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多个分中心逐渐转变为单一的中心。宝墩文化晚期，无论是聚落结构、墓葬形态还是文化因素都发生较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四川成都温江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鱼凫村文化是一个过渡文化，既有宝墩文化的特征，又有三星堆文化因素。鱼凫所处的时代可能在鱼凫村文化时期。鱼凫的古史传说不仅体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直到战国时期这种观念仍然存在。四川峨眉山市符溪镇出土的鱼凫纹戈，表明这些历史记忆已经延续到巴蜀文化中。因此，鱼凫氏与蚕丛氏、柏灌氏并非一系，可能是另一支从长江中游地区逐渐迁徙到成都平原的族群。
李商隐的《锦瑟》有一佳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文献中关于杜宇死后魂化杜鹃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华阳国志·序志》称：“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左思《蜀都赋》言：“鸟生杜宇之魄。”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引扬雄《蜀记》记：“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由此可见，柏灌、鱼凫、杜宇皆是以鸟名作为蜀王的名号，这三个支系可能来自于长江流域不同地方的族群。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各种鸟类青铜器，以及青铜鸟人像表达了古蜀人对鸟的崇拜，或是对神化祖先崇敬的观念。
图13 四川成都三洞桥遗址出土的青铜勺
鳖灵，文献又作“鳖令”。《本蜀论》称：“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江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有相同的记载。有关鳖灵的古史传说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应劭《风俗通义》引《楚辞》说：“鳖令尸亡，沂江而上，到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张衡《思玄赋》称“鳖灵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孙华先生认为鳖灵就是灵鳖，也就是灵龟。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龟背形器，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鳖，可能就是鳖灵观念的真实反映。1983年四川成都三洞桥遗址出土的一件巴蜀文字青铜勺（图13），上面有灵龟图案的巴蜀文字或许代表了蜀王鳖灵。由此看到，巴蜀文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固定含义的图案化符号作为文字系统的内核，并且具有稳定的延续性。从商代三星堆文化表达观念的造型器物，到战国巴蜀文化表达观念的图案符号，其本质是一脉相承的。
杜宇氏统治时期是古蜀王国最为强盛的阶段，文献所记“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壘、峨眉为城郭，江、潛、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个时期古蜀王国的疆域北抵陕西汉中地区，南达云南、贵州。陕西汉中城固县发现商代晚期的宝山遗址，出土不少古蜀文化因素的陶器，以及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青铜面具。杜宇妻为朱提女，一般认为朱提在今云南昭通。由此揭示了古蜀人的一个支系可能是从云南北上进入成都平原的族群。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有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与以往发现的青铜人像差异较大。这三件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为面部短宽，颧骨较宽，低阔鼻型，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人像的头顶盘发一周并从左侧竖发向上，围绕头顶和长发有一条云雷纹的束发带。这种缠头的习俗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南亚都很普遍。三件跪坐人像的身体前倾作负重状，显示其身份地位并不高。这个族群可能是从中国西南地区或南亚来到成都平原，在古蜀人各支系中是地位较低的一支。三星堆遗址发现有不少海贝，经鉴定其中有一类为齿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这种海贝只发现于印度洋深海区域。由此可知，汉武帝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所见蜀布、邛竹杖的“蜀身毒道”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通。所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等物品也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传入的。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的冯原文化，出土玉器的外来文化特征明显，外观形制和制作工艺与三星堆遗址同类器极为相似。可见，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力辐射之强、范围之广。
图14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回纹冠青铜人头像（左） 图15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盘发青铜人头像（右）
图16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回纹冠玉人头像（左）图17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盘发玉人头像
图18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神人面玉饰（左） 图19 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神人面玉饰
鳖灵为杜宇之相，以善于治水著称，取代杜宇氏成为最后的蜀王。开明氏可能原系长江中游的族群，有学者认为是川东巴族的首领或是濮人的首领，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荆”指贵州的黔中。这段具有神话色彩的文献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族群又一次进入四川盆地，与成都平原的原住人群逐渐融合的历史信息。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回纹冠青铜人头像（图14）和盘发青铜人头像（图15），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出土的回纹冠玉人头像（图16）和盘发玉人头像（图17）非常相似。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高发冠青铜人头像与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神人面玉饰（图18）、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神人面玉饰（图19）的发冠基本相同，这两件高发冠玉饰是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可知，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族群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图20 新疆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人像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青铜人像发式、服饰各异，显示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尖帽青铜人像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希罗多德《历史》提到“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高又硬，顶头的一方是尖的。”波斯文献中有“萨迦·提格拉豪达”，意思是戴尖帽子的萨迦人。新疆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人像（图20）作单腿半跪状，头戴高帽，尖顶向前弯曲，下身着短裙。1980年陕西周原遗址召陈建筑基址出土了两件蚌雕胡人头像，尖帽的顶部被锯掉，两侧有尖角状护耳翼，帽子上刻着等距的竖细线条。尖帽是塞人的标志性服饰，三星堆这件青铜人像所反映的族属可能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区。
杜宇的时代是四川盆地族群结构大调整、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地区的文化观念也纷纷涌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出土有一种无首人形青铜器，或许与古史传说中的刑天有关。《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春秋元命苞》称：“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常羊”是刑天和炎帝传说的中心地区，距离蜀地并不远。有学者认为“常羊之山”即在今甘肃陇南西和县仇池山。从陇南走阴平道穿过龙山门就能进入成都平原，这是蜀陇两地间的古道。《路史·后纪三》记有：“神农乃命刑天作扶黎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由此可知，神农炎帝与刑天都是氐羌系族群的英雄人物，随着氐羌系族群进入成都平原，这种古史传说和文化观念也在蜀地流传。
图 21 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献祭遗存
蜀人和巴人是相邻的两个族群，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人主要分布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大致疆域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人崇尚白虎，以虎作为族群文化的象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人祖先：“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青铜虎、镶嵌绿松石青铜虎形饰等器物，反映了巴蜀两个族群的交融。在金沙遗址祭祀区还发现有用于献祭的石人像和石虎（图21），石虎口中涂有朱砂象征着噬饮人血，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澧，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蜀王本纪》又记：“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这些文献记载表明，在开明氏九世以后，古蜀王国发生了一次“始立宗庙”的政治变革。这种政治变革反映了古蜀王国神权政治的衰落，逐渐转变为世俗王权政治。根据年代推算大约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之际，与金沙遗址的衰落期正好吻合。“去帝号，复称王”也表明了此时的古蜀王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力中心，与考古发现的晚期巴蜀文化诸王并立的局面相一致，直到秦并巴蜀。
古蜀文明有着与中原文明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人并非是五代蜀王，而是先后在成都平原统领各个族群的五个部族名号。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状况，大致推测蚕丛氏对应的时代在桂圆桥文化时期，柏灌氏在宝墩文化时期，鱼凫氏在鱼凫村文化时期，杜宇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开明氏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反映蜀王世系的各种造型的器物，是古蜀文明古史传承体系极为重要的载体，对巴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三）文字与图像
蜀字，《说文解字·虫部》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诗经·豳风·东山》今本“蜀”作“蠋”，“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韩非子·内储说》记：“蟺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韩非子·说林训》又记：“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僧异。”高诱注：“人爱鳝与蚕，畏蛇与蠋。”因此，汉代人认为蜀字的本义是外形似蚕的一种毒虫。
从古文字的构形来看，此字上部为巨目相连的立人形，下部为虫蛇形。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古文字“目”下作立人形之字应释为“视”，跟“目”下作跪坐人形之“见”形体有别。季旭升先生认为蜀字是从视、从虫的会意字，所会意不明。蒋玉斌先生认为蜀字是从虫、从○的形声字，○读如蜀，为独字的初文。（编者注：此句中“○”处为非常用字，系统无法显示，由“○”替代，详见图录）张政烺先生认为虫、它本为一字，本义为蛇，一种是双钩线的字体，一种是单笔道的字体。裘锡圭先生称虫和它形义有差别，甲骨文和金文的“它”字像身体的部分比较粗。虽然虫和蛇的字形字义或有区别，但是二字在字书和文献中经常混用。《广韵》：“虫，蛇虺。”《尔雅·释鱼》：“虫，蝮虺。”《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今东齐人亦呼蛇为虫也。”“◇”字（编者注：此句中“◇”处为非常用字，系统无法显示，此处由“◇”替代，详见图录），从止从虫，此处的“虫”即为“它（蛇）”，本义是指蛇咬人脚，后来演变为伤害的“害”字。楚帛书中“虫”、“它”混用的例子亦不鲜见。《马王堆汉墓帛书》编者注：“帛书虫、蛇两字已经混淆，此处蟲应为虫，即蛇类。” 由此可知，蜀字应为从视、从它，其义所指即以目视蛇。
目和蛇是古蜀文明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完整的青铜眼形器，还有二拼和四拼的青铜眼形器，以及在青铜人像的身体或服饰上面还有眼睛图像。金沙遗址也发现有各式各样的青铜眼形饰，有的上面还有墨绘。赵殿增先生认为三星堆蜀人有一种极为神圣的崇拜“眼睛”的习俗，与“蜀”字的起源有关。王仁湘先生认为古蜀人的眼睛崇拜与太阳神的信仰相关。这些数量众多的青铜眼形器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色，与中原文明或其他域外文明极不相同。
蛇崇拜是长江流域固有的一种文化习俗，在西南地区享有崇高的地位。《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淮南子·坠形训》又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一般认为“都广”即今成都平原，这里有建木，建木上有蛇。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多件残断的青铜蛇，蛇头宽大上昂，背部有镂空的羽翅形饰。《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鲜山）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有蟠曲状的蛇形器，上面有黑彩绘成的纹饰。青铜神兽祭坛的中部，发现有四个操蛇的力士像。《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堡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蛇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神秘与邪恶之物，操蛇就成为巫师显示神力的象征，以及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重要道具。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的石蛇与石虎、石跪坐人像放置在一起，蛇头呈三角形，口内涂有朱砂，身体盘曲。可知，蛇在古蜀文明的祭祀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战国、汉代，在西南夷各族文化中仍有重要影响。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一号墓出土的杀人祭柱青铜贮贝器表现了滇王国的祭祀场景，铜柱是祭祀的神坛，也是神灵的象征，在中央铜柱上有一对蛇盘绕，柱顶还立有一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出土的蛇蛙青铜俎，俎面上装饰有两条昂首挺立的蛇，表明蛇在西南夷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三星堆遗址尚未发现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却发现有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陶文。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高柄陶豆，在圈足台面上刻有一个目字陶文。这种陶文还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湖北荆州荆南寺遗址、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和江西樟树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时代从夏代晚期到商代中期。关于陶文是不是文字，历来争议不断。中国的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
按照西方文字学理论，表现语言的才是文字。布龙菲尔德在谈到图画到文字的变迁时指出“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断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西方文字学家将人类文字的发展经历了图画、图画标记、表言符号、表音节符号、表字母符号五个阶段，并认为表意文字是落后的需要改革乃至淘汰的文字。中国的汉字系统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持续使用的自源古典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沿革中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字体系。所以，不能用西方文字学理论来判断汉字起源和形成的诸多问题，而要构建中国文字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唐兰先生称：“指事文字原来是记号，是抽象的，不是实物的图画。这些记号可能在文字未兴以前，早就有了，有文字发生时，同时作为文字的一部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将人类的文字划分为表意和表音两种体系，将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代表。他清楚地认识到表音体系“起初的字母总是相当合理地反映着语言”，表意体系文字不依附于语言，文字独立地表达概念。汉字具有与西方文字完全不同的内涵，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有效地传达概念。西方文字因其“表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汉字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因此，中国早期文字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的，由观念到文字是中国文字体系产生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这个层面来讲，具备象形和指事属性的陶文可以认定为文字。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目字陶文广泛存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个地区，与甲骨文、金文的目字构形一脉相承。（图22）充分说明这个文字符号用于表达某种观念，并具有稳定的内涵。
图22 “目”字陶文、甲骨文与金文对照表
古蜀文明的文字系统本质上仍属于中国汉字体系，三星堆遗址具有象形特征的符号系统沿用到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巴蜀文字的滥觞。1991年四川彭州市致和镇红瓦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青铜矛，骹上部的目字依然保留早期象征字的特征。结合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三角援青铜戈，可以发现不管是器物还是文字都保留有早期的“原始性”。中原地区的文字经历不断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象形字的数量减少，形声字占主流地位。然而，巴蜀文字仍停留在象形字的阶段，这是巴蜀文字的一个主要特点。
关于巴蜀文字是否属于文字，学术界长期以来也聚讼不已。李学勤、段渝等先生称之为“文字”，段渝先生将巴蜀文字分为方块表意字和符号象形文字两种。孙华、严志斌等先生称之为“符号”，孙华先生认为符号本身并不是文字，不能完整记录语言。李复华、王家祐等先生称之为“图语”，即“图像的语言”。还有学者认为是图腾标记，否认为文字。巴蜀文字有的单独出现，有的成组出现。这是一种在中国汉字体系内，有别于中原汉字形式的古老文字。虽然目前还无法释读这类文字，但是在三星堆遗址中却发现与这类文字密切相关的图像。
图23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权杖和纹饰线图
图23 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权杖和纹饰线图
图24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和纹饰线图
图24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和纹饰线图
古蜀文明的文字系统具有图像本身的直观感染力，即“视觉形象”（visual image）在意义传达过程中所体现一定的支配性。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权杖上有一组錾刻的纹饰（图23），内容为一条鱼、一只鸟、一支箭和一组人头像，箭从鸟身穿过，箭头没入鱼体，人头像露出笑容。有学者注意到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冠带上，存在构图、要素与组合方式几乎完全相同的一组纹饰（图24），表明这种图像可能是古蜀文明中社会高层之间的某种“暗码”，由此来传递彼此能够相互理解的信息。还有学者认为这种图像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徽号，“在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有亲缘关系的陕西宝鸡 弓鱼 氏墓地中，弓鱼 伯作铜器的‘弓鱼’字就是从弓从鱼，可以视作符号化的弓与鱼组合的会意字，表达射鱼之意，射鱼图符可以视为三星堆国家的一个社群或族群的徽号。”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具有造型或纹饰的图像大都是表达古蜀人的某种观念，这是表意文字起源的要素之一。
图25 四川雅安荥经同心村M21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凤鸟纹青铜罍
巴蜀文字与三星堆遗址的图像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符号象形文字方面。1986年四川雅安荥经同心村M21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凤鸟纹青铜罍（图25），在器物表面有两组巴蜀文字，其中一组显示在一个祭坛上，右边是神树，左边是玉璋，中间的高空中有太阳和神鸟的图像。这组符号象形文字所描述的就是一个祭祀场景，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非常契合。由此可知，巴蜀文字最终未能发展至如同中原方块汉字的形式，或许正是由于古蜀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稳定的延续性相关。
《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特展图录
（本文原刊于“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同名图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载。略有删节，原文有注释，此处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