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各地极端气候事件愈演愈烈。近日，一篇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的研究表明，倘若全球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排放温室气体，那么可能到2029年年初，全球变暖就将突破1.5℃升温阙值这一危险临界点。这也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基于目前全球气候越发恶劣的局势，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作为工业最前沿的英国，它是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之一，在生态保护问题上开始展现了对废气污染的重视。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2008年，英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针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拥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构架的国家。2010年，英国标准局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规范，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开始“碳中和”实践的国家。
追根溯源，英国为什么对环境保护议题如此重视？这不得不追溯至1952年英国伦敦的大型烟雾事件。该事件敲响了英国政府的警钟，也让英国人民痛定思痛，真正意识到生态保护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
《泰晤士报》作为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对该事件的报道采用的是事件背景、专家评论与公众反应相结合的新闻框架。这一有所偏重的框架在事实层面难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事件全貌，传达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和影响；情感层面则难以平复公众的复杂情绪，使环境危机无法被理智地妥善处理。
1952年，英国伦敦，大雾之中泰晤士河伦敦塔桥附近的一艘拖船
一、工业革命、效率优先与上帝之眼
自18世纪中后期起，伦敦作为工业革命的发起地，“万能的蒸汽机”把伦敦推上了时代巨轮飞速发展的前列。19世纪50年代，伦敦随处可见的是灰暗的化工厂房、冒着黑烟的烟囱、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当上至国家首相、下至普通市民都沉溺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荣光中时，当世界第一帝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世界各地沉睡的大门，并强行建立殖民地，发展成日不落帝国时，英国悄无声息，犹如癌症般的环境污染却使这个工业帝国露出疲惫的眼神。即便是有此前1930年发生在列日市和1948年发生在多诺拉镇的烟雾事件作为前车之鉴，这一导致了至少4000人死亡的伦敦烟雾事件在发生之后也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政府当局最初将这一由于污染物排放导致的大气污染事件描述成一次与人类活动无关的极端自然事件，表示政府也无能为力，但放纵其发展的后果就是空气中的污染物质持续累积，直至爆发性地危害人类健康。
在1952年12月伦敦爆发大规模有毒烟雾事件后，政府对此鲜少作出正面回应，甚至迟迟未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政府官员开展相应的深入彻查工作，因此公众很难知道事实真相，并还原事件原委。直至伦敦烟雾事件发生4个月后，《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Polluted Air Over The Towns——Lessons Of The London Fog。这一篇报道总体对伦敦烟雾事件呈现出负面的情绪色彩，具体体现在对政府没有第一时间采取积极主动的解决措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与市民之间的信息差以及对烟雾事件大范围弥漫破坏的担忧。
此外，《泰晤士报》还对灾害产生的污染源、导致的烟雾和酸性物质以及对伦敦周边城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即便并未公布事件的具体进程与解决措施，但这一次的登报间接说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大气污染等环境议题，其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为日后出台的法案是否切实可行提供了监督途径。
报道中对该伦敦烟雾事件产生的原因描述概括为“燃料燃烧引起的”，对英国而言主要是煤。19世纪中叶，英国曾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产煤大国，其发达的煤炭工业为城市化发展奠定经济基础。煤和煤燃料燃烧后导致“硫”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事先提取，否则这一有毒物质必然夹杂在排放物中。即便自20世纪初起，燃气、电力、中央供暖和改进的电器已经取代了旧有的家庭式露天煤火，但发电厂和其他工业锅炉却以更集中的形式在源源不断地排放等量的大气污染物。
据伦敦10个观测站绘制的图表显示，在12月5日至8日的四天里，气温骤升，空气异常停滞。在没有明显的气流的情况下，大气自我清洁功能受到阻碍，加之伦敦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每天保持在2000多吨，这些颗粒物在700平方英里的伦敦城市上空悬浮、堆积。四天内伦敦实际导致的死亡人数曲线的形状与污染曲线的形状非常相似，无可辩驳地呈现出伦敦烟雾事件中污染与致死率之间的联系。因此，媒体形象地把工业化英国所导致的空气污染，称之为上帝被蒙蔽了双眼。
1952年12月6日，《泰晤士报》对大雾天气的报道
二、政府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与媒体的事实真相呈现
《泰晤士报》在1953年4月的报道中明确指出“伦敦事件发生4个月后仍在等待应有的彻底调查”。整个伦敦社会都在等待政府当局对大烟雾事件的官方回应，期待政府出台的治理措施，还伦敦一片蓝天碧水。对此，同年11月，《泰晤士报》又发布了一篇名为Danger To Health From Fog Pollution的文章，报道围绕伦敦烟雾事件的补救工作展开，表示上议院希望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呼吁政府应当立即行动起来。
在用词上，该报道针对“大烟雾事件”第一次使用“smog”替代了“fog”。(“Exhaust fumes accumulated in the lower air and the kind of fog created had been called smog, a word which he did not like, but which dated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was not merely an American word.”)“能指”的变化带动了“所指”的转变。“fog”是一种天气状况（weather condition），“smog”是一种烟雾、废气、化学物质的混合物（mixture）。一种是自然现象，一种是人为污染，这其间的差异不言而喻。这一用词的转变更是对“大烟雾事件”形成原因的质疑。纵然事实胜于雄辩，报道仍试图淡化“smog”一词的危害，称其为“不好听的名字”（unpleasant name），解释其只是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高于平常的雾。
就报道形式而言，该报道不同于4月的报道，多采取“转述式”的表达，通过对上议院大法官、伯爵等提案的引用，间接证实了本次烟雾事件产生原因中的人为性因素——城市内大规模的有毒“烟雾区”，但报道内诸如“烟雾事件不止发生在伦敦”“不必对此感到恐慌”等措辞仍在试图降低本次烟雾事件的危急程度，并明确指出类似的烟雾事件在1873年、1880年、1892年、1934年和1939年都曾发生。言论的目的是政府期望平息恐慌，降低公众的盲目恐慌。
然而，事与愿违，这样一叶障目的拙劣手法只是单方面地将烟雾事件的真相与政府的无为掩埋在转移视线这样漏洞百出的手法之下，呈现在公众视线里的事实是至少4000至5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他们多是年幼的婴儿或患有呼吸性疾病的老人，且生态性危机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远不局限于当下，而是更长远的未来。出于对冷冰冰的死亡人数的惶恐以及对政府一再无所作为的失望，伦敦市民表示没有理由再容忍目前的现状——污染范围的弥漫与补救措施的滞后，要求议员立案规制工业废气排放。
三、帝国荣光的沉溺与身体健康的伤害
在此次事件中，公众不仅遭受着有毒烟雾的侵害，还被侵占了知晓真相的权利。这当然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据报道，在本起大烟雾事件爆发前后，政府并未作出有成效的治理成果，伦敦民众不得不在烟雾中行走，加重有毒物质对身体的危害。此外，政府当局只言片语的回应，导致只有寥寥无几的公众才知晓无烟燃料排放的硫是否与焦炭或煤一样多，或者燃料油是否排放的硫仍然是等量煤或焦炭的一半？对预防措施、烟雾危害的一知半解使得公众在烧煤取暖时怀以一种理所应当的无所顾忌，加剧了有毒烟雾排放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发生。
在1952年大烟雾事件彻底爆发之前，公众对空气污染、生态保护的认知有限，环境问题并未得到重视。公众沉溺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带来的红利，战胜德国的欢愉，以及日不落帝国的荣耀，而忽视了工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1950年初，生态保护意识并未成为社会的主流话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一些显性问题上，如垃圾处理和空气清新度。并且公众对于工业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的认知相对有限、对工业废气的成分和潜在危害了解较少，加之缺乏对工业活动的有效约束以及足够的法规体系来维护生态环境，最终导致了大烟雾事件的爆发。在这一事件彻底爆发后，因其严重的致病率与致死率，伦敦市民对空气质量感到严重不安，这种不安不仅源于对疾病、死亡的恐惧，还源于对事件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茫然。在浓烈的负面情绪下公众要求政府立刻采取紧急行动。
除了《泰晤士报》对大烟雾事件的文本报道外，还开设了“Letter to the editor”的栏目，其中与事件相关的留言内容充分反映了英国相关部门和伦敦市民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得不承认的是，该栏目传达出的民众的声音值得英方反思和正视自身在空气保护及治理方面所推进的工作。在1955年11月的报道中，《泰晤士报》连续七天都出现了标题为“Clean Air”的文章，内容多为深陷于烟雾事件中的民众写给报纸编辑的信，期望呼吁相关企业、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减少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以读者R.L Wynne. And H. Alan Dartford所写的信件为例，他以一名麻醉师的身份权威和过去作为哮喘患者的亲身经历提出家庭取暖问题不应局限于一味废除明火的建议，而是应该完善它，保留和发展古老的通风功能。另外，读者Peter Woodward给编辑写信则是希望能够减少烟雾对人体肺部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这可以通过清洁空气来解决。
可见，政府并未第一时间告知事件真相，导致公众对事件的猜忌、揣测，进一步催化了社会整体的恐慌情绪；公众的强烈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来减轻未来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对政府产生了压力。双方之间的不坦诚与激进情绪使得事件迟迟未得到理智的正视与解决，事件带来的恶果如同阳光下的放大镜被不断激化，这把环境之火熊熊燃烧。
纵使相关立法工作需要时间的推进，但当时伦敦政府对环境危机的紧急处理能力可见一斑。当其危害弥漫开来，政府不得不加强环境法规和监管，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公众健康并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公众开始意识到工业排放对空气质量和公共健康的危害，其环保意识逐渐觉醒。这也成为了英国环保运动的催化剂之一，公众、NGO和环保组织开始联合起来，提倡环保理念，呼吁政府加强环保政策和法规。作为回应，政府加强了环保法规，实施了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和工业排放控制措施。这些法规改革对于减轻环境压力和提高空气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地球变暖的始作俑与对发展中国家的苛求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工业化进程期间英国烟雾事件频发严重地危害了英国市民的身心健康，有毒烟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泰晤士报》中展露无遗。该报纸作为民众意愿表达的渠道之一，对推进相关部门采取空气治理、环境保护等举措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当这一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迟滞性时，当民众的呼吁与诉求尚未得到当局政府及时、迅速的解决时，事件的危害则呈指数型的蔓延。事实是在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爆发后，英国政府面对致命的毒气与骤增的死亡率置若罔闻，并在该烟雾事件发生前不久，丘吉尔政府刚刚宣布等级最低也是污染最高的煤屑不再实行配给制，这使得民众纷纷囤积煤屑，煤炭使用量骤增。可见当时的英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及事件后仍未立即推出相关治理法案的工作效率，最终酿成了千人丧生的大祸。
在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泰晤士报》通过持续报道其他国家的烟雾事件，为英国究竟如何摆脱烟雾提供了可借鉴的指导建议。据1956年10月2日No more smog Pittsburgh shows the way报道表示，美国城市建设除了清理垃圾、公园开发、建设高速公路等，减少烟雾排放必须放在第一位。此外，1971年Los Angeles-type smog ‘possible’ in Britain的报道表明阳光对废气和二氧化硫的作用，所造成的洛杉矶烟雾在英国也有可能出现。
反观1952年伦敦大烟雾事件，这一推动英国乃至全球环保运动和政策变革的关键节点不仅导致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推动其环保意识的觉醒；还间接加强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投入，对全球的环境政策和环保运动的推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英国推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进程，开启了历史工业化的时代，但是早期的机器化生产以及对能源的粗放化利用，不仅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雾都”的出现，以及后续爆发的烟雾大规模致死人事件。然而，当时的英国公众与政府沉浸在工业化的红利当中，享受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久久不能正视空气污染的事实。
英国的工业化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迄今有250年的历史。它当时就已经对地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但是今天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煤碳和化工燃料，既不补贴发展中国家，也不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甚至还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愿望进行遏制，以意识形态开路，打压异己，建立西方意识形态联盟，组建西方空气清洁小团体，实质上推卸它在工业化革命时代对地球破坏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应该有理由要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公众改善生活，共同守护已经被破坏的地球。
（彭伟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相邘和何蕊诗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此文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大项目《网络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研究》[ZK20230295]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