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知识越多,越无用”吗?

老子有一个核心观点,越属于过去的东西越好,这是一种“退化论”式的思维,儒家同样认为越古老的东西越有价值,古代圣王肯定比身处当下现实的人更加聪明,只不过老子走得更远,表达得更加极端。他主张,应该放弃所有远古圣王的思想,彻底回到更原始的蒙昧状态。老子的“退化论”在以下这段话中说得很明白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这是倒退着看历史,时代越古老,对“道”的理解和践行就越纯粹,因为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受到道德与礼制的污染,以后建立的各种制度开始层层加码,“礼”的规则被制定得无比细密,仪式感越来越强,到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烦琐地步。从此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政治机构的运作效率也开始不断下滑。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需要学习的知识日渐增多,懂得的东西也更加丰富,时代却反而混乱不堪到无法收拾。挽救的办法就是放弃对儒家道德观和礼仪规范的学习,抵消日益膨胀的知识增量,退入极简淳朴的生活状态,知识经过瘦身才能彰显出“道”的精髓。按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悟出的道理却越来越少,只有尽量减损吸取知识的数量,而不是一味满脑子堆砌着与“道”无关的学问,才能使知晓道理的路途简明通透,于是才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洒脱风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老子画像


《老子》描述出的理想世界是一种静谧温暖的“小国寡民”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人民即使有方便的器具也不想使用,从未想着离开故土,迁徙到远方。虽有船只车辆也从不想乘坐,虽有武器铠甲也不屑去陈列示威,总是想生活在古代结绳记事的年代里,展示出的是一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悠然闲适图景。只要做到足够封闭,彻底断绝大到国与国,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整个社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商品经济的流通与交换,这就是后来理论界常说的“小农经济”的基本模式。然而,老子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如何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某种绝对封控状态,满足于一辈子只和身边的几个人打交道。有没有想到,一旦交往圈子稍微扩大,人们的欲望就会不可抑制,逐利的大门就会随之打开,交往的程度越高,利益的需求越大,相互交换欠缺物质的愿望就会变得越发强烈。“谋利”效益的大小,又往往是通过掌握实践知识的深浅多寡分出高下的。

《老子》中还有一句有名的话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话容易造成误解,好像治理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采用类似管理“小国寡民”的方法。事实却是,“小国寡民”治理目标的实现是以土地疆域的狭小为前提的,国土面积一大,人口数量增多,政治机构设置的复杂程度必然成倍增加,物资交换和商品流通的速度也将日益加快,再要采取极端严格的封闭隔离政策很难奏效。这就如同妄想用做小炒的厨艺变魔法般地烹调出一桌满汉全席,最终只能是徒劳。

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小国寡民”构想背后的真正用意在于,“治大国”时不是拉开架势轰轰烈烈地大搞运动,而是装出无所事事的清静姿态,让老百姓感觉这个君王行事大度,仁慈爱民,不苛酷待人,这与“大国”制度内里精密繁复的设计,恰恰构成了政治控制的两翼。君主在不同场合交替使用这两套方案,这才是道家为帝王私人订制的“大巧若拙”的智慧锦囊。

一般认为,老子对追求知识的厌恶是一种“反智主义”的表现,它源自一个基本判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的,高低远近善恶美丑都只具短暂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不能一根筋式地去追求虚幻的永恒。儒家盲目信任人的本性纯良,拼命通过教化礼仪发掘人性善端,忽视人的基本欲求,大多数人由于无法达到这个严苛的标准,只能矫饰伪装自己的真实面目,结果培养出一大批表面“伪善”实则邪恶之人。对人性并不信任的法家,反过来依靠编织绵密的法网,幻想限制人性恶的泛滥,由于执法过度,又难免使人陷入噤若寒蝉的窘境。面对儒法思想产生的弊端,似乎只有把一切判别人生的尺度相对化,切实醒悟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二章),抛弃儒法衡量人性善恶的陈旧标准,才能昭示“道”的深义。有些事情不能刻意强求,越想得到反而会越快失去。比如辨别美丑,大多数人往往“求美则不得,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淮南子·说山训》)。故意追求美却不可得,没有表露寻找的愿望反而会得到美名,对丑名的态度也是一样。只有不把什么是美丑这个问题挂在心上,自然也就无所谓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了。

老子进一步讲述了一切事物处于相生相克、不断更替转化的道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各类事物若要生存,固然彼此相互依赖,如果把这种相对性推展到极致,就会发生问题。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不须辨别善恶美丑,作为一个正常人恐怕也难以坚持多久。

具体来说,如果面对一个大家都公认的美女,或者一个做了许多善事的好人,你偏偏说这是个“丑女”,或者咒骂那个好人是恶人,一定会遭到众人指责,说白了,很容易被攻击为“社会化”程度不够。尽管道家认为,人们观察美丑善恶的标准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然而,一个信息高度发达流动的社会,一定会生产和引导出特定的审美尺度。只要积累到一定规模,这套标准就会渐渐固化,形成一种主导性意见。如果某个人有意违背这种主流评价体系设定的游戏规则,很可能被逐出公共交往场域,失去基本的生存空间。

或许不妨再换个思路,如果不明确分别善恶边界,那么很有可能作恶之人得不到惩戒,行善之人得不到表彰,这个世界若想变好,恐怕就更没指望。更糟的情况还有,当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如果大家还抱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的念头,幻想平息争端,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说“仁义”促人虚伪,“法制”使人压抑,“无为”同样未必让人自由。

本文摘自杨念群《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杨念群/著,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202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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