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朱启钤（1872年—1964年）于1929年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率先倡导了城市规划意义上的“修旧如旧”，堪称“京城规划第一人”。
近日，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指导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浙江摄影出版社共同主办了“与国同行·都城设计——北京建院“院史馆”主题座谈暨《朱启钤与北京》首发”。
《朱启钤与北京》一书由朱延琦口述为基础，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编，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详实介绍了朱启钤在北京城市建设、交通规划等方面的成就与轨迹。本文摘选了书中部分内容，讲述朱启钤对前门、中山公园的改建，以及朱启钤曾孙朱延琦回忆故居和营造学社往事。
朱启钤，谱名启纶，字桂莘，晚年别署蠖公，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72年11月12日）生于信阳州（今河南信阳），经历了晚清、洪宪、北洋、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5个历史时期。光绪十七年（1891年），朱启钤的姨丈瞿鸿禨出任四川学政，命朱启钤随侍历练。19岁的朱启钤从此开始了宦途生涯。他最初做的是负责工程的小官，因为瞿鸿禨以为科举不易，不如从实事入手。他志愿也是实业救国，由此和工程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后创立了著名的营造学社。
营造学社时期，朱启钤在赵堂子胡同3号
在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之前，改造北京旧城，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正是朱启钤。他先拆了天安门到中华门之间废弃日久的千步廊，把拆下的砖瓦木料运到社稷坛，再把社稷坛规划建设成北京市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随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也被拆除，长安街整体打通，以前的“御街”成了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北京城城区改造最重大的工程，是正阳门，俗称“前门”。正阳门是明清两代京师内城的正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正阳门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门禁十分森严。在朱启钤的规划下，正阳门的改造工程得以推行，14条通衢穿越了往日不可逾越的皇墙，为现代北京城市空间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老北京的胡同旧影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金磊表示，“朱启钤早在民国初年便在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大事’上开风气之先，特别是率先倡导了城市规划意义上的‘修旧如旧’，堪称‘京城规划第一人’及‘城市更新首创者’。他在58周岁时创办中国营造学社，这一20世纪对中国建筑的保护创新之举确成为贡献巨大的事。”
朱启钤曾孙朱延琦梳理了曾祖父朱启钤的功绩，从兴办实业，振兴社会经济；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培养了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建筑巨匠；再到亲自主持对北京城区的改造，如组织建造中山公园，改造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再到对抗外国列强，保护中轴线古建筑等。
抗战期间朱启钤抢救的营造学社测绘图纸（水残资料）之蓟县独乐寺山门正立面
对于营造学社的贡献，梁思成外孙女于葵在座谈会中表示，“营造学社这么小的一个单位，但却这么成功。如果没有朱桂老，很多东西根本不可能做。像梁思成在兵荒马乱的时期去山西，如果没有朱桂老安排，很多事情不可能做到。他是非常出色的组织者，非常识人。对此，我要替母亲说两句话：一句话是向朱启钤特别致敬，营造学社这个词是朱启钤第一个提出的。再有，朱启钤是梁思成能够走上古建研究的领路人。”
北京建院院史馆第一篇章“与国同龄 领导擘画”
北京建院院史馆“水晶宫”
北京建院的展示陈列，旨在用文博形式展示一座城·一个院，服务首都北京建设的历程。对此，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表示，“与新中国一同走来的北京建院是行业的旗帜，它们的业绩与贡献被设计界与社会认可。仅从守望与传承讲，20世纪40年代张镈就在朱启钤策划下完成了浩大的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测绘，他与‘都城设计’共同打下了古都北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烙印。”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凌明在致辞中表示，朱启钤对北京初期的城市更新方面提出了适应当时生活需求的新方案，“亦新亦旧”的朱启钤，为北京城做了重要贡献。
《朱启钤与北京》书影
附：朱启钤改建前门、中山公园
文/朱延琦
有关老祖朱启钤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至今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改建前门大街、中山公园等项目。
关于前门
进入民国以来，老祖对于北京的市政建设，应该说起步于前三门改造。很难得的是，关于这件事，老祖留下了文稿《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这是北京城建史上的珍贵历史文献。
改建前的前门大街
《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作于1914年，后来收录在1936年版的《蠖园文存》，再后来收录在2009年版的《营造论——暨朱启钤纪念文选》——这一版最便于读者查阅。文章篇幅不长，我们不妨在这里浏览一遍。
京师为首善之区，中外人士观瞻所萃，凡百设施，必须整齐宏肃，俾为全国模范。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地方，阛阓繁密毂击肩摩，益以正阳城外京奉、京汉两干路贯达于斯，愈形逼窄， 循是不变，于市政交通动多窒碍，殊不足以扩规模而崇体制。启钤任交通总长时，曾于修筑京都环城铁路案内，奉令修改瓮城， 疏浚河道及关于土地收用事宜，应由内务部会同步军统领，督饬各该管官厅、营泛协办补助，俾速施工。查修改正阳门工程一案， 所有关于拆去瓮城，改用城内外民房、官厅，添辟城门及展修马路，修造暗沟各项办法，曾于上年由内务、交通两部派员，迭次筹商备具议案，提出国务会议议决在案。现奉明令，遵即会同组织改良前三门工程委员会拣派专员，悉心规画，赓续办理，以策进行。兹特就原订各条逐加研究，参酌情形分别修正扩充，妥拟办法，俾期完备。如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分别拆改，于原交点处东西各开二门，即以月墙地址改筑马路，以便出入。另于西城根化石桥附近，添辟城洞一处，加造桥梁以缩短城内外之交通。又瓮城正面箭楼，工筑崇巍，拟仍存留，惟于旧时建筑不合程式者，酌加改良；并另添修马路，安设石级，护以石栏，栏外种植树木，以供众览。又箭楼以内正阳门以外，原有空地，拟将关于交通路线酌量划出外，所余之地一律铺种草皮，杂植花木，环竖石栏，贯以铁练，与箭楼点缀联络一致，并留为将来建造纪念物之地。又正阳门地势低洼，夏令常易积水，拟于新开左右城门之下修砌暗沟，处右华门前石栅栏内起，通至护城河止，藉资宣泄， 此关于修改瓮城之工程计划也。复查围绕瓮城东西两面，原设有正阳商场一所，麇集贸易阻碍交通，应即撤去，现已由警察厅协商发价迁移。又正阳门东西城垣附近，内外各官厅及民房，各处勘定之后，认为有碍交通者，按照收用房地暂行章程，一体饬令迁让，以维公益。其瓮城内旧有古庙二座，拟仍保存加以髹饰， 停留古迹，此关于收用土地改正道路之大概情形也。至疏浚河道事宜，内务部查京师内外城河道沟渠淤塞已久，业经组织测量队分段实地勘测，如将来勘定河身裁弯取直，势须略向南移，其北岸腾出空地，拟即全行拨归交通部接管，以备扩充东西车站之用。至此次建筑工程及收用土地等项所需经费，交通部查前门东西车站，在两路为全线之首站，在中央系全国之观瞻，现今各路联运来往频繁，与世界交通尤有关系，所有车站设备及附属车站之建筑物，亟应进求完备，未可因仍旧观。此次工程改良以后，平治道路，便利交通，点缀风景，展拓余地，凡所设施莫不直接间接与该两站有关，且获相当之利益，前项经费，拟饬由京奉、京汉两路，各拨银元二十万元列入预算，仍视工程之需要分期支拨， 撙节动用。惟此项工程重大，规划必期周详，庶于市政、交通前途多所裨益。启钤等职任所在自当随时会商，督饬承办各员妥慎将事，克期开工，并知照该管官厅、营泛协力辅助，晓谕商民， 共维公益，俾成盛举而蒇全工。
民国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改造后的前门大街旧影
改造后的前门大街旧影
我觉得这篇呈文用词简明扼要而不失典雅，以不长的篇幅将古都北京须作改良而“未可因仍旧观”的客观原因条分缕析，令人信服； 而对于现存古建筑的存留问题，也不失时机地指出其“工筑崇巍”，故此“拟仍存留”。事实上，这篇文章促进了前门改造最佳方案的产生：“瓮城东西月墙分别拆改”， 而箭楼等得以完整保留，并成为新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此文自1914年问世，至今已一百一十个春秋了，仍启发我们思考：保存文化遗产与时代进步本不矛盾，而应是相得益彰的盛事。
关于中央公园（中山公园）
在建中央公园之前，老祖朱启钤先生把他拆千步廊时能再次利用的好料都依次编号、码放整齐，因而在修中央公园时， 大部分予以利用。他还要求匠师仿造颐和园的样式修建一个长廊。当时建造的来今雨轩，至今仍令游人喜爱。民国时期的京城名流均以在来今雨轩谈论时局，饮茶， 品冬菜包子、藤萝饼为一乐事。
中山公园内“青云片”，由长春园移此
对于修建中央公园这件事，老祖朱启钤先生也作了一篇文章，叫《中央公园记》，文章篇幅也不长，我们不妨像刚才那样浏览一遍。请看：
民国肇兴，与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两阙三殿观光阗溢，而皇城宅中，宫墙障塞，乃开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为两长衢。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巨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以经营之事委诸董事会。园规取则于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因地当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绮交脉注，绾毂四达。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趋西华门，俾游三殿及古物陈列所者跬步可达。西拓缭垣，收织女桥御河于园内，南流东注，迤逦以出皇城。撤西南复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更划端门外西庑朝房八楹，略事修葺， 增建厅事，榜曰公园董事会，为董事治事之所。设行健会于外坛东门内驰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移建礼部习礼亭与内坛南门相值。其东建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建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复建东西长廊，以蔽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其比岁，市民所增筑如公理战胜坊、药言亭、喷水池之属，更不遑枚举矣。北京自明初改建皇城，置社稷坛于阙右，与太庙对。坛制正方，石阶三成，陛各四级；上成用五色土随方筑之，中埋社主。壝垣甃以琉璃，各如其方之色。四面开棂星门， 门外北为祭殿，又北为拜殿。西南建神库、神厨。坛门四座。西门外为牲亭。有清因之。此实我国数千年来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今于坛址，务为保存，俾考古者有所征信焉。环坛古柏，井然森列，大都明初筑坛时所树。今围丈八尺者四株，丈五六尺者三株， 斯为最巨；丈四尺至盈丈者百二十一株，不盈丈者六百三株，次之；未及五尺者二百四十余株；又已枯者百余株。围径既殊，年纪可度。最巨七柏，皆在坛南，相传为金元古刹所遗。此外合抱槐榆杂生，年浅者尚不在列。夫禁中嘉树，盘礴郁积，几经鼎革， 无所毁伤，历数百年，吾人竟获栖息其下，而一旦复睹明社之旧， 故国兴亡，益感怀于乔木。继自今封殖之任，不在部寺，而在群众。枯菀之间，实自治精强弱所系。惟愿邦人君子爱护扶持，勿俾后人有生意婆娑之叹，斯尤启钤不能已于言者。启钤于民国三四年间长内部，从政余暇，与僚友经始斯园。园中庶事，决于董事会公议。凡百兴作及经常财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资及租息，官署所补者盖鲜。岁月骎骎，已逾十稔，董事会诸君砻石以待，谨述缘起及斯坛故实以谂将来，后之览者，庶有可考镜也。
改建中山公园时新建的来今雨轩
关于这篇文章，我的叔祖父朱海北先生有这样的评述：
北京中山公园（原为中央公园），创建于1914年，已有70年 历史。建园的历史人多已渺茫不知，如能一阅《中央公园记》， 便可对该园创建始末有所了解。1924年，该园添建长廊时，决定于该园大门内建过厅三间，并在大厅左右两壁各嵌石两方，准备镌刻《中央公园记》供董事会董事题名之用。1925年，《中央公园记》始由先严朱启钤撰文，并由董事孟玉双书写。孟玉双曾亲自将所书底稿附于石面之上进行勾勒，与董事会题名录同时镌刻于大厅两壁嵌石之上（1938年孟玉双病逝，1964年先严病逝）。嗣后公园扩建过厅，石刻拆除，后之与览斯文者鲜矣……
对叔祖父的说明，我还想补充一点：曾祖父对北京城市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对一件事是特别不满意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一个牌坊，最初是立在东长安街上的，被叫作“和平牌坊”，实际上却记着一段让人感到耻辱的历史。此牌坊是为纪念一个德国人而建，这个人名叫克林德，原来是德意志帝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义和团运动时，他见许多人练武，就下令德国兵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不久，克林德被中国士兵打死。当时的政府为安抚洋人，将中国士兵斩首，并为克林德立碑，以示赔礼道歉，后将此碑拆除，运至中山公园，改建为石牌坊。1952年亚洲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为纪念和平大会，此牌坊改名为保卫和平坊。当初为克林德立碑，老祖是反对的，但在朝为官，也只好奉命行事。
记得学者殷力欣先生曾这样点评：
我国历代城市建设，一向不乏公共景观，但明确地有别于“私园”的“公园”概念，却似乎肇始于清末民初。中央公园之设立，并不是中国近现代的公园初创，但朱启钤先生将皇家园囿改造为公园，仍是一个里程碑般的大事——既合乎时代进步要求， 也暗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中国古代先哲之人文理想。此文用字简略，却将原建筑遗存之改造、古木保护与环境营造、圆明园遗物之异地迁移等，娓娓道来，无一遗漏。而“继自今封殖之任，不在部寺，而在群众。枯菀之间，实自治精强弱所系。惟愿邦人君子爱护扶持”一句，可谓点睛之笔。
对这个评价，我深表赞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朱启钤与家人
另外，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一息斋”，也与老祖朱启钤先生相关。他作过一篇《一息斋记》，也值得我们留意。
甲寅（1914年），乙卯（1915年）之间经始斯园，余榜此事为“一息斋”，取吾宗文公“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义，以自励也。屋三楹，在坛壝南门外巽位，本为宿卫之所。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余官巡警部内城厅丞时，夏至大雩，恭逢德宗圣驾亲行，夤夜率所属入坛，待漏于此。鼎革以后，太常不修，鞠为茂草。余长内部，遂辟金水桥为稷园正门，前当交午之地，榛莽乍起，游人咸乐其便。一息斋之南轩又当御路，最巨古柏三株，虬枝蟠屈，荫蔽数田，常于树根编藤作榻以待宾。从来斯会者，有所经划，皆在树下咨诹之。且穿室后墉作茶灶具， 饔飧退食之顷，则就此息止。其右三楹，则置市政工程处土木兴作，殆萃于斯。时方改建正阳门，撤除千步廊，取废材输供斯园构造，故用工称事所费无多。乃时论不察，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是则在此一息间， 又百感以俱来矣。越年来今雨轩落成，裙屐毕集，舆论大和，乃复建董事会于其东偏，而斯室遂闭。
丙辰（1916年）解政，侨居津门时多，同社人士以爱屋及乌，室中一几一榻，保留未动。古树茵草设矩栏护之，犹殷殷无改所施。故余间岁偶来，共此晨夕，亦自得也。
戊寅（1938年）冬初，余以衰老坚请谢事，而斯园建立将届25周年。同人议编纪念册以记述经过，推委汤颇公主纂事，即安砚斯室，着手撰辑，间就余询本园经始以来兴革故事。惜昏眊善忘，不能悉举以告。数月书稿成，撰述颇详切，且归功于始事者。读之，不禁愀然而生感喟。
夫孔子论政，首曰先劳，继曰无倦，是先劳为前进之方法， 无倦乃后事之精神。余从政数十年，因缘时会创者虽不一端，而跋前疐后，隳弃垂尽，都未尝一顾，独于斯园之建置流连不已者， 顾此25年中，曾经许多波折，咸赖群策群力以赴之，方有济一息之存。斯志不怠，又岂仅取以自勖哉！
近事园中委员会又以斯室为治事所，名园重振，礼从其朔， 意甚盛也。吴君甘侯促余补记壁间，迟迟无以应之。冬夜枯坐， 偶书前事，故兴忘之感，旁皇不忍缀笔。爰断取《诗》意，以铭斯室，后之君子盍诵斯语也。噫！南有乔木，勿翦勿拜。往来行言，以近有德。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永终誉。
叔祖父朱海北先生曾对别人说过他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一息斋在中山公园社稷坛正门的东侧，对面为“习礼亭”。这里原是明清皇帝祭坛时警卫人员的住所。民国三年（1914年）， 先父启钤公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时，着手改建正阳门城垣和前门箭楼，并拆除了天安门对面两侧的千步廊；同时将稷园开辟为中央公园，开放供人游赏。园内增添设施所需工程用料，都由拆除千步廊的旧料解决。老人家常常亲去指挥规划，遂在社稷坛正门的三间北屋里设一办公地点，亲题匾额曰“一息斋”，系出自宋朝理学家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的箴言，意思是： 只要呼吸没有停止，就应毫不倦怠地工作。后来公园董事会办公室在来今雨轩东面建成，这里即不再办公。但大家为了纪念启钤公当时忍辱负重，在谤言四起的攻击声中，任劳任怨地兴办了这项具有卓识远见、造福后人的公益事业，对一息斋始终保持着原来的陈设和格局。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启钤公以年届古稀， 便辞去了公园董事长职务。时中山公园建园将届25周年，同人等正编纂纪念册记述沿革兴废，乃敦请启钤公撰文记事，先父遂写下了这篇《一息斋记》。
1951年叶恭绰贺寿诗
1961年12月7日，朱桂老九十大寿时合影：后排左起：王世襄、梁思成、张允冲、朱文榘
我于孩提时，常随先父和家人到此游玩，犹能忆及当日公园营建时，先父事必躬亲的劬劳情景；故每经过一息斋旧址，都感念遗训，激励良多。尤其看到园中游人在幽美环境中的怡然自得之情，更感受到当年启钤公和他的同道们的建园善举终获成果带来的欣慰。
我觉得：择一事，终一生。老祖是个能甩开臂膀，成就匠心的人。作为文化捍卫者和爱国人士，他的书房亦称“一息斋”，体现了20世纪早期遗产保护楷模之精神。
关于赵堂子胡同3号故居
老祖在早年曾四处租房，后来准备买一处宅子。原北洋政府财政次长贺德麟在赵堂子胡同2号有一处房产，老祖准备买下来。1929年他就开始洽购备料，联络原内务府营造司散落在各处的工匠。1931年， 老祖和五姑爷爷朱光沐合资4万元用“均和堂”名义置下赵堂子胡同2号，然后按照《营造法式》重建，共用去5万元。1932年入住。
1937年4月 赵堂子胡同朱启钤故居前廊旧影
赵堂子胡同的朱启钤故居中曾有十分精美的石刻，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虽有些残破但仍是珍品。可惜让马汉三撬走了，我相信它不会被带到台湾去，肯定还在大陆，我希望有朝一日找到能捐给国家。
赵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250余米。清代即称“赵堂子胡同”。胡同呈东西走向， 东端稍有曲折，且与另外4条胡同相通，形成一个胡同枢纽。往东是“后赵家楼胡同”，往北是“宝盖胡同”，往南是“宝珠子胡同”， 往西南是“阳照胡同”。五条胡同相交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老祖的故居赵堂子胡同3号位于东城区，门牌原来是赵堂子胡同2号，是一座占地38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西侧3号院住王克敏，东侧是1号院。这里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坐北朝南，恰处“五路通祥”之地。
当时买这块地的时候，有人告诉老祖风水不好，因为在十字路口上，懂风水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往四方散财，不聚财。祖父一生不信神鬼，很喜欢这里，尽管别人告诉他风水不好，他仍然买下并且造房。
赵堂子胡同朱启钤故居垂花门内回廊旧影
此宅院布局独具特色。它以一条贯穿南北的走廊为中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部分，每部分各是一个自南向北布置的四进院落， 这两部分共八个院落有机组合为一个颇具气魄的宅第。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街门西侧是6间倒座南房，街门东侧有4间南房系厨房，4间南房并不是一条脊，东侧3间稍向南移。因此，街门东侧的南院墙向东南倾斜。
进入广亮大门，10米左右，过二道门，正对着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廊。这条长廊形成的南北轴线，是整个宅院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 长廊又分支出一些回廊在东西院内环绕。
长廊的西侧一边是宅院西院的四进院落，走到头是正厅，每个院子都设有卫生设备。西部一进院落有6间倒座南房和一座两卷“垂花门”；二进、三进、四进院落各有北房3间、西厢房3间，在北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前一个院落由五姑爷爷朱光沐一家及他的母亲居住，后三个院及正厅由老祖居住。
宅院东院的一进院落有南房4间、正房3间，在正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北房与二进院落的南房为三卷勾连搭歇山顶建筑，用料讲究，工艺精细。二进院有北房、南房、东厢房各3间，在北房和南房西侧各建有两间耳房。三进院落有北房5间、东厢房3间。四进院落原是宅第的园林部分， 如今已改建。锅炉房也在东部。
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之题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书影
1929年，曾祖父朱启钤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聘请梁思成任法式组组长，刘敦桢为文献组组长。起初，学社借中山公园办公。《中山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记民国二十一年（1932）施工情况道：
天安门内西庑旧朝房十四间……由本园函请故宫博物院，拨借为朱会长桂莘（按，朱为公园董事会会长）设立中国营造学社社址。查该房久经废置，屋顶檐头以及墙壁地面破旧不堪，乃重加修整，并铺设地板，加护窗铁栏门，右十一间并建垂花门一座， 即由中国营造学社租用。
中山公园是北京第一座公园，平时游人如织。赵堂子胡同3号住宅落成后，曾祖父认为自己身为公园董事会会长，学社继续占用中山公园办公不合适。又因为他许多女儿已经出嫁，赵堂子胡同3号这个房子显得有点空旷，自己和朱光沐住不了这么多，于是腾出前边几个院子作为学社办公场所，朱光沐一家移到后院。1934年营造学社迁入办公直至1937年北平沦陷，学社南迁。
（本文摘编自《朱启钤与北京》一书。该书由朱延琦口述为基础，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编，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