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英] 齐格蒙·鲍曼 / [瑞士] 彼得·哈夫纳著，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3年8月版，260页，68.00元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欧洲著名社会学家，他的代表性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等在国内学界和读书界均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鲍曼的学术生涯、思想转折与其人生经历的关系，仍然比较缺乏更详实和丰富的来自鲍曼本人的第一手资料。英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的《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Zygmunt Bauman:Prophet of Postmodernity，Polity，1999，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是第一部介绍和分析鲍曼的经历、学术著作和基本思想的专著，但其论述内容截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网上曾看过一篇原载于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Poul Poder编辑、Hans Reitzels Forlag于200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论鲍曼——批判论文集》（Om Bauman—kritiske essays）的鲍曼自述文章，中译文是依据Ashgate初版于2008年的《齐格蒙·鲍曼的社会学——挑战与批判》（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Challenges and Critique）中的英文本翻译。中译者说，“作为很少进行‘自传’写作的鲍曼为数不多的自我反思之作，本文既是对鲍曼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又是研究鲍曼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7867640?utm_id=0）在2017年鲍曼去世后，国内媒体发表过不少纪念文章，对于读者了解鲍曼生平与学术思想也很有帮助。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近日读齐格蒙特·鲍曼与彼得·哈夫纳的对话录《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Zygmunt Bauman in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2017），这本书以彼得·哈夫纳于2014年2月10日和2016年4月21-23日在英国利兹的齐格蒙特·鲍曼家中与他的谈话为基础，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鲍曼访谈录。虽然鲍曼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已经年近九十高龄，但是其记忆之清晰、回答问题的思路之敏捷，实在让人惊讶。
但是更令人佩服与放心的是鲍曼在回忆与访谈中对“后见之明”的自我反思与高度警惕。例如在回答“在您的军旅生涯中，您有没有学到什么对您的思想研究有影响的东西？”这个问题的时候，鲍曼首先说的是：“重建我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体验，有违背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要求——历史学应该‘如实直书’——的风险。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一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如实直书。过去充满了影射和暗示；对思辨来说，就算未来没有任何定向点（points of orientation），过去也远比未来丰产。因此，我说的是我眼下的看法，至于我有没有把后来积淀的这个多层次的东西的最深层给揭露出来，我不知道，也没法保证。”（33页）他在这里说的是生活经历、生命体验与个人的思想发展之间的真实联系与复杂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回忆叙述者容易有意无意地陷入以后见之明来描述当时影响思想发展、行为抉择的因素、逻辑和力量，从而违背了兰克史学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要求。这是在自述、回忆录和访谈中最容易产生但对研究者来说又难以验证的“暗伤”。
鲍曼接着说：“生活经验都会不可避免地在人的生命轨迹上留下印记，影响我们认识世界、回应世界和选择在世界上走哪一条路的方式。……这里需要警惕：带着后见之明来重建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有这样的危险，即把流动的说成是结构框定的，说发生的一切是逻辑——甚至是前定——使然。而事实上，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已，并且在当时，人们很少或者说根本不会去反思这些既成事实……在这里，我回忆这些俗气而相当琐碎的真相是为了提醒你，你不能完全相信我在回答时说的话……”（34-35页）对此鲍曼还有更清晰的表述：“研究自己灵魂的逻辑是非常困难的。你永远只能回溯性地、带着后见之明和事后获得的知识来考察，别无他法。问题是，在我开始思考纠结的问题时，我是不是真的意识到我今天回顾时看到的那些动机。那是我当时思考的一部分吗？还是说，我只是在后来，在事后获得的知识的帮助下才想到的？我说不准。”（60页）“那是我当时思考的一部分吗？”，这句话似乎应该时刻出现在面对访谈者的提示屏上。类似这样的反思论述与提醒在书中还有多处，这是在研究鲍曼的思想与学术观念发展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
正如彼得·哈夫纳在“前言”中所说的，自1990年从利兹大学退休后，鲍曼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多部著作。“这些书的主题包罗万象，从亲密关系到全球化，从电视真人秀到大屠杀，从消费主义到他被称从消费主义到赛博空间。他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头目’‘占领运动的领袖’和‘后现代主义的先知’。他的读者遍及世界，他被认为是人文学领域真正罕见的学者。”（i）“他拥有整个人类视野，看到的是完整的人；他超越了自己具体的学科，进入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和文学等领域。”（ii）这样的越界、包罗万象的主题和高产出在当今学术圈内也容易引起讥评，然而鲍曼可以坦然面对。正如哈夫纳对他说的，“您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对您来说，只为专业读者写作有多重要？”（82页）鲍曼说：“我不在乎批评者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称呼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在和某个人对话，有没有回应他或她的情感和需求，还是说一点儿用也没有。科学领域之间的界限是由官僚制的要求设定的。有行政的要求；要拨经费、分配学生、颁发博士学位。而这一切的副作用之一是阻止不同学科的结合。就社会学——专门研究人的生活的科学——而言，这尤其是一个损失。”（85页）就鲍曼在退休之后的高产来说，他的确已经无需“卷”到项目、经费、分配学生等状况之中，实现了学术写作的选题自由。但更应该说的是，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为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写作，而在于是否真正回应了社会学“研究人的生活”的根本任务；也就是鲍曼所讲的，重要的是进入真实的对话与回应。
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在对话与回应中的真功夫与“干货”——是否提出了真问题？是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争议？是否通过提出新的概念、有阐释力的论述而为发展在众多主题方面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论？齐格蒙特·鲍曼在这方面的能力与巨大贡献在社会学界早有定论——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创造者，在当前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欧洲社会理论家中，鲍曼与吉登斯、贝克被认为是最具冲击力的“三驾马车”；吉登斯称鲍曼是“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由于鲍曼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在1990年和1998年先后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和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2011年英国社会学会授予鲍曼“终生成就奖”，认为鲍曼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立场和处理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学，重新赋予了社会学理论新的活力。哈夫纳说“齐格蒙特·鲍曼并不是一个关注细节、数据分析和民意调查、数字、事实或预测的人。……他用宽画笔在大画布上作画，提出主张，把新的主题引入讨论并引发争论。……齐格蒙特·鲍曼既是刺猬又是狐狸。……在一个充满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在许多人都被民粹主义提供的简单方案给蒙住的情况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社会和世界中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批判的分析”（前言，iii）。那支“宽画笔”的比喻颇为传神，重要的是执笔的鲍曼“既是刺猬又是狐狸”，这只“刺猬”一心发掘与瞄准的都是流动性、全球性时代中事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
更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研究写作的动力还是作为“刺猬”所关注的问题，都与鲍曼对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紧密相连。鲍曼认为自从“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在十九世纪被创造出来之后，就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他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远远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或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74页）在更具体回答哈夫纳提出的“您的写作动机”的时候，鲍曼说：“就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奥威尔在回答他为什么写作时列出的那四个理由中的两个：‘历史方面的冲动’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说，一是‘想如实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关于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社会而奋斗的想法’。我想，这就是我会追随奥威尔的地方。”（80页）这是鲍曼关于历史研究与政治研究的写作所给出的重要理由，这本访谈录也在多处不断回应了研究与写作的目的与任务的问题。
在谈到社会学的任务的时候，鲍曼谈到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引进了一个观念，一个类似于自由主义保守乌托邦的观念。在帕森斯看来，社会学家的任务，是为管理者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得更好。怎样防止工人罢工？怎样避免士兵逃跑，防止游击队搞恐怖主义袭击？如此等等。他认为，我们社会学家应该通过消除麻烦制造者，使系统重归平衡。”哈夫纳接着说：“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学。”（118页）在这里虽然不是对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和行动理论及其结构功能主义进行全面评价，也不像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1959；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章中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过于形式主义”和有可能被用作意识形态统治工具所作的那样有理论阐释力的分析和批判——顺带想说的是，米尔斯为公共写作的志向和对社会学研究目标的坚守，可以看作是鲍曼关于现代性研究的前驱，但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帕森斯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维护统治稳定的社会学话术的实质。紧接着他谈到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oway）在九十年代发出的关于“社会学正在与公共领域失去联系”警告，进而从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和私有化谈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概念（118页）。有意思的是，提倡“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的迈克尔·布洛维曾经给赖特·米尔斯写过一封公开信，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政治想象力，与鲍曼的关于“政治方面的目的”也是方向一致的。就如哈夫纳所说，鲍曼“感兴趣的从来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被逐出家乡、剥夺权利的人，数量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不只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种中的穷人，也包括西方的劳动人口”（前言，iv）。由此值得关注的是，在鲍曼去世之后，来自国内社会学界的纪念文章中有青年学者发出了应该重视和回应鲍曼提出的社会学家道义责任、正视社会学界僵化区隔现状的声音。可以说，重新思考社会学的目的和任务，这正是在阅读这部对谈录的时候尤其值得反思的问题。
齐格蒙特·鲍曼于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兰波兹南地区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全家从波兰逃亡到苏联。1943年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 1945年因战功而被授予英勇勋章和上校军衔，并由此开始了在华沙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专业学习。1946年鲍曼加入了波兰工人党（PPR），1953年因父亲的犹太问题而被撤销职务和驱逐出军队。鲍曼在华沙大学继续攻读社会学研究生， 1954年起在哲学系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57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1961年鲍曼升为助理教授，1966年当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67年在波兰又一轮犹太大清洗中，鲍曼愤而退党。1968年3月华沙爆发学生运动，鲍曼因“毒害青年罪”而被驱逐出波兰。鲍曼与妻子雅妮娜前往以色列，鲍曼在特拉维耶夫大学谋得一个教职。1971年起定居在英国，此后鲍曼一直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在哈夫纳的访谈中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2007年德裔波兰历史学家波格丹·穆西亚尔（Bogdan Musial） 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指控鲍曼曾经是军方内部安全部队（KBW）成员，代号是“线人塞米昂”。对此鲍曼承认他在1945年至1948年的确为情报部门工作过三年，之所以从未公开这一点，因为他签署过保密文件。而当时他的具体工作只是宣传部的案头工作，包括为新兵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准备材料，以及撰写意识形态宣传手册。但是鲍曼否认自己曾经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期待我这么做，但我不记得提供过此类信息。我就在办公室里——确切来说，不是那种你会经手这种信息的地方——坐着写东西。穆西亚尔没说的是，虽然我可能为军方的情报部门工作了三年，但我也被安全局监控了十五年。我被人监视，有人写关于我的报告，我的电话被监听，我住的地方被装上了窃听器，等等。因为我是波兰政权的批评者，所以我被赶出了军队，后来又被赶出了大学，并因此被赶出波兰。”（24页）
与这一秘密经历比较起来，对于鲍曼的学术研究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关于在1946年加入波兰工人党（PPR），鲍曼说当时波兰工人党的计划是唯一能让他有理由相信国家可以因此而摆脱战前的落后和战争动乱的状况，比他晚一年参加工人党的哲学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也怀着同样的认识。后来他和莱谢克差不多同时开始对该党祛魅，“开始缓慢但不可避免地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并认识到言行不一的虚伪给道德带来的病态影响”（21页）。在这过程中鲍曼还曾经有过能把它拉回正轨、从内部纠正错误的幻想，后来一直为此感到羞耻。但是他强调“我从未加入过对立的政治阵营，更没有对之展现热情。我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22页）。当哈夫纳说“您对我们的当代社会持强烈批判态度，时不时地可以在您身上看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的时候，鲍曼回答说：“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我依然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理念：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207页）
在讨论到乌托邦的话题的时候，鲍曼说他在英国出版的头几本著作中的一本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更重要的是他接着谈到“宣告任何形式的现状是‘实现了的理念’这种做法……可能是一记丧钟。更长期来看，这样的宣告将不可避免地使这种信念失去那个作用” （177页）。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揭露社会弊病、永远批判社会现实的面向未来的信念，这与他的社会学研究宗旨和任务是非常吻合的。
哈夫纳从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谈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与反犹主义的关系问题，鲍曼说：“共产主义运动吸引犹太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组织是唯一一个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平等的地方。”他说至少在三十年代是这样的，后来又发现这是一种幻觉（62-63页）。鲍曼的犹太出身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多次受到反犹主义的迫害，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态度，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是耐人寻味的。他在以色列生活过一段时间，很快不想留在那里的原因是民族主义问题：去以色列是因为被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赶走，但在以色列又被要求变成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努力让它消失”（65页）。因此他在以色列的自由主义日报《国土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大概是《为和平做准备是以色列的义务》（“It Is Israel's Duty to Prepare for Peace”），这个标题和文章的内容即便放在今天的美国恐怕也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鲍曼认为不存在什么人道的占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和历史上其他的占领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不道德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被伤害的不只是被征服的人，占领者也受到了伤害。占领在道德上使他们受贬，并且长远来看还会削弱他们”（66页）。他进一步预言了以色列人的心灵和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军事化，军队将统治国民，战争成了国民的自然习性。他因此而觉得以色列已经走上了绝路，从长远来看也无法感到乐观，因为在以色列的和平势力被边缘化了，没有任何影响力。（67页）他指出“多年来，以色列没有为开辟谈判空间而减少自己的要求，反而变本加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开紧急会议，以色列政府就会宣布建立新的定居点，夺走巴勒斯坦的又一块领土”。他对前景的悲观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为自己快死了、不会亲眼见证这场冲突很可能以悲剧收尾而高兴。”（68页）在今天读来更令人感到悲哀。
然后他谈到他在《现代性与纠结》（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口号是“把无人之地给无地之人”，“整个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就建立在那句口号上。殖民地被认为是无人之地。殖民宗主国无视了那里已经有人了的事实。对他们来说，那些人是远离文明的野人……可以被忽视，并且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也一样。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最后的残余。”但是最后他说也能理解赫茨尔：“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观念：我们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我们将给这个野蛮人的国度带来文明。”（69页）
鲍曼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2017）在他去世后的十几天在剑桥Polity出版社正式发行，可惜他自己没有看到。在这部访谈录中，鲍曼为乌托邦辩护是有具体针对性的：统治者总是告诉人民，一切都别无选择，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都是在浪费时间，只要多干活、多赚钱就行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长期规划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179页）。那么，为乌托邦辩护的最后理由就是“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从未对另一种选择失去信心，从未对存在更好的、更正义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208页）。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是一个‘心怀希望的人’”（209页）。
或许还可以从鲍曼对待社会学的态度来理解他的关于乌托邦的信念：“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这就是社会学的任务。我不认为社会学处在危机中。我认为现在人们比以往更需要社会学家——为当前这代人服务的新一代社会学。”（150页）也就是说，在熟悉与陌生的视角转换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未来的可能性。就如哈夫纳所说的，“……齐格蒙特·鲍曼为乌托邦时刻辩护。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某幅来自空中城堡的蓝图，而是改良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境况的动力。”（前言，iv）
在此想起了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他的《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2000；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中借用的一段插曲：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曾向华兹华斯建议，请他写一首诗，呼吁人们从对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悲观绝望中振作起来，重建对人类社会改善的崇高信念。我相信这也是齐格蒙特·鲍曼想要呼吁的。
最后留在我印象中最感人的是哈夫纳在前言末尾写的那两段话：“齐格蒙特·鲍曼谈到了生活，以及一直为命运所阻挠的塑造生活的努力……向我告别时，他紧握着我的双手说，他希望我也能活到他的岁数，因为每个年代虽有苦难，但也有它的美丽。”“我希望，在阅读过后，读者能和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把这些与鲍曼最后的谈话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