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1937年广州成为日寇的沦陷区之前，老西关人最隆重也最为高兴的日子，就是过春节了，那时广州人称为“过年”。把“过年”说成为“过春节”，那是1949年广州解放后的事。
其实，从农历十二月十六，过了“尾祃”开始，老西关人就开始准备过年了。“祃”，粤音为“牙”。每月农历的初二和十六日，广州人都要“做祃”。古代朝廷拓土开疆，人们都要向狼牙状的军旗致祭，这仪式称为“祃”。祭祀时要供奉三牲，祭祀后那些猪牛自然归将士享用。岭南人接受中原传统的影响，每月都有两次“做祃”，亦即吃饭时加点酒菜，拜拜土地公公，说穿了无非是找个借口“打牙祭”。每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是一年中最后一次“做祃”，称为“尾祃”。这顿饭，自然做得丰富一些，一般是大杯酒、大块肉，大家饱餐一顿，等于表示农业、商业工作告一段落，等待来年新的开始。
尾祃过后，老西关的家庭妇女就忙起来了，大家忙着炸煎堆，包油角，蒸马蹄糕、萝卜糕，买红色的瓜子、花生以及元宝、蜡烛、香之类。本来，煎堆、油角和糕点，也可以到商店购买的。但是，一般主妇都宁愿自己动手，做好后和亲友互相赠送，展示主妇们的手艺。所谓“煎堆”，内里由用黄糖粘过的苞谷做馅，搓成一团，外面用面粉包裹成圆球状，掺上白芝麻，然后放在油锅里炸成。老实说，这东西并不可口，但每家又非做不可。老西关人说，“年晚煎堆，人有我有”，拜神祭祖时如果没有煎堆，不表示全家团团圆圆，是说不过去的。至于搓油角，我们这些小孩便高兴了，大家和奶奶婶婶围在大圆桌上，有说有笑，我看着大人们搓粉，把它弄成团状，又用擀面杖把它摊平，再用小碗的碗口压出一块块的圆形，然后在中心用花生或莲蓉作馅，就像北方人包饺子那样，十分好玩。不过，要在饺子边上捏出花边状的褶皱，却是很考究手艺的难题。最后，人们把捏好的饺子放在油锅里炸熟。一面炸，一面用筷子搅动，炸焦了不成，炸不熟更不成。因此，采用什么东西做馅料，搓得好看不好看，吃起来是否恰到好处，实在是对主妇们的考验。我们小孩子哪里懂得这些呢，只是围着桌子凑热闹，拿起一块粉皮便乱搞胡弄，粉皮总是捏不拢，搞得一塌糊涂。奶奶见我乱捏一通，又好笑又好气，便用沾满面粉的指头，捏着我的鼻头，要我滚开。那时，我也实在不耐烦，只好扮个鬼脸，逃之夭夭。
回想起来，过年时大家一起动手包油角，其意义并不在于吃，而在于一起动手、合作欢乐的意思。这和中原地区在节日里，全家一起包饺子的情景和意义，实在是一致的。至于蒸萝卜糕、马蹄糕，那更是妇女们干的手艺活，孩子们是绝对参与不了的。制作马蹄糕比较简单，只需把糖水和马蹄粉调成糊状，蒸熟了，就成为黑褐色的马蹄糕，在上面掺些白芝麻便成。至于萝卜糕就复杂一些，首先要把萝卜刨成粉状，加上米粉和水一起调制蒸熟。富裕的人家便考究了，那调制的汤水，是用除去骨刺的鲮鱼肉煮成汤汁，然后把萝卜和米粉掺在一起蒸熟，蒸熟后，再掺上炒花生米和芫荽丝。这马蹄糕和萝卜糕，可煎可蒸，都很可口。不过，在老西关，成年男性是不参加包油角和蒸糕的活动的，他们的任务只在于“揾钱”。看来这景象，是传统封建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儒家文化在岭南地区的孑遗。
到了农历除夕前几天，广州人就开始到花市逛逛，买花准备过年了。其实，买花的风俗，早在宋朝中原地区便出现了。据《东京梦华录》载：“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可见，他们也有卖花和买花习惯，但是要在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而且是卖花者到处叫卖，并没有成行成市。当然，过年的时候，有些人家在除夕也会插些花，例如说“山间除夕无多事，插了梅花便过年”，但这梅花一定不是在花市买的，因为那边还没有卖花的市场。至于在除夕前夜逛花市和买花的习俗，看来只有广州才有。
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在清代初年，广州已经出现花市了。他说：“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只素馨，无别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在除夕前夜的花，便种类繁多了，什么桃花、吊钟、水仙、芍药、银柳、金桔、黄菊等等，应有尽有。在老城区，花市设在“四排楼”“双门底”一带，那地方正是屈大均所谓“七门”之一（亦即在今天的解放中路一带地段）。在西关，花市则设在桨栏路、和平路一带。每到除夕的前几天，花农便在马路两边，搭起一层一层的竹棚，把各种各样的花卉搁在棚架上，好让顾客来选择购买。到了除夕的前三两天，花市附近，便变成人山人海了。我住在西关，有一年在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也跟着家里的大人去看花，谁知从宝华路转入第十甫，便看到马路上人头汹涌。我吓了一跳，因为当年广州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即使第十甫属繁华地段，晚上灯红酒绿，平时也不见得这样挤得水泄不通。我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角，慢慢走到桨栏路的街市，那里更是人山人海。我个子又小，只在大人们的屁股下面东张西望，只见大人们摩肩接踵，一个屁股连着一个屁股，让我透不过气。爷爷也紧紧拉着我的手，怕我走失。后来我们拼命挤到路边的花棚下面，才看到摆着棚架上排着鲜花，正想选些购买，与花农讨价还价，谁知被别的有气力的人，挤回到人群之中，又只能看别人的屁股了。后来，爷爷也受不了，只留下叔叔吩咐他买些鲜花，便急忙带着我冲出重围回家去了。从此，我再不去逛花市了。不过西关人也都知道，如果过了除夕当晚的十二点钟，花市便零星落索，人流逐渐减少，花农也急于回家，便把花贱卖，或者半送半卖。夜越深，人越少，花农也开始拆去棚架了。
据记载，唐代以后，宋代人才逐渐喜欢梅花的，大诗人陆游还写过一百多首有关梅花的诗词哩。宋人又有诗云：“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但是，老西关的人除夕逛花市，有两种花一般是不会买的，其一就是梅花。因为粤语“梅”与“霉”同音，人们希望的是来年发财，而不是发霉。所以，逛花市都不会买它。其二，一般也不会买水仙。尽管花市里也放着水仙花，那不过是点缀而已。因为，早在除夕之前的二十天左右，人们便选买水仙的根球了。买时会认真挑选，用清水泡浸，等待它发芽。在这段时间，天气阴晴冷暖不定，人们要小心侍弄。希望它在春节前夜及时开放；还要仔细观察它能开多少“枪”；如果亲手培育水仙，“枪”尖斜屈，微绽白蕊，正如徐文长咏水仙诗云：“素蕊浑疑白玉珥，檀心又似紫金杯。”养花人也就随着它心花怒放。若是到了除夕，苞蕾绽放，这意味着来年好运当头。既有了“花卜”的想法，因此，人人家里都泡有水仙，自然不必到花市购买了。
逛花市的人若要买花，青年人多喜欢买桃花，那些桃花，灿若云霞，插在瓶中，光红粉腻。其实，买桃花者，多是年轻人，他们多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交上“桃花运”。而上了年纪的人，买的多是吊钟。那吊钟，花色并不特别鲜丽，花蕾一苞苞地吊着。花开时，便像一个个粉色的小铃铛挂在一起。花苞有多有少，少则三几个，多则十几个。除夕前买回来的吊钟，花还未绽。至于买回来的花，一苞能挂多少铃铛，就需要看买者的眼光和运气了。有一年除夕前夜，叔叔扛了一株吊钟回家，过了两天，这花每苞吊出了十几个小钟，爷爷便高兴得很，认为这年会大吉大利。为了催花开放，我们还用湿纸搭在枝杈上，好让花儿容易吸收水分，开放得更加灿烂。至于买柑桔，更是必不可少的。它硕果累累，惹人喜爱。而且，在粤语，“柑”与“金”同音，“桔”与“吉”同音，自然受人吹捧。所以，无论买小盆或买大盆，总之都需要图个吉利。
老实说，过去广州人买花过大年，即使是文人学士之家，也并不追求风雅，更多是追求繁荣和热闹。至于“花占”“花卜”，自然不足为训，但我们可以视之为人们的一种传统游戏。而且期盼生活美好，工作顺心，也是人之常情，是广州人希望享受美好人生的体现，我们大可以不必以迷信视之。
近些年，在将要过大年的时候，广州又有花市面世。不过，花市在各城区都有，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浆栏路早已不能鳌头独占了。至于摆卖的花，既有传统的，也有从世界各处传入的，五颜六色，让我这老西关人根本叫不出名字，而且价格贵得惊人。于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开开眼界也好。
除夕那天的早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沦陷前，老西关的大屋便会安放祖先们的遗像，一般人家或是照片，或是经过细心抹拭的神主牌，亦即写上祖先名字的长约一英尺的木牌。如果是比较富裕或者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家，祖先们的遗像，却是一米宽两米来长的彩色画像。它被称之为“真”（大概说这是它“真容”的意思）。那像中人穿戴的全是清代的官服，帽子上有花翎，袍服画着彩式的花纹，双手还拿着笏，并且标明“朝议大夫”“谏议大夫”，亦即类似可以向朝廷提建议，或者有资格监察官员的官衔。我家也挂过这样的“真”，而我知道，我的曾祖父等老一辈却从来没有当过官，而且后来家境也逐步破落。我很困惑：怎么会有那么“吓人”的头衔。一问家里的大人，才知道这头衔是花钱买的。在晚清，政治腐败，只要你肯花钱，官府便送一个有名无实的虚名给死者，收取那些孝子贤孙一笔自以为光宗耀祖的钱财，两相情愿，这真是一次好的买卖。至于我的曾祖父、曾伯祖父的尊容，和那彩色画像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那真是鬼才知道。所以，除了名字即“显考×公××”几个字是真的之外，其实这“真”一点也不真，不过是只供后人炫耀的假货。明明只是商人，还要捞个官衔自娱自乐，这滑稽得很！正如曹雪芹说过：“真作假时真亦假。”封建时代在 “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下，到后期出现“商而优则仕”的风气，直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使是已进入商业比较发达的广州，也依然受到影响。可见文化传统中有许多精华，必须传承，但其中存在的一些糟粕，尽管一时也难以清除，但必须逐步清除。不过，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摄影技术已流开来，我再没有看到老西关人把“真”挂起来了。
除夕拜祭祖先，全家吃“团年饭”，是黄昏时刻至为重要的一环。现在住在广州的人，在除夕晚上喜欢“打边炉”，亦即吃火锅，热气腾腾，其乐融融。不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老西关人是不会“打边炉”的。因为吃团年饭之前，必须首先敬神和祭祖。那时不可能捧着火锅放在祭桌上面。富贵人家，可以做“九大簋”，买整条的“烧猪”和鸡鹅鱼鸭之类，应有尽有。至于普通家庭，也会竭力做些好菜，即使不算丰盛，但煮一条鱼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年年有余”的期盼。所以，除夕那天，从早上开始，主妇们便为制作“团年饭”，竭力张罗。
到了黄昏要拜祭祖先的时刻，每家都会首先烧一串炮仗，然后把菜肴应有尽有地摆设在关公等神像面前，先让他们“大杀四方”。不过，在我家二楼上还供奉着观世音菩萨的神像，但大人们从来没有把大鱼大肉放在她面前，看来她比较清廉，不像那些动辄需要宴请受贿的泥菩萨。即使在除夕，我们也只向她供奉鲜花果品，合什叩拜。于是我也跟着大人乱念一通《准提经》，什么“稽首归依苏悉帝，头面顶礼七俱祗，我今称赞大准提，唯念慈悲垂加护。喃无飒多喃，三藐三菩提……”其实，我根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念起来像唱歌一样，比背诵什么《论语》《孟子》好玩得多。
拜了观音，我们就得赶紧拜祭祖先了。大人们已把诸天神佛享用过的菜肴摆放到“神主牌”或“真”的面前，跟着向祖先三跪九叩。在老西关的大户人家，有所谓“诗礼传家”的仪式。叩头也不能乱叩一气，而是有一套规矩。首先由男性家长带头，然后依照辈分先后行礼。男性在叩头时，首先面对祖宗牌位做两袖相拂的动作，然后左腿跪下，再跪右腿。跪下后，两手垂直，两拳并拢，躬身低头叩拜三次。再站起来，重复连续做三回同样的动作。这叫做“三跪九叩”。我很怀疑这是从清代满人穿着“马蹄袖”遗传下来的叩拜仪式。至于女性却没有这样的讲究，只需两膝跪地，弯着两手叩头触地便可以了。拜祭完毕，人们便把菩萨和祖宗尝过的菜肴拿进饭桌上，围坐在一起饮酒吃肉。这一顿“团年饭”一般比较丰盛。有些乞丐也会在大户的大门外面，等候着人们给他一些剩余饭菜，人们也乐于施舍。
近年来，人们在除夕晚上，吃过火锅，多是打开电视机，看看“春晚”之类。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我国电视机还远未普及。至于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老西关，如果有一部带着喇叭的“留声机”，一定是非富即贵而且很时髦的人家。那时候，许多家没有这类的玩意儿，大人们往往饭后便打麻将或打“天九”（一种骨牌），博点彩头，兼作守岁。而吃了饭的小孩子，则成群结队，到大街小巷“卖懒”去了！
广州老西关“卖懒”的风俗有趣得很。我们一班小朋友呼朋引伴，衣袋里都装上几个煮熟的鸡蛋，手中则拿着点燃的长香和几串小爆仗。于是在大街小巷乱逛，也乱放鞭炮，一路上打打闹闹，齐声喊着：“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唔懒（‘唔’，粤语‘不’的意思）。”若遇见别的“卖懒”队伍，彼此便拼命高喊，力图把对方的威风压下去。若是碰到女孩子们，调皮鬼们则把爆仗的引线点着，等到它将要引爆时，扔到她们的脚下，“嘭”的一声，把她们吓得尖声大叫，我们这批好汉，便扮着鬼脸，得意洋洋，溜之大吉。走累了，大家或蹲或坐，剥开熟鸡蛋吃了，自己身上的懒惰猪也就卖出去了。
据知，岭南人除夕“卖懒”的风俗，早在明末清初便流行开来了。但那时不是“卖懒”，而是“卖冷”。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除夕时，粤人“以苏木水染鸡子（鸡蛋）食之，以火照路，曰‘卖冷’。”可见，在清初，广州的气候还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岭南人要拿着“鸡卵”去“卖冷”，后来才转变为“卖懒”。至于苏木，那是中草药，据说用它泡水，有防肿止痛等多种功效。在粤语，“卵”“冷”和“懒”均是一音之转。拿着鸡蛋亦即鸡卵，口称“卖冷”，人们听了，那是可以接受的。何况孩子们的口袋里，确有鸡卵可卖。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或者再早一些，没有再喊“卖冷”了，都只喊“卖懒”了。这嬗变，意味深长，看来，当初岭南人也怕冷，当冬天将尽，春阳未至，人们巴不得把冷卖掉。这在除夕“卖冷”的习俗，反映了广州的先辈们对生活温暖的期待。不过，看来气候有了变化，近世广州很少出现气温低于零度的日子。何况，“冷”是卖不出去的，但阳春有脚，春天总是要来的。广州人务实，一看“卖冷”实在没有必要，便因势利导，让孩子把“卖冷”转化为“卖懒”。而懒惰的对立面是进取、勤奋，把“懒”卖了，就有进取之心了。字音的转换，说明了岭南人心态的变化，说明更重视发扬人的主观积极性。有趣的是，“卵”是实物，固然可卖，而“冷”和“懒”，也把它列入可以出卖之列，实在匪夷所思。不过，我们倒可以领略广州人深入骨髓的商业意识。
大年初一的早上，小孩们要逐个给家长叩头拜年，但一听到锣鼓喧天，知道舞狮的队伍出动，大家的心，就飞到大街上去了。
其实，早在除夕的前几天，我们也常听到“冬撑、冬撑，冬冬冬冬撑”敲锣打鼓的声音，便知道街道的武馆，在准备过大年时要上街舞狮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除了在成为沦陷区期间，许多大街小巷都设有“武馆”，由教头带领喜欢习武的青年男子打拳练脚。不同的武馆有不同的宗派，有练洪拳的，或练鹰爪拳、蔡李佛拳、咏春拳之类。为了方便人们在工余、课余、业余到武馆学习，练武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晚上。不同的武馆有不同的“堂号”。堂主亦即师傅，会根据习武者的水平，或让某些徒弟或学“扎马”，或学各种招式。练习舞狮，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当练武的时间结束，师娘们便会端出一锅热粥让徒弟们果腹解渴。因此，那时广州人都称习武为“食夜粥”。在当年，广州习武者不少，每逢过大年或逢重大节日，店铺开张，舞狮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也是广州人“生猛”的表现。
说来有趣，广州人舞的“狮”，并不像狮子，因此有人戏称这是“舞大头狗”。语虽近谑，却有近似之趣。
在我国，舞狮的技艺，可分为两派。一可称为“北狮”，这是中原地区舞的“狮”。它毛色金黄，两个舞者，以躯体套了进去，连腿部也包裹得毛茸茸的。乍一看，也真像百兽之王。它惯常的是撅着屁股，摇头晃脑，或者蹿上圆球，来了个“狮子滚球”之类。其实，在我国境内，猛兽只有老虎，却不产狮子。据文献记载，汉魏以来，舞狮是“百戏”中的一种，它从西域传入。白居易有诗云：“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奋迅毛衣摆双耳”，说的就是这种从西域传入的技艺。
至于广州人舞的狮子，人称为“南狮”，形态和“北狮”大不相同。它面目狰狞，头有尖角，眼似铜铃。双耳可以上下摆动，嘴下有须，或黑或白，这是该“狮”性格或资历的标识。而狮身，则是在脖子后面披着一条彩色的长帔。举着狮头和披着彩帔充当狮尾的人，人身乃至双腿完全暴露。它在行进时，又有套着面具的 “大头佛”，在前面扭扭捏捏，做出滑稽的姿态，与威武雄壮的“南狮”相映成趣。
广州人舞弄的“南狮”分明不是狮。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颇值得研究。以我看，这是古代“驱傩”的遗存。据古代传说，有一种被称为“年”的怪兽，凶恶狰狞，头有尖角，常在冬季最后几天出现，伤害人畜。但古人掌握年兽害怕红色和火光、声响的习性，当它出现时，便群起驱赶。又据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以前，民间就有驱除疫鬼的风俗。驱鬼者“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这驱鬼者被称为“方相”（见《乐府杂录》）。这“方相”的前边，有被称为“伥”的小孩引路，后面又有一大群人跟着驱鬼。看来，这被驱逐的鬼怪，就是“年”。在岁末之夕，除逐怪兽，就是“除夕”。经过了驱除“年兽”一夜，皆大欢喜，这就是“过年”。
这风俗在中原地区逐渐失传了。传到了南方，舞“方相”便演化为狮，那南狮有着“黄金四目”和“衣熊裘”的影子，而舞南狮引路的“大头佛”，则可能与“伥”有所联系。
又据民间传说，舞南狮起源于广东佛山。人们说，在明初有怪兽在田间出现。它样貌凶煞，会发出“嗹嗹”的声音，人们称之为“嗹兽”，除夕之夜，它会出来蹂躏庄稼。为了对付这怪物，人们便纷纷仿照其狰狞模样，放爆竹敲锣打鼓，群起而攻之，把它吓走。这一来，舞动假兽头的行动，便演化为舞狮。
在大年初一，舞狮者不仅只在大街上巡游，还会“采青”，这是我和小伙伴们最爱看的节目。采青有两种方式，一曰“采高青”。当舞狮者在路上经过，一些商铺便从楼上伸出了竹竿，吊挂着青色生菜和红包，红包里装着钱，吸引舞狮者来采摘。舞者来到商铺的门口，先做出摇头摆尾跃跃欲试的各种舞姿，然后攀高叼摘。若那“青”挂得高，武馆的几名大汉，便以“叠罗汉”的方式搭成人梯，让舞狮者攀着他们的肩头爬登。当然“青”挂得愈高，采的难度也愈大，估计商铺和武馆事前有过协商，因为，商铺挂“青”，既图个吉利，也有吸引群众的生意经。至于武馆，对采青的高难度，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有所考虑。如果对方的“青”挂得过高，红包里的钱又少，那就很不划算。
另一种采青方式，叫舞“采水青”，主人家把“青”放在地上，再放一条长凳，那凳子象征桥梁。这时，舞狮者在地面上，先作一番摇头摆尾洗脸抹眼的动作，然后舞狮头和舞狮尾者，同时跳上长凳上，舞弄一番，再垂下狮头，叼取盘里的“青”，这些动作，需要有比较高明的平衡技巧。所以，舞狮者常说，采“水青”其实比采“高青”更费气力。
当“采青”时狮子含到了“青”，舞狮头者伸手接青菜和红包的时候，打鼓者便擂起一通“乱捶”，这时采青舞便进入高潮。狮子回到了地面，便是得胜回朝，人们也大放爆竹，表示祝贺。然后这狮子又摇头摆尾地继续前进。有一回，我跑到舞队的前边，看到引路的个子矮小的“大头佛”，蹦蹦跳跳，扭着屁股，做着滑稽的动作。我以为他也是个小孩，一时兴起，也走到他的旁边，一面笑，一面学着他舞手弄脚的动作。谁知那“大头佛”摘下了套在头上的假面具，原来是个老头子。我正在发愣，他却一手把面具套在我的头上。我也不客气了，就学着“大头佛”的样子，在狮子面前跟着锣鼓的节奏，古灵精怪地乱跳起来。路旁的人看到我似模似样的动作，也大笑鼓掌。我得意得很，越发跳得起劲。谁知跳了一阵，汗流浃背，便赶紧摘下，交回那老头了，然后一溜烟跑掉。回想我在幼年胆大包天的举动，可能为求学时敢于充当乐队指挥，再后来敢于追随董每戡教授研究戏曲，实习时在专业剧团中敢于指手画脚，打下了心理的基础。
人们不是传说在岁晚会扮演“方相”，发出“傩、傩”的喊声，驱逐“年兽”么？在佛山，从明代开始，不是也有为了驱赶“嗹兽”，扮成它的模样，敲锣打鼓，学着它的声音，发出“嗹、嗹”的吼声么？这举动，亦即在岁末之夜，经过驱除“年兽”之的风俗，便称为“除夕”和“过年”。就汉语而言，“嗹”（nian）、“年”同音，与“傩”（nuo）发音相近。显然，佛山的驱“嗹”，其实是远古驱“年”的遗存。进一步，便演化为“舞狮”。佛山和广州西关相邻，这风尚，自然很快传到了羊城。“礼失求诸野”，中原已不知“年”为何物。倒是在岭南，人们从舞南狮的亦即驱“嗹”的形态中，看到了远古驱“年”的活化石。
在广州，过年才真是过“年”，我也玩过了一次作“伥”的闹剧。
大年初一，孩子们除了向大人们叩头拜年，收取红包以外，最高兴的无非是看舞狮。倒是在年初二，又有新的活动。
在老西关，年初二的清早，就听到有人在家门口拍着门大喊：“开门利是啰！开门利是啰！”这时候，家里的大人也赶紧开门，连忙送出一个红包。那老兄又去拍邻居的门，又一次收取红包。因为家家都要开门，只好图个吉利。过了一阵，又有人在街上叫卖：“发财大蚬！发财大蚬！”原来，西关邻着泮塘，贫穷的村民便在塘边捞取小蚌，这就是蚬。在粤语，“蚬”与“显”同音，有谁不愿意“发财大显”？这一来，家家都会购买，以便在做“开年饭”时能吃上它。
过了一会，又有人在门前唱着“龙舟”。演唱者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他肩上挑着短短的画有花纹的扁担，胸前挂着一面小铜锣和一个小鼓，口中唱着一句七字的吉利言词。唱了一段，便敲着小鼓和小锣，发出“督撑督撑督督撑”的声响。唱了一段，又敲一阵，很是好听。大人们也赶紧递他一个红包，这老者又到别的家门去唱龙舟了。
我觉得很奇怪，这老头子分明挑着一尺来长的扁担，边走边唱，怎么会是“龙舟”呢？这和在端午节时人们大擂大鼓，百桨齐飞，豪壮地划着的龙舟，完全挂不上边。后来，稍稍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所觉察。
原来，唱的“龙舟”曲调，起源于顺德，后来流行于珠三角一带。在顺德，从宋代开始，就是汉族和俍族杂处的地方，俍族是壮族的分支。顺德县的大良镇，其实是俍族聚居的“大俍镇”。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俍之俗，幼即习歌，男女皆倚歌自配。”他们往往是一边挑担走路，一边随口唱歌。“其歌每写于扁担上，俍扁担以榕为之。”“或两头画龙”。歌唱时，每句七字，随口调情编诌，这分明是民间曲调。我怀疑唱“龙舟”，其实是唱“俍诌”，诌与“舟”同音，是随口编造的意思。后来，汉族人也吸取歌唱形式，把扁担缩短，以便于沿街演唱，又配以小锣小鼓，加强歌唱的节奏感，这便成为“唱龙舟”。有时，在广州，“唱龙舟”还可作广告用。我常见一些老者，挑着短提，后面跟着一队小孩，唱着“神农茶，神农茶，发烧发热有揸拿（神农茶是中草药制剂。在粤语，“有揸拿”是有把握的意思）。然后又敲起小锣小鼓，吸引路人。这又是广州人把少数民族的演唱形式，用于商业发展的一例。
当然，在广州，大年初二吃午饭，是当天最为重要的项目。这顿饭叫“开年饭”，又叫“头祃”。境遇稍好的家庭，吃饭时菜色的丰盛程度，和除夕吃“团年饭”是类似的，还会加上“发财大蚬”那一味。
不过，在店铺里，伙计们吃这一顿“开年饭”，却是一面摆出喜气洋洋的样子，一面胆战心惊。吃饭时，菜色一定有白切鸡。如果老板首先把鸡头挟到某个伙什的碗上，意味他吃了饭之后，就要卷铺盖离职了。这惯例，叫“吃了无情鸡，各散东西”，是旧社会的老广，在商界中给失业者稍有面子的做法。
随着时代大潮的变迁，这些过年的习俗、民风，都发生了变化，有些甚至已经失传。我作为一个老西关，写下这些儿时趣事以及个人对西关文化历史的思考，或许对于后人是一件有助于保留与理解广东民俗传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