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日]田中伸尚著，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424页，68.00元
1911年，我在去庆应义塾大学的通勤路上，看见一辆接一辆的囚车沿着市谷曲折的道路驶向日比谷的法院。在我所见所闻的各类世事中，没有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事情了。身为一名从事文学的作家，自觉难以在这个思想问题上保持沉默。但小说家佐拉不就是因为对“德雷福斯事件”发出正义之声，而被迫流亡国外的吗？于是，我和世上的文人们一样，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似乎无法承受这种良心上的痛苦，为自己忝为文人而感到羞耻。
——永井荷风《花火》
1911年时，永井荷风刚满三十二岁。一年前，靠着森鸥外和上田敏的推荐，在欧美游历多年的永井荷风在庆应大学谋得了教职，当时他在市谷的住处离东京监狱不远。而他在散文《花火》中所描述的，正是“大逆事件”中各被告人从东京监狱被押往法院的场景。
所谓“大逆事件”，是指1910年至1911年间，日本政府为镇压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而捏造的一起政治案件。1910年5月，长野县警方以“非法持有爆炸物”的罪名逮捕了宫下太吉、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等四名涉事人，指控他们曾在1909年制造炸弹并进行过爆炸实验。在审讯过程中，警方发现宫下曾有过使用炸弹袭击天皇的大胆设想，因此将此案件从一般的刑事治安案件提升至谋害君主的重大罪行。根据日本战前的法律规定，凡针对天皇本人及直系皇族的犯罪行为及未遂犯罪行为，皆可以“大逆罪”惩处。而在发现宫下太吉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背景后，日本政府、警方便以此事件为借口，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日本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幸德秋水、森近运平、奥宫健之、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等多达二十六人先后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要么跟宫下太吉等四人只有数面之缘，要么就压根不认识，其交集或共同点仅在于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幸德秋水之所以受到牵连，甚至被列为首谋，除了因为他和直接参与爆炸计划的管野须贺子处于事实婚姻之外，更是因为他本人在当时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响亮名声，以及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信徒中的威望。早稻田大学的梅森直之教授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概括道：“对于‘大逆事件’的调查，最终只不过是按照一开始所预定的故事情节，捏造被告们的相互关系来扩大可被起诉的嫌疑人范围……而幸德秋水则被检察官分配了这一大阴谋首犯的角色。”实际上，根据之后围绕“大逆事件”的一系列研究，构思这出狠毒剧本的幕后大佬正是当时的政坛元老山县有朋。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书影
根据日本当时的法律，“大逆罪”的审理是不公开的，亦不适用于“三审制度”，而是直接由大审院（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且不得上诉。在案件秘密审理期间，因认识为幸德秋水等人辩护的律师平出修，著名的短歌诗人石川啄木得以了解此案的内情。在读了幸德秋水在狱中的“辩白书”等一系列庭审资料后，石川啄木非常敏锐地指出：“大逆事件”的本质就是“思想镇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的他，在“大逆事件”审理期间曾向友人写信剖白内心：“我曾犹豫过是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我现在不再犹豫了。”此后，他还开始系统性地阅读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
整个审判过程，也印证了石川啄木的判断。在明显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大审院的法官们完全依照警方和检察官提供的“剧本”进行了所谓“审判”。这桩涉及众多被告的重大案件，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仅进行了不到一个月的审理，审理期间甚至都没有传召任何证人。最终，大审院对二十四名被告判处死刑（后有十二人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另两人以非法持有爆炸物判处有期徒刑。由于所谓“大逆罪”的判决不得上诉，初审即终审，仅仅七天后，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十二名被告即遭到处决。
因被这场颠倒是非的审判所激怒，石川啄木在1911年曾写了八首以“大逆事件”为主题的诗。这些诗的风格与他早期私人化的诗作完全不同，转而呼吁青年人奋起行动。其中一篇题为“无休止讨论”的长诗，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我们读书，我们争论。
但我们眼中闪耀的光芒
无法与五十年前的俄罗斯青年相提并论。我们讨论我们必须做什么。
但没有一人，将手紧握成拳头里，敲打着他的桌子，大声地喊着V NAROD！
“V NAROD”是1874年前后俄国民粹派革命者的运动口号，意为“到人民中去”。
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中，对“大逆事件”抱持疑问乃至反感态度的不仅仅是永井荷风、石川啄木等个别人。但凡有些司法常识或分辨能力者，皆认为此案件完全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残酷闹剧。甚至连当时有着“体制内身份”、担任军医总监的文豪森鸥外也曾借助短篇小说《食堂》中的人物之口说道：既然你们认为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一心求死，那么反而应该在监狱里给他们好吃好穿，让他们长命百岁。
著名作家德富芦花在得知幸德秋水等人被捕入狱后，不惜低头向已经断绝关系的哥哥——著名右翼学者德富苏峰写信求情，只因身为“皇国主义”吹鼓手的德富苏峰与当时日本的政界高层尤其是元老们有着深厚交情。此外，德富芦花甚至还写了一封“致天皇”的直诉状，天真地希望明治天皇能给予幸德秋水等人特赦。在得知死刑“照常执行”的消息后，懊恼的德富芦花并没有如永井荷风那样“一言不发”，而是在1911年2月1日赴第一高等学校（日本当时的精英学校，简称“一高”）发表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演讲。演讲以“谋叛论”为题，公开批评国家机器捏造“大逆事件”的行径：
政府对幸德等人采用的手段，从一开始就像是蛇吞蛙一样，非常阴险冷酷……也许他们是为国家考虑，但是在上天看来，这无疑是谋杀、谋杀。通过死刑宣判来威吓国民，然后恩赦其中的十二人来稍微讨好下国民，对其余十二人则突然予以处刑——不，不是处刑，而是暗杀，是暗杀。
《东京朝日新闻》对“大逆事件”判决的新闻报道
更可悲的是，这些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处决的受害者，死后仍要忍受国家的迫害。当局不允许遗族为他们立墓碑，也不允许扫墓纪念，企图抹杀他们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痕迹，让他们背上所谓“国贼”的骂名。而那些侥幸未死者，则要在余生继续忍受国家施加的歧视与迫害。1947年10月，伴随日本战败投降以及天皇本人发表“放弃神格”的《人间宣言》，“大逆罪”的条款也从刑法中撤销。然而，“大逆事件”中的牺牲者却并未获得国家层面的道歉与赔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揭示‘大逆事件’真相的会议”发端，兴起了推动该案件再审的社会运动。1964年，日本律师联合会在东京世谷监狱的刑场旧址建立了一座悼念“大逆事件”受害者的慰灵塔。延宕数年后，日本最高法院在1967年给出了判断，称：“此案是由战前的特殊案例引起的事件，无法与现行法制进行对照。而大逆罪既已废止，那么便无法进行再审。”事实上否决了进行再审的要求。尽管如此，对“大逆事件”原委以及后续影响的探究，却从未停止过。其中，尤以调查记者、非虚构作家田中伸尚的系列历史调查和论著最具代表性。
从1997年开始，田中伸尚便开始围绕“大逆事件”牺牲者的遗族及其周遭人事展开一场横跨日本全国的历史调查之旅。在《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一书中，他逐一刻画此事件中二十六名被告及其后人如何面对这场国家犯罪。同时，田中也通过一系列调查访谈，详细描述了这场冤案如何被制造，又如何被平反的全过程，展示了当时日本国家机器的残酷性。通过这场跨越百年时空的寻访，田中以冷峻的笔触揭露了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绝对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对普通人带来的威胁与恐惧。
事实上，田中伸尚有关“大逆事件”的专著，除了《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外，还有多部。新近的著作就有《一粒麦子的死亡：森长英三郎律师的“大逆事件”》（一粒の麦死して-弁護士?森長英三郎の「大逆事件」，岩波書店，2019）。在这部独特的传记中，田中将视角聚焦在战后投身于“大逆事件”再审运动的森长英三郎律师，通过这位律师在战后日本社会奔走呼吁的一系列义举，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了“大逆事件”对日本社会的长远影响。用田中本人的话来说便是：“明治的‘大逆事件’并未随着世纪舞台的转换而落下帷幕，尚未终结的它仍在继续上演。”
《一粒麦子的死亡》日文版书影
2001年，和歌山县新宫市议会一致通过了恢复六名来自纪州的“大逆事件”被告名誉的宣言。2011年，幸德秋水的家乡高知县四十万市举行了“要求恢复‘大逆事件’牺牲者人权全国联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有必要永远牢记，‘大逆事件’是国家犯罪。它和吞并韩国、侵略亚洲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同年，日本律师联合会也发表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为恢复“大逆事件”受害者的名誉采取实际措施。
当国家的司法体制逃避纠正历史上错误判决的责任之时，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有必要确保真实的历史事实能被铭记和传承。田中伸尚以《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意义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