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日] 田中伸尚著，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版，424页，68.00元
不是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读者可能不太了解“大逆事件”，国内出版界之前似乎也没有出版过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译著。日本非虚构作家田中伸尚的《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大逆事件 : 死と生の群像，2018）为我们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文献史料、遗属采访和多种视角的历史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引领读者重返事件的历史现场，更在于揭开了这一事件如何长期被冰封在历史冻土之下的真相——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晦暗迷离，包括事件受难者、遗属、民间组织、学界研究者等在内的几代人内心挣扎、不断呼吁，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在国家司法体制层面上还受难者、被牵连者以清白。
本书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收集社会各阶层为受难者申冤的文献史料之旅，反复挖掘和思考被“时间”所风化的历史与现实景象，所欲追问的是在历史冻土之下的“大逆”罪名这根毒刺何时才能连根拔除。该书单行本在出版之前曾在杂志上连载，2010年初版问世之后，作者继续走访遗属和相关人士，2018年出版了现在这个修订版。从该书的写作文体来看，属于非虚构的历史写作文本，具体来说就是一部建立在文献档案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非虚构历史著作。作者在叙事上采用的是多重视角与不同文体叙事的手法 ——作为历史人物“群像”的传记性叙事、关于调查采访过程的现场叙事、以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为主题的政治伦理思辨、围绕若干议题的社会舆情及心理分析等等，多重叙事视角穿插并进，历史研究叙事与非虚构文学叙事的双重视角同时敞开，读者可以自由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多层叙事之间。法政大学校长田中优子为该版撰写了一篇题为《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的解说，是一篇很好的导读。
“大逆事件”发生在明治末期的1910年5月，以激进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的行为被警方发现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控企图暗杀天皇。根据1908年起施行的《刑法》第七十三条“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者处以死刑”的规定，该案以“大逆罪”提交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被告幸德秋水、管野须贺子、森近运平、宫下太吉等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十一年和八年。1月19日，武田九平等十二人被恩赦改为无期徒刑，但是根据 “大逆罪”一审即终审的规定，判决本身并没有被纠正。被判死刑的秋水、运平等十二人分别于1月24日、25日被绞死。
当时公布的“大逆罪”判决书
关于该案，作者指出：“战后有关这一事件的诸多研究清楚地显示，该事件是当时的政府为彻底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铲除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直到战败前为止，事件的真相一直被隐藏在黑暗之中。遭受连坐者们被交付法庭公审、盖上了谋害天皇的‘逆徒、国贼’的烙印，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大批处刑，导致社会上弥漫着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害怕，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事件。”（第4页）简单来说，就是借试图谋杀皇室的“大逆罪”之名实施的一次极为残暴的思想镇压事件。
应该说明的是，宫下太吉制造炸弹的意图的确是刺杀天皇。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急剧变革阶段中，对政敌实施恐怖谋杀是一种重要手段，发生过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刺杀、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被炸弹炸伤等重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对于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否定一切权力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如何对待皇室是一个深刻的课题”（34页）。宫下就是通过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开始想到“必须造炸弹，让人民知道，天皇和我等一样，也是会流血的人，以此来打破人民对天皇的迷信”（36页）。他曾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幸德秋水、森近运平，后来得到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在口头上赞成，于是1909年11月3日在明科车站附近的山崖试爆了一颗铁皮小罐制作的炸弹。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梅森直之对宫下太吉等人的暴力倾向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将被告视为事件的‘牺牲者’，并不会抹去他们的主体性思索与行为的意义。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少宫下太吉、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管野须贺、幸德秋水这五人，具有必须打倒天皇制的认识，以及在‘革命’的决定性局面中不放弃使用暴力的觉悟。”（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王盈、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95页）
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在1910年5月根据掌握的情报逮捕宫下以及所谓同案犯的时候，开始只是涉嫌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但是在这时也已经把幸德秋水也列入名单之中。随后在逼供中得到制造炸弹的目的是刺杀天皇的“自供”之后，案件性质马上转变为“大逆”罪案。田中伸尚认为，“当时国家的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国家而言，要实现这一图谋，没有像第七十三条这么方便、这么易于捏造的法律了……”（42页）他认为从逮捕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法当局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秋水：“因为当时秋水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司法当局为了遏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利用宫下案启动了‘大逆罪’这一罪名。”（45页）另外还有一个促使案件升级的原因，那就是司法官僚希望利用宫下案启动“大逆罪”，作为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而有利于自己升官。
在“大逆”案的预审讯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当局为了将事件升级而采用了诱供、逼供等手段千方百计编造故事、罗织罪名。被告中的很多人从未有过与警察、检察官打交道的经历，在恐怖的盘问、逼供中瑟瑟发抖地被迫承认控方捏造的情节并不少见。更残酷的是，松尾卯一太的妻子倭久在接受控方审问时被强迫做出对丈夫不利的证言。她在审讯后给卯一太写了一封信，自责“念及爱儿、老父大人，加之思及事已不可改变，遂有要何回答作何回答、不知之事亦装作知晓而作答之处。夫君若在东京接受调查被问及此事，心中定会责备竟有如此之愚妇，思及于此深感不安，但愿夫君念及我思虑老父大人及二子之愚心，勿予深责”。作者说“多么令人悲伤！读着这封信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官府竟然如此逼迫一个一无所知的妻子，我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109页）。预审笔录是在讯问结束后由法官肆意取舍选择汇总而成，例如据说是秋水讲的为了革命的“决死之士”一词，实际上是司法当局编造出来的。在审判中，不仅不公开、不传讯证人，而且记有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等的审判记录“公判始末书”也都不知去向。
大审院特别刑事部于11月9日决定将该案交付大审院审理，《东京每日新闻》抢先发出题为“二十六名社会主义者或处死刑”的号外。在审理期间，全国各地报纸都是以“奇怪的大阴谋”“史无前例的大阴谋”“令人恐怖的大阴谋”“大逆无道”等标题来报道，造成高压的舆论态势。尽管三十二岁的律师平出修在12月28日的辩护发言中把断言此案产生于无政府主义这一“信念”的“平沼论罪发言”驳得体无完肤，也让包括秋水、平四郎在内的许多被告深受震撼和感动，但由于是不公开审理，外面社会完全听不到这一极为雄辩的辩护发言。这一天来自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被特别允许参加旁听，听到了平出的辩护发言。虽然从法庭审理开始之前起，世界各地对日本政府的批评就不断高涨，从美国到欧洲都出现了抗议活动，但是这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都没有作用。1月15日，外务省向日本驻外使馆发送了有关“大逆案审判”的说明，同时内务省将该说明的英译本发给国内的英文报纸。该材料告诉世界，审判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并无不公不正：“多数被告均属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为了普及其主义，作为手段之一，竟敢阴谋于本年秋季对皇室行大逆，并暗杀国务大臣、放火抢劫，恐怖至极。此事实已经多数被告之交代、炸弹之存在及其他证据所充分证明。”但是石川啄木从文中“本年秋季”一语中看出，该说明信在前一年即1910年就已经准备好了，并且从内容中看出，“政府在判决之前已预断被告有罪”。
为了配合利用“大逆”案镇压思想，就在审判还在进行、事件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文部省向全国的图书馆发出训令，禁止阅览社会主义方面的图书。甚至还发出指示，对提及“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的教职员、大学生、中小学生给予解职或开除的处分。9月初，五种社会主义文献被禁止出售，尚未出售的被扣押，之后每天都有数种社会主义的书籍被禁止发行。在《东京朝日新闻》做校对工作的啄木每天都会接触到思想镇压的信息，他在《日本无政府主义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1911年 6 月）中记载道：“有的只因标题中有‘社会’两字便受牵累……令人哭笑不得。”（76页）
明治政府在末期对异端思想的镇压有其历史背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00年社会主义协会的成立，核心成员幸德秋水（1871-1911）、片山潜等人继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但是马上就遭到禁止。幸德秋水等创办了报纸《平民新闻》，通过反对日俄开战来壮大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说，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是当时反战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环境。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日本经济更加恶化，出现民众暴动、工人罢工等社会事件。在1906年合法成立的日本社会党马上领导了反对东京公交车票涨价的运动，其影响迅速扩大，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也在该年6月从美国回到日本。他在社会党总部发表的演讲提出要在议会之外进行直接的反抗斗争，1907年2月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论，并公开发表了相关文件和幸德的演讲报告。日本内务省很快下令解散社会党，法院下令禁止社会党党报流传，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主要的社会党人开始受到内务省专门派出的警察特务监视。同年11月在美国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在一份材料上提出针对天皇的恐怖行动，并把该材料秘密发回国内。1908年6月22日发生警察殴打、逮捕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在7月上台的桂太郎在其组阁时发表的“政纲”中，公然提出了要遏制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出版和集会等的思想镇压方针，明显强化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及言论的镇压和对社会主义者的监控和现实迫害。这种局势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阵营中激进分子的反抗情绪和行为，1910年5月工人宫下太吉因制造炸弹、图谋刺杀天皇而被捕的事件就成为“大逆事件”发生的起点。概括地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在表面上有言论和结社等自由，但是在国内矛盾加剧、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刺杀意图出现的局势中，对异端思想的镇压是必然的，这就是在“大逆事件”中政府以“大逆”罪名制造思想镇压案的动机来源。
另外，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梅森直之把“大逆事件”与亚洲的反殖斗争联系起来的观点，他认为1909年10月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内枪杀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与以1910年5月宫下太吉因制造炸弹被捕为开端的“大逆事件”具有同时代性。即从中不但可能读出与早期社会主义相共鸣的“暴力哲学”的痕迹，而且“如果从统治权力的角度俯瞰两者，那么其关联性就相当明显了”。比如警察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朝鲜人”都视为潜在危险而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认为这两起事件并非各自独立的特殊事件，而是显示了更为广阔的国家与社会变动的相似案例——“明治后期不仅是国民性意识形态的完成期，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再次遭受来自内外的拷问的时期。”（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117页）田中伸尚在他的书中通过引述2011年的“大逆事件”高峰会议《宣言》的一句话谈到了这个认识视角：“我们有必要永远牢记，‘大逆事件’是国家犯罪。当年，它是和吞并韩国、侵略亚洲的历史重叠在一起。”（388页）
作家德富芦花在获悉“大逆”案犯已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之后，极为悲伤和愤怒：“政府的谋杀，暗杀！”“这是政府的阴险伎俩啊！”2月1日他去第一高等学校演讲，激烈抨击了“大逆事件”中政府所采用的手段，最后以反复呼吁不要害怕谋叛来结束他的演讲。超过千人的讲堂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田中伸尚认为在此之后，像芦花那样正面批判“大逆事件”及其审判的言论在日本近代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在“大正民主”时期（138-139页）。
“大逆事件”执行的死刑只是国家犯罪的第一阶段，对于死者遗属来说接下来是漫长的痛苦阶段。死刑的当天傍晚，森近运平和古河力作的遗体被送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但是原来同意接受其遗体进行解剖的大学“或许是顾忌到国家权力的意思突然改变了态度”，拒绝接受。森近运平生前很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在得知他被判死刑后当地立即出现了请求免除其死刑的活动。但是当得知已经执行死刑之后，村里的氛围骤然改变，“像是被冻住了一般”（20页）。2月1日出版的《山阳新报》上有一篇题为《逆徒运平的遗骨》的报道，描述森近运平的骨灰由其亲属大西道太郎带回故乡的情景：“据说在火车上他的亲属看上去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指责。”另外，当时各地的警察就“大逆事件”中被处死者的安葬和墓标等事项对遗属进行了严厉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并没有法律依据。“警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社会中植入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人是死后‘连墓地也不能有的逆徒’。……守夜、葬礼、墓标或者纪念碑等形式以及墓志铭上的文字等，不仅是怀念死者、治愈伤痛的方式，也是他们对残暴处刑表达愤怒的共同所在，还是他们传递记忆的言论空间。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明治国家绝不允许其存在。”（16页）新宫净泉寺住持高木显明被处死刑之后，他的妻子、养女被迫离乡出走。在养女加代子的回忆中，有时候她和儿子一起被带到浜松警察署，并没什么事情，只是被长时间地留置在那里；后来一想，那肯定是“天皇陛下和皇族等经过浜松的时候”。 而在另一方面，最早发现宫下制造炸弹的明科派出所巡查小野寺藤彦受到高度赞扬，说他为防止“大逆”实施立下了巨大功勋。明科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警局、政府、议会等都竞相对其进行表彰。
田中优子在她的解说《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中说，从本书中看明白了三个事实。一是当时散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对国家不满的人，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反战论者；他们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形成集团，但是他们却被当局肆意视作集团一网打尽，并受到刑事追究。这一点令她感到震惊。二是当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证据捏造，认为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具体的例子。第三个事实是，被贴上“逆徒”的标签后，最终会在数十年间，甚至现在，在其出生的故乡都会成为人们疏远的对象。在此之外她还强调了一个弄明白的事实：“‘大逆事件’源于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运动，被认为实施了共谋的那些人都是反战主义者。由此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当国家决定要使用武力时，就会面向国内，对国民实施强制统一，并对那些不顺从者进行威吓。”（401页）
有关秋水等人被处死刑的“大逆事件”的最初记录等，最早由记者宫武外骨编辑的《幸德一派大逆事件始末》（1946年底）一书向公众披露。但是一般人心目中对天皇的观念以及曾经知道“大逆事件”的人对该事件的看法并未因此发生什么变化。石川啄木整理的收录有判决书全文等资料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以及收录有秋水给两位辩护人的“陈辩书”等资料的《狱中来信》（其中还附有他自己写的非常重要的“编者注”）于1951年公开发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扩展到了全国，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申请复审“大逆案”的活动，在有事件牵连者的地方，工会和市民等开始尝试在社会层面为事件受牵连者平反，建诗碑也是其中的一项活动。1960年2月23日，以学者和文化人为中心成立了“大逆事件事实揭示会”，1961年1月18日坂本清马和森近运平的妹妹荣子一起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复审申请。但是，1965年12月10日，清马收到了东京高等法院的驳回复审申请决定（日期标注为1965 年12月1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森长律师为了鼓励遗属走出悲伤，将自己参拜墓地的记录汇集成了一本题为《风霜五十余年》的小册子。在序言中森长这样写道：“如果不搞清楚由于大逆事件以及当局的迫害和官僚政府的宣传，众多被告人的家属以及免于死刑的被告人是多么痛苦，他们是怎样忍受那种痛苦的，就无法把握‘大逆事件’的本质。一想到在五十多年后的现在，遗属们的痛苦部分地还在延续，我再次痛感‘大逆事件’乃世纪大案。” 田中伸尚认为这令人想到这些遗属和家属所遭受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当局的迫害，也有来自社会环境可怕的压力。据说森长的这本小册子出来之后，有遗属发来了“事到如今不要再挖了”的声音，那也许正是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遗属和家属们的悲伤的呼喊（23页）。
时至2001年，今川德子在《致高屋的乡亲们》的文章中继续拷问至今仍然保持沉默的家乡人的心灵：“面对‘大逆事件’，面对森近运平，我们的视线为什么必须移开？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后来在各方努力下情况有所改变，2005年刊行的《井原市史·近现代通史编》用了九页篇幅详细记述了有关运平的内容；在2008年市教育委员会分发给所有家庭的、面向市民的《井原历史人物传·生于故乡的伟人》中也提到了森近运平。在县的层面，在冈山商工会议所编辑、2006年刊行的《“冈山测试”官方认定教材：冈山文化旅游测试考试教材》等材料中，也出现了运平的名字，而这些材料是用来培训官方认定的观光导游的。但是在今川看来，在她读小学时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深沉的缄默与黑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21页）。因此她在采访中使用了“冻土之下”的比喻来进行描述，田中伸尚由此想到的是，“即使判明该事件是一起冤案，在当事者的老家，谋害天皇的‘逆贼’这一国家烙印所带来的黑暗仍然像漫漫长夜难以迎来黎明吗？”（22页）这是该书留给读者思考的最深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