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曾寿（1878-1949），湖北浠水人，近现代著名诗人、词人，与陈三立（1853-1937）、陈衍（1856-1937）并称为“海内三陈”。所著有《苍虬阁诗集》《旧月簃词》等，其中脍炙人口名句甚多。如众所知，陈曾寿并非桐城派中人，即便收罗甚广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中，也未见陈曾寿的名号。不过，我在整理《陈曾寿日记》过程中，很意外地发现他和桐城派有较深的渊源。
陈曾寿著，尧育飞整理，《陈曾寿日记》，凤凰出版社，2023年
一、《陈曾寿日记》与桐城派
陈曾寿和桐城派的联系，在《苍虬阁诗集》或有蛛丝马迹，但难于寻得切实。即便在日记里，这种联系也往往藏在字里行间，我因此称之为“褶皱”里的桐城派。这种文字褶皱里无意史料的抖露，藏在文字删改润色里，藏在人际交往中，藏在陈曾寿不显山露水的古文修养中。
如大多数古人日记一样，《陈曾寿日记》存在相当多的修改，有些修改毫无深义，有些修改则曲有微意。我有幸从中发现陈氏日记的一些删改涉及对桐城派的评骘。譬如宣统二年（1909）六月初七日，陈曾寿读到《汉书·苏武传》，说：“《苏武传》叙及十九年，只平叙，若入后世文家，当作“于时已十九年矣”云云。《两龚传》末极佳，然不善学，易入俗”。此处“后世”两字，是删改后的面目，这两个字原作“桐城”。删改之后，原本指向桐城派的讥刺，就变成对后世文家泛泛的嘲讽了，此可见陈曾寿对桐城派的“手下留情”。须知，《汉书·苏武传》此处本是平平写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陈曾寿推衍其意，语带嘲讽地说，要是桐城派文人写，那就是“于时已十九年矣”。这当然是嘲笑桐城派文家滥用虚词。在陈曾寿眼中，滥用“之乎者也”是文家通病，过于俗气了。
陈曾寿在日记中改“桐城文家”为“后世文家”，原因何在？略微推测，一方面或是因其日记虽具相当私密性，却也在小范围内公开，如其三弟陈曾矩等人均时常翻阅，同时代见过其日记者至少还包括友人傅岳棻（1878-1951）等。于是，陈曾寿不能不考虑这一激烈评论在当时的影响。另一方面，或是陈曾寿担心后来人如若见此，自己难免要遭受好骂人之讥。而更大的原因，我想，应当是陈曾寿后来对桐城派的认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有此删改。
陈曾寿与其弟陈曾矩合影，左为陈曾寿。照片原件由陈氏家族后裔珍藏
在1909年写下对桐城派的讥刺日记后不久，陈曾寿与桐城派文人接触日趋紧密，对桐城派的印象也大为改观。通读《陈曾寿日记》可见，时间越往后，陈曾寿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愈多，而评价愈高。试看1947年七月初八日，陈曾寿在日记中写道：“闻月之十一日为木公七十生日，以联为寿：湘乡临事无苟作，桐城老师皆大年。”寿联当然不无恭维成分，但这副对联却非常贴切。上联明写曾国藩临事敬作，自然表彰李国松（1877-1950）的处世姿态，又令人想起李国松的家世，想起其父李鸿章（1823-1901）的勋绩。下联则标举李国松的桐城派文家身份，令人想起他作为马其昶（1855-1930）高弟的文章成就，而最终以桐城派文家享高寿收束，又凸显祝寿之旨。由这副寿联，不难见出陈曾寿对桐城派文家的称许。
《陈曾寿日记》隐含了陈曾寿与桐城派的一段生长性的接触史，这是一段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个体与文学流派的交往历程。
陈曾寿与桐城派文家的交往，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接触到马其昶这样第一流的桐城派要角。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陈曾寿兄弟等人在北京游玩畿辅先哲祠，观赏海棠花，偶然遇到马其昶，日记不过寥寥一笔，“遇桐城马通伯”，可见是泛泛之交。然而，仅仅两个多月之后，陈曾寿对马其昶的印象大为改观。宣统二年六月初二日日记载，“九钟起，访马通伯先生，宗旨甚合，近世难得之老辈也。”居然发现两人志同道合，对马其昶的评价也相当高了。六月二十一日，陈曾寿拜访马其昶，有过一次长谈。此后日记陆续有一些拜访马其昶的记载，不过由于这之后日记有许多残缺，我不清楚他们具体交往的频次及交游情形。只是，根据《日记》所载马其昶去世之后的记载，已可见他们的交往相当密切。1932年四月初一日日记载，“写《马通伯墓志铭》”。马其昶家人决定将墓志铭交由陈曾寿书写，便是两人关系极其密切的写照。
马其昶，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文人，著有《抱润轩文集》等
在与马其昶的交往之外，陈曾寿与桐城派还有诸多其他联系，他有许多交游管道去认识桐城派。他曾品鉴过桐城菜，如1932年十月廿六日记载，“君任约同立之在萧功庭家吃桐城菜，饭后来谈，二钟去”。这可能是“桐城菜”一词在历史上首度亮相，同席的陈祖壬（字君任，号病树，1892-1966）、周学渊（字立之，周馥第五子，？-1953）、萧功庭（疑为桐城人，曾在湖广总督府为官）等人均与桐城有渊源。这其中，陈曾寿与新城陈祖壬交往最为密切，日记提及陈祖壬者不下二百次。根据陈曾寿之子陈邦直《味冷斋日记》记载，陈曾寿在上海逝世之后，陈祖壬是少数常来祭奠者之一。陈祖壬是桐城三祖之一姚鼐（1731-1815）重要弟子陈用光（1768-1835）的族裔，也是马其昶的及门高弟。陈曾寿有《寄君任》诗一首：“太傅当年序赠欧，桐城风义极绸缪。斯文谁作中流柱，家学重看太乙舟。此事百年关丧乱，瞀儒几辈堕沟犹。功言一手湘乡盛，莫遣虫鱼徇白头。”此诗道出陈曾寿对桐城派师友渊源有相当深刻的认识。首联提及曾国藩名作《欧阳生文集序》，正是这篇文章概括了桐城派传衍天下的历程，其中也涉及桐城派在江西新城（今江西黎川）的发展。嘉道年间，新城人陈用光（著有《太乙舟文集》）是姚鼐最重要的弟子。陈曾寿早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以之勉励陈祖壬。不过这种勉励最终仍以曾国藩作为最要要求，他特别提到“功言一手湘乡盛”，指出曾国藩所继承的桐城统系包括事功与立言两方面，希望陈祖壬在立言之外，重视事功。
桐城派文人的事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首推曾国藩，而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特别指出：“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可见，曾国藩的事功目的在为立言开拓太平的环境，而其所再造的“同治中兴”，正应从这个层面加以认识。陈曾寿所勉励陈祖壬者也正在于此。不过陈曾寿等人所寄望者并非王朝的中兴，而是清朝的复辟，与曾国藩稍异。辛亥鼎革以后，如陈曾寿一般依然忠诚于清王朝的旧官僚、旧文人选择在租界、在繁华大都市开启新的生活。这既是大隐隐于市的智慧体现，同时也便于他们完成复辟宏业的蛰伏之举。
前文陈曾寿曾谈及马其昶的宗旨甚合，想来并非指文章宗旨趣味相投，而更多指向他们政治见解的相契。在为陈祖壬旧藏《惜抱轩书札》一卷所作跋语中，陈曾寿明确写道：“当惜抱之世，汉帜方嚣甚，群以攻宋学为能事，惜抱独立不惧，明辨笃行，师友所渐，闇然日章。曾湘乡用其绪馀，遂勘大难。学术之关乎世运，岂不大哉！今道丧文敝，间有所谓学者，其琐碎处之妄谬，又为当时为汉学所不及料，盖斯文之丧，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君任学承先矩，斐然抱忧世之志，他日转移风会，吾不能无深望也。”此中消息，大有深意，约略推导，不难想见陈曾寿对彼时时事及学术深为不满，因而希冀有人发扬桐城之学的余绪，以姚鼐、曾国藩为榜样，以学术来转移世运，最终完成时代风会的转变。
如上论述所透露的政治消息，对桐城派现代命运有相当影响。桐城派人物的政治热情在清朝尚未覆灭之前，是王朝内部有志之士的道德自励与士大夫精神之呈现，是封建社会士人内部精神之一流。正如1933年年间，陈曾寿称赏陈祖壬为周学渊所作《息庵记》，特录于日记。陈祖壬此文从马其昶最为擅长的《易经》之学出发，对“乾之象”、“随之象”加以发挥，高度称扬周学渊由曾国藩、胡林翼（1812-1861）而“上窥古先哲之道”的志向，从中不惟得马其昶学问精髓，也能见出现代桐城派人的人生蕲向与政治抱负。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桐城派人物的政治热情至于现实中，须在不同政权间作抉择，各事其主，也必将在历史上承担不一样的政治后果。清遗民陈曾寿参与过张勋复辟，并最终在“伪满洲国”任职。陈曾寿在“伪满洲国”任职期间，频繁往来北京、长春等地，这些经历载于日记，涉及不少桐城派的现代人物。他所记溥仪身边的桐城派文人，如其弟陈曾则曾教溥仪太极拳，自不必说。“桐城七大家”之一的叶氏家族的叶玉麟（1876-1958）、叶葱奇（1904-1989）、叶参（曼多）父子，也多见于《陈曾寿日记》。叶玉麟是马其昶弟子，父子均活跃于“伪满洲国”，这与叶葱奇岳父郑孝胥（1860-1938）关系密切。相关桐城派文人的活动在《郑孝胥日记》中早有披露，只是，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将近代文坛上的“同光体”诗人群体与桐城派文人视作两股势力，而忽视他们在同一时空下生存。于是，郑孝胥、陈曾寿等人的日记遗憾地未引起桐城派研究者应有的关注。
尽管主要以古文面目垂世，桐城派始终致力于亲近权力核心，有很强的政治特性。从康雍乾以迄于末代皇帝溥仪，桐城派重要文家无论身在朝还是在野，终究心忧魏阙，一遇机缘，总是跃跃欲试，流露浓厚的政治热情。于是，即便溥仪出关而建“伪满洲国”，悖谬十分，但不少桐城派文家仍趋之若鹜。《陈曾寿日记》所揭露溥仪身边活跃的桐城派文人群体，令人想起“桐城谬种”这一贬斥桐城派的现代思潮并非无因。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刻意贬斥桐城派，在今天看来未免有失偏颇，相关研究也早已揭示类似的论争并非单纯的文学与文化问题，而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从张勋复辟一直到“伪满洲国”的建立等重要事件上，桐城派文人的身影不断闪现。这或许说明，桐城派在1919年势力日趋沦丧，桐城古文的衰落并非主因，桐城派人政治站队普遍错误才是根源。由于桐城派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也由于中国现代政坛上权力格局不断变化，在新旧政权的对垒中，自然也不乏有相当数量的桐城派文人跟上时代，跻身进步政权的阵营。不过，从历史的后见之明去看，总体而言，这一相对保守的文化阵营的政治嗅觉总归不够灵敏。
二、陈曾寿的古文修养
从《陈曾寿日记》看，至迟在1930年代，陈曾寿已对桐城派的故实相当了解。日记中有较多对方苞、姚鼐的评语。或许受马其昶、陈祖壬等人影响，陈曾寿对姚鼐评价相当高，在许多方面均以姚鼐为评判准绳。1938年正月十六日，陈曾寿作《刘鲤门五十生日书洗心礼佛图求题（其人好戏剧）》诗，首联即为：“当年惜抱数朋俦，倾倒无如王梦楼。”这是以姚鼐的交游为典故，用作诗料。陈曾寿也深谙姚鼐为代表的“桐城诗学”，在为御医徐苕雪（1876-1950）所选苏东坡诗题记时，陈曾寿提出一些异见，认为：“如东坡《黄州寒食》五古二首乃千古绝[唱]，只取一首。此病虽惜抱不免，极可怪也。”虽是批评，却可见陈曾寿阅读过姚鼐编选的《今体诗钞》，且通常服膺姚鼐的诗论。等到陈曾寿担任溥仪皇后婉容（1906-1946）老师以及教授逊清宗室弟子时，他更将桐城古文作为选本教材，今存第十八册《芳香无闻室日记》，即涵括陈曾寿手抄姚鼐《游双溪记》《游媚笔泉记》《书嵇康<琴赋>后》文章三篇。陈氏对姚鼐相当崇敬，及至后来，更由学术文章而及于书法。如1933年三月廿九日，陈曾寿在蒯若木家观赏姚鼐书札、吴昌硕（1844-1927）的字画等，以为“惜抱气味尤静穆可爱”，可见已是偏爱姚鼐的书法了。
不过，陈曾寿毕竟不曾自诩桐城派中人，没有门户之见，于是他对桐城派的诸多认识也就相对客观，颇具参考价值。譬如对方苞（1668-1749），陈曾寿重其文，但对其行事及道学，不乏批评。1933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记云，“强志来函，寄八股两篇……强志文颇近望溪，其心地可知其安净也。”对弟弟陈曾矩（号强志）寄来的八股文，陈曾寿颇为赞赏，而最高标准乃因其造诣接近方苞。而对方苞之极端道学思想，陈曾寿则不吝批评。1933年七月十八日日记载有陈氏两条札记，即认为方苞批评汤斌（号潜庵，1627-1687）以及唐宋八大家除韩愈（768-824）以外“皆不知道”过于苛刻。陈曾寿甚而严厉地认为方苞“乃真不知道者”。方苞那种真理在握的道学先生的盛气凌人，为陈曾寿所不喜。1933年十二月廿日，陈曾寿于日记中对比黄宗羲（1610-1695）、钱谦益（1582-1664）文章，又以为方苞“有自信太过处”，如《送雷惕庐归闽序》《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均有可笑处。凡此，都可见陈曾寿对桐城派重要人物的文章学术均有涉猎，且自有主张，每能心平气和对待。
陈曾寿并不以古文名，且集中刻意不收，然他对古文非无见解。1932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记抄有袁枚（1716-1798）《与程蕺园书》中一段，以为“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见长，果有其本矣，则源泉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考据家似火，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极其所至，燎于原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烬也。以考据为古文，犹之以火为水，两物之不相中也”。由此窥测陈曾寿古文的宗尚，接近桐城一派。故对桐城派文家的文章，陈曾寿也颇能欣赏。1933年二月十二日日记日记云，“李木公为作《纪恩室叙》，文思甚曲。君任来函，附为立之作《息庵记》，文笔俊爽而有馀味，亦近世古文家之不可多得者也。”他对李国松、陈祖壬的文章，评价很高，以为是彼时古文家中难得的佳作。而评骘现代古文家，陈曾寿尤具卓识。 1932年十二月廿八日陈曾寿与溥仪（1906-1967）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提及当时文坛状况，也肆意品评文家优劣。日记记载溥仪开启话题云：“袁思亮的文好”。陈曾寿接着对答云：“是前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陈三立之古文较诗好，现可谓中国第一。袁思亮是其弟子，文章亦好。”溥仪对逊清遗老遗少的文章颇有识鉴本领，能见出袁思亮（1880-1940）文章好，即此一点，也可见溥仪并非《我的前半生》里所塑造的“无知混沌”状态。而陈曾寿与袁思亮交情颇深，知根知底，明言袁思亮为陈三立弟子，其文章乃从陈三立而出。此外，陈曾寿更于近代人物中特为看出陈三立的古文造诣，以为文胜于诗，极具卓见。毕竟，陈三立以诗歌鸣世，古文虽工，却难免为诗歌所掩。今人徐梵澄独能识陈三立古文之妙。1988年12月5日，扬之水在徐梵澄家中，亲闻徐梵澄为其读陈三立《南湖寿母图记》中一段文字，且赞不绝口：“真好文字，文字好哇！”（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九八九—一九八九》，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80页）有趣的是，《南湖寿母图记》正是陈三立应陈曾寿兄弟之请而作者。
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传统文人学者在诸多艺文领域均有很深造诣，而对外示人往往只在某些方面。陈曾寿甚少作古文，存世的有限几篇不过是不得已为人所作的序跋记文而已，如抄录于日记中的《义犬记》《琴园记》等。这种良工藏拙的本领或许也借鉴自桐城派。陈曾寿为陈宝琛（1848-1935）词集题跋中，提及陈宝琛将手订词作交付陈曾寿评定，并说，“余少年喜为词，继有儆于惜抱之戒，辍不复作”。可见陈宝琛与陈曾寿都深谙姚鼐中年以后不复作词的故事。在那个广为流传的学林故事中，姚鼐早年喜作词，继而因王鸣盛（1722-1792）的提醒，此后终生不再作词。这则故事见诸于姚鼐《惜抱轩词题识》：
词学以浙中为盛，余少时尝效焉。一日，嘉定王凤喈语休宁戴东原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东原曰：何耶?凤喈曰：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东原以见告，余悚其言，多所舍弃，词其一也。
熟谙桐城掌故且精于词学一道的陈曾寿，对此并不陌生。也许正因为此，陈曾寿有选择地避开古文，而将诗词作为自己文艺面目的大宗呈现在世人面前。或由于这层缘故，使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不易看出陈曾寿和桐城派的深层联系。
三、桐城派研究向“含桐量”低的日记迈进
由《陈曾寿日记》管窥陈曾寿与桐城派的关系，进而思考桐城派现代遭遇这样规模甚大的学术命题，这种研究途径的提出，风险甚大。不过在每年不乏三五个主旨为桐城派研究的学术会议接续召开背景下，如果会议上没有学者做一些冒险的报告，未免枯燥。由《陈曾寿日记》引致桐城派研究的一些思考，或许不无兴味。譬如，近现代桐城派研究在高度关注桐城派的文章及文章理论之外，也应重视桐城派文人的品格，注意这一文学流派尽管随时空而变化，但其文章乃与品格相济相通。
促使陈曾寿对桐城派整体观感变化的主因，并非“桐城义法”或是桐城派文章的文学魅力，而在于他所交往的马其昶等桐城派人物的品行与人格魅力。以往的桐城派研究，研究者过于看重桐城派文章学术，对派别人物的人格魅力无疑有些忽视。如欲更好地测度桐城派的影响力，则在桐城派文章之外，研究者更要留意桐城派人物的个人魅力。从桐城先贤左光斗（1575-1625）、戴名世（1653-1713）等人逸事及著述在桐城派内部流衍来看，桐城派不惟崇尚气节，且每能身体力行。早在道光年间，李兆洛（1769-1841）为姚莹（1785-1853）文集作序即指出，“桐城气节、文学高于江左”（《姚石甫文集序》）。文学与气节，原本是桐城派相须而生的两翼。李兆洛这一评价尽管是针对明末清初以来桐城一地的人物及文章而论，却也无妨代表此后桐城派的面向。以马其昶而言，其人在近代声名特高，一方面固然由于文章学术造诣特深，而更重要者在于他本身是光风霁月般的人物，时人莫不推许。现代桐城派的卓著影响力，正与马其昶等人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譬如，陈曾寿弟弟陈曾则（1881-1958）因纂修《清史》与马其昶交往颇多，深受影响，最终成为桐城派传衍至湖北的重要人物。由于身边亲近者或多或少都与桐城派核心人物有交往，或本身即是桐城派成员，耳濡目染，陈曾寿对桐城派的认识不难逐步深入，而最终有相当地理解。
由此，久被忽视的桐城派人物研究应当被重新重视。因人及文，知人论世，原是传统文学研究之正途。而近现代历史人物，如其人有日记存世，则日记无疑是最佳的研究切入口。如《陈曾寿日记》一般的无意史料，有助于扩充桐城派研究的史料范围，为这块蓬勃的研究园地带来有“增量”的新材料。同时，日记这样稀见的无意材料，所揭示的人物交往关系及其他隐秘信息往往令人大开眼界，可能激发桐城派研究的新面向，避免研究者在“过熟”的学术园地中重复劳作。更为重要的是，对桐城派而言的无意史料，对其他研究者而言可能十分“有意”。由此，无意史料有助于提醒桐城派研究者跳出“小圈子”，从而将桐城派研究领域建设得更加开放，不断邀请到新的学术访客。
《陈曾寿日记》这般“含桐量”低的日记，原本与桐城派研究关系较远，但在桐城派研究因“过热”而“过熟”之后，不免成为研究所必须的“新材料”。利用这类日记从事桐城派研究，大概有两类主要途径。一类是扎根桐城派研究，因研究既定目标所需，接触相关日记开展研究。另一类则是因日记中之隐秘材料，而走向桐城派研究。应该说，两类方法各有利弊。如果以桐城派研究为起点，必然自带一定视角，形成有目标、有模式的路径。研究者易于在既有学术史基础上延展话题。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研究是从材料、方法到结论上，因其有章可循而易于模式化。毕竟，就此类研究而言，日记往往只作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例证被随意使用。而从大量稀见日记出发的桐城派研究，则可能为“含桐量”低的日记带来文学史研究的新意。研究者因阅读日记看到新鲜材料，有助于催生一些奇妙的联想，从而在材料和结论上为桐城派研究带来真正的“增量”，并摆脱那些重组“过熟”材料推出的所谓“新结论”。不过，我想，以“含桐量”低的日记推进桐城派研究终归是稀少的，因为这类研究恰如在大海中以小网捕鱼，研究者可能在翻阅数部日记之后，依然一无所获。
如果一定要利用“含桐量”低的日记，在桐城派研究的细分领域做出成绩，应该怎么办？我想，诚实的研究者不妨先问问自己，究竟是有意从事桐城派研究还是无意间闯入其中？在这次桐城派研究学术年会上，大部分的学友都是有意研究，既是有意研究，就尽管大胆预设相关研究目的，再去挖掘相关日记材料。如果是因阅读日记而无意闯入桐城派研究阵地的学人，则何妨尽情享受新材料带来的可能惊喜，当然，在许多时候，也要做好长期忍受劳而不获的失落感的准备。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桐城派文章观念史研究”（AHSSKQ2022D202）成果，原题《无意史料“褶皱”里的桐城派——以〈陈曾寿日记〉为例》，报告于2024年1月14日举行的“2024年桐城派研究学术年会”上，整理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