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日记：1935-1944，法西斯年代》，[罗马尼亚] 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著，邹继东译，山西人民出版社丨汉唐阳光，2024年1月版，820页，168.00元
罗马尼亚作家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Mihail Sebastian，1907-1945）出生于多瑙河布勒伊拉港的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原名约瑟夫·孟德尔·赫克托（Iosif Mendel Hechter），1945年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多种身份和经历：青年时代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学习法律，然后去了巴黎；回罗马尼亚以后当过律师、报社编辑、中学和大学教师，同时还写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翻译文学作品；到去世之时，他作为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已经在布加勒斯特文坛和时政圈享有声誉。在个人生活中，他酷爱音乐、阅读，热爱滑雪运动。用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的话来说，自巴黎归来以后的塞巴斯蒂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一个知识分子闲逛者、一个文学咖啡馆的常客、一个追逐女生的人。塞巴斯蒂安的活动圈子里包括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萧沆（Emil Cioran）、尤金·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和卡米尔·佩特雷斯库（Camil Petrescu）等作家和思想家（见《塞巴斯蒂安日记》附录，780页；Originally published as “Surrounded by Jew-Hater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26， 2016）。
但更重要的是，叠压在他整个知识生涯中的时代政治是罗马尼亚猖獗的反犹主义和德国纳粹的侵略战争，因此无论是在社交活动还是文学创作中，在其思想深处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始终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的小说《两千年之久》（1934年）和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才出版的个人日记均是因为对反犹主义的揭露而引起全国舆论风波，虽然这两部作品的原创性文学贡献同样应该获得赞誉。
近日读塞巴斯蒂安的《塞巴斯蒂安日记》（英文版书名：Journal:1935-1944，The Fascist Years，2000），深感震撼的是他所揭露和见证的——在那个反犹主义猖獗、纳粹极权统治日渐横行的历史时刻中，他身边的非犹太出身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亲密的师友如何被动迎合或主动地投靠乃至无耻跪舔的污点与堕落；同时他也没有隐瞒自己在面对正义伦理与友情关系的紧张冲突之际的性格怯懦、情感软弱，他从未敢于当面割席、掀桌而去，而只是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记录下来。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在为该书撰写的“导读——当在罗马尼亚……”中简要而精炼地介绍了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和他的这部《日记》，其中有两句话最为精准：“他实际上成为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腐败的见证。”“塞巴斯蒂安确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看穿暂时笼罩他的国家的邪恶的人之一， 最终他被证明是正确的。”（中译本“导读”，III、IV）
当这部日记于1996年首次以罗马尼亚语全文出版之时，马上引发了一场关于罗马尼亚反犹太主义总体性质以及罗马尼亚在犹太大屠杀中的作用的爆炸性辩论，拉杜·爱奥尼德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这本日记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中译本序言，X），这应该不是戏言。胡洪侠先生在他的书评中说，“这颗‘炸弹’终于有了中译本”（http://www.360doc.com/content），那么似乎还可以追问的是，这颗“炸弹”在不同语境中究竟应该炸开的是什么？从二战犹太问题的语境中延伸出来的无疑仍然是最令塞巴斯蒂安感到愤怒与无助的主题：知识分子在那个历史时刻的政治腐败、暴政统治面前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如果要准确形容整部日记所传达的塞巴斯蒂安的情绪和感受的话，最恰当的描述可能就是：全书到处都洋溢着惘然、愤慨、失望、悲观和恐惧的氛围。
从时间上讲，这部日记始于1935年2月12日，终于1944年12月31日，前后跨越十年。作者不是每天都写日记，有时连续，有时相隔好几天甚至更长时间，但是可以说它的确是这十年期间罗马尼亚社会政治文化和二战经历的实录。应该注意的是，该书英文版书名的“日记”用Journal 而不是Diary，或许也有英译者的考虑。一般来说，Journal 更倾向于指代记录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日志，带有文学性和自我反思或者学术性的色彩。从这部日记中所记录的议题、事件和思想性来看，英译本的用语无疑是合适的。但也要看到作者同时也记录了许多生活中的隐私，如与女演员的恋情甚至性爱等，显然作者也从未想过出版这些日记。在1938年1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在这本日记中所写的内容有点担心。总有一天我会因搜查房间而一下子惊醒。没有比个人日记的内容更为‘丑闻’的证据了。”（183页）这是很真实的担心。如果不是1961年塞巴斯蒂安的弟弟贝努从罗马尼亚移民到以色列之后，他通过以色列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将日记运出该国，很难说这些日记在日后不会被抄查出来并予以销毁，因为所涉及的罗马尼亚反犹的历史罪责。
日记体裁似乎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文献中占有比较特别的位置，在对纳粹帝国罪行的研究中更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例如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的《安妮日记》、维克托·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的日记《我将见证》、弗里德里希·莱克（FriedrichReck，1884-1945）的《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等，塞巴斯蒂安的《日记》无论在时间跨度、亲历见证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等方面都完全可以与这些影响巨大的私人日记媲美。正如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推荐语所言：“这是一本非凡的个人日记，日复一日的描述了 20世纪30 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作为‘巨大的反犹太工厂’的罗马尼亚的状况，值得与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并列在同一书架上，并拥有同样庞大的读者群。所不同的是，塞巴斯蒂安并非孩童——他用其复杂的文学头脑思考，以惊恐的眼光观察，然后以流畅的语言、清晰辛辣的语调描绘了布加勒斯特城市文化精英中他的世俗非犹太人朋友的残酷、怯懦和愚蠢，他们自愿将自己转变为知识分子罪人，并与纳粹结盟，怀着狂热的信念参与到‘无人能阻止的反犹太主义的歇斯底里之中’。”（见该书封底）在这里可以看到菲利普·罗斯对这部日记的推荐也同样聚焦在作者所揭露的知识分子的污点与堕落这个主题。
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导读”中描述了塞巴斯蒂安与他的朋友圈在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之间的深刻变化和尴尬的关系：“尽管他仍然不断地在时髦的餐厅和派对上出现，他看到朋友们的谈话和举止变得越来越野蛮。许多人加入了法西斯铁卫军并开始大肆宣传反犹太主义。其他人虽然没有公开加入，但也没有抗议或抱怨。在与他谈话时，所有人都变得尴尬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尴尬变成了公开的决裂，而正是这一点让塞巴斯蒂安的日记与众不同：他实际上成为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腐败的见证。白天，他与朋友保持联系，与他们一起参加聚会，与他们共进午餐。到了晚上，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他们道德上的怯懦。”（导读，III）这部作为“整个一代知识分子腐败的见证”的日记，的确具有“炸弹”的性质和力量。
在整部日记中，塞巴斯蒂安论述最多、而且最令他感到痛苦的知识分子就是他的早期的导师、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教授纳埃·约内斯库，纳粹主义的铁卫军的精神领袖。塞巴斯蒂安因敬佩他的学问与智慧而发展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是在第一篇日记中就已经开始抨击他的关于“民族团结”的讲演以及追随他的《信仰报》。作为纳埃的学生，塞巴斯蒂安很清楚他的思想有过如何惊人的变化。在1935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他谈到纳埃所开设的一门关于“政治逻辑”的课程就是为铁卫军信仰提供一点佐证，他称赞和鼓励学生要成为“政治一代”，反对“书呆子一代”，他认为书呆子一代学究气太浓，而政治意味着行动、生活、与现实接触。塞巴斯蒂安提醒纳埃，他在1928年5月写过一篇题为《年轻人的想法》的文章，认为年轻一代的取向不应该到鼓动者和橱窗破坏者所在的大街上寻找，而应该在图书馆和它们所包含的代表性价值中去寻找。纳埃冷冷地回答说“可现在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是理智的时间，而现在是政治的时间”。这样的回答今天看来恐怕还算是诚实了，但是塞巴斯蒂安的反应是“可怜的纳埃！他竟堕落得如此之快……”（35页）其实从1928年到1935年，这样的转变已经不算太急速、太惊人了。
有一天塞巴斯蒂安没去上纳埃的课，除了对他最后几堂课是去年上课的重复感到厌烦之外，课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轻率的政治态度也让他感到恼火。他想起有人批评纳埃所讲的根本不是自己原创的思想，只是照搬斯宾格勒和其他德国人的言论罢了，“他在恰当的时刻使用他们的话，但没有说明这些话的来源。也许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但是在纳埃身上有一些恶魔的影子”（44页）。后来塞巴斯蒂安在阅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决定性的岁月》的时候，发现了在纳埃的课程中出现的许多完整的句子、公式、观点和悖论，“去年的全部课程（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和平、战争、国家的定义），他的所有‘大胆的设想’（新加坡、垂死挣扎的法国、作为亚洲大国的俄罗斯，没落破产的英国）在斯宾格勒的书中全都存在，而且用词是如此惊人地相似”（60页）。这是一个学术上的堕落与政治上的堕落并行的案例，一个敢于违背学术伦理的人同时在政治上堕落，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塞巴斯蒂安对于纳埃·约内斯库的铁卫军主义有过深刻的思想剖析与批判，他敏锐地从纳埃的这些论述——“战斗状态就是我们所称的政治。一个政党自身存在的义务就是要消灭所有其他政党。最终的结论就是……唯一有的只可能是征服他人或夺取政权，以及……合二为一。从那时候起，因为所有反对或反抗的可能性都已被消除……一个自身包含着战争理念的集体被称为一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是由敌友方程式来定义的。”——中看到了最可怕的实质：“他的整个异端学说源自一种疯狂而可怕的抽象概念……它比对‘个人’的抽象更为冷酷，更无实体性，更具人为性。他忘记了他所谈的是有血有肉有激情的人，而且不管你怎么想，人们都有生而向往自由的本能，有着对自我个体存在的认识。……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所有这些理论都源自庸俗的政治考量。”针对罗马尼亚铁卫军通过宣扬的抽象的概念以攫取权力、实施极权政治的意图，这种在理论上的剖析与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但是塞巴斯蒂安更敏锐地发现和揭露了纳埃发表这番言论的现实场景：“我深信，他昨天之所以那样说话——如此多的政治暗示，如此痛苦的希特勒式的说话风格，都是因为在前排听众里坐着一个身着国家制服的铁卫军成员。我能感觉到，他是在为他说话。”（第9页）
当一场庆祝罗马尼亚的整个右翼势力、整个的“民族主义”力量重新集结在斯泰利安·波佩斯库周围的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纳埃·约内斯库代表《库凡突尔日报》向他发送了贺电。塞巴斯蒂安在日记中写着：“我不知道纳埃·约内斯库是否会感到内心深处正在腐烂。”（101页）拉杜·爱奥尼德在该书“序言”中深刻地分析过塞巴斯蒂安与纳埃·约内斯库在思想上的对立与友情上的复杂关系，他指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还不是铁卫军思想家的纳埃·约内斯库支持出版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的作品。塞巴斯蒂安从未忘记这种支持，并为此反复寻找理由为他早期的导师辩解和解释。1934年塞巴斯蒂安请纳埃为他的书《两千年之久》写序，纳埃竟然写成一篇野蛮的反犹太主义文章，甚至在这篇序言中警告塞巴斯蒂安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是一种同化主义的幻觉。尽管如此，塞巴斯蒂安还是在书中用了这篇序言，但他在后来的一本书中以愤怒和悲伤进行了回应。（序言，XVI）约翰·班维尔对这件事的评论是：“这篇文章令塞巴斯蒂安觉得匪夷所思，虽然他感到悲伤、失望，但是他还是将这篇骇人听闻的谩骂当作自己小说的序言发表了。后来他在文章里写到收入这篇文章是他能够报复约内斯库的唯一方式。当面对自己最亲密友人所表现出的不知羞耻并且大肆宣扬的反犹主义，塞巴斯蒂安总是表现出坚忍和惹人怜惜的怅惘。”（附录，780-781页）这与拉杜·爱奥尼德对两人关系的分析是一致的：“塞巴斯蒂安认为纳埃·约内斯库是个机会主义者，甚至谈到他的铁卫军信仰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这位犹太作家仍然对这位法西斯哲学家怀有复杂的感情——‘喜爱、恼怒、怀疑、厌恶’。1938年5月，纳埃·约内斯库恰恰因为他作为铁卫军领导人的活动而被捕关押在集中营，塞巴斯蒂安对此感到痛苦和担忧。他继续试图将约内斯库的政治行动解释为‘误判’，‘一半是闹剧，一半是野心’。1940年3月，纳埃·约内斯库去世时，塞巴斯蒂安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将他的死视为失败和不公正。”（序言，XVI）
塞巴斯蒂安对纳埃·约内斯库的态度也同样出现在对待其他几位交情匪浅但是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朋友身上。他的好朋友米尔恰·伊利亚德是著名的学者和小说家，在1935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塞巴斯蒂安谈到发现米尔恰越来越明显地向右翼滑动，“我不允许这样的辩论给我对他的感情蒙上丝毫阴影。以后我会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政治争论’”（35页）。在1936年9月的一场辩论中，塞巴斯蒂安意识到“我想从我们的讨论中去除任何政治倾向。但这可能吗？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街头生活都会影响我们。只要随随便便地反思一下，我就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我感到，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尴尬的沉默，半遮半掩了我们想避免的解释，因为我们双方都能感觉到它们。我对他的失望之感越来越强……”（98 -99页）但是他还是认为米尔恰“既不是江湖骗子，也不是疯子。他只是天真。但天下也有如此灾难性的天真！”他甚至想到“也许有一天形势平静下来，我再来给米尔恰读这一页，看看他羞愧得脸红”（144页）。到了1938年4月，有一天晚上在米尔恰家吃晚餐的时候，塞巴斯蒂安感到“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对他说。他在政治上投其所好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我决定对他直言不讳。不管怎样，如今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回避的了。就算我们老朋友再次见面，我们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我最后还是没能和他说话，因为我们刚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彭丘斯突然走了进来”（197页）。
拉杜·爱奥尼德在“序言”中告诉我们，二战后米尔恰在芝加哥大学作为宗教历史学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与他那一代人的其他著名代表不同，伊利亚德从未承认自己作为铁卫军思想家的过去，也从未对他参与这个法西斯组织表示遗憾”（序言，XVII）。看来天真的不是米尔恰，他也更不会有任何羞愧之感。
比较起来，塞巴斯蒂安在情感上对朋友的忠诚、在正义伦理上对自己内心的反思是那种历史时刻中的一束虽然微弱但是真实的光。即便对于一套政府雇员按照规定要穿的制服，他的内心也充满了自我谴责。“我必须这样做吗？我不知道。……我感到很惭愧，到那个时候我会感到更加惭愧。当我没有能力抗拒这部喜剧时，我是否有权评判其他任何人的道德品质？……对更大的压力，我会怎么办？如果在集中营我会如何表现？在行刑队面前，我还能保留多少自豪感？假设我写的东西有一天可能对遥远的读者有意义，这种制服难道不会在我的思想、感受和写作中抵消任何道德意义、任何道德价值？我是一个穿制服的作家。想一下，那些因为拒绝忍受更少的东西而死在火刑柱上的作家们！……我觉得自己的容貌被损毁了，资格被剥夺了——就好像我已经失去了使用‘我’这个字的权利，而这个‘我’字代表着自尊感和自豪感，而且把它写出来是完全正当的。”（261-262页）如果说在今天“这本日记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话，我相信它根本无法炸开纳埃·约内斯库、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灵魂，唯一能产生道德批判力量的对象是像塞巴斯蒂安这样的好人。
在那样的历史时刻之中，塞巴斯蒂安在从事律师业务的时候受到的挫折、失败是必然的。他在绝望之中因客户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发出的悲鸣令人不忍：“世界上有什么力量可以震撼官僚思想的法官萎缩的良心呢？想一下博格扎的自由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却代表的是国家、宪法权威、正义、道德、真理……可怜的博格扎！他当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153页）“悲伤，悲伤的时刻。所有人都由于虚伪、懦弱和自私自利被淹没在多么微不足道的浪潮之中！……是否有一天人们可以公开地谈论这些黑暗的日子？我相信会有的，绝对会有的。当这一天到来时，我希望我仍然在这里。”（101页）在这样的时刻，希望是支撑他生存下去的力量。
1937年12月21日，铁卫军在议会的选举大获全胜。在中午与友人聚餐的时候，塞巴斯蒂安想到的是“我们不再有任何可蠃的东西，任何可捍卫的东西，任何可期待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将丧失。而等待着我们的会是监狱，极度贫困，也许是逃亡，也许是流放，也许更糟”（170页）。但是在第二天写的日记中他追述了这一天的晚上在家里听日内瓦电台播放巴赫的管风琴合唱、布雷斯劳电台播放巴赫为管弦乐队创作的《赋格》和《托卡塔》以及马克斯·雷格的《莫扎特主题变奏曲》的感受：“一切都非常漂亮，最重要的是，令人舒缓。”（同上）应该说，在整部日记中，有关欣赏音乐、阅读文学名著的描写相当感人，作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塞巴斯蒂安的艺术素养源自欧洲文化的深厚土壤；他特别喜欢作家之中有普鲁斯特、纪德、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这令我想到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纳粹战争的叫嚣和爆炸声中写下的日记：“如果说这就是我生命的尾声，那我难道不该去读莎士比亚吗？……昨天我突然想到，这说不定就是我最后一次散步了。麦浪翻滚，裹挟着罂粟的花朵。晚上，我读我的雪莱。”（伍尔夫《思考就是我的抵抗》，齐彦婧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200页）
还应该补充的是，塞巴斯蒂安所经历的时而复杂甚至不乏享乐主义的爱情经历中同样有某个感人的时刻。比如有一个晚上，他和女演员莱妮在结束排练和用餐之后走路回家的时候，想到“她把她的角色演得如此优美，如此简洁，如此强烈，如此真挚的情感，以至于我对她重新燃起了柔情，就像我初恋时爱她一样。我们在一张海报前停了下来，读着并排印着的我们的名字。在这空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似乎只有我们两条孤影在漫游”（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