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李伯重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2023年10月，李伯重老师的新书《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英文版）》（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包含二十六篇文章的英文论文集。虽然是李老师的学生，但我过去并没有系统地读过李老师的英文作品，本书中的许多篇章对我而言是陌生的。这是我至今都不太了解的、李老师的另一面，可能也是许多学界同仁和读者不甚清晰的一面。所以我把阅读中的体会和思考记录下来，既为自己解惑，也希望是对读者有帮助的介绍和导读。
一、从本书的“知识版图”说起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图书章节和书评，共十六篇；第二部分是未曾付梓的演讲稿和会议论文，共十篇。这二十六篇文章最早的写于1986年，最晚的发表于2021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五年。
本书两个部分所选取的论文，基本上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这样的排序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李老师的研究和写作进程。但是接下来，我会用另外一种顺序去介绍这些文章，以串联起各篇章的内在逻辑，勾勒出全书的“知识版图”。
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二部分第一篇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这篇文章写于1986年，是本书所有篇章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也是李老师写作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我建议读者可将这篇文章作为本书阅读的起点。
1987年1月，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李明珠（Lillian M. Li）发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鲁斯基金会（Herry Luce Foundation）与东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主办的“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经济学方法”（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计划（1987-1988）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召开了一次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谈的学术会议（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有赖吴承明先生的推荐，李老师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成为与会的唯一一位中国大陆学者。我们正在介绍的这篇论文，就是他提交给这次会议的参会论文。
对于那时的李老师而言，撰写这篇论文意味着两方面的挑战：一、国外学者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学术研究，所以要对自己的成果做清晰的介绍，同时也要找到和国外同行对话的点；二、要用英文撰写整篇文章。关于英文写作的问题，本文的第三节会专门讲述，此处先介绍这篇文章的内容。
这是一篇架构很“大”的文章，它的蓝本是李老师完成于198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这篇博士论文经修改和扩充并得吴承明、斯波义信两位经济史权威作序，后于2002年出版，题为《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社，2002年），全面地介绍了明清江南农业、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长距离大宗贸易的兴盛。但他也客观地指出，明清江南的经济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能源、原材料的短缺，人均耕地数量少、重要产品的市场有变化等。全文的核心问题是：明清江南可能走向“近代化”吗？结论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那些阻碍着江南出现工业革命的因素，其实是可以克服的。虽然二十世纪初的政治、社会动荡阻断了这个过程，但改革开放后江南经济的高速发展，却继承了明清江南的优势和经验。
在三十五年前的中国学术界，这样的论文非常少见。那时，“文革”结束接近十年了。随着政治禁锢的解除，经济史研究日益复苏。越来越多的史料被重新发掘和整理，研究者也热切地期待着课题、方法和整体认知上的突破，但是多年形成的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氛围并不容易改变。许多研究历史的论文，仍然像是经典理论的哲学探讨。与此同时，整个学术界也受困于语言、概念、方法论的匮乏，有一些问题似乎卡在死胡同里，怎么也说不明白。
比如1989年，汪敬虞先生提出，应该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大讨论（周祖文：《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讨论》，《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今天回过头去翻阅相关的论辩文章会发现，参与讨论的学者不管同不同意汪敬虞先生的观点，使用的大多仍然是“五种社会形态说”，或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话语。当然，这些概念和语言有其解释力，但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却是不够的。所以大家往往会把一些需要精细分析的问题，笼统归结为“发展”或“不发展”，或者贴上大而化之的意识形态标签。其实即使是“发展”也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是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还是边际效益的递增？这都是当时的概念和语言无法厘清的问题。所以争论到最后，大家似乎都陷入了说车轱辘话、力不从心的状态。
然而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一文，却尽可能地做了精细分析。讨论农业，会具体到稻桑棉的种植结构、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的收益差别、农民在耕作周期中的劳动分配；讨论工业，会分别考察食品工业、成衣业、纺织业、造纸业、奢侈品制造业、生产工具制造业、采矿业、建材业、造船业的产量，会非常严谨地评估燃料、动力、煤铁、竹木、耕地、市场等基础条件，对江南的经济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像农业集约化、能源、材料等问题，是中国学界此前没有讨论过的。而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单项论证、每一个生产环节的研究都会附上确切的数据，比如：
清代江南的一对没有牛的、种植水稻的夫妇，在整地阶段可以充分投入劳动力，但是在插秧、田间管理和灌溉的阶段，却分别只能投入他们25%、38%、30%的劳动力。（383页）
在清代新兴的丝织业中心南京，从事丝织业的人口达到200,000，拥有织机35,000台，城郊地区还大约有织机15,000台。（386页）
这种精细分析让人们意识到，清代江南经济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而那些翔实的数据，也呈现出这个复杂系统的细节和精度，戳破了许多“虚像”和成见。比如说到“小农经济”，以往的研究往往会斥之以“落后、低效”，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的小农经济根本不能轻易下此结论。从资源上看，清代江南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点六亩，耕作中使用的水牛每头价值二十至四十千文，很少有人买得起，但是依靠着调整作物结构、使用劳动力密集的耕作技术、提高用肥量，土地的产值和人们的收入都增加了。比如湖州府稻田改为桑田，每亩产值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二百二十，每亩净收益提升到百分之六百二十，每名劳动力的净收入提升到百分之二百六十（382页）。很明显，清代江南农业有弱点，但也有实在的效率和成长。又比如说工业，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落后的农村经济孕育不出实业体系。但是这篇文章中却提到：由于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清代江南的许多农民都不再以种地为主业，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转向乡村工业。清代江南的乡村甚至会如伊懋可（Mark Elvin）所说，显得“过度工业化”（over-industrialized）或“过度商业化”（over-commercialized）。（400页）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很少看到“发展”或“不发展”的笼统结论。因为当条分缕析的结构和数据摆在那里时，研究者立刻意识到，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都很难下一个非此即彼的定论，真实情况比最初的设问要复杂得多。而且原有的语言和概念已经不足以处理如此头绪繁多的事实，必须要引入一些更有解释力、更能表达复杂性的方法与概念。于是，这篇文章中出现了“集约化”（intensification）“超轻结构”（super light structure）这样的表述。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得出了多少颠扑不破的结论（事实上这篇文章中的一些结论在日后被李老师自己修正或推翻），而是试图冲破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概念、语言、方法、风格上的天花板，为日后的研究搭建一个可以延伸的“脚手架”。本书的二十六个篇章，呈现了这个“脚手架”的四个层级：
第一层，是对明清江南经济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农业、工业、市场三大块，每一块又有许多细分的问题；
第二层，是对江南经济（重点是农村经济）的系统研究。就是突破原来农业、工业这样的条块划分，对明清江南的整体经济结构进行研究。所以每一个研究必然涉及多个部门和因素，并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在这一层，研究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描述性史料分析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层，是对中国经济史的宏观论述，包括对具体经济问题跨时代、跨地域的研究、对具体时代（或朝代）的经济运行程度和机制的评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型等；
第四层，是以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全球史研究。
如果将这四个研究层级与本书的篇章相对应，大概是这样的：
表1. 本书篇章的分类。关于编号的说明：第一个数字是指该篇章在本书的第几部分，1为Part I；2为Part II;第二个数字是指该篇章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排序，如1.1指第一部分第一篇文章。这个编号方式与本书最后Notes of Papers中的编号方式不同。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本书中的许多篇章都兼具不同研究层级的特征，比如文章1.9，‘The Daoguang Depression’ and ‘the Guiwei Great Flood’—Economic Decline and Climate Cataclys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ngjiang in A New Perspective讨论了中国经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萧条，涉及到第三个研究层级的内容；同时讨论了十九世纪全球性的气候剧变，又是第四个研究层级的内容。但是这篇文章的主旨还是考察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经济结构，所以经过主次的权衡，还是将它归入到第二个研究层级。
这也说明，在李老师的学术生涯中，这四个研究层级是相互激发、交错进行的。在从事明清江南经济专题研究时，越来越感受到许多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多方合力的结果，很难划归单一的经济部门，所以转向对江南经济的系统研究。又因为传统的描述和定性分析方法很难处理大量的数据，也得不出精度比较高的结论，所以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方法。
然而“明清江南”归根结底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本，研究江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区有特别丰富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最发达状态，以及带着诸多传统因素的中国经济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关于为什么研究江南地区，李老师曾有这样的表述：“一方面，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文献记载特别丰富。因此对于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支持来说，它比起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远为充分。另一方面，至少是从宋代以来，这个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的各种进步，毫无疑问也在江南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因此以之为研究对象，可能会使人更容易看到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变化的若干重要特点。”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9页。）所以在研究江南经济的同时，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史有一个通盘的思考，于是就推进到研究的第三个层级——中国经济史的宏观考察。
中国经济从来都无法脱离外部世界而孤立存在。尤其是公元十六世纪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57页）。本书的好几个篇章都始于观察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现象，最后却牵扯出一个包罗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宏大背景。比如1823年之后，江南接连遭遇大水灾，还伴随着极寒天气，地区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然而这不是江南一个地方的问题，当时全世界都处于气候剧变的时期，北半球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气候异常和粮食骚乱（1.9）；又如晚明进行了以制造火器、练兵、优化军队编制为特征的军事改革，但是这场军事改革主要不是为了应对国内的敌人，而是因为整个东亚世界突然崛起了许多地区性强权（如安南、缅甸、日本，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殖民者）。而烧钱的军事改革又掏空了明朝的财政，加速了明朝的灭亡（2.9）。这样一来，就从江南经济史、中国经济史，自然地拓展到研究的第四个层级——全球史。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研究层级是逻辑上的递进，与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关系不大。也就是说，这四个层面的研究是交织进行的，并不是越到后面越整合、越宏观。然而文章的发表媒介和场合，还是对文章的风格有影响。大体上说，被收入期刊和专著的文章（Part I的文章），更多的是基础、微观的研究；在学术会议和演讲中发表的文章（Part II的文章），则更倾向于宏观的、理论性的话题。
以上是对本书“知识版图”的粗略勾勒，读者可以根据这个介绍，找到每一篇作品在李老师整个研究体系中的定位，理解李老师众多论文、专著之间的关系。我的归类不见得准确，但或许还是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阅读路线图”。
二、贯穿始终的“初心”——“近代化”与“历史比较”
上文提到，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写作于1986年。当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经济史学界正经历着“范式”的转变。“范式”（paradigm）又称为“规范认识”，黄宗智先生给它的定义是：
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在这一轮范式转换中，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究竟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近）代化史”。在收入本书的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Tradition, Divergence and Potential一文中，李老师也提到：
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家开始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根源是什么？新的研究取向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的细节。主流的史学研究范式，也开始探讨1700年以来中国面对的双重挑战——一重来自于所谓的“外部世界”，另一重则来自于“现代化”。新一代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323-324页）
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模型，以更好地解释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积极的、发展的一面（324页）。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范式转变看起来是顺理成章、毫无悬念的。但处在那个变局中的研究者们，感受却复杂得多。李老师曾用“惶惑”来形容弥漫在当时学术共同体中的某种氛围。黄宗智先生也直言：“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在本书最早的一篇文章，写作于1986年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之中，也可以感受到李老师那时的困惑与言犹未尽。
这篇论文分析了清代江南经济中与近代化相关的诸多要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市场，并借助这些事实去思考“江南能否发生工业革命”。很明显，这已经是“近代化”的研究视角和表达方式。但是到了文章的“结论”部分，困难出现了。因为根据本文呈现的史实，十七世纪中期以来的江南经济，经历了“长期而且相当快速的发展”（long and rather rapid development）。可是这些“发展”似乎都与“工业革命”不在一个频道。集约化的、高效的农业让江南成为丰饶之地，但和支撑着工业革命的那种“农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还是不一样；清代江南的轻工业遍地开花、获利不菲，但轻工业的繁荣毕竟也只是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特征；清代江南的重工业水平不高，那就注定英国那种“煤铁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与江南无缘。
一方面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的发展，可是这种发展大概率又没有“工业革命”的未来。如果工业革命不可能，那么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谈清代江南经济的发展又有多大意义？岂不是又回到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不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始终长不成参天大树”“近代经济在中国水土不服”的老调子？这是李老师那个阶段的研究无法突破的问题。
李老师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后来汇总成《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一书（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社，2002年。这本书的原稿完成于1991年，因为出版流程的延迟，2002年才最终出版。所以这本书反映的是李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学术见解）。这本书也是一边谈“发展”，一边谈“制约”，似乎还是在工业革命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左右为难，所以在“结语”部分他坦言：
明清江南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把江南经济引向何处？这是每一个读者读完本书后，心头都会出现的问题，作者亦不应回避之。本书原稿的最末一章，就是专门用于讨论此问题，后来多读了一些书觉得此问题太复杂，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方法、资料、论证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将已就的初稿撤下。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是一个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转变的时期，但那时的中国学界还在经历着转型期的犹豫与迷茫。新的研究范式已经呼之欲出，但是究竟要怎么用，它包含着哪些资源和可能性，依然看不清楚；过去的方法、概念、语言已经像是“陈旧的机器”，越来越不能处理大量的、复杂的历史事实，但离了它好多研究根本做不成。于是，那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有时会显得割裂和不自洽，就像有一层窗户纸怎么也捅不破的感觉，李老师那一时期的作品也不例外。
在接下来的十年，李老师逐渐突破了这种困境。在2000年前后的作品中，他开始使用“斯密型成长”（Smithian Growth）的概念。在本书的Rural Economy in Jiangnan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Times一文中，李老师解释了“斯密型成长”的含义：
“斯密型成长”即总产量和人均产值都提高，但是增长缓慢，而且面临着波动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成长方式。这种经济成长主要依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比较优势。与工业化社会中的“库兹涅茨型成长”（Kuznets Growth）截然不同。（131页）
有了这个概念，明清江南的许多经济现象就变得可以解释。
首先，“斯密型成长”最依赖的是一个容量大的、运作良好的市场。而明清江南（尤其是清代江南）不仅坐落在一个便于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地理位置，而且当时的国内、国际市场的确已经足够包容和有效率。所以江南地区顺畅的商品、物资流通、集约高效的农业、专业化的、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生产，都可以依托着优越的市场条件而展开。也就是说，明清江南在给定的各种条件下，经济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根本不需要回避。
另一方面，之前最让历史学家头疼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还是实现不了工业化？”在这个视角下也得到了解答。因为工业化伴随的是“库兹涅茨型成长”，就是有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人均产值大幅度增加，有持续的发展，不断应用新技术的经济成长方式。“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出现了“斯密型成长”的经济，未必会经历“库兹涅茨型成长”。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不止一条道路。那种用欧洲经验来评判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的做法，其实只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执念。在足够长远的视野中，“欧洲经验”与“江南模式”是平等的，也都是独特的。毋庸讳言，李老师早期的研究也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将“斯密型成长”引入江南研究之时，他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已经相当深刻。
在不断地思考明清江南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异同时，李老师也越来越注重历史比较。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中，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就一直是清代江南的参照物。或者说，江南与欧洲的比较其实是这篇文章不言而喻的前提。李老师也曾讲过历史比较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意义：
中国经济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比较史学基础上的，因为中国经济史学是用西方引入的话语系统和概念体系来建构的。这本身实际上就隐含着一种比较的味道，只是大家并未意识到。（许金晶：《访李伯重：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不是身份》，“澎湃新闻”2018年4月25日，《开山大师兄｜李伯重：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不是身份》）
在发表于2000年，对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的评论中，李老师总结了这部著作中值得借鉴的历史比较方法：
一、要平等地看待被比较的双方，在普通的问题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
二、要研究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而不是过去应该发生（却并未发生）的事；
三、要做“对称性比较”，既站在A的立待看待B，也站在B的立场看待A；
四、要做“回顾性分析”，即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也要做“前瞻性分析”，即站在先前某一个时间点看后来。（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收入《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70-190页）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李老师其实是在思考：精细、可靠的历史比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美国“加州学派”以历史比较研究见长，身处于这个学术共同体，李老师的“历史比较观”很快就变得清晰而锐利。2010年，李老师出版了《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一书，本书第1.5、1.7、1.8、2.6、2.8篇，都与这项研究有关。
这项研究对比的是1820年代的松江府的首县（即府治所在地）——华亭县和娄县地区，和1810年代的尼德兰（the Netherlands）地区。在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文中，李老师非常具体地阐述了为什么要选取这两个比较对象：
一、它们分别是当时中国和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高度的城市化水平；
二、这两个地区还有着相似的地理特征：尼德兰位于欧洲最大河流莱茵河下游的三角洲，华-娄地区则位于亚洲最大河流长江下游的三角洲。两个地区都地势低洼，相对平坦，水道纵横，拥有便利廉价的水上运输；
三、这两个地区的土壤类型很相似，都是黏重的冲积土；
四、这两个地区水运、贸易和金融业都很兴盛；
五、这两个地区商业化程度都很高；
六、这两个地区在1820年代都陷入经济低迷；
七、这两个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经济数据，而且有充分的前期研究。（210-212页）
如此充分地考虑比较对象的“可比性”，显然受到了同是“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启发。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彭慕兰开宗明义地指出：以往的学者选择历史比较的时空范围时往往比较随意，以至于常在规模不相当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事实上，中国和欧洲内部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体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不是任意两个时空单位都可以拿来比较。比如英格兰与同时期的乌克兰、西西里，江南与甘肃在经济成长上就没有太多共同性。而李老师与他的合作者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ten）在选择比较对象时，在“可比性”方面的论证，显然又比彭慕兰写作《大分流》时更加严格和周全。
这项研究的独到之处，还在于用GDP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标准。在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GDP of the Huating-Lou Area, 1823-1829一文中，李老师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
既有的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在我看来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对二十世纪前长江三角洲经济的理解通常是平面的、割裂的（fragmented)。我们了解的是农业、乡村工业、商业、大宗贸易、土地租佃、税收和其它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个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样的？（191页）
而GDP研究的优势和可行性在于：
这个研究已建立了整套完备的指标，用以衡量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不仅如此，这些指标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整体，可以显示不同部门的经济状况及相互关系。同时，这些指标也比较客观和中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和时期，从而使得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同一标准进行比较。（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第9页）
这就是李老师的学术作风——善用一切能够获取的资源和方法，消除研究中的模糊、缺漏与灰色地带，并对所借鉴的方法改进、升级。仔细阅读本书中使用历史比较方法和计量方法的一系列文章，你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
在进行计量研究的同时，李老师也在关注全球史研究。如果说比较研究是使被比较的对象互为客体与参照物，强调的是个体、差异与变换的视角。那么全球化研究则是把被抽离出来的比较对象，还原到一个交织关联、动态变化、难分彼此的历史过程中，而这才是历史真正发生的方式。在此前的一次访谈中，李老师讲过：
全球史和过去的世界史最大的不同，就是要打破现今国家的界限，将世界各个地区都放到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强调它们各自的作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对全球的经济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其中有的是得利者，有的是损失者。所以今天的人们应当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祁涛：《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李伯重：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文汇报》，2014年1月6日）
也正因为如此，在李老师的学术历程中，“全球史”是书写形式上的一次跃迁，但却是循着“江南研究”“近代化研究”“历史比较研究”，一步一个阶梯而来。
在这本书中，全球化研究的文章只有三篇（参见表1），但是李老师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作品，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2017年出版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收录了李老师与全球化问题相关的一部分作品。这本书讲述的是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明嘉靖、隆庆、万历、天朝、崇祯朝），东亚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百年激荡。这本书的论题跨度极大，从“丝绸之路”到“佛教长城”，从“火器革命”到“西银东来”，从“明代中缅战争”到“清军入关”，知识点之密集令人目不暇接，所有人物、事件之间的关联、互动往往出人意料。因为是公众历史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文笔也与李老师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铿锵流畅、大开大阖。读到精彩之处，令人忍不住击节朗诵。
学术研究的疆域极广，一个学者总会因为某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去研究什么或不研究什么，李老师也是如此。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他经历过这个国家的挫折、苦难、成功、起伏，于是特别关注这个国家在近几百年历史大变局中的命运，特别希望用专业思维去揭示中国近五百年来的经济成长。所以，就算李老师大约每隔十年就会尝试新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但那个支撑着他的“初心”是一以贯之的。
三、写作与“学术之公器”
在课堂上，李老师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前我理解的“公器”，大概是指基于明确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工具生产出的，公开的、共享的、可以讨论和批评的学术成果。然而当我阅读本书时才突然发现，其实学术成为“公器”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语言——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的语言。
读书的时候，李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他在“文革”时期，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县傣族农村插队的时候怎样坚持学习英语（本书的Preface部分，也讲述了这段往事）。当时只是觉得震惊，怎么会有那么荒唐的年代？一个人要有何等的信念才能在那么漫长、无望的岁月里，坚持做正确的事？而今天，当我认真揣摩本书的二十六个篇章才恍然明白，中年以后的李老师还是一直在坚持英语学习和写作。这三十五年中，李老师付出的辛劳、遭遇的挑战丝毫不比没有书读的青年时候少，这整个过程堪称一个壮举。
要解释这个“壮举”，还要从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写作于1986年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 1644-1850: Trends and Prospects讲起。前文介绍过，这是李老师为了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而撰写的文章，也是李老师写作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关于这篇文章，有一个相当曲折生动的故事，会在后续刊发的访谈中，由李老师自己讲出来，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它的文本。
在本书的Preface部分，李老师说这篇文章显得raw or rudimentary，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朴拙”，或俗语里说的“菜鸟”。作为新手的第一篇习作，这篇文章整体上能够表述作者的观点，呈现研究思路。然而仔细阅读还是可以发现，整篇文章的词汇量有限，比如第379页第二段，intensive和intensify就出现了九次。另外，文中还有一些特别长的，套了好几个从句，绕得人头晕的句子，比如：
There are two ways of redistribution: those who had animals hired those who had not if the latters had surplus labor in some jobs of the productive links of rice cropping but the formers wanted to labor, or, conversely, the formers hired out their surplus animals power to the latter.（383页）
此外，这篇文章中还夹杂着“中式英语”，或者语意不明的句子，读起来有时会觉得磕磕绊绊。总之，那时的李老师用英语来表达复杂、微妙的意思还是力有不逮。
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李老师的英文写作已经相当稳定、流畅。比如本书的第三篇文章，写于2003年的Was There a “Thirteenth-and Fourteenth -Century Turing Point”? Population, Land, Technology, and Farm Management是一篇架构很大、篇幅很长的文章，既有理论问题的探讨，又包含大量的史实、数据，即使用中文也不好写。然而李老师已经写得足够准确、专业、易读。比如这一段文字：
In contrast of the Song revolution and the Ming-Qing stagnation paradigms, changes in farm technology and land exploitation reveal a long process of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dissemina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agriculture throughout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does not represent a departure from the more long-run trends during the millennium leading up to the mid-Qing. Only after we discard the paradigms of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Jiangnan agrarian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was marked not by a sudden or dramatic rupture but by cyclical fluctuation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was not a turning point but a phase i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evelopment.（92页）
整段中没有生僻的词汇，虽然有长句，但语法结构清晰易懂，名词准确而富于变换，be动词、介词使用恰当，没有多余的形容词、没有含混不清的代词。即使放到英文写作的专业测试软件中（Writers diet test. 网址：https://writersdiet.com/writing-test/），各项得分也相当高。
而李老师写得最“漂亮”的英文，应该是2010年在第二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基调报告Water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段落：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hinese built the Great Wall to guard their northern borders from attacks from bellicose nomadic tribes. The Wall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human history. It is less well known that two other “great walls” were built from water. The first was the Yellow River Dikes. The Yellow River is called the “Mother River” in China, but though it nurtured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also wreaked disaster among the residen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To hold the river water within its banks, dikes were fashioned which, over time, eventually formed the Yellow River Dikes, extending 1500 kilometers. In the middle off the Yangzi River, another Chinese “Mother River”, the second “great wall”, the 180 kilometer-long Jingjiang Dikes were built and rebuilt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millennium and a half, protecting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18000 square kilometers from flooding. The magnificent Jiangsu-Zhejiang seawalls, which were built along the coast of East China, formed a 600-kilometer-long fortification. This engineering work was designed to save the Yangzi Delta, the richest area of the country, from encroachment by the sea.（339页）
这段文字依然准确、理性，没有生僻词，排比句式令文字有了充沛的气势，大量的动词如build wreak form extend protect surround save 令句子极富动感和画面感，读起来感觉既流畅又大气。
以上就是从文本上解释，为何李老师的英文学习和写作称得上一个“壮举”。作为从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正规地学习英语，三十七岁才写第一篇英文论文的人，至今撰写了四本英文专著（除了本书外，另外三本是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St. Martin’s Press, 1997； Li Bozhong: 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Li Bozhong: Guns and Ledgers: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in the Age of Ear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4）和几十篇英文论文。从最初的“生手”到十年后的流畅平稳，再到二十年后的典雅优美，这个“自我教育”的历程怎么说都是一个“壮举”。
李老师曾说：
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学已是国际经济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史也已不再是中国学者的专门领域。在史学研究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学者一道，才能对付大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只有各国学者一同努力，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成就。因此把自己的研究“融入世界”也就成了各国学者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李伯重：《“融入世界”——新世纪我国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收入《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311页）
然而全世界学者相互理解、一同努力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掌握一种大家都能理解和使用的语言，拆掉学术成为“公器”最直接的一道门槛。李老师三十多年坚持英语学习和写作，其实就是在打造“公器”，反求诸己。
因此之故，这本书可以作为国内历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教材。因为这本书中没有生僻的词汇和炫耀性的写作技法，大部分篇章句式简明干练，专业词汇丰富、准确，行文逻辑清晰，最适合入门者熟悉英文学术作品的写作风格，训练阅读速度。其中的经典文章，也适合初学英文学术写作的中国学生作为仿写的范本。三十年前李老师也是这样学习英文写作的，这个故事在后续要刊发的访谈中会讲到。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为年轻人的治学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周遭环境不容乐观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焦虑或“躺平”？在学术事业中，能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划地为牢，固守因袭下来的方法与路径？李老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藏在这本书中，没有说教，全都是清晰可见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