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有两本新作问世——《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与《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前者是顾彬的德文文集，分析了目前汉学的情况，有助于国内知识圈更加全面认识汉学的发展现状；还涉及了如世界的深邃、言语的深度、误解的重要性和翻译理论等一系列主题，并且从德国当代哲学的视角讨论了漂流的符号，死亡的旅程等诸多内容。而《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是顾彬近几年在中文报纸期刊上的专栏合集。“一千瓶酒的英雄”是顾彬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一个酒壶的故事”是顾彬的第二本德文散文集的名字。顾彬喜欢用中文写散文，他的散文有他自己独有的风格，他自己一直在追问语言，这部文集体现了他对汉语的探索与感知。
德国汉学家顾彬
鉴于顾彬对汉学学术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单向空间、东方历史评论与凤凰文化在8 月 26 日联合主办了一期学术对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就“重新思考中西相遇”这一话题与顾彬展开了精彩的思想交流与观点交锋，曾长期在德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担任对谈活动的主持人。
“西方”的概念亟待反思
顾彬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两本新书。在解释《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这本汉语写作的散文集时，他提到散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中颇受重视，可以说中国是散文的国度，而德国人并不注重散文，即便是伟大的文学家写出的散文也不会和诗歌、小说平起平坐。在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从韩愈开始，无论欧阳修、苏东坡还是20世纪的周作人，都促使顾彬产生了对中国散文传统的热爱。顾彬感谢刘小枫为《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一书作了一篇长序《“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顾彬选择研究汉学，刘小枫选择研究西学，均是一个“个人决断”（刘小枫语），分别在“汉学”和“西学”领域做出了踏实的长远的贡献，这种多重的“中西相遇”里可能产生深层次的碰撞。
顾彬提及，在中国曾经遇到过“你们外国人不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质疑，这种话语的潜在意义是西方人无法像中国人一样理解中国文学、文化。顾彬从德国当代哲学中“理解”与“误解”的概念出发，认为这种批评并没有将“理解/了解”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看待，理解与误解必然并存于诠释活动中，理解与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过程，误解在寻求理解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
在顾彬看来，中国学术界甚至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西方”这个概念是成问题的。西方的概念应该重新反思，所以顾彬提议将对谈的主题改成了“中西（欧）相遇”。纵观欧洲历史，绝大多数时期的欧洲都处于分裂状态，欧洲共同体的概念是极其晚近的建构。也许更稳妥的说法是地域上的北欧、南欧、东欧、西欧，但这种区分也面临很多争议，比如苏联/俄罗斯是否属于欧洲？苏联/俄罗斯属于西方吗？谈及苏联/俄罗斯，就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上个世纪的中国考虑到政治因素，希望用“西方”这个概念将苏联排除在外，从而避免了使用“欧洲”概念时可能会将苏联包括在内的含混。而从“西方”这个词的具体内涵来看，“西方”很有可能是俄国发明的一个概念，用以反对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和宗教（天主教），如斯大林说，“我们与西方的斗争是你死我亡的”。
谈及中国和西方的相遇，绕不开中国近代与西方的遭遇。中国惯用的说法是“屈辱的近代史”，西欧与中国最重要的相遇可能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顾彬认为在回溯这一历史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谁侵略了中国？所谓的“西方”侵略中国的说法应该更加具体化，例如现代的德国在当时还没有成立；鸦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并非是英国侵略了中国，而是东印度公司因为其利益冲突向中国挑起战争，有大量印度人参与了这起战争——当然东印度公司背后确实有英国国会投票，但必须具体地描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不能含混地统称为“西方”侵略中国。
欧洲曾存在1500多年的分裂，如今依旧面临新的分裂，“西方”或欧洲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例如在二战后确立国际关系之前，欧洲一直处在持续的战争中；土耳其对德国一直充满敌意；英国大多数人认为德国等于纳粹，并不愿意了解我们的现实；每个国家的生活习惯也相距甚远，各个国家的人并不都是一样的西方人。
刘小枫
刘小枫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慎用“西方”这一过于含混的概念，需要重新认识“西方”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定义、使用和理解的，“欧洲”与“西方”的概念不同，中国知识界终于在最近二十年有了喘息的机会，从而有时间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但对于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依旧欠缺。谈及历史上中国近代和欧洲的相遇，日俄战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历史教育对此描述不多，但这场战争最能够说明中国近代的“屈辱”，两国几十万军队在他国领土上旷日持久的对战，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罕见的。不可否认德国确实侵略了中国，参与八国联军、占领青岛等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当然，德国作为“领土国家”的成立是最晚的，德国在欧洲的确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充分体现在了德国文学中，德国在魏玛时期非常著名的诗人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者，在一战时期普遍关心德意志的重生，这一时期的精神格外昂扬，但却被后人拿来印证纳粹的行径。顾彬还曾与刘小枫一同去过德国的美军驻地，美军对阵纳粹时是德国的解放者，但如今却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德国，德国和中国的政治、历史都有许多可以比较和阐释之处。
作为“德国中国人”的顾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方维规提到，说到顾彬，大众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论”。这个说法虽然有一些“决绝”，这个片段截取的“决绝”也有离顾彬本意，但这个说法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焦虑所在，也体现了中国与德国思维方式的差异。德语词中的垃圾一词的含义和汉语略有不同，如果德国人听到评价本国某些作品是“垃圾”也许只是耸耸肩而已，在中国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看待这一评价，不得不考虑文化背景，也不得不考虑到文化自信、文化焦虑。顾彬以及很多国外学者都习惯表达绝对性的观点，所以中国学者、作家对顾彬的批判缺乏最基本的对话前提。
方维规教授曾经编著过《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可能》一书，在导言《我和你》中，他从布伯的著作出发，探讨了“对话”这一哲学问题。“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观点在德国哲学中讨论较为充分，对理解、误解的概念辨析充满了思辨，顾彬的文章思想深度与可读性都非常高，读来就会看到一双德国之眼，也是中国之眼的智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独特的优点在于，其能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中国学者无法提供的判断和信息。顾彬教授最近致力于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包括《论语》《老子》《列子》《大学》等，在德国当代哲学的视野下重新阐释了中国典籍的价值与意义。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做卫礼贤的汉学家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中国》，全方位地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赫尔曼·黑塞曾经评价卫礼贤是一个“德国中国人”。考虑到顾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了解，考虑到他从诗歌、现代、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成果，无疑也可以称其为“德国中国人”。
是“西化”还是合作中的“世界化”？
在讨论到“欧洲人是否能够理解中国文化”这一话题时，对话嘉宾从理解的虚无主义，阐释的相对主义等阐释学论题出发，展开了精彩的思想交锋。刘小枫教授认为，德国学术中“理解就是误解”的说法值得商榷，伽达默尔的很多观点都需要中国学者辨证地反思。尽管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要比中国人自己的探索更多精彩之处，但不可否认中国和西方的最明显的差异——中国大部分知识都有关于、建基于西方知识，西方却并非如此。欧洲人之所以比中国人研究典籍更好的原因，在于眼光、能力背景的积淀。欧洲意味着什么？在欧洲传统教育中，历史经验要比中国更丰富，欧洲人的三千年历史和中国的三千年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欧洲的历史经验充满了冲突、差异、融合，就像莱布尼茨说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相比过于简单。欧洲和中国都擅长吸收异质文明的优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吸收欧洲的遗产。
国族和血脉代表的的身份是永远改变不了的，然而，中国目前存在着全面的西化趋势，不仅在身份认同上，中国人忽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在器物、生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方趋向同质。现代科学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都继承自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过洋节比过中国传统节日还积极，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已经主导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老祖宗保留千年的传统越来越被边缘化。
相比于“西化”，顾彬认为更应该关注“合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文化在流动和合作中完善的多元价值比充满敌意的警惕渗透要更加重要，所谓传统文化，其实从来不是保守封闭唯我独尊的。在21世纪，已经不能固守“西方”、“欧洲”或“东方”的概念来写作。德国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首先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即我是谁？德国哲学会认为我们没有唯一的认同 ，存在着多种认同，我们每个人都是几个人。今天的认同有多种，今天的写作也可以有多种，这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特征。身份认同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已经不是写作的重要主题，当作家用不同语言写作、用不同思维去认识世界、表达态度，他的作品才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