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这几日正是开学季,又一批新的青年学子进入了自己的大学,开始接受为期数年的大学教育。我们也又一次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将在大学中收获什么?一所大学能给学生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应该给予学生的,至少不应该只是学位,以及工作乃至于赚钱的能力。它还应该关于理想,关于心灵。

今天这一条,书评君为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傅国涌先生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出入于历史与现实,回顾几位中国文化人的成长历程,讲述了在他心目中,剑桥大学何以是一座好的大学——因为它给学生的,是激发其“心灵革命”。在他看来,这比专业上的知识更为重要。

演讲 | 傅国涌

中国知识人在剑桥经历“心灵革命”

徐志摩是1897年生人,金耀基是1935年生人,他们分别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和70年代来到剑桥,时间上相距半个多世纪。

心灵革命, 这个说法我是在徐志摩的诗里找到的。大家最熟悉的是他那首《再别康桥》,但对于徐志摩的剑桥生活体验来说,这首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他写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时已经是1928年,也就是离开剑桥六年以后才写的,而他的另一首《康桥再会吧》是他1922年离开剑桥不久写的: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 ……

康桥!山中有黄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宝是情爱交感,即使

山中金尽,天上星散,同情还

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

不昧的明星;赖你和悦宁静

的环境,和圣洁欢乐的光阴,

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

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

他的“我心我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得到陶冶的,就诗而言,诚然不如后来那首《再别康桥》,却更真实、更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剑桥的生命体验。难怪他会说: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纡道西回,瞻望颜色……

这一句也曾深深打动和吸引了比他晚半个世纪来到剑桥的金耀基。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金耀基(1935-),社会学家,曾任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又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徐志摩1918年到美国留学,在克拉克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9月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为了到英国来追随罗素,就想到剑桥来。但罗素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和平,被三一学院解职。所以徐志摩来到三一学院的时候,罗素已不在。他也没有机会直接进入剑桥,先是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混”了半年。他用了 “混”这个词,可能就是在图书馆看看书,偶尔旁听课,是没有正式名分的那种学习状态。

但在这个过程,他认识了一个英国作家,推荐他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先是做特别生,后来转成正式的研究生。按理他应该是来读博士学位的,但他没有读学位,最后什么都没拿,突然宣布要回国了。刚才说的那首诗《康桥再会吧》就是他在回国前夕写下的,正是在这首诗中,他提出了“心灵革命”这个说法。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剑桥大学校园。

我由此想到,好的教育,或者说一所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心灵革命是针对个体的。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革命几乎都是针对集体的,针对民族的。个体的革命,心灵的革命,往往只有通过教育,通过在某一所大学里的陶冶,才有可能完成。而中国真正缺的革命,是心灵革命,不是外在的那种革命。对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这一革命仍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老实说,徐志摩在剑桥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的知识。这就是教育奇妙的地方,它不一定要教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专业上的顶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教育出来的,还有天才的因素在里面,但学校的熏陶对他们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让他们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精神健全的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这所学校里面自我完成,这要比他们在某一个专业上有大的创造更加重要。

我们看到徐志摩一生只活了三十五岁,但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对他充满特别的兴趣?就是因为这个个体身上,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的丰富性,他的生命的广度,他对世界的那种独特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在剑桥完成的这个过程,他在来剑桥之前,虽然已经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尚未被开启,还是关闭着的心灵,他只是学了一些专业的知识。他也曾经是梁启超的弟子,受过梁的教导,但他说真正触发了他心灵革命的是剑桥,因为剑桥的环境给他的浸染、触发。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现在,剑桥大学校园内安放着一块刻有徐志摩《再别康桥》诗句的诗碑。

空白与心教:剑桥教育的“无笔之笔”

剑桥的环境到底是什么?徐志摩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这是一篇散文,比较长,其中有一段我它把抄在笔记本上:

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推开的。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闲”字:闲谈和看闲书。闲谈是剑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剑桥大学,读书还不是最重要的,闲谈是最重要的。

好多年后,当徐志摩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1925年出生的陈之藩来到剑桥, 他是学机电工程出身的,但他到剑桥拿的是哲学博士,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心灵饱满,充满张力。

陈之藩(1925-2012),字范生,河北省霸县人,英国剑桥大学电机哲学博士。著有《系统导论》、《人工智能语言》,及电机工程论文百余篇。同时亦深具人文素养,散文作品入选两岸三地的中学国文课本。

他本来要到剑桥做访问学者,因为办手续的原因,错过了访问的机会,后来他就干脆申请读研究生。在这里一共呆了两年,这两年做了什么呢?他自称谈了两年的闲天。这些人太聪明了,两年闲天谈下来,博士学位也拿到了。

两年中,他说在这里听了无数的闲聊。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爱德学院每个星期三都有一个聊天的会,这个聊天会而且每年有个年度主题,有一年的主题是“比喻”,有一年的主题叫“进步”,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词。在有关“进步”主题的这一年,他参与了一整年的闲聊,真是开了眼界,生物学家来谈什么是进步,天文学家来谈什么是进步,物理学家、艺术学家、文学批评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谈什么是进步。

比他晚一些,社会学家金耀基在这里做过十个月的访问学者,谈到一个观点:谈天的意思不在于求专精,而在于求旁通。重要的是使你对本行之外的那一些东西有所见闻,养成不同学问相互欣赏和同情的一种心态。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剑桥大学校园风景。图片来源:剑桥大学Instagram。

这不正是大学之大吗?你可以完全不懂物理学,但是你可以听物理学家讲他的专业;你可以完全不懂哲学,来听哲学家的分享。在这个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视野都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听懂了多少倒是并不那么重要了。

剑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都怀着好奇心,追求不朽,追求时间中的永恒。在这里,人们追求跟自然对话,跟永恒对话;在这里,功利心极大地消解了。

金耀基对剑桥的教育作了极好的概括。他在《剑桥语丝》中提出一个词“心教”,这个词在其他教育著作里好像没有出现过。课堂教育是什么?课堂是要言教的,说出来才能听见;导师制度,就是强调身教。(剑桥教育有两大特点:学院制和导师制)言教和身教在很多学校都可以体会到,但剑桥跟世界上很多大学有区别的地方,是第三个教:心教。心,心灵的心。剑桥给予徐志摩的正是心教,所以,他说剑桥触发了他的心灵革命。或者说,心灵革命正是从心教来的,心教才是剑桥教育的精华。

金耀基的这个说法太美了,心教是每个人在孤独中与自然景物的对话,是每个人对永恒的刹那间的捕捉。剑桥的伟大之子,不论是大诗人或大科学家,对宇宙人生都有那种晤对和捕捉。换言之,他们都是能跟天地万物对话的,能进入宇宙中对话的。

剑桥的教育家似乎特别重视一景一物的营造,在他们看来,教室和实验室固是教育的场所,但一块石头、一朵花,也都跟悟道有关。在根本上,剑桥人相信真正的成长必须来自自我的心灵超越,剑桥的教育不像是油画,画得满满的,剑桥的教育更像是一幅中国画,不填满,可能只画了一个角落,留下更多空白,有“有笔之笔”,也有“无笔之笔”。真正重要的很可能是在那片空白当中,空白可以用来写诗,空白也可以用来画画,空白也可以任凭你在天地之间自由地驰骋你的想象。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出科学家,也可以出诗人,伟大的诗人、科学家都可以从这个殿堂里走出来,他的心灵激发出来是什么力量,或者说他的生命能量那一面被激发了,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徐志摩来到这里时是学经济的学生,本科念的是金融,研究生念的是经济学的硕士,到这里本来也是要攻读政治经济学,但政治经济学没有给他心灵的激荡,他回国以后,无论在北大、光华、暨南,教的都是英文,实际上他放弃了早年的经济学专业, 意外地成了一位诗人,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这是心灵革命对他的熏陶,或者说他是剑桥陶冶出的一代中国诗人。这是意外的,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他跟剑桥的环境合一了,剑河的水也好,夕阳下的金柳也好,他念兹在兹的那小桥也好,国王学院的草坪也好,在时间中与他渐渐难分难舍,成为他永远的“精神依恋之乡”。

心教是剑桥教育不可或缺的重心。金耀基说得好,这片留白甚至可以是一片无意义的空白。一个人在剑桥读书三年,课程不会把你填得满满的,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九个星期,空余的时间很多,有足够的时间去自由地想象,自由地涵养,自由地寻找。

剑桥的力量,

来自几个世纪里的点滴积累

在我看来,剑桥也许是我们还能见到的所有大学里,在历史悠久的大学里,最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大学。它是一所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奉献给人类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就是大学。中国还没有一所超过一百二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1898年以后才出现的,在中国的传统里大学还是个新生的东西。

欧洲已有上千年的大学,剑桥虽然不是最古老的,也有八百多年了。金耀基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世界精神的大学,一个能在剑桥教书的老师,也可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学获得教书的资格,将它们凝结在一起的是基督教,共同的语言是拉丁语,这是当年的通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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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片来源:剑桥大学Instagram。

在漫长的时间中剑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从上帝的世界进入人文的世界,希腊的人文主义在剑桥落地生根,渐渐变成了欧洲最具人文精神的大学,这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一直到18世纪,剑桥人还认为大学的功能就是保持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用拉丁文教学,因为只有读拉丁文典籍才叫文化。选院士也是只看重经典,看不起科学。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那要等到19世纪初。

剑桥的力量正是在几个世纪里点点滴滴积累出来的。剑桥是时间沉淀的结果,放眼看去都是养眼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经过时间筛选、时间淘汰的。时间能把不好的东西淘汰掉,只有时间最公正,只有时间没有私心。人总是有私心的,人只是短暂的存在。

当然,剑桥有很多特别规矩。比如,晚上回来很晚是可以的,跳墙进来,但不回来是不可以的。既有自由,又有拘束。草地,院士可以直穿,学生不可以。意味着院士可以走捷径,学生不可以走捷径。这是个多么有意思的规定,包含了对教育的理解——学生还不到走捷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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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剑桥的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三一学院庄严宏伟,克莱亚学院秀致高贵,国王学院有王家之气,丘吉尔学院则有平民的味道,每个学院各有各的风格。

这是金耀基的体会,他在1975年到克莱亚学院访问了十个月,写了一本《剑桥语丝》,我读的是黄色的精装本。他说,剑桥是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剑桥有很多教堂,到底有多少个,他住了十个月还没数清楚。这里最多的建筑之一就是教堂。他说,三一学院既出科学家,也出诗人,是因为学院制度给院长以极大的权利。

丁尼生是个伟大的诗人,他当年进校,院长汤姆生一眼就看出这个人会成为诗人,他说:这个人可以看到夜莺眼中的月光。这个人一首十四行诗,就足以抵得上印度古都康可达全城的财富。这是一个院长对一个刚进来的学生的评价。这个人果然成为英国伟大的诗人。在基督学院里,达尔文当年就在收集昆虫,他从收集昆虫开始,成为进化论的开创者。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剑桥语丝》

作者: 金耀基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1月

当年,凯恩斯就是从国王学院走出来的,他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革命”。据说他从小热爱数学,他的第一本书就是研究数学的。他两位经济学老师认为他是个研究经济学的人才,他本人却无此心。他在剑桥毕业后做了两年公务员,老师觉得太可惜了,自掏腰包给他奖助金,拉他回来专攻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参加协约国跟德国签约的巴黎和会,中途辞职 回到英国,写了一本书,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对德国的赔款不切实际,条件太苛刻了,德国民族根本承受不了,必然把德国逼成疯子。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四、五岁。1969年12月29日,陈之藩在文章中提到这个故事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恩斯,也许生灵涂炭就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

因为没有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骨干的决策与作为。

没有传统,

不可能锻造出这样的大学

在英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它的国王,甚至不是它的国会,而是它的大学,它的教会,它整个的自治传统——它的每一个小镇都是自治的。这三样才是它牢不可破的千年基石,自1066年以来,英国本土未遭外地侵略的持续和平,由此造成的文明,就是由这三样铁柱子支撑起来的——教会、大学、市镇自治,它们从各个不同层面,从信仰、教育、公民社会支撑起了影响整个世界的英国,也孕育出这个社会的贵族气、绅士气。

中国社会与英国社会的巨大落差——中国社会不可能锻造出这样的大学来,最本质的原因是缺乏这样的传统,有着深厚土壤的自由传统和浸透到整个社会的习惯。

剑桥的每个学院相对于学校拥有独立性,每个教授相对于学院拥有独立性,每个学生可以自由散漫地在学校里寻找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知识对话、和自然对话的方式,至于你将来要做什么,都可以自主决定,在这样放松的状态中,每个人最后都是按照他原本的样式释放他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是一朵桃花,就开成桃花的样子;如果是一棵苹果树,最后就结出苹果来。没有给你规定,你就是你自己。希腊的哲言说:发现你自己。剑桥大学是一个让人发现自己的地方。徐志摩在这里发现了他自己,他成为了一代诗人,他悄悄地走了,只活了三十五岁,但他的心灵革命在这里被触发了。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剑桥大学图书馆。图片来源:剑桥大学Instagram。

对于中国社会和许多知识人来说,心灵革命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这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我们的教育还没有最大限度地给人激发这种想象的可能性。从我们走马观花看到的这些场景,我们能想象北大允许外国的客人这样自由地穿行,没有人来管你吗?——恐怕你连校门都进不去。这里,有校门吗?没有看见校门。自由、独立、开放;向传统致敬,却一直是朝着未来的;一直在地上站立的,却一直是仰望天空的。这就是剑桥的特色。

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剑桥都是学术重镇,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文明的中心之一。江山可以改变,朝代可以更替,帝王可以过去,但这所大学却像磐石之固,云天不老。剑河的水在流,这里的大学也还屹立不倒。它给世界一种示范,给世界一种确定性,给世界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从文化上带入的,这种安全感是从人类高贵的心灵里生长出来的。大学真正要给人的不是知识,虽然知识很重要,大学真正给人的是一颗高尚的心灵,一颗能够追求完美的心灵,让人的心灵能够完成自我的解放。

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剑桥大学校园风景。图片来源:剑桥大学Instagram。

1922年,当徐志摩离别剑桥,写下那首《再见吧,康桥》时,他已成为中国的诗人,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成为一个中国的诗人,而是他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代言人,他的诗最根本的还不在于文学价值,而在于时代价值。他用这样的汉语表述,带出了那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需要有他这样的人代言。所以过了这么多年,他的价值还没有过去。

老实说,他的精神气质超过了文学价值,超过了他的文学史地位。如果单纯从文学价值来说,他的诗不如拜伦,不如丁尼生,不如许多世界上的诗人,但放在中国的特定时空里,1920年代,“五四”时代,他是带入了清新气息的人,他把新的精神空气带入古老的文明中,让这个古老的文明有可能跟世界的其他文明融合、对话、碰撞。

这也是中英文明相遇经过了一百多年后才发生的事情,从1807年到1922年,两种不同文明在漫长的时间里有磨合有对话,然后才有这样一个留英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述他的心灵世界。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还是心灵世界,孔子在《论语》中最有魅力的对话,不是那些有关伦理价值的内容,而是审美价值的内容,当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就是一幅审美的画面,也正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进入到美的里面,徐志摩在剑桥最大的收获就是体会到了美。一个人有健康的、丰富的、饱满的审美趣味,这个人一定是正常的、健全的人。从建筑上,也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在田野可以看出,在道路也可以看出,在秩序和丰富当中,美是自然彰显出来的。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内在流露出来的精神的美,这种审美趣味,需要有个触发的契机,更需要时间的积累,所以教育最终要把人带到那个境界里去,东西方都是相通的。

康德,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在写他的三大批判时,其中一本就是写美的。爱默生那篇关于美的文章,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表述:美是三位一体的,就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美是核心。大学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地方,我们今天真正要领悟的也是剑桥之美。

本文为傅国涌2017年2月3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堂的演讲,由周音莹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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