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丹尼尔·R. 德尼科拉在《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一书中探讨了无知，展现了无知的丰富性、持久性以及带来的后果。这本著作旨在理解无知，虽然乍一看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未知事物怎么会变得已知，同时仍然是未知的呢？德尼科拉认为，无知不只是一种缺乏或虚空，它与知识之间有着动态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他采用广泛的哲学方法，使用住所、边界、限度和视界作为隐喻，探究了不同形式的无知，并描述了滋长各种无知的文化。节选摘发《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一书第一章的部分内容，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无知比比皆是。无知无处不在，而怀疑这一事实就冒着成为另一个典型无知的风险。有一个我们熟知的比喻：我们的无知（无论是个体无知还是集体无知）是广袤无垠的大海；我们的知识只是不安全的小岛。甚至海岸线都是不确定的———人类史和心理学研究都表明，我们知道的甚至比我们以为知道的还要少。我们的无知如此之广，确实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无知没完没了。无知持续存在。哎呀，我们会被其表面的脆弱蒙蔽，正如奥斯卡·王尔德那句被广为引用的俏皮话：“无知就像诱人的异果，一碰它，花就谢了。”它在学识的最轻微触碰下，便会枯萎、消逝不见。但是，撇开它的瞬息而逝，无知并非濒于灭绝。它的花纤弱易损，可它的物种却坚实如野葛。尽管普世的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尽管学习的新工具和知识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我们存储、接入、分享大量信息的能力突飞猛进，无知依然盛行。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无知盛行，是因为我们太无知吗？我们是否知识匮乏———缺少正确知识———难以扭转无知之潮？也许，它的持续存在是我们堕落状态之反映、意志薄弱之耻或认知懒惰之罪。无知难道就像这个世界的肮脏，顽强阻止了我们彻底消除它们的那些最勤奋的努力，永远与我们相伴相随？或者更糟的是，更多的学识实际上增加了我们的无知，就像试图擦去一个污点，却只会使它进一步扩散？我们越知道，就越是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一想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我们真的是自己无知的创造者吗？此种沉思，就像一切质疑一样，表达了理解无知的欲望，然而讽刺的是，它只能在无知内部产生，且源于无知。无知既是此种问题之源，又是其目标。
如此这般描绘，在我们未知的黑暗中，存在着一个神秘而又崇高的事业。自古以来，它就征服了一些人，使他们堕入怀疑论：知识遥不可及，学问到头来皆是一场空。另一些人，像14世纪《未知之云》一书的匿名作者，变成了勇敢的投降者，抛弃知识的伪装，寻求神秘的超验。但是，我们这些坚决认可人类拥有真知卓识的能力的人，甚至那些把知识或理解奉为最高财富（善）的人，仍然可能被我们无法克服、永不消失的巨大无知所包围。
《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
无知蹂躏一切。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多么睿智、多么渊博，都为无知所困扰。诚然，个体无知和集体无知每天都要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早间的新闻带来以下消息：朋友死于无法治愈的疾病；教会因为不知情而让恋童癖者照顾儿童，导致骇人听闻的犯罪；受骗的、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在虚假投资计划中财务破产并感到愤怒绝望；那些在自然灾害中失去亲人的人的痛苦情绪和未知命运，或许是永久性的。无知，让我们负重累累：当我们忘记开锁的密码或口令，无知令人恼怒；当同行知悉我们不知道那些该知道的事情，无知令人丢脸；当某人无故消失，或者我们被告知朋友的死因永远不可知时，无知萦绕心头，使人苦恼。
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与无知有关；无知使我们的错误和愚昧成为可能。无知会威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无知难道不是我们的悲惨困境、巨大灾难和深奥谜题？
公众无知
有种说法：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知识社会”。确实，我们携带的小型设备，让我们接入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与全球的人们（几乎即时地）分享信息。但是，我们的时代也被称为“无知时代”。有思想的观察者谴责了当代的“无知文化”———特别是（但不限于）在美国。这一矛盾令人不安和困惑。无知似乎仍在大行其道。
无知最令人担忧的类型，是公众无知，我指的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重要事项的存在广泛、应受谴责的无知。功能上的文盲和数盲就是例子。这种无知，如果不是借口的话，曾经被解释为缺少教育机会；而将这些解释用于那些教育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又说不通。此外，功能性文盲率在如今的美国可能比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更高。奇高的文盲率和数盲率，无疑是一种公众耻辱。这是可补救的无知。需要的是学习———但事实是即使在受过多年学校教育的人中，这种无知依然盛行。在年轻学生中，由于学校教育还不完整，缺少基础知识并不令人惊奇。显示这种情况的证据滑稽而又悲哀（想象一下学生出现滑稽的错误时，拥有知识的老师大笑的样子）。但是，当这些人是完成学业的成年人，我们的诧异变成震惊，而不再觉得好笑。严重的历史误解、愚蠢的时代错误、耸人听闻的地理错误、对数量和文字的迟钝，正如令人沮丧的调查经常告知我们的那样，这一切都四处泛滥......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更喜欢普遍的无知而不是知情的公民消费者。语言，我们最强的交流媒介，是另一个公众无知的领域。在美国，许许多多的人因不能掌握第二语言（尽管他们接受了多年的教育）而感到窘迫和不满。这种无能，以令人不安的频率，与对“外国”言语的敌意相伴......
有知战胜无知
也许这一评估过于苛刻和专横。一般来说，当我说某人无知时，这是一种侮辱。我隐含地声称一种优越性：我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并且我知道他们不知道。人们常常用无知和愚昧来贬低那些少数群体或不受欢迎的群体。说“某人无知”可以是口头上的认知羞辱，也可以是一种微妙的权力宣示。因此，是的，当某人断言他人无知时，知者有时的傲慢应该是一个警示性的形象。
无知一词的严厉性来自其负面价值，尤其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毫无疑问，西方文化的经典流派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知识是好的，无知是需要修补的缺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极端观点是：每一个劣性和所有的社会罪恶最终都源于无知。几百年来，教育（对知识的正式追寻）已经从单纯的私人利益演变为公众利益，从精英特权演变为人权。作为个体———特别是作为学生、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学习或探究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消除无知之灾吗？因此，论证的责任通常落在无知的倡导者身上；知识的倡导者则具有正面的推定并且只承担反驳的责任。
诚然，我们经常会遇到“无知是福”的陈词滥调；但它通常是与语境相关的俏皮话，而不是作为一种充实生活的严肃的通用药方。然而，同样正确的是，特别是考虑到我们这个后现代世界的状况，我们有时会怀疑学识是否真的能带来幸福；担心某些知识是否危险；或者对我们已知知识的确定性心怀疑惧。如果人人都知道一切（一种公认不可能的完美），生活会是最好的吗？我说过，无知比比皆是、源源不断、蹂躏一切；无知是我们生活中一种不祥的、占支配地位的存在———但是，它是否有时候也有正面价值？我们将看到，这些怀疑反映了不同流派的西方思想。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忽视无知都是危险的。
用无知来对其进行命名是好的。承认自己的无知和犯错的可能性，是通向开明头脑的第一步。它在认知上是健康的：它使我们为学习做好准备，引导我们的好奇心，并将我们带入现实世界。追求真理需要智识勇气。发现真理往往艰难。接受真理则是难上加难。
理解无知
本书试图理解无知———乍一看，这是一个从自相矛盾想法中产生的不切实际的探索。自称写了一本关于无知的书，既散发出机智的讽刺，又招引嘲讽。无知的定义岂不是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难道我不是在讨论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或者，也许是我一无所知的一切？未知如何成为已知，而又仍然是未知？难道任何理解无知的尝试都不能改变它或者成功摧毁它吗？这就好比为了明察秋毫，我打算用灯光照亮我的影子。
但我们将看到，这不过是一个肤浅的悖论，尽管它指出了一个真正而又深刻的问题，即我们能不能够了解自己的无知。确实存在着一个点，在这一点上，理解的可能性结束了，人们充其量只能得到暗示。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到达那一点之前，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我们无知的许多东西。我相信，无知不仅仅是一种空虚或缺乏，而且与知识有着动态的、复杂的互动。要详细说明什么是需要知道或需要学习的，也必须理解什么是不知道或不需要学习的。任何适当的知识理论或教育哲学都必须纳入对无知的理解。就这些领域而言，它带来了理论视角的改变，一旦被吸收就会发生变革。
无知既不是一个纯粹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概念；无知具有多元化的结构和多种形式。无知的房子里还有许多小房间。无知既是指控又是辩护。无知的实际意义，从无足轻重到至关重要，从温和到致命，从可宽恕到不可容忍。无知既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避难所，还可能是价值，甚至是德性的伴侣。或者我会这么说，简而言之，无知是一个美妙多姿的东西。
无知研究
奇怪的是，直至最近，通常的做法是让无知的无知不受干扰：对无知的全面研究相对罕见，甚至那些对于了解什么是“知”有着浓厚兴趣的哲学家也是如此。
15世纪一个才华横溢的日耳曼人，库萨的尼古拉，认为认识无知是我们可获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法理学家，他以其学识和成就著称，但他仍将无知作为其杰作《论有学识的无知》的主题———这是为数不多关注此问题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开头，他解释道：“我们追求知识的自然欲望并非没有目的，它的首要目标就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如果能够充分满足这一自然欲望，我们将获得有学识的无知。事实上，对于最狂热的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在他特有的无知中学习更有效的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无知了解得越透彻，他的学识也就越多。”他引用了苏格拉底的标志性例子：苏格拉底声称只知自己一无所知———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自省，这使苏格拉底获得有智慧的声誉。
《论有学识的无知》
然而，尼古拉的目标远高于自省本身。他认为真知远远超出了仅仅承认自己的无知：他试图揭示人类认识的限度，将其解释为极小与极大的对比，并证明了认识我们自己的无知对培育学习生活的意义。对尼古拉来说，认识无知是认识人类状况的基础。我同意。
可是，几百年来，对无知的严肃研究寥寥无几。很少有学者追随尼古拉的雄心。19世纪苏格兰哲学家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费里尔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在《形而上学概要》里将无知视为中心。费里尔非常清楚对这一主题的忽视：“（我们）对知识的性质进行过许多研究；对于无知的性质却没有进行任何探究。”与关于知识的大量文献———关于学习和教育的文本、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研究、认识论的分析著作、关于科学方法及其自我校正的论述等———相比，关于无知的文献少之又少。
这种稀缺的一个原因是从事认识论的西方哲学家的传统偏见———使用以简短形式定义的“知识论”。这种分析的重点是知识的来源、结构和辩护，以及知识与纯粹信仰的区别。确定性在日渐衰弱的怀疑论面前似乎是唯一的安全标准，然而，无知很少被直接提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认识论书籍的索引中也很少出现无知一词。所以，无知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无知不过是一个否定词，一种缺乏。从形式语言上来说，无知不过是命题“主体S知道命题p”的否定。有人假设，通过将知识理论化，人们会捕捉到所有与知识缺乏的相关东西。
然而，在过去几年里，无知这个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好几部关于无知的专著和选集出版了，它们来自许多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环境学、科学元勘、女性研究，以及哲学。该术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会议论文的题目当中。尽管这些研究中的概念框架差异很大，范围、目标和严谨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是有前途、开创性的研究，反映了该课题的自然广泛性以及多学科性质。在形成我自己的思想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将在本书中借鉴所有这些进路。
在最近的文献里，我看到的最宏大的提议是应该将无知界定为一个系统研究的新兴领域：被命名为比较无知学的一个新兴学科。一些对学科前景不大乐观的学者将对无知研究的论题称为无知学。当然，人们不能对用法进行立法，但是如果我在下文没有采纳这些术语，并不是因为我完全拒斥这种思想。两者都是启发式的，并且特殊领域的概念是有启发性的，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加快进行无知研究。相反，这是因为我最终偏爱支持这样一种立场：把无知与知识整合在一起并探索它们的相互作用。
我的进路大体上是哲学进路。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希望能吸引你加入对我们无所知的复杂性和影响的探索。为了便于讨论，我使用四个空间意象或隐喻：（1）作为住所或状态的无知；（2）作为边界的无知；（3）作为限度的无知；（4）作为视界的无知。尽管此种处理是整合性的，包括伦理论题和实践论题，可它既非详尽无遗，也非严密系统。遗憾的是，它也没有为我们当前的无知文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这项研究具备对主流认识论的蕴涵，但并不是认识论的专门著作；我将留待后记中对这些蕴涵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