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的前八年，都是辅臣掌控着国家，康熙本人几乎是在幕后，几年都看不到他的真面目。政令虽都以他的名字颁行，但其中肯定没有他的见解或是利益。他最早作为个人现身，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是在刚刚描述过的鳌拜与苏克萨哈的争斗过程中。但不出三年，康熙个人就开始主政朝廷，介入并决定了一项重要朝廷事务，然后就大胆地推毁了辅政体制，乾纲独揽。一瞥成长中的皇帝的最初阶段，我们就能领略将主导接下来半个世纪中国政治的这个人的统治风格。
康熙
年轻的皇子与统治者
康熙是顺治的第三子，1654年5月4日出生。尽管他是满人所建立王朝的第四位皇帝，但他的满人血统还不到一半。皇太极是他的祖父，血管中流淌有蒙古人的血，因为皇太极的母亲（努尔哈赤的孝慈皇后）是蒙古一部落首领的女儿。康熙的祖母——孝庄皇后，是蒙古贵族之女，她的父亲是成吉思汗兄弟的后人。因此，康熙的父亲从民族上说更多的是蒙古人而不是满人。康熙的母亲孝康皇后，是一半满人一半汉人血统，她的父亲佟图赖，一直为满人效力，但祖先过去长期生活在辽东，为明朝效力。关于孝康皇后的母亲，除了知道她出自满族的觉罗氏，其他的一无所知。如果将这些所有的条件简化为分数表示，那么康熙有着四分之一汉人血统（出自佟图赖），四分之一蒙古血统（出自孝庄太后），四分之一满人血统（出自佟图赖的福晋），另四分之一是混合血统——大概满、蒙对半（来自皇太极）。康熙的先世表明，即便是清朝初期，满人和汉人的血统也是混合的，最高层的人也是这样。然而，从政治上看，年轻的康熙只能被认作满族皇子。
这个小男孩可能少有其他皇子的幸福家庭生活经历。他的父亲顺治，很快就对孩子的母亲，可能也对小孩本人失去了兴趣，因为顺治在康熙两岁时，找到了他的真爱——董鄂妃。董鄂氏1656年进宫，时年十八岁，立刻就成了顺治的爱妃。他想升任她为皇后，但是他的母亲孝庄太后以及官员反对这么做。她被封为皇贵妃。1660年她去世，皇帝悲伤欲绝，想到了自杀，后来想要出家，几个月后他去世，但去世前还是追封他心爱的妃子为孝献皇后。
有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说的是顺治和康熙间的一次谈话。当时康熙五岁，他和两位兄弟到宫里探望父亲。顺治问每个孩子的志向。最小的常宁只有两岁，无法回答。皇长子福全说他愿意成为贤王。轮到康熙回答，他占得了上风，说的是，长大只愿效法了不起的父亲。顺治对康熙的回答特别满意，但从后来看，他只是与儿子有着正式的父子名分，别无其他。
母爱可能也遥不可及，因为康熙的母亲在他出生时只有十四岁。无论如何，当时习惯做法是将皇子交由乳母和保母照料。康熙甚至与保母一起在宫外的京城内城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只知道其中的一位保母孙氏，她是曹寅的母亲。不管还有谁，康熙的保母尤其是乳母，必定对他的性格养成留有印记，甚至在政治决定上有着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她们的服侍并非没有回报：孙氏的丈夫，还有她的儿子在康熙长大成人后都得到了恩赏。
除了乳母和保母，与这位皇子形影不离的就是太监。康熙出生的前一年，太监的复兴达到了顶峰，这时成立了内十三衙门。这位皇子无论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太监都会在场服侍。我们有一些关于年轻的康熙与太监关系的直接材料——无论是当皇子还是后来当皇帝的时候，并且借助后来的一位皇帝（宣统）对自己幼年的回忆，可以重建许多情景。
首先，生活的基本方面——吃、穿、睡，所有一切都在太监的照料下完成。吃可能最讲排场和最具仪式感。宫中各关键地点已安排好的侍奉太监，接力式地喊出皇帝想吃的食物，这是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沟通体系，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命令传到御膳房。总是备好并等着端上的吃食，快速地上桌，先由太监试吃以防万一，接着在皇帝面前摆好并打开盖子。康熙是否吃就另当别论了。宣统（清朝末代皇帝）是不吃的，他享用的是由皇太后专门为他另备的餐食，不过，御膳房依然照旧备办。
就寝对于年轻的康熙，如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可能是讲故事的时间，太监们讲起来没完没了。鬼怪的故事，宫殿以及它从前居住者的故事，不仅可以逗乐，也可能吓唬这位皇子，当然也是教育他。故事当然不限于就寝时间；皇子醒着的时候，可能也在听故事。
康熙从曾在明宫廷当过太监的人那里了解到许多晚明历史的细节。宣统皇帝也承认太监们的教育作用，他说过，这些人既是他的奴隶，也是他最早的老师。他称呼总管太监为“实际的启蒙老师”。
皇子渐渐长大，要嬉戏玩耍，这时太监就成了伙伴。任何外出的场合，太监都陪伴着皇帝，从花园里闲逛到庄严的行进队伍，但皇帝的玩性使得行进队伍一团糟。
康熙作为小孩子，得过最令满人恐怖的疾病——天花。在早期的征服战争中，只有得过天花的满洲军官才被派去经由蒙古地界的远征，那里被认为天花肆虐。同一道理，康熙得过天花，被认为可能是顺治在遗诏中立他为太子的最主要原因。七岁时，康熙就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名义上的，不是事实上的。政策的真正制定者，上面说过，是几位满洲辅臣，孝庄太皇太后也会起一些作用。康熙的生母，孝康皇太后于1663年二十四岁时去世，她没有机会对政策施加影响，她是皇太后，本来可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她死后，祖母承担起了抚育、教育的责任，后来在康熙碰到危机时协助他。据说她从来没有干涉过朝政，但康熙常常就内务府的事情征求她的意见。
可能孝庄太皇太后最重要的决定是选择了康熙的第一位皇后——孝诚皇后。这位皇后是德高望重的辅臣索尼的孙女，这一婚姻显然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它给辅政时期种下了不和谐的种子，促成了嫉妒心重的鳌拜实施自己的夺权计划。孝诚皇后和康熙在1665年大婚，两人只有十一岁，皇后还比皇帝大三个月。孝诚皇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在1669年，不久就殇亡，一个在1674年。后者的出生时运不济：母亲难产而死，这个儿子（胤礽）后来堕落败坏，可能精神错乱，这导致了他的太子之位被废黜，引发了康熙其他儿子为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康熙的另两位皇后——一个是辅臣遏必隆的女儿，一个是佟国维的女儿——都没有生育，但康熙还有其他妃嫔所生的不少儿女。
在康熙幼年的活动中，人们知道他的早期教育情况更多些。宫廷史家告诉我们他四岁开始读书。不仅如此，他喜欢读书，通宵达旦。他的阅读带有目的性：他选择的是各王朝史书，儒家经典，以及关于统治的书。康熙可以一目十行，知其大意，能够作为现代速读课程的范例。在1684年第一次南巡时，康熙自己向师傅高士奇，反复讲到这个他早年阅读习惯的故事（或是传奇）。此前高士奇请求皇帝不要在深夜甚至是早晨读书，这有损于健康，但是皇帝向他保证说从四岁时他就读书，毫无倦意，兴趣盎然。成为皇帝后，他继续学习，立志要记住《大学》和《中庸》。
另一个清朝统治者宣统皇帝也很早就开始了学习，有伴读，皇帝犯错时这些人代为受过。康熙也可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学业的，现在知道他在宫外长大，有一些伙伴。这里有一个线索——当然仅是线索而已——曹寅，康熙保母之子，可能就是这些儿时伙伴中的一个。康熙也可能与他的兄长一起学习，乾隆与宣统皇帝就是这种情况。
尽管康熙早年就表现出了对学习的嗜好，并以此闻名，但是他接受师傅的正式教育，是在他擒治鳌拜并开始亲掌大权之后。从1661年康熙继位开始，直到1669年鳌拜倒台前夕，御史们一直请求，应该为皇帝指派师傅教授经史。除了最后一次，对于所有这些请求，答复都相同：“报闻”。只有最后的上奏者得到将要实施的承诺。这个人的奏疏，是1669年5月18日所上，得到了康熙的赞许，交礼部讨论此事。仅仅四天之前，皇帝正式前往翰林院，鼓励那里的师生勤奋攻读。
康熙1669年5月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他意在很快能开始他的学业，但恰在此时一场重大危机发生，推迟了他的正式学业，直到1670年。我指的当然就是擒鳌拜及随后大规模的政府清洗。康熙日理万机，无暇顾及学习。鳌拜事件的爆发实际上是皇帝经历的第二次洗礼：此前有1668-1669年的历法之争，他第一次与西学接触，并首次尝试着个人进行决策。
历法之争
从一开始，清朝就将它的历法，建立在西方的天文计算之上，这是由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做出的。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士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期间他就在钦天监服务，后来他也同样忠诚地为新的统治者效劳。汤若望用西方的方法准确地预报了日食过程，这给多尔衮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的1644年12月23日，他被授权管理钦天监事务。汤若望后来被任命为监正，这是正五品官员，并多次得到顺治和康熙辅臣的嘉奖。
汤若望
可以想见，钦天监的回人和汉人官员看到汤若望步步高升而自己的地位遭到削弱，就会反对耶稣会士和他们的方法。回人官员吴明烜，争取到一位古怪、以自我为中心的江南人杨光先。杨光先直接叩阍告御状，认为西洋人会给国家带来危险。差不多从1659年开始，杨光先不断发起攻势，著书立说，并向皇帝上奏，反对汤若望，反对他的宗教，反对他的历算。到了1664年，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9月中旬，他向礼部上呈所收集的所有汤若望及其同僚——包括西洋人和中国人——颠覆国家的证据，请求礼部提醒辅臣并采取行动。
杨光先的证据，正如他的《摘谬论》一文中所给出的，包括各类问题。汤若望罪行中重大恶极者，是他宣扬异端宗教，诱骗人们信奉。更为恶毒的是，耶稣会士有教堂“共三十”，收徒“百万”，遍布各地，包括京城，他们利用这些，大规模地刺探情报。杨光先认为，他们必定在谋反。对于谋反的指控——就像看起来的那样毫无根据，荒诞不经——肯定触到了辅臣的痛处。各省平定还不算太久，忠于明朝的残余分子仍在东南沿海兴风作浪。辅臣可能怀疑杨光先别有图谋，但他们不能不重视它们。
杨光先解释耶稣会士妄图颠覆帝国权威的另一条证据，是他们拟定的历法封面的用语——“依西洋新法”。这只是说这部历法是依照新的由传教士引入的方法进行计算的，但杨光先却从中读出了更深的具有悖逆的意思来。历法是帝国权威的象征，也是儒家世界秩序的支柱；属国必须采用当时中国的历法作为臣服中国宗主地位的标志。对于将他们在汉人眼中的合法性记挂在心的满人来说，制定正确、无可挑剔的历法无疑有着双重重要意义。因此任何对中国历法的公认优越性的质疑——即便只是计算方法而不是历法本身或它的意识形态功用——都被解释为大逆不道。最重要的是，汤若望所呈进的康熙朝历法只包含了两百年。这么做是轻率的，这与中国人万世长存统治的情感格格不入。
杨光先最后说到由一个中国皈依者在汤若望的指导下所写的异端宗教小册子。这本书叫《天学传概》，将基督教在中国的起源追溯到伏羲时代，伏羲是中国的文化英雄，这位作者认为他是以色列一个消亡部落的首领。这表明了中国人是希伯来人的后代——对中国人来说这想法荒谬绝伦——并将中国的经典降至只是异端宗教的注解，这种崇拜上帝的宗教（天学）在中国周朝时就已灭绝，现在由耶稣会将它复兴。
杨光先又向礼部上呈《选择议》一文，控诉耶稣会士，尤其是汤若望对“风水”的不当使用。它指控说，汤若望早在1658年就用一套错误的风水理论，选择荣亲王安葬的日期和地点，荣亲王是顺治宠妃的孩子。杨光先以为，汤若望做出不祥选择的意图，是要诅咒年幼皇子的父母。1660年9月孝献皇后的死，以及五个月后顺治的死，似乎足以支持杨光先的说法。
朝廷将杨光先监控起来，同时考虑行动方案。1664年9月24日，礼部和吏部得到旨令，就杨光先的指控审讯汤若望。此案由礼部和吏部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仔细讯问汤若望和杨光先，逐条核实指控。议政王大臣承认天算不是他们的专长，难以确认哪一方的历法正确。但他们知道一件事：汤若望的一些方法有别于中国的传统程序。他们也知道，汤若望的二百年历法和他的风水选择极其不当。站在传统和迷信的立场，议政王大臣会议在1665年4月30日宣判，汤若望及七位钦天监同僚凌迟处死，他们的亲人中有五人处斩（包括汤若望的养子潘尽孝）。
这一严厉的判决不符合近期宣布的大赦，大赦是在4月16日北京地震之后发布的。在复议这些判决时，辅臣（代表康熙）认为汤若望年老（当时七十四岁），且长期为本朝效劳，应该从轻发落。他的两个汉人同事也被给予了特别照顾，因为他们以前在挑选皇帝陵寝上做得很成功。议政王大臣会议认真地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5月17日，将汤若望、两位汉人风水师以及汤若望养子减为鞭刑流放，其他九人仍处死刑。上谕最终对案件的处置更为宽仁：钦天监七位官员中被判处斩的五人，都被宽免；汤若望等人也没有流放。
然而，经过这次磨难的耶稣会士，大伤元气。所有传教士都被集合起来送往澳门——从帝国发配到这里，当时只有在北京的四人不必如此——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不久之后，汤若望去世，由南怀仁担任北京传教团的领袖，以及钦天监的首席专家。不过他的知识能为朝廷所用，还要数年，因为审判的第二个结果是，在钦天监，耶稣会士和西洋方法被杨光先和传统方法取代。
杨光先的天文学素养很差，他试图推卸身为钦天监监正的业务，但请求未被理睬。他少得可怜的历法和天文知识都来自吴明烜，他将吴明烜带到钦天监做他的助手。二人都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提交了数份奏疏请求帮助。杨光先和吴明烜就这样疲于应付，直到1668年，康熙决定亲自验证这些相互冲突的方法。
康熙亲政正式始于1667年8月25日，当时十四岁，顺治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对于朝廷所有人来说，康熙遵循乃父先例的做法是允当的。不过，康熙仍旧未亲掌政府或是决策。他不赞同鳌拜在处理更换旗地中对反对自己一方的冷酷无情，但当时他无权阻止他的这位辅臣。很容易想象这位年轻的皇帝韬光养晦，与鳌拜一决高下。他可能看到了历法之争是他亲自决策、一试身手的良机，是在危险宫廷政治中历练的机会，也是测试“风向转变”的好时机。
康熙于1668年10月5日介入历法之争。吴明烜请求礼部寻求专家对历法的意见，因为他和其他天文专家对制定的历法有分歧。礼部认为吴明烜的历法最为精确，应该在康熙九年（1670）颁布；因为第二年的历法业已颁布，无须收回。康熙不满意于此事这种漫不经心的处理，下令吴明烜制定康熙八年的历法，他要亲自验证。康熙持续关注此事，日益怀疑负责钦天监的这些人，他寻求南怀仁神父的意见。
1668年12月29日（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位佛兰芒耶稣会士收到吴明烜所制的康熙八年历法。他仔细研究了一个月，找到其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他认为十二月后不应再置闰月。吴明烜的历法还包括了两个春分、两个秋分等错误。南怀仁也指出吴明烜没有考虑帝国内时区的变化，只是以北京为基础计算所有一切。接下来，他将问题上升至国家荣耀以引起关注，他问道，皇帝的美德和权力的传播至远至广，吸引众多国家成为属国并成为中国历法的使用者，那皇帝如何能容忍不精确的历法呢？
1669年1月27日南怀仁的奏疏上呈康熙。皇帝立即要求议政王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会商南怀仁所指出的问题。他们请求任命一个特别班子，公开验证对立双方南怀仁和杨光先及其西洋的和传统的方法。康熙任命了二十个人组成班子，以内阁大学士图海为首。
这个班子，与钦天监监正马祜一道检验了双方康熙八年历法的准确性，关于预测两次刚刚经历的“立春”和“雨水”的太阳周期，以及计算这一时期木星和火星的星相。结果证实，南怀仁的预测与实测一致，而吴明烜的计算不正确。杨光先、吴明烜的传统方法不可信，汤若望、南怀仁的西洋方法正确。2月26日，这个班子报告了他们验证的结果，结论是制定历法应再次交给耶稣会士。
这场争论本可以结束，但很显然康熙并不满意，想要一问到底。他想知道，为什么四年前议政王大臣判定汤若望的方法不准确，而现在又宣布是准确的？为什么班子没有因案件完全反转，想要质询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以及钦天监的官员，难道他们要隐藏什么？康熙命他们再次问案。
这个班子于3月8日再次回奏，还是同样的决定，不过有了更多细节。此外，他们建议惩罚杨光先和吴明烜，以为这可能是康熙对他们第一次报告所做回应的暗示。我认为康熙还暗示了别的——应该涉及鳌拜以及要削弱他对政府的控制，但康熙没有得到想要的。因此，康熙权且接受了将杨光先和吴明烜革职。4月17日，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历法也再次要用西洋方法制定。取消了康熙八年十二月置闰月，改用南怀仁的建议，置于康熙九年二月之后。这样，“雨水”会在阴历的正月，这是它总出现的月份。当然有一件事没有回归以前的做法，“依西洋新法”这话不再印在日历的封面上。
1668-1669年的历法之争，让我们领略了康熙作为统治者的初露峥嵘。他名不虚传的特点——坚韧不拔加上观察细致入微——在这里第一次尽显无遗。可以说，我们目睹了在后来危机如三藩之乱或1711年科场案中他决策风范的一次预演。如果我们认为他有意将鳌拜与此案联系在一起的话，他似乎未能从历法之争中得到如愿的结果，但毕竟这是他在政务上初试身手，而他也只有十五岁。
鳌拜最后被牵连进来，也只是康熙在找到了其他方法能够制服他之后。对此案的重新发落，即便不是有利于康熙，也有利于耶稣会士。1669年9月5日，南怀仁指控杨光先在1664-1665年受鳌拜宠信，借此诽谤汤若望和基督教，清除他在钦天监的对手。成为钦天监监正之后的杨光先犯下大错，显示出他对天算的懵懂无知。议政王大臣会议利用这些指控，将杨光先绳之以法，证实了先前的受害者无罪。对于杨光先，他们建议处斩，但康熙饶了他一命。汤若望已于1666年去世，这时恢复了他的荣衔官职，并予祭葬。汤若望曾建有教堂（即南堂）的土地被没收，这时也返还耶稣会神父们。五位被处死的钦天监官员的家人从流放中召还，所有失去官位的官员官复原职（有的是在死后）。基督教仍然被禁，传教士依然被限制在广州和澳门，只有南怀仁和当时另两位耶稣会士不在此列。此后，直到19世纪，耶稣会士都执掌着钦天监。
从这一事件中，康熙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对耶稣会士的敬重之情，尤其是对南怀仁以及他们所擅长的西方科学的新技术。他对西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使得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日益亲密。我会在后面做全面讨论。
亲政
鳌拜与同党有效地压制了反对者差不多七年时间。这从苏纳海、苏克萨哈等人在圈换旗地问题上因反对鳌拜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可以看到。受害人不止他们几个。早在1664年，费扬古及子倭赫在皇帝面前表现出对鳌拜某些真实或想象的侮慢而被处死。蒙古正蓝旗都统伊里布与鳌拜作对，鳌拜下令禁止他参与朝廷问题的讨论。汉官，比如大学士李霨，发现唯一躲避麻烦的办法就是在朝时缄默不语，不公开反对鳌拜，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鳌拜
那些死心塌地支持鳌拜的人得到了奖赏。玛尔赛与鳌拜同旗，1668年升至户部尚书，尽管当时已有满户部尚书。为了解决这一困难，鳌拜声称前朝该部有两位满尚书同时在任的情况。1669年，玛尔赛去世，鳌拜未经皇帝同意就赠予他谥号。鳌拜一党权势熏天之时，将三十九人置于高层文武职位，包括大学士班布尔善，他是努尔哈赤之孙，满尚书阿思哈、济世、噶褚哈，满侍郎泰璧图、迈音达、罗多，总督莫洛以及巡抚白清额、阿塔。
康熙亲政伊始，一些官员就敢于反对鳌拜。1666年有御史请求皇帝第二年亲政，因为那时他十四岁，这样做是遵循顺治所定的先例。康熙对这一奏疏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到了十四岁（1667年的新年），他仍没有任何的准备以限制辅臣的权威或是废止辅政。康熙六年（1667）的三月，德高望重的索尼，再次请求康熙亲政，这一请求再次无声无息。其实这是康熙的意图，或是这样记载的，再等待几年直到他感到足以应付皇帝要做的竭尽心力的工作。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但是辅臣们——机敏地平衡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坚持康熙至少要形式上亲政，而他们继续协助。如此，辅臣既可以尊重顺治的先例，又不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这一计划也令太皇太后满意，她令礼部选择吉日举行大典。选定的日子是8月25日，当天康熙宣布亲政，修缮乾清宫以理政务，此后这就成了他的日常行为。
鉴于辅臣过去和以后的襄助之功，康熙对他们大行赏赉。索尼德高望重，第一个得到恩赏。1667年皇帝晋封他一等公，同时允许他保留伯爵，两个爵位都可以世袭。索尼去世（1667年8月）后不久，康熙宣布，将以同样的方式赏赐另三位辅臣，但到了实际加封爵位的时候，苏克萨哈已死。鳌拜和遏必隆都赐一等公，他们以前的爵位（二人都已是公爵，遏必隆是一等，鳌拜是二等）赠予他们的儿子。
尽管政令仍出自鳌拜等辅臣，但无论怎样康熙亲政还是鼓舞了对满洲辅政的批评，可能是因为现在可以更多地见到皇帝，可以更多地求助于皇帝。最初反对鳌拜的声音还弱小，说的也是细末小事。有一次总管内务府大臣米思翰拒绝了鳌拜临时要使用皇帝的物品。又有一次，都察院左都御史冯溥向康熙奏报，奏疏批红已经发抄，但鳌拜予以改批。冯溥因秉公办事得到表扬，鳌拜受到了皇帝严厉斥责。
第一个扩大批评范围，全面攻击鳌拜和辅政的是熊赐履（1635-1709）。熊赐履是位年轻的湖北人，因为1667年和1668年对鳌拜的大胆直言而声名大噪。他慷慨陈词，而自己没有特别的权势，当时只是内三院的侍读（正六品官）。他十年前即1658年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1663年，他调任国子监司业，直到1665年任内弘文院侍读。
熊赐履最早引人注意是在1667年7月，当时辅臣和太皇太后在争论年轻皇帝亲政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针。为回应皇帝对治理不善和百姓疾苦的关切，熊赐履上呈了一份长长的奏疏（1636字）。他提出建议，要改善四个方面，他奏疏的引言和结语部分都有着对改革的根本要求的论述。
熊赐履起首的话呈现出对改革的认识，也是上奏的汉人常用的表达：改革在整个政治体中传播，就如同在水中的落点周围形成越来越大的同心圆一样。他的说法是：“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依此意再向前一步，人们就会说皇帝是国家的轴心，但熊赐履将此留到了他的结语。在进行具体论述之前，他也指出民众不堪两种重负：额外的赋税和贪婪的官员。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熊赐履看重官员的考核以及晋升程序。地方官员也就是守令应该视他们所服务的百姓的幸福与疾苦进行评定，而各省的长官也就是督抚应该视他们属下的贪污或是廉正情况进行评判。他认为这是消除腐败和减轻疾苦之道。
熊赐履首先讨论了帝国的行政律法。编纂《会典》是王朝的当务之急，否则人们会继续改变法律以迎合自己的目标。这样的人只看到当下可见的好处，而他们对法律的滥用会打开潘多拉盒子且视而不见。以古代的体制和现今条件为基础的《会典》将会限制野心勃勃之人，并且也提供行动的准则，为高尚以及低等的人提供可遵循的法律。
官场的道德败坏是第二点不足。熊赐履承认政府中根本性的满汉复职制，同时也承认上下等级之分，但这不应成为汉官对他们的满洲同级官僚唯唯诺诺的理由，不应成为下级迎合上级、上级庇护下级的原因。每一个官员——满人和汉人，上级和下级——都必须凭良心行事，大胆反对邪恶，而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或是为后果担心。
教育和学校也遭受破坏，熊赐履认为，需要皇帝的大力改进。身为恪守理学正统的程朱学派的信徒，熊赐履担心学子没有学到经典的要义，而是被陆王学派的学说及其他异端思想带向歧途。皇帝一定要注意整个国家的学校课程应严格遵循正统学说：六经、四书以及程朱对经典的阐述。熊赐履也提倡国家奖学体系，通过此，将高官的子弟以及各州县广有前途的年轻人送至国子监学习三年。
第四点，也是国家生活中令熊赐履震惊的最后一点，需要改革习俗和礼仪。他抨击服饰和娱乐奢靡之风盛行，甚至卑微的仆人、妓女都穿戴着缙绅、贵妇的衣服和珠宝。他建言应制定节约法令并严格执行，而皇帝要节俭为先，以示表率。
在奏疏的结尾部分，熊赐履回到他在引言中所表达的主题：帝国的改革应该从宫室车马、一切器用开始。他不再犹豫，如他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将改革的重任置于皇帝肩上。他强烈呼吁，康熙尽管还很年轻，但现在正是培植美德并扩展知识之时。师傅和侍众应用心挑选，以指引这位年轻的皇帝的思想和行动。至于他的学业，熊赐履选择的是《大学衍义》，这是宋代一部研究《大学》箴言的著作，是能做到圣君般统治的原则和实践的极佳指导书。此外，皇帝应该学习经史。
熊赐履的奏疏并未得到回应——不论赞成还是反对，但是他的一些意见肯定引起了鳌拜的警觉。为了私利而操纵制度和法律的野心家，阿谀奉承的满人以及唯唯诺诺的汉人，与同党狼狈为奸的官员，对上级望风希旨的下级，这些类型的人都很容易被看作鳌拜及其支持者的“漫画形象”。不过指责朝廷对帝国的种种不幸负有责任仍显得很刺耳。但这一次，出于某种原因，鳌拜并没有大张其事。
但熊赐履第二次的疾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熊赐履呼吁大刀阔斧改革的第一次奏疏和第二次奏疏间隔了一年多。其间他升任内三院的侍读学士，与他人一道阻止皇帝出巡东北。对于此次出巡，熊赐履建议延期，待到任命起居注官以记录皇帝的言行;而另一位上奏之人请求皇帝等到气候转好、更为吉利的时节：现在是寒冷的10月，刚经历了洪涝和地震。康熙接受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取消了这次出巡。就在宣布取消出巡的当天（1668年10月22日），熊赐履呈递第二份奏疏，同样针砭时弊，大胆放言。
这次熊赐履依然坚持批评皇帝未能开始学习并亲政。康熙有着圣君的认识和领导力的潜质，“天下之人，靡不翘踵拭目，以观德化之成”，但迄今为止，熊赐履悲伤地指出，人民的期盼并没有得到回报，他开列了一些令人失望之处：
早临午御，勤政矣，而章程之丛脞犹烦也；蠲荒赈乏，恤民矣，而井闾之疾苦犹剧也。诏修太学矣，而辟雍之钟鼓不闻；疏请经筵矣，而文华之几案未设。
另有其他令人失望之处，但一切都可以简化为一种控诉：行不配言。熊赐履给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想见是建立在对皇帝的教育之上。这里所给出的建议如同以前的一样：任命博学正直之人为师傅；规划每日经典的讲读；最重要的是将所学付诸实践。康熙阅读此奏疏时，几句话映入他的眼帘：“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设施措置未大厌服斯人之望”。这些话刺激着康熙，他要求熊赐履据实明白具奏。熊赐履的答复只是加剧了康熙的忧虑。这位上奏人视近来的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事的不悦，他“隐忧可虑”的话指的就是这种信念。至于“斯人之望”，他的意思是说康熙的臣民希望他如圣君尧、舜般进行统治。熊赐履为他的警告之语辩解，理由是要“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康熙对熊赐履的回答并不甚满意。的确，他的这些警句似乎比要他解释的词更为凶险。皇帝斥责他妄行渎奏，将他的案子交刑部。刑部决定对熊赐履降级调用，康熙最终予以宽免。
我们能从这件事中解读出什么呢？熊赐履的传记说，斥责他含混不清的上谕不是出自康熙而是鳌拜，鳌拜疑心这一批评针对的是他本人，但从这份现存文献的措辞并不能看出这一点。而且，在1669年，指控鳌拜的罪行之一就是压制熊赐履敢言的奏疏。我认为，这可能是康熙的作为，严厉批评熊赐履，是预先阻止鳌拜进一步的严惩。康熙一年前在与鳌拜的直接交锋中告负，未能挽救苏克萨哈的性命，因此这里他正在测试一种更间接、更巧妙的方法是否有效。
熊赐履的第二份奏疏和所受谴责，步康熙插手历法之争的后尘，这两件事的发展，一并预示着政治的转变。这种迹象也得到了此前发生的一件事的支持，这是1668年春，顺治去世七周年，在他的陵寝立了一块墓碑，上面是康熙所写的悼文。这本不足异，但在悼文中，他特意赞扬他的父亲，包括坚持先人的行政，满汉一视同仁，严厉约束太监。不论确切与否，康熙选择称颂顺治的几个方面，恰是满洲辅臣所认为先皇帝的不足之处。这一悼文，无疑是康熙要补偿他父亲死后在辅臣之手所遭受的羞辱，也可能是康熙向辅臣发出的挑战。
朝廷政治中权力的这种平衡转换，在任命顺治朝实录的编纂官员上也有所揭示。1667年10月，鳌拜的最重要同党之一班布尔善，被任命为总裁官。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他被康熙最早任命的大学士对喀纳取代。
鳌拜及同党的覆亡来得迅疾且没有警示。1669年6月14日，鳌拜在朝廷之上被习武的年轻人擒拿。在这一大胆行动中，康熙得到了索额图的建议和支持，他是索尼之子、吏部侍郎。索额图有理由厌恶鳌拜，因为鳌拜设法阻止皇帝迎娶索额图兄长噶布拉的女儿，不过未能得逞。索额图成了康熙朝最显赫的官员，他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从此次事件他所做功绩得到解释。孝庄太皇太后、未来的满族显要人物如亲王杰书以及明珠等人也支持康熙反对鳌拜。
鳌拜的罪行，康熙在擒拿他当天就简要说过，但他将此留给了当时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亲王杰书，他要向朝廷提交鳌拜及同党的详尽罪行。差不多两年前鳌拜曾命杰书拟定苏克萨哈的二十四款大罪，现在又设法拿出更长的针对鳌拜的罪状（共有三十款）。
对鳌拜的一些指控涉及上面讨论过的问题：僭越权力（例如发布上谕未经皇帝同意或是违背皇帝的意愿）；在政府中大量安插支持他的人，打击反对他的人；处死反对圈换旗地的苏克萨哈等人；反对康熙迎娶索尼的孙女；任命玛尔赛为户部第二位满尚书；反对批评他统治的熊赐履和御史；不让蒙古旗都统参与廷议。
此外，亲王杰书和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提出一些事情，如鳌拜使用皇太极和顺治时期被革职不用之人；购买私人奴隶；改变顺治所定的顺序，他排在遏必隆之前；恶言相向或威胁要肉体摧残以恐吓康熙和大臣。康熙自己回忆在朝廷之上，鳌拜多次威逼，迫使反对他的人屈服。
在细数了鳌拜的罪行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瞄准了鳌拜的支持者。当大清洗结束之后，康熙几乎要与新人共事。辅臣、大学士、部院尚书侍郎、八旗官员以及底层人等，他们所有人都与鳌拜一起垮台。遏必隆，是除鳌拜之外唯一在世的辅臣，被指控十二款大罪，大部分缘于他默认鳌拜的作为。大学士班布尔善，在皇帝的秘书班子中是鳌拜的代言人，被认定二十一款大罪，许多是与鳌拜相勾结，但也有一些看起来是自己的作为，比如有几次未经皇帝同意而改动谕旨的措辞。
追随鳌拜而遭清洗的官员名单很长，这里详列所有对他们的指控也没有什么意义。仅从他们的名字和职位，就可以知道关涉人员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这些人包括：尚书阿思哈、玛尔赛（已死，他的第二满尚书职位，现已被取消）、噶褚哈、济世，侍郎泰璧图、绰克托、迈音达，学士吴格塞，总督莫洛，巡抚白清额、阿塔，提督刘邦柱，都统刘之源及子刘光，副都统希福。鳌拜家人中的成年男性，包括三个兄弟、一个儿子、四个侄子、一个女婿和一个孙婿被惩处。这些遭清洗的人中有十人包括许多上面已开列的，都是八旗的高级官员，鳌拜是在八旗结党拉派。
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快就通过将鳌拜及支持者判处死刑，但康熙还是减轻了大多数人的惩处。最后只处死了九人：班布尔善、塞本特、讷莫（鳌拜的两个侄子）、阿思哈、噶褚哈、穆里玛（鳌拜的弟弟）、泰璧图、济世、吴格塞。康熙说，他挑出这几人是因为他们是朝廷所信任的高级官员或侍从，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高官如绰克托、迈音达被宽免。
鳌拜得以不死，投入了监牢，他不久死去，所有财产被抄没。
遏必隆也得到宽免，只是丢掉了公爵，七个月后又归还给了他。他依然出入内廷，死于1674年初。另一个得到特殊待遇的是侍卫阿南达，他来自蒙古正蓝旗，深得康熙的信任，令康熙伤心的是，阿南达过去一直夸赞鳌拜品行端正，皇帝还是拒绝将阿南达处死，甚至是流放。与鳌拜有牵连的其他人得到了各种各样身体、政治、经济的惩罚。然而有一个案子（涉及数位高级官员的一起贿赂案），康熙决定放弃一切调查，因为担心牵连太多。出于同样的考虑，以前支持过鳌拜的许多低级官员也都被放过。
在对鳌拜一党进行清洗的同时，那些因反对鳌拜而遭到迫害的人也被重新起用。苏纳海、王登联、朱昌祚等在1666年未能成功反对圈换旗地之人得以平反昭雪，恢复职位，他们的子侄都给予荫生。鳌拜的垮台对许多人包括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来说是一有利时机，开始矫正以前的不公正，但有一些情况，发现申诉者遭贬斥是出于正当的理由，而不是鳌拜的专断。
随着辅政被废止，以及这次大清洗中将鳌拜的支持者逐出政府，康熙开始了亲裁大政。他现在可以将他在历法之争中拍板和在打破辅政时娴熟运用的统治术，应用到帝国的治理。1669年7月3日，清洗还在全面进行，他命令所有官员，要他们发誓，帮助他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仍有腐败要根除，有反叛和土匪要平定，首先，人民承受的苦难要解除——他尤其需要合作，给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这是他们的分内职责，要荐举好人以及有益的政策，并谴责一切坏的、邪恶的或有害的人与物。秉持这种儒家思想的精义，康熙开始了长期、富有成效的统治。
（本文摘自劳伦斯·凯斯勒著《盛世的奠基：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