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重构基层社会：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建设（2013—2023年）研究》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
《重构基层社会：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建设（2013—2023年）研究》新书发布会
什么是基层社会？基层社会及其治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又何以成为可能？
要解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化的深入理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构基层社会》一书正是注意到了既有研究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数字化交叠推进的社会转型尚缺乏整体性考察，故而将视线投向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基层社会发生的系统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需求，以理论为指导，以桐乡市等地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逻辑为依托，描绘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我治理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的实践，分析了“三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治理、建设基层社会的成效及其对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意义。
《重构基层社会：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建设（2013—2023年）研究》书封
《重构基层社会》由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领衔撰写，作者团队分别任教于美国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
在今天，如何建设一个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命题。2013年，浙江省桐乡市在全国率先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简称“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2017年“三治融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之确定为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经验迅速在全国扩散推广，为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路径。
作者团队阐释了“三治融合”的概念——即以自然村、城市社区和各种生产单元为治理单元，村（居）民既有紧密的利益联结，又有便利的条件进行互动，乐于也方便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作为补充，数字平台的建设为村（居）民行使投票权、议事协商权和监督权等提供了线上空间，使更多的群众参与成为可能。其次，“两会三团”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主要载体，提供了议事协商、志愿服务和监督仲裁等多个平台，使群众可以根据需要参与其中。最后，基层民主还体现在群众的结社活动之中，“三治融合”建设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和社会工作室等自治组织发展，人民群众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展民主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基层公共生活。
“三治融合”的理念认为，基层治理不止自治一种手段，还有德治和法治。德治不仅是以德服人，还包括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是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必要手段。法治也不仅是依法依规，还包括学法守法、找法用法，是提升整个社会法治水平的必要手段。“总之，‘三治融合’试图培育基于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主体体系、形成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使基层自治制度有效运转起来，试图为推动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变革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重构基层社会》书中介绍。
发布会中，作者郁建兴向与会专家、媒体介绍了该书的创作灵感和过程，10年前，他参与了桐乡“三治融合”的制度设计，由此洞察到了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可能性。10年来，郁建兴及其团队始终不懈地追踪研究桐乡“三治融合”的试点、推广、扩散、制度化、深化、持续创新等过程。他们发现，“三治融合”不仅仅是基层自治的新模式，更试图突破基层自治的局限，构建多元共治、充满活力和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为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该书是郁建兴及其团队10年追踪历程的缩影，全书遵循从理论框架到实践检验再到完善理论框架的研究思路，首先讨论重构当代基层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以桐乡为案例刻画“三治融合”建设的内容，包括“三治融合”的兴起、发展、制度建设、持续创新等，接着基于桐乡事实分析“三治融合”建设的成效与经验，最后讨论“三治融合”建设经验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可行性、主要路径以及未来议程。
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副总编辑孙祎萌介绍了新书出版情况。孙祎萌表示，《重构基层社会》不只是反映桐乡这一方水土的地方叙事，它是放在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上、经过高度理论总结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性成果。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认为，“三治融合”是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形成、发展并被实践充分证明的科学善治模式，是中国创造的诸多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中最具代表性的实践创新和鲜活经验。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表示，中国的基层社会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基层社会将如何发展？郁建兴团队用十年时间跟踪调查，基于对桐乡市“三治融合”实践经验的总结，最终针对如何重构基层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路径，这是真正从基层出来的，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研究成果。
浙江省桐乡市委书记于会游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于会游表示，十年间，桐乡始终把与时俱进作为“三治融合”永葆活力的关键，始终把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会游特别感谢郁建兴及其团队的贡献。他表示，在郁建兴团队的持续指导推动下，“三治融合”从一套村规民约、一个老百姓自我管理的方法变成了基层治理的一个学术体系、规则体系、政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