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包含马车和炮车，在中文礼单中分列第15和17位，并不像科学仪器那样惹人注目：
第十五件：车二辆。敬献大皇帝万岁御坐，一辆为热天使用，一辆为冷天使用。
第十七件：铜炮、西瓜炮数个。操兵可用。并有一小分红毛国兵，跟随贡差进京。若是大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能在御前试演。
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礼品购买清单，购置、改造和包装马车的费用高达2123英镑，远超礼单前两项的天文地理大表（Planetarium，约1263英镑）和天地球仪（Globes，约971英镑），是使团礼品中最贵重的单项。炮车则由英国政府提供而非东印度公司采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操作这些马车和炮车，使团还配备了一个马夫、一个马具匠和二十名皇家炮兵队士兵。
嘉庆帝《职贡图联句有序》中描述：“英吉利本亦荷兰属国，其地富厚，其人亦工巧，能制车舆、仪器。”在清代宫廷的认识中，车舆与仪器并重，代表着英国的技术与艺术成就。但在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研究中，对科学仪器有着较为广泛的讨论，而对与之同等重要的马车和炮车则鲜有涉及。本文结合中英双方档案和图像资料，对使团在京期间的献礼与自用、使团离京后的绘图与陈设、圆明园浩劫后的流转与收藏等情况展开研究，力图还原马车和炮车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的历史际遇。
献礼与自用
一、三驾马车
依据清单，使团共购置了三驾约翰·哈契特公司（John Hatchett and Co.）的马车带往中国。其中，凉车（Summer Chariot）和暖车（Winter Chariot）是送给乾隆帝的礼物，第三辆马车（Third Chariot）为马戛尔尼自用。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793年8月30日）有关“城内存留贡物数目”的奏案记载了前二者的尺寸：“车二辆，凉暖各一（高九尺，宽六尺，通长二丈，四轮独辕）。”按1尺折合0.32米换算，两车各高2.88米，宽1.92米，含辕通长6.4米。为符合礼仪，两车在装饰方面特意使用了黄色调为主的材料，并绘制了花纹。不同之处在于，凉车包含八块玻璃和八扇百叶，暖车仅为四块；凉车使用了波纹塔夫绸内衬，而暖车则为天鹅绒；凉车两门上绘制了象征性的人物画，而暖车则无。
作为大件礼品，凉车和暖车并未被带往热河，而是暂存在北京城内的使团寓所，等待乾隆帝从热河返回后观看。1793年10月1日，皇帝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两辆马车被送往圆明园进行组装，“这几辆四轮马车和其他东西也运到了同一地点。大使团的马具匠、木工匠和几个机器匠的下手被派到那里去做拆卸和装配到车上等工作。”10月5日，乾隆帝观看了安装完成后的马车等礼品，并赏赐了英国工匠，“木匠和几个助手被派到圆明园去清理和装配车辆……皇帝亲自到了宫里，看过这些礼物以后，他愉快地命令付出八个银锭给每一个人。”
第三辆马车为马戛尔尼和小斯当东在从北京去热河的路上使用，这在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有着丰富的记载，生动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中国马车的看法、中国人对英国马车的好奇、中国官员乘坐马车时的感受，以及这辆马车最终的归宿。
8月30日，在启程前往热河之前，第三辆马车在城内寓所组装并进行了试驾，引发不小的轰动：
这天早晨，请木匠来拆卸出一辆包装好的斯当东爵士的旧轻便马车，马戛尔尼勋爵建议坐这辆马车到鞑靼。这车子引起了中国人的绝大注意，他们涌到车子周围来看它的结构和制造的材料；对这些他们极为惊奇的观察着，有些人这样的殷切地要了解它的全部构造，竟照它画出了各种图样……驾驭马车的御者们被允许用一小时时间在北京街道上练习行车，由官员和士兵保卫着进行。
在去热河的路上，随行的中国官员（乔人杰和王文雄）初次体验了英国马车，为此兴奋不已：
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在使团仓促离京时，马戛尔尼将这辆马车作为礼物送给和珅，但遭到了拒绝。马车最终随使团乘船离开中国，并在印度进行了修葺：
马戛尔尼勋爵把他的花马车作为礼物赠送给阁老，但被拒绝接受。于是就再提出要求，要把它拆卸包装，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在我们到通州时却发现这辆马车已比我们先到那里……于是把它移到河边，在那里做了只箱子把它收起，防止继续受损，重行派定一只船运载这车辆。以后在中国经过了好几个码头，最后在印度麻德拉斯再加绘画修葺。
在英国人眼中，中国的普通马车笨重而不舒适：
他们除了一种较高的车外，没有构造更好的旅行轮车。最好的是车安在四个笨拙的轮子上，由五匹马或骡拉曳，两匹并排在车辕内，三匹并排在前。车子没有弹簧，因此极不舒适。马鞍、笼头和马匹的装备，粗制滥造，比需要的重得多，对人畜都不方便。
即便是乾隆帝的马车，也依然是“一辆两轮的笨拙而没有弹簧的礼仪车”。因此，无论马戛尔尼或斯当东均认为英国马车在中国将有巨大的市场：
他们十分喜爱我旅行热河时乘坐的轻便、整洁和宽敞的邮车，我的车夫驾驶之大胆、灵活及安全几乎把他们惊呆。我们的马鞍和其他部分的马具特别吸引鞑靼人，我想他们有的人可能逐步采用。
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车上铺着黄绸，可能是准备皇帝在路上偶尔换着坐的。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
但在中国人眼中，情况恰恰相反，英国马车的设计不符合仪礼，皇帝根本不可能使用：
由哈特切蒂（Hatchett）生产的两架漂亮的车比其他礼物更使中国人迷惑。在首都人们从未见过类似的车，他们对车上皇帝座位的争论十分可笑。冬季的车厢、马车夫座位上的布篷有用玫瑰花装饰的漂亮边缘，其神气的外观和高踞的地位，按大多数人的意见，立即被断定是皇帝的座位，但车内是谁的座位难以回答。他们审视了窗、帘和幕，最后得出结论，那不过是他嫔妃坐的。老太监来向我了解情况，当他得知那高座的是马车夫的位子，皇帝的座位在车内时，他冷笑着问道，大皇帝焉能坐在一个位置比他高、背对着他的人下面？同时他想知道，我们能否不把车厢设计在车体的后面。
当作为礼品赠送皇帝的华丽马车安装就绪之后，中国官员们一方面固然非常欣赏，但听说这样高的座位是属于御者的，他们非常吃惊的认为任何人的座位怎么能高于皇帝的。
二、八门炮车
炮车的数量在奏案中记载为八门，其类型和尺寸分别是：“西瓜炮二个（径二尺二寸，长二尺二寸）、铜炮四个（径一尺，长五尺）、铜炮二个（径一尺二寸，长三尺）”（表一）。参考随团士兵萨缪尔·霍姆斯（Samuel Holmes）的记录，应分别对应2门12英寸榴弹炮（twelve-inch howitzer）、4门1磅炮（one-pounder）和2门3磅炮（three-pounder）。
表一 奏案所载炮车数量和尺寸
使团在通州登陆后，就将炮车组装了起来。
皇家炮兵队的巴瑞施副官同他的一队人员去检查军械储藏库。他们也把枪炮装置了起来，并且放到它们的车辆上。这些军器包括六尊新的铜野战炮，两尊迫击炮，一尊堡垒炮，和全套的炮兵队所用的器械。
从通州到北京的路上，“送给皇帝礼物中的8门轻型野战炮是这支队伍的押尾”。使团成员移居北京城内寓所后，“六尊小炮，两尊臼炮配上了所有的附件装上了炮车，放在大使住屋前面的内院里”。
六门小炮原本计划带往热河为皇帝演示，但在寓所试演后，被钦差（福康安）否决：
在携带的礼品中有六门非常精致的架在车上的小铜炮。每门炮每分钟可以连续发若干响。如此轻快的发射物在当时在场的钦差看来却非常落寞，他毫不介意地说这种武器中国军队里也有。最初他希望特使把所有礼品都带到热河，而现在他又非常奇怪地说，皇帝很快就要回北京，这些炮也不必带走。
与马车类似，两门大炮在乾隆帝返回北京后被送往圆明园。
一位官员从皇帝那里来要求把礼物中的大炮立即送到圆明园去，以便检查试验：中国人自以为他们也熟练于试验，英国炮兵竟未能依预期到现场去表演他们在机械科学和开炮技术上的特有的本领。
乾隆帝观看了炮车演示，但反响并不积极，有使团成员甚至将被驱离北京的原因归咎于此：
也有这样的传说，当这些铜臼炮在皇帝面前试演时，他是赞美这些有破坏力的引擎的技术和技巧，但是他反对那种运用这些铜臼炮的民族精神，他对这种破坏性利器的进步同他们所崇尚的以仁慈为怀的宗教原则不能调和。
绘图收藏
一、三卷《舆盖图》
使团离开北京后，马车和炮车被送往离宫安设或收贮。乾隆六十一年（嘉庆元年，1796年），造办处如意馆奉旨绘制了三卷包含马车和炮车的“舆盖图”（或称“车轿伞图”）。依据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三月初三日（4月10日）奏案，图卷原交西洋人绘制，但出现了问题，改由伊兰泰之子清柱等人共同绘制。五月二十五日（6月29日），清柱、和柱完成起稿，奉旨照稿用宣纸着色绘画，此为第一卷。十月，清柱照原图用宣纸再画一卷，此为第二卷。十二月，清柱再画一卷，此为第三卷。三卷均裱为手卷，前两卷配楠木匣，第三卷配袱、别、匣：
遵旨查得所绘英咭唎各国恭进车轿等项图样，理应交如意馆绘画，乃奴才福长安、丰绅殷德并未留心交办，以致线法不能如式，均属非是，仰蒙指饬，实深惶悚，应请将奴才福长安、丰绅殷德各罚俸三个月，并将如意馆司员员外郎福庆、金江各罚俸半年，以示惩儆。至奴才盛住于绘画事件并不催令西洋人赶紧办理，亦有不合，应请一并罚俸三个月。现在即令伊兰泰之子清柱、合柱等帮同赶紧绘画，再行呈览，伏候训示，谨奏。
乾隆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1796年7月1日），员外郎福庆押帖，内开三月初四日（4月11日）太监鄂鲁里传旨：廓尔喀英吉利缅甸南掌所进车轿伞，着清柱、和柱起手卷稿一张，钦此。于二十五日（6月29日）起得手卷稿一张呈览，奉旨照稿用宣纸着色绘画，得时裱手卷一卷，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796年11月14日），员外郎福庆押帖，内开九月初三日（10月3日）太监鄂鲁里传旨：将画过廓尔喀安南英吉利南掌车轿伞手卷着清柱照原图用宣纸再画一卷，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796年12月13日），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十一月初二日（11月30日）军机处交清柱画廓尔喀英吉利缅甸南掌所进车轿伞手卷，传旨交启祥宫裱手卷一卷，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797年1月13日），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十一月二十四日（1796年12月22日）太监鄂鲁里交清柱画廓尔喀缅甸英吉利南掌四国所贡舆盖图手卷二卷，传旨交启祥宫配做南木手卷匣二件，钦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十一月二十八日（1796年12月26日）太监鄂鲁里传旨，将画过廓尔喀缅甸南掌所进车轿伞手卷着清柱照原图用宣纸再画一卷，得时裱手卷一卷，配袱、别、匣，钦此。
二、三宫陈设
绘成的三卷“舆盖图”分别陈设于紫禁城内的坤宁宫东暖阁、乾清宫西暖阁和宁寿宫区域的景福宫。据陈设档记载，“坤宁宫卷”名为《廓尔喀英咭唎南掌缅甸四国舆盖图》，“宣统十四年”（1922年）被“泽公爷（载泽）、耆大人（耆英）等”要走。“乾清宫卷”和“宁寿宫卷”均名《廓尔喀英咭唎南掌缅甸四国所贡舆盖图》，“宣统十四年”被统一收入乾清宫，装入“地字第一箱”和“地字第四箱”，去向不明。
三、《石渠宝笈三编》收录
三卷中的“宁寿宫卷”被《石渠宝笈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收录，留存下较为详细的记载，揭示出更多关于“舆盖图”的细节。录著显示，该卷绘成于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图幅纵一尺三寸二分（约合42厘米），横一丈八尺四寸五分（约合590厘米），图中共绘制了十件乾隆五十七至六十年间由廓尔喀、英吉利、缅甸、南掌四国所进“舆盖”，每件均标注“楷书标题并满洲、蒙古暨本国字音译”四体文字（图一）。
图一 《石渠宝笈三编》收录宁寿宫卷“舆盖图”（故宫博物院藏）
幸运的是，此卷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名为《清柱和柱绘英吉利等国所贡舆盖图卷》，卷首残。从绘成时间（乾隆六十一年十月）来看，应是上述如意馆所绘第二卷。图中绘有英使团所进凉车、暖车和两门炮车，图旁用汉、拉丁、满、蒙四种文字标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凉车一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暖车一辆”“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炮车一辆”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恭进炮车一辆”（图二）。
图二 《清柱和柱绘英吉利等国所贡舆盖图卷》中的英国马车、炮车及四种文字标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对照东印度公司礼品购买清单，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两车上的黄色织物和花卉图样。凉车一侧为整面玻璃窗和百叶扇，车门上绘制带有中国风格的人物画。暖车的玻璃窗较小，车门上也没有绘画。两车均为四轮独辕，车夫的座位高高在上，印证了前述中方人员的质疑。
四、系统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如意馆还奉旨绘制了与舆盖图式样相同的《安南缅甸库尔喀西番乐器图》：
乾隆六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798年10月29日），接得员外郎福庆、祥绍押帖，内开五月初十日（6月23日）太监鄂鲁里传旨，安南缅甸库尔喀西番乐器，着清柱和柱照舆盖图手卷式样起手卷稿一卷，于五月二十六日（7月9日）呈览，奉旨照稿准画，俟画完时各照例添写满、蒙、汉、西番四样字，钦此。
这种系统性的整理，揭示出乾隆末年组织绘制一系列外国礼品图的目的。通过对礼物的整理、绘图和陈设，实现了对统治者个人武功和国家权力的历史书写与图绘。下文还将看到，礼品实物被陈设于离宫前殿，也是对这种成就与权力的宣扬。
离宫陈设
一、分设于静宜园和清漪园
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95年1月14日），乾隆帝对英国礼品整体进行了重新安排，马车和炮车被送往静宜园、清漪园及紫禁城外的武备院“安设”或“收贮”：
静宜园安设暖车一辆；
清漪园安设凉车一辆；
静宜园、清漪园各收贮一个，西瓜炮二个（炮子全）；
武备院收贮铜炮四个（炮子全）；
武备院收贮，又铜炮二个（炮子全；外火药三十桶，火药局收贮）。
但从奏销档来看，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793年10月1日），也即英使团回程船只刚刚抵达浙江定海时，乾隆帝就已下令将暖车和一门炮车（据上文判断为西瓜炮）于静宜园勤政殿安设，随后还拆除了暖车的装饰皮边。“（八月）二十七日，金简、伊龄阿交暖车一辆（铺黄倭缎坐褥二件，玻璃四块，随鞍辔四分，车前皮边黄倭缎套一件）、炮车一辆，俱在勤政殿安设。于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奉旨将皮边拆去，交衣库”。推测凉车与另一门西瓜炮的安设时间也大致相同。二者在清漪园勤政殿的陈设位置，按照嘉庆时期陈设档的记载，分别位于南北梢间（该殿面东）的书格前，北间为凉车，南间为炮车：
两稍间安……楠木书格八座；
左格前设：凉车一辆（铺黄绸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车前黄绸盖一件，周围缀纸绢花，随鞍辔四分，黄布夹套二件，黄布单挖单一块）；
右格前设：炮车一辆。
这种马车与炮车并置的方式，开创了清代礼仪性宫殿陈设的新模式。
二、合并至清漪园
自乾隆五十八年以来，马车和炮车就一直陈设在清漪园和静宜园的勤政殿，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一年，内务府从静宜园撤去陈设，将原安设于两地的凉车、暖车统一调整至清漪园勤政殿两梢间书格前：
两稍间安……楠木书格八座；
格前设：凉车一辆（随黄绸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车前黄绸盖一件，上缀纸绢花，鞍辔四分，黄布袷套二件，黄布单挖单一件）；
暖车一辆（随黄缎坐褥二件，三面玻璃，车前黄缎套一件，黄布夹套二件，鞍辔四分）。
炮车不见记载，很可能收入了库房。
三、收入北库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两车也被撤陈，收入清漪园勤政殿北库：
北库存贮：
凉车一辆（随黄绸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车前黄绸盖一件，上缀纸绢花，鞍辔四分，黄布袷套二件，黄布单挖单一件）；
暖车一辆（随黄縀坐褥二件，三面玻璃，车前黄缎套一件，黄布袷套二件，鞍辔四分）。
直到咸丰九年（1859年），档案显示两车仍在北库。
四、回到英国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殃及清漪园，勤政殿被烧毁。在这场浩劫中，法军将领蒙托邦发现了藏于库房的马车和炮车：
10月7日下午，蒙托邦将军又去圆明园宫殿附近的各寺院巡视，那里离法军营地不远。回来的路上，他发现了一处库房里放着一些马车和成套的镀金镀银马具。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些欧洲货。那是英王乔治三世（维多利亚女王的祖父）赠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即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送来的。那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还发现两门榴弹炮以及全套配置（马拉牵引车、炮架、炮弹），上边刻着的日期是1792年，地名是伍尔维奇，即著名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所在地。另外，还有些马戛尔尼赠送的礼品。那两门榴弹炮和在大沽要塞发现的大炮以后都被送回伍尔维奇皇家弹药库。关于这一发现，没有一个英国历史回忆录作家不言及的，在此就不多说了。
根据记载，两门炮车被侵略者重新带回英国，收藏在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军事学院弹药库（现为皇家军事学院弹药库博物馆，Royal Artillery Museum），今天的观众，还能看到这两门历经沧桑的炮车（图三）。而两驾马车则很可能消失于破坏和大火。从浩劫过后清漪园勤政殿的陈设档来看，幸存物仅剩“古铜鼎炉四件（内二件盖，顶破）”，毁坏程度可见一斑。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有一辆四轮独辕的哈契特马车，为1790-1791年制造，可视作马戛尔尼使团礼品马车的类似品（图四）。
图三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炮车实物（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弹药库博物馆藏）
图四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马车类似品（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结论与讨论
在英使团礼品中，马车与炮车的性质本不相同。马车是与科学仪器价值相当的奢侈品，是对乾隆帝喜好西方精巧器物的迎合，兼具实用功能。炮车则是武器，承担着展示英国军事力量的重任。但无论马车还是炮车，在使团在京期间，虽然引起了普通民众和随行官员的兴趣，但在乾隆帝及其近臣眼中，要么不合礼制，要么司空见惯，并未达到英方预期的效果。
从乾隆末年对外国礼品的系统整理来看，中方对马车与炮车也并非不重视。二者与廓尔喀、缅甸、南掌等国所献车轿、伞盖一起，同被归为“舆盖”，大概视同仪仗。在这里，马车和炮车的性质都发生了改变。从组织绘制三卷《舆盖图》、陈设三宫、收入《石渠宝笈三编》等举措来看，乾隆帝更多地将其视作个人武功和国家权力的纪念物。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马车与炮车被分为两组，对称布置于静宜园和清漪园两大离宫的前殿。
这种陈设模式是创新性的，一般的正殿梢间，要么布置相对私密的佛堂，如养心殿；要么收储宝物，如乾清宫。以西洋马车和炮车作为重点陈设物，极为少见。不仅反映出外来文化对清宫的冲击，也意味着宫廷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认知，值得后续关注和讨论。这一陈设方式持续了整整五十年（1793-1843），又经历了短暂的三年（1843-1846）调整，最终陆续收库。14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及周边，为马车留下了最后的记录，并将炮车作为战利品带回了英国。今天，在英国的两个博物馆中，还能看到炮车的实物和马车的类似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2期，作者徐斌[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