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虚构本质上的慷慨是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一种补偿。”
虚构文化在我们时代的构建与扩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和存在于世的方式。《事实与虚构：论边界》是法国巴黎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朗索瓦丝·拉沃卡的作品，该书完整地评估了关于虚构从古至今的争议，重新思考文学、电影、戏剧和电子游戏中的虚构界限。本文摘自该书第四章。
发展心理学研究很早就对儿童具有的区别真实与想象的能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1970年代末，研究随莫里森与加德纳（Morison & Gardner 1978）、弗拉威尔（Flavell 1987）、迪拉拉与沃森（DiLalla & Watson 1988）等人的成果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修正了皮亚杰（Piaget 2003 [1926]）的理论，提出了儿童本质上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的假设。例如沙仑与伍利（Tanya Sharon & Jacqueline D. Woolley 2004: 305）不断强调一个事实，即当人们要求幼童明确指出不同虚构形象的属性时，他们经常表现出困惑而非直接弄错；在3—5岁之间，这种犹豫逐渐消失。耐人寻味的是，两位作者强调，教育部分地扮演了消极的角色，延迟了这种能力的获得。在虚构实体的属性上，父母与教师确实会故意给儿童一些错误信息。关于判断与幼年适宜的非现实主义，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着某种文化共识（Sharon & Woolley 2004）。其他研究者侧重关注儿童对虚构世界的多样性及封闭性的感知问题，在斯科尼克及布鲁姆（Deena Skolnick & Paul Bloom 2006）看来，这种感知构成了对虚构世界本质的成熟理解。在研究中，斯科尼克与布鲁姆向两组人——一组是儿童，一组是成人——提出了问题，有关一些虚构人物对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其他虚构人物的本质属性做出的评价。问题如下：灰姑娘相信超人的存在吗？她能看到并摸到超人吗？实验者预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儿童如果给出反面的回答，就会被理解为难以在某种非物理条件下采用他人的视角，因而也就是难以理解虚构中之虚构的属性（Skolnick & Bloom 2006: 813）。
尤其在2000年以后，这些研究者表明自己属于某个普遍的知识语境，关注虚构性，并对其关键作用有很深的认识。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人生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不同的虚构世界度过的。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在事实与虚构差异面前，表达了某种明显具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认为对这一差异的理解对儿童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们也没有停留于某个简单化的二元论，对多元世界的研究，对斯科尼克与布鲁姆称之为“世界间关系”（relations inter-mondes）换言之也即跨虚构性（transfictionnalité）问题的兴趣，都表明了这一点。此外，他们视为标准的是虚构世界的封闭性，而非它们之间的交流，在转叙式（métaleptique）僭越现象（例如2007的《怪物史瑞克3》）大量出现于儿童娱乐业的时代，他们的态度不免有些令人吃惊。不过，边界僭越的乐趣确实正在于边界的存在，以及观众对这一边界的感知。无论如何，由这些例子可见，跨学科渗透似乎已是既成事实，尤其当我们将这些例子与奥特利（Keith Oatley）的言论联系起来看时：1999年，奥特利哀叹心理学家对虚构不感兴趣，因为对心理学家而言虚构是轮廓不清的客体，需要运用有缺陷的经验方法（1999: 107）。
在边界问题上巩固差别主义理解的所有方法中，我们还可以提及神经科学场域内开展的一些研究，后者的目的在于通过磁共振成像的方法，识别大脑中参与现实控制任务的区域。这类研究并非新生事物，2000年以后，此类研究大量涌现，但其前期研究从1980年代初就已开始。在特纳等人（Martha S. Turner et al. 2008）或西蒙斯等人（Jon S. Simons et al. 2008）的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补充完整句子或词组。参与者随后必须在他们本人或实验者的朗读过程中，辨认出他们读过或想象出来的词语。大脑的同一块区域（前额叶皮层侧面位置）被外部刺激或自我刺激（也就是由想象产生）导致的神经元活动激活。不过，通常认为只与自我指称进程相关的前额叶皮层额极中间区域只在受到自我刺激时才会被激活。此外，特纳及其合作者还指出了一个特殊区域，前额叶皮层腹侧尾部基底，在编故事时，这个区域的大脑活动较弱，此时主体以为有一种刺激被感知，实际上这只是主体的想象，或者反之。在特纳等人看来，这一区域的作用是执行控制任务，大脑可能通过与其他存储信息的比较，断定想象出来的事件可靠度低。在特纳等人（Turner et al. 2008: 1443）提到的另一项研究中（Frith et al. 2006），对真实事件的感知会引发轻微的认知混乱，而当事件是想象事件时不会发生这一现象。我们由此得以区别事件的性质。同样地，在虚构症（confabulation）案例中，被认为用于执行控制任务的前额叶皮层某区域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被激活。这一缺失状态及与行动力（agentivité）方面有关的错误（病人记不起来究竟是他本人还是实验者大声念了一个词），被西蒙斯及其合作者（2008: 455）视作一种精神病症状。
除错误感知问题外，还有假性记忆问题。假如我们自己的记忆不可靠，那么我们与现实和虚构的关系又将如何呢？在福尔曼（Ari Folman）的电影《与巴希尔共舞》（Valse avec Bachir） 出品的同一年，神经科学家施耐德（Armin Schnider）出版了一部著作，并意味深长地为它取名为《患虚构症的心灵——大脑如何创造现实》（The Confabulation Mind. How the Brain Creates Reality 2008），对思考上述问题深具启发性。
《患虚构症的心灵——大脑如何创造现实》这一书名紧跟时代潮流，很吸引人也很容易引发警觉，尽管如此，施耐德完全无意宣告一切对现实的感知都是虚假的，或者说任何能被接触到的真实都是被歪曲的。他的学说主要在于区别患病主体制造的现实变异与健康主体的虚假记忆。尽管从治疗角度来看，施耐德最感兴趣的是病症，但是最能解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是后一类人，施耐德在全书第六章对其进行了谈论。记忆的弱点、目击证词的不可靠性很久以前就已被证实（Kraepelin 1921）。在这一点上，施耐德的观察不但没有什么不同，用他本人的话说，甚至还有些令人气馁：“令人不安的结论是，人类大脑借助其联想能力，能够创造虚假的记忆，后者与真正的记忆有着相同的真实外表以及相同的神经生理学支撑。”（Schnider 2008: 154）仿佛记忆与想象力产物虽被大脑以不同格式存储，但随着时间流逝，产生了彼此侵蚀的倾向。实际上，很容易诱导别人给出虚假的童年回忆：在一组被测人群中（此前实验者已向被实验者讲述了一个事件，这一事件被指曾发生于被实验者童年时期，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25%的主体承认自己能想起这件事（Schnidere 2008: 199）。很可能虚构人物、童年时读过的书从这种记忆磨损中受惠，渐渐被当作很久以前认识的人或经历过的事。无须提及压抑机制，记忆本身构成了我们的认知机制中薄弱的一环，想象与现实的分隔墙上的一道裂痕。然而，在感知现实方面，我们原则上有进行区别的方法，后者尤其在于“消退”（extinction），也就是学习预想事件不会发生的能力。在正常思维下，想象的事物没有现实性（也即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世界）。而虚构症患者无法区别对现实没有影响的思想（比如当病人宣称要为一群不在场的人准备晚餐时）与对现实有影响的思想。这些患病主体欠缺消退能力，其原因可能在于执行这一功能的细胞受到了错误引导（Schnider 2008: 291）。
一切似乎都表明，我们拥有一台精密的认知“仪器”，能够区别想象、回忆与感知，但这台“机器”可能出现故障，而且很容易就产生变异。我们很难理解虚构（例如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代表愿望实现的状态，有点类似虚构症患者感知到的世界）在上述状况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应该假设，虚构促使主体——尤其当主体是儿童时——在想象与现实之间进行必要的认知区分？实际上，儿童确实很早就懂得，通过魔力实现愿望的事情只发生在虚构世界。或者说，应该认为虚构构成了现实与想象之区分的对立面，由此允许我们尝试或者说在认知层面模拟一种类似虚构症患者的精神状态？目前没有任何实验支撑或证实这些假设。
有关区别事实叙事与虚构叙事的能力，今日（至少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也不存在涉及神经科学的测试。海沃德（Malcolm Hayward，从教于英语系）的研究处于文学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点。在一篇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他提到一项实验，接受实验的是45名年级不同的文学系大学生，还有几位老师，他们被要求辨认40个短句，这40个短句是从随机选择的史学著作或虚构作品中抽取出来的，这些作品全部出版于1900—1975年间，且其作者全部是美国人。历史小说、传记、回忆录及后现代小说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可能会主动模糊界限。实验结果表明，错误率比较低，且与研究水平无关，当短句中的词语数量增加（从5个增加至15个）时，错误率随之降低。事实文本中抽取的句子引发的错误超过虚构文本，因为虚构标记更为明显。对于虚构性标记，实验参与者提到了专有名词、对话、第一人称的使用，尤其是段落的语气（虚构作品的语气被认为更具“戏剧性”）。这些标记出现在事实文本中时常会引发误判。不过，一切会出问题的情况都被排除在外，因而对调查结果的解读也变得困难。
这些研究在目标、方法及其想揭示的能力方面显然存在很大差异。儿童区分真实与想象实体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的认知发展），成年人区别感知、想象与记忆的能力（尤其属于神经元进程），还有区别事实叙事与虚构叙事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从阅读经验中获得的类型符码的吸收），我们不能将这些能力置于同一个层面进行讨论。
然而，在海沃德的实验中，大学生提出的非叙事学标准意味着还有可能从认知角度给出答案，从源头就不同于给文本贴上事实或虚构标签的做法。对语调的关注令人联想到，辨认虚构性主要是一个风格问题，除此之外，将专有名词作为重要标记也值得一提。具有事实的或虚构的专有名词的场景很可能确实会引发不同的神经元进程。无论如何，这是亚伯拉罕（Anna Abraham）及其合作者进行的两项研究（2008、2009）的结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两项研究。
近期的神经科学研究在涉及事实与虚构区别问题时，并不太关注读者判断艺术品属性的能力。这些研究更为关注同一个文本在被标记为虚构或记录时，所引发的对立的认知反应。
这一问题在基德和卡斯塔诺（David Comer Kidd & Emanuele Castano 2013）的一项实验中顺带得到考察。实验结束后，基德和卡斯塔诺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获得学界及大众的一致好评。他们宣布的实验结果确实很吸引人，因为研究结论清楚无误地证实，阅读文学虚构能比阅读通俗文学作品或非虚构作品（遗憾的是，研究完全没有说明使用的是哪一类事实文本，是报纸还是电话号码簿）带来更多的好处。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暂时被改进的是心智理论（ToM），心智理论由一项测试得到衡量，在测试中，被测者要观看一些有表情的双眼的照片，并为这些眼睛配上合适的情感（RMET）。不幸的是，这项实验结果近期受到几个科学团队的质疑，因为后者证实这一实验无法复制。如果说，与一群什么都不读的人相比，在有阅读（无论何种读物）经验的主体人群中能够观测到心智理论有些许的改进，反过来，阅读过虚构文本（无论文学性如何）或事实文本的主体身上体现不出任何差异（Panero et al. 2017）。
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后果：它应该会促使当前那些大肆吹捧虚构的人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神经科学无法为某些判断提供不容置疑的科学依据，这些判断通常是纯粹的假设，根据这些假设，阅读虚构文本能够培养共情能力与社会能力（尤其参见Zunshine 2011）。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研究清楚表明，阅读虚构文本或事实文本时，主体的神经元进程确实有所区别。雅各布斯（Arthur M. Jacobs）所属团队的研究尤其具有代表性（Altmann et al. 2011; Schrott & 2011; Jacobs 2015）。他们进行的实验内容是向两组读者分发同样的文本，但把给一组的文本标明为事实文本，把给另一组的文本标明为虚构文本。研究表明，虚构文本与事实文本都会激活与想象和模拟（simulation）相关的进程，但激活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将“模拟”一词泛泛地理解为对行动的再现与摹仿，那么事实文本与虚构文本一样，都能激起模拟进程。不过，虚构激活的是大脑中与模拟相关的区域，且此时模拟被理解为假想性情境的建构（Altmann et al. 2011）。虚构所引发的文学阅读模式促使读者进行更为缓慢的阅读，关注每一个词（Zwaan 1994），其目的在于重构人物的动机。这种阅读模式也有利于思想的神游，更注重可能发生的故事，而非采集信息或召唤存储于情景记忆中的现实回忆（Jacobs 2015）。
虚构文本与事实文本引发的阅读模式毫无疑问是彼此有别的，即便虚构能够改善理解他人动机的能力（ToM）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不同领域的多项研究给差别主义假说带来了重要论据。研究表明，我们拥有一种认知结构，能够辨别真实与想象，在涉及记忆进程时尤其如此，即便这一认知结构并不完美。这些结果产生自一些实验，其间实验者通过不同方法，对人类区别实体、感觉及指称现实的文本的能力进行了测试。当其他类型的问题被提出时，实验结果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在情感与信仰确立模式等领域进行的研究确实倾向于模糊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或从连续统的形式来考察这一边界。这些理论时常与领域内两个颇具影响力的隐喻相伴出现，即转移隐喻和模拟隐喻。
《事实与虚构：论边界》，[法]弗朗索瓦丝·拉沃卡著，曹丹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