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过几种胡适传，综合而言，我个人比较推崇罗志田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但该书只讨论了胡适的前半生。最近，在读罢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士策士（1932-1962）》之后，接着读了一个论文集，对胡适的下半生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这个论文集，即是潘光哲主编的《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下简称“《追寻》”）。时隔十年，我才读到《追寻》，不过收获颇丰。而且，《追寻》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值得撰文加以评介。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120岁诞辰。为了纪念这位近代中国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年海峡两岸举办了两次学术会议。第一次是4月中旬，由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耿云志召集，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后来出版了《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第二次则由“中研院”近史所于12月16、17日举办，其成果即为《追寻》一书。
限于篇幅，且因本文着重关注胡适的后半生，故部分论文权且略过，恕不展开介绍。不过，这几篇论文都可圈可点，对胡适学术思想感兴趣者值得一读。
汪荣祖《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
该文认为，胡、蒋关系的研究不应停留于资料排比的层次，更宜深入分析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威权体制中如何受到挫折，为自由主义在“革命中国”的命运提供具体的实例。
该文首先指出胡适以名人的身份受邀出席蒋介石的婚礼，于是两人在1927年北伐军占领后的上海“相遇”。接着，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作了分析，认为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与内涵并无深究，有不少是似而非的理解。作者强调，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源自美国，内容就是美式的自由民主。其中，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时的总统威尔逊的民主观（Wisonian democracy）尤其值得关注。相比之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胡适的老师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似乎不可高估。杜威一直认为《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最能充分表达其哲学思想，强调教育之于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作者指出，胡适既没有选择在书斋里建构自由主义，也没有全力从教育入手培养民主的下一代，而是选择与当政者建立关系，因而进入了蒋介石的圈子，希望从体制内改变威权体制。
作者主张，当胡适1931年11月11日（九一八事变之后）接受宋子文推荐的财政委员会委员职务，他就从国民政府的“政敌”变成了“诤友”，这是胡适一生的重要转折点。翌年11月28日，胡、蒋两人在武汉初次相晤，胡适送了一本《淮南王书》给蒋介石。胡适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反对独裁，但他和丁文江、蒋廷黻等人一样认为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重心。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痛斥张学良“为小人所误”，深感“蒋之重要”。1938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但蒋介石对胡适的外交并不满意。国共内战爆发后，胡、蒋风雨同舟，甚至在1948年上演了一出蒋介石以总统之位相让、胡适居然假戏真做的“好戏”。该文指出，胡适自1931年被蒋介石接见后，支持国民政府，合作与配合远多于批评，对民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也比以前少了；国共内战时期，胡适对以《观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言论甚为冷淡。
1949年胡适再度赴美，为蒋介石作宣传。在美国当“寓公”之际，胡适穷愁潦倒，自1951年至1955年间，共收了蒋介石的九笔钱，合计45000美金。1950年代胡适数次到台湾地区访问，受到蒋介石的高规格接待，但赤手空拳的“自由”如何抵挡得了“威权”的铁石心肠。所以，台湾时期的胡适可以说是一退再退，一辱再辱，“充分显示自由主义者在威权统治下的无奈与悲哀”。1960年“雷震案”爆发后，胡适甚至连探监都举步维艰，自由主义者为此对胡适甚为不满。诗人周弃子在《忆雷儆寰》中暗讽胡适“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为他笔下的“无耻投机政客”作七十大寿，使胡适十分感激“总统的厚意”。如此一来，胡适虽欲置身于体制之外，超然独立作“诤臣”，但“驻美大使”、“中研院院长”皆是蒋氏所授之官，实际上已是当局者之一员，更何况暗中接纳了蒋氏私下的馈赠，胡适希望维持独立之姿，就愈发困难了。
作者认为，“胡适被尊奉为自由主义大师，作为自由主义的带头人，与其崇高的声望实在不相匹。胡对蒋之一意孤行，在态度上虽然明朗，但在行动上不够坚定；他在言论上虽高唱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但不惜与独裁者合作，多退让、少进取，始终支持蒋介石的威权政府。这位自由主义大师对自由主义的表述与理解也不够深入且有所误会而不自觉，他在威权阴影下，居然要求争取自由者‘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总之，“胡蒋两人周旋数十年，在在显示威权者之顽强与自由主义者之挫折。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不仅未能‘软化’蒋之威权体制，且更招惹蒋介石的恶毒骂名。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与独裁之虎谋皮，道不同岂能相谋哉！”
【简评】作者写此文时，已年过七旬，宝刀不老，令人叹服。行文简洁明快，史料驾轻就熟，观点鲜明老到，堪称袖珍版“胡适的下半生”。《追寻》以此文打头，可以说取得了“开门红”。
陈三井《乘桴浮于海：论1949年胡适的抉择》
该文主要通过考察胡适与国民党、共产党的爱憎离合，来讨论胡适在国民政府“危急存亡之秋”的痛苦抉择。对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该文下的判词是“若即若离”。五四时期，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一文，对孙中山此书给予正面评价。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赶走孙中山，对此事件，各界人士纷纷声讨，胡适却持异调，热情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批判孙氏的“倒行逆施”，明确主张陈炯明在广东推翻孙文的势力“是一种革命”，而不是什么“悖主”、“犯上”。国民党北伐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刊《新月》，对国民政府的训政提出严厉的批评，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胡适甚至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结果，《新月》不断遭禁，无法按时出版，主编罗隆基被捕，胡适上书蒋介石，多方营救。
该文认为，胡适在1949年最后的去留，与蒋介石的关系甚大。在《独立评论》时期，胡适开始相信蒋介石有资格担任一国的领袖，因为他“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并认为蒋的各种干预“不是独裁，只是打杂；不是总揽万机，只是侵官”。胡适希望蒋做一个“自居于无知，自处于无能，自安于无为”的“最高领袖”。作者指出，胡适由国民党的诤友变成蒋介石的座上宾，与西安事变不无关系。事变发生后，胡适一面致电张学良，要求其“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一面撰写《张学良的叛国》，此文与傅斯年的《论张贼之叛变》一同被南京当局印成传单，空投西安城内，广为散发。
对于胡适与共产党的关系，作者的判词是“错估与低估”。胡适在留美期间关心时政，留意世界局势。1917年春，听闻俄国革命，推翻沙皇，胡适认为“新俄之未来”是“未可限量的”，并“拍手高歌，新俄万岁”。受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早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26年访问莫斯科，深受震动，高度赞扬苏俄正在尝试“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作者援引余英时的分析，认为胡适自1926年到1941年，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直到1941年7月发表《意识形态的冲突》，才改变了态度。
作者认为，胡适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另外，胡适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注重“多样并存，各自发展”。这种温和的改良态度和个人主义成了胡适日后对相关问题的行为和主张的哲学基础。对于胡适与毛泽东的关系，论文主要关注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期间，胡适作为最受青年崇拜的偶像之一，对早年毛泽东影响颇深；二是抗战之后，胡适1945年8月24日在纽约致电毛泽东，要求其“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作者一边引用周质平的看法，认为这个电报反映了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以及“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一边引用周明之的质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难道胡适真的相信共产党能有公平的机会成为第二政党吗？
胡适这样的知识界领袖，自然是国共两党争抢的目标。不过，胡适选择搭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开北平。1949年4月，胡适把家眷安置在台湾，一周后在上海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到美国，落脚在纽约故寓，跟哈德门太太（Virginia Davis Hartman）又有一段恩爱的同居生活。对于胡适匆匆赴美，作者认为，“唯一的解释是，他急于摆脱内战的漩涡，在美国找到一块自由的乐土，甚至抹不掉心头远方的人影，不排除藉机想和在美的红粉知己重聚”。也就是说，作者在着重考察了胡适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后，转而将胡适视作一个普通人，在战火弥漫、前景晦暗的时刻，依旧忘不了心头的人影，可谓“滚滚红尘，痴痴情深”。然而，胡适寓美的生活并不如意，在1951年至1955年（该文误作“1953年”）领着蒋介石馈赠的生活费，面对变幻的局势一筹莫展，难有作为。文章最后暗示，胡适耐不住寂寞，“他需要的是不断的掌声喝采”！
【简评】与汪文相比，未免略逊一筹。恰好最近重读周质平的相关文章，发觉本文不少观点承自周文。而且在结构上，前面两部分重点谈论胡适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最后却从普通人的角度揣度胡适1949年的选择，让人略感突兀。
黎汉基《徐复观与胡适》
徐复观（1903-1982）比胡适小一轮，当胡适“暴得大名”时，他才十三岁，尚处于居乡求学的阶段。作为反传统主义者的胡适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在文化立场上截然对立，却属于“民主自由的同道”。论文指出，胡、徐二人的正式交往，要从1952年开始算起。而胡适1962年去世，两人的交集满打满算也不过十年时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里，却至少发生了三次论争。
其一，关于吴稚晖的评价。1954年元旦，胡适在发表《追念吴稚晖先生》一文，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字为这位刚去世的国民党元老定调。然而，在徐复观看来，吴稚晖早年挖苦传统文化的激进言辞，比如“把线装书投入茅厕去”的主张，根本说不上“实事求是”。为此，徐复观在香港发表《吴稚晖先生的思想》，批判吴、胡二人的反传统主义。徐复观认为，吴稚晖“漆黑一团的人生观”、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几乎都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障碍，此文下笔辛辣，措辞严厉。讨厌胡适的钱穆读过之后，备感欣快，为这位同道加油打气。不过，胡适对此没有反驳，这一回合遂不了了之。
其二，有关《中国文化宣言》的争议。1958年元旦，由唐君毅草拟、徐复观补正、张君劢和牟宗三联署的《中国文化宣言》在两份杂志上同时刊登。这是当代新儒家向世人宣示学术文化理念的重要文献，他们自然十分关切其社会反响。而胡适1958年4月离开美国，到台北就任“中研院”院长，当然是新儒家重点防范的目标之一。新儒家学者四处打听风声，估计胡适对《文化宣言》持反对意见居多，牟宗三等人相信胡适认为新儒家“要革他的命”。不过在外在表现上，徐复观4月22日替东海大学校长致函，邀请胡适来校访问。1958年年底，胡适抵达东海大学，出席欢迎茶会，与徐复观会晤。这次会晤却极富刺激性和火爆性。胡适到徐复观、牟宗三任教的东海大学公开宣称“中国文化没有价值，不要听徐复观、牟宗三两个顽固派的话”。面对这种挑衅行为，徐复观他们自然愤愤不平，摩拳擦掌。这次争执虽然没有在报刊上行诸文字，但两造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加深了。
其三，对胡适诋毁东方文明的反击。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该文的主旨是要打破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性。胡适再次老调重弹，以中国的缠足、印度的种姓制度作为东方精神文明的代表，贬损东方文明之意不言而喻，强调必须彻底重估东方的精神文明，否则科学文明不可能在东方扎根。对此，徐复观激烈地批判道，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作者认为，这篇《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不免带有相当的意气成分，姑勿深论；就文章的具体意见而言，可归纳为三点：对胡适的科学万能论、崇西贬东心态、以偏概全的谬误展开批判。
不过，徐复观对胡适的敌对态度却因为一起偶然事件而软化了下来，这就是胡适的突然辞世。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徐复观在胡适逝世当晚，立刻写了悼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对胡适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大加肯定，并慨叹胡适是一个“悲剧性的书生”。与殷海光指责胡适“大乡愿”，傅正批评胡适“力能举千斤，他只举了三百斤”相比，徐复观这篇悼文则对胡适相当谅解。作者认为，徐复观之所以对胡适放下批判的刺刀，很可能是因为徐氏自己内心有愧。徐复观和胡适一样自绝于反对党活动，一方面拒绝雷震的邀请，一方面应付国民党调查后尽速返回台中，逃过了逮捕和监视。也就是说，徐复观在1960年雷震案上并没有像殷海光、夏道平等人那样即时、勇敢地抗议当局的行径，内心深处怀有挥之不去的罪咎感。因此在哀悼胡适之时，别有一番自伤自怜的情怀。
【简评】很扎实的一篇论文，对徐复观悼念胡适的分析尤为精彩。
水羽信男《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分歧：1930年代的胡适和罗隆基》
该文分为四节。第一节介绍日本的研究状况。作者指出，在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乃至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没有占到主流的位置。其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认为自由主义是夭折了的思想的缘故。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关注，与日本学界对国民国家（Nation State）的研究转向有关。其中，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运动使学者注意到追求“人的尊严”的自由主义。不过，日本对胡适的研究并不发达，甚至有减少的趋势。
第二节讨论“胡适的爱国与民主”。该文主张，在分析胡适的爱国言论时，有必要区分他对外的态度和对内的态度。作者指出，胡适等《新月》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了英国功利主义的强烈影响。
第三节是该文的重点，讨论“自由主义者的分歧”。作者认为，进入1930年代后，“新月人权派”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与胡适趋近、协助国民党不同，罗隆基等人重视共产党在形成抗战体制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性。1936年6月发生的两广事变，最终引发了胡适与罗隆基的决裂。两广事变是指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等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掀起反抗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属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对此，胡适强调国民政府中央统一的必要性，支持武力镇压，甚至摆出认可剿共的姿态。与之相对，罗隆基则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对于胡适、罗隆基分道扬镳的原因，作者认为可以借助哈耶克、伯林强调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来理解。在作者看来，胡适反对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使他偏向于消极自由。而罗隆基要求通过国家的政策保障自由，是重视积极自由的表现。同时，罗隆基继承了拉斯基的思想，主张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没有政治上的平等。换言之，胡适与罗隆基的思想分歧，关键在于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平等。
最后一节“小结”，以平等、自由、西化论、（传统文化）本位论作为四个象限，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定位。作者认为罗隆基是追求平等的欧化论者（B型），胡适是自由至上的西化论者（C型），由于日本学界对B型的自由主义兴趣较浓，故主张今后应加强对C型的研究。
【简评】选题不错，分析尚有待深入。文章虽短，但值得琢磨。
陈仪深《胡适晚年在台湾》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书中，将胡适的晚年从1937年算起，认为胡适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对此，作者援引朱文华《胡适评传》，指出胡适在促进台湾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和自身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有相当不错的成就。作者主张，将胡适1949年4月离开中国大陆，到1962年去世这十三年称作“晚年”比较合适。
该文借助“胡适档案检索系统”，检讨胡适在台湾地区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以及与亲人朋友的互动。首先，该文考察了1950年代滞美期间胡适与台湾方面的联系。胡适1949年4月赴美，1958年4月赴台，在美国整整九年。这个时期胡适唯一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是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这两年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年薪5200元美金。杨金荣根据胡适当年留下的资料，估算出胡适每年开销需6600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有固定工作，胡适仍然入不敷出。在这种境遇下，来自蒋介石的“特别费”就成了雪中送炭。据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披露，在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通过在美国的俞国华向胡适致送过九笔钱，合计45000美金。
胡适投桃报李，“对蒋介石的回馈甚为多样、具体而紧要”。首先，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反共的理论与存在的正当性。其次，为蒋介石解围。比如，胡适1954年出席“国民大会”，并担任“临时主席”，解释一届“大会”为什么可以举行两次“选举”。再次，介入台湾政治事件，比如在吴国桢事件中，反过来批判吴国桢，公然粉饰太平。该文还指出，沈镇南案是彭孟缉所为，与吴国桢无关。胡适指责吴国桢“说诳”，其实是他自己“说诳”。
胡适1958年回台湾，是去担任“中研院”院长的。但夫人江冬秀还在美国，直到1961年10月在钱思亮的儿子钱复陪同下飞抵台湾，与胡适团聚。
另外，该文还叙述了胡适心脏病的情况，以及他休闲、工作的状况。
【简评】比较零碎，聊胜于无。从中增长了一点知识。比如彭孟缉是蒋经国的人，怪不得这么“厉害”。
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
1952年，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在台北开设文星书店，五年后的11月创办《文星》杂志，不久即畅销一时。1965年被查禁，三年后文星书店亦隐入历史。《文星》被视作当时台北文化圈的重要刊物。一般研究《文星》杂志，多关注李敖与中西文化论战，而很少考察胡适与《文星》杂志的互动。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在《文星》上发表文章甚少，另一方面则由于胡适1962年初即去世，没有参与中西文化论战。该文旨在分析胡适与《文星》的关系，以此彰显《文星》如何汲取思想资源突破禁忌，又遭遇到哪些困境。
胡适在《文星》上有较大影响力，要归功于毛子水、李敖和徐高阮等人的鼓吹。毛子水是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他在《文星》上撰文指出，胡适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运动”，对学术思想界和青年“治学方面”有重大影响。李敖认为胡适的贡献不在学术上，而在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徐高阮则认为胡适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趋向，即在肯定传统文化精华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
《文星》创刊后，对胡适寄予厚望，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但胡适一直态度冷淡。作者认为，胡适如此反应，可能与他1958年后出任“中研院”院长，以及他对政治权威之慎重态度有关。到1961年底1962年初，胡适才比较注意《文星》杂志。一是因为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译文全文在《文星》发表，二是因为他被1961年1月号《文星》选作封面人物，这期“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博士”专号刊登了李敖、局浩然、胡秋原三人的文章。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认为胡适的贡献主要在宣扬文学革命、民主宪政、学术独立、科学发展上，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秋原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长达两万七千字，在很多地方对胡适都有批评。
而胡适对胡秋原、李敖的文章并不满意。他批评李敖“借题发挥”，认为胡秋原行文“轻薄”。李敖则认为自己的文章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
上文提到的胡适演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于1961年12月刊于《文星》杂志。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争议，其中最激烈的反应来自徐复观，他为此痛斥胡适。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则被外界视为卫护胡适的文章，或说李敖是“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文化太保”。另一位为胡适辩护的是当时任职于“中研院”史语所的徐高阮。他在《文星》第52期发表《胡适之与“全盘西化”——一页思想的历史》，认为胡适并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主张“充分世界化”。后来徐高阮将他对胡适思想的诠释总结为《胡适与一个思想的趋向》一书。在他笔下，胡适认为中西文明没有根本区别，孔子思想与西方近代文明极为配合，中国衰弱是近代历史条件造成的，应积极采撷西方文明的长处。
胡适过世后，《文星》随即推出纪念专号。支持传统文化的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等都撰文表达悼念之意。
【简评】选题一般。唐德刚说胡适“懦弱”，作者说胡适冷淡《文星》是出于“慎重”。这种修辞尤其值得关注。因此文对徐高阮甚感兴趣，可惜学界似乎关注不够。
吕实强《浅论胡适的自由思想》
作者的这篇遗稿主要回忆了胡适在“中研院”的几次讲话。其中，关于1958年4月10日就职典礼上胡适与蒋介石的意见“冲突”，作者曾询问过胡适的秘书王志维，并从中得到一个细节。蒋介石听到胡适说他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后，立刻站起来要离开会场，幸亏陈诚坐在旁边，硬是拉蒋介石坐下来，如此才化解了这一紧张与不愉快的情况。这个细节在论文集中也被引用。
该文详细叙述了“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的辞职风波，以及胡适的应对。另外，最后一节“平心论徐复观先生对胡适先生的批评”，将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与《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一并摘录，最后说：“徐先生在胡院长生前和死后所发表文章，使我感到无限的错愕与矛盾。何以徐先生在前后不过几个月中，对胡适的评价会有这样重大的改变呢？”
【简评】一、关于徐复观对胡适的评价前后反差甚大这个疑问，黎汉基的《徐复观与胡适》大体解释清楚了。可惜的是，作者永远无法读到了。
二、这篇文章颇有史料价值，《追寻》中有几篇论文都引用了陈诚强拉蒋介石坐下这一细节。
三、从文章披露的美国财团对“中研院”近史所资助的金额看，蒋介石给胡适的45000美金真不是一笔小钱。
四、郭廷以与胡适的关系，值得探讨。读文中所附胡适给郭廷以的信，胡适似乎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