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杂录》，谢泳著，文汇出版社，2023年8月版
谢泳教授的新著《写本杂录》是作者近年来发表于学术刊物、学科论文专辑和各大报刊的论文及文章合集，包括《陈寅恪晚年诗笺证七则》《冼得霖〈双璧楼吟草〉》《永福堂〈西厢全图〉发现记》《稀见宝卷经眼录》等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所论述和依据的文本多是写本（抄本），而又涉及刻本文图、油印本等，既以史料发掘及版本研究为核心，同时也有文体、观念、思想内涵及传播语境等层面的问题意识及论述，所谓的“杂录”之中其实更有专论的性质。
实际上，我认为把该书归为“文史类随笔作品集”并不是很恰当。但是在时下的学术生产体制看来，只要不是以固化的论文体裁话语出现，就可能会被归入“随笔”一类。这对于许多真正有功力、有真正研究创获、在写作文体上却比较自由的文史研究者来讲，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文体上的“研究歧视”。另外，我也注意到收入该书的文章几乎都是近年发表的，其中有八篇发表于去年，如果把文章的议题、内容和观点与发表时间联系起来，对于读者来说或许也是一种不无思考意义的问题意识，可以折射出时代语境的某些多元复杂性，或可以写入关于《杂录》的杂录。
谢泳在该书“自序”中首先谈到的是在当下电子读物与电子检索文献盛行的科技时代中，文史阅读与研究中的“趣味”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有趣的文史问题”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作者认为：“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词语，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自序，I）这的确是一个容易被今天那些纯粹依赖电子检索、被论文生产体制约束的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什么是“有趣的文史问题”？怎样才能发现“有趣的文史问题“？作为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意识”，这恰是一个容易被遗忘和被遮蔽的问题意识。要研究的问题必须要有研究价值，除此之外还不应忽视了有些问题不但有研究价值，同时也是有趣的——尤其是对于文史研究而言，在“有趣”中其实往往也包含有从“问题”中提升出来的另一种价值，使研究成果的内涵更丰富、更能启发人的心智。
二是文史研究与交流的过程对于研究者而言的“趣味”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同上，II）应该说，在这个一切都以效率、实用为标准的科技时代中，学术界的“内卷”越来越厉害，研究工作与闲适和趣味的背离已是大势所趋。谢泳提出的文史研究也要求“趣”，本来是很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真问题。不过，对于那些正在当下学术生产线上奋力拼搏的“青椒”来说，“闲”与“趣”也的确是一种奢望了。但是，尽管已经不是梁启超、胡适他们的时代，人文研究学者的“闲”与“趣味”仍然不可轻言放弃。
实际上，在作者所讲的“闲”与“趣味”的论述中包含有文史研究的方法论与精神体验，是以研究者的阅读量、研究功力甚至是天赋为基础的。作者认为，“文史工作还是原始阅读为上，早年记忆优先，电子检索靠后，通过机器产生的发现乐趣，对记忆和联想力的要求相对较低。敦煌卷子发现后，王国维他们因为有早年深厚的知识基础，一看就能与过去的记忆建立关系，很快就有新的发现”（同上，I）。阅读量和记忆力虽然在今天会遇到电子检索的强力挑战，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有道理的：“网络时代，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其间，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术，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学者的趣味。”（同上，II）机器能在瞬间帮研究者找到的究竟是史料还是现成知识可以先不去纠缠，但是说知道要找什么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这的确是研究者的甘苦之言。也只有在阅读、记忆、领悟的基础上，文史研究者的天赋才情才能勃发出来，才能使研究成为一种极有趣味的智力活动。作者还谈到过去文人学者多有逞才炫博的毛病，陈寅恪、钱锺书也不例外，但是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展现的智力乐趣，“文史知识要瞬间联想和脱口而出才有意思”（同上）。能够享受这种乐趣也的确是令人神往的境界。
作者在序言中并没有对作为一门重要学术领域的写本研究展开论述，只是强调指出了写本研究在电子检索时代更加凸显的重要性：由于写本通常所具有的唯一性（特殊情况下少量抄本例外），在其未经研究者重视之前是无法进行电子检索的。重视的前提首先是发现，而发现除了有偶然性之外，更有赖于研究者的目光。作者在书中有多篇文章讲述的就是在自己收藏的民间抄本中的发现，以及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并且加以研究的成果。
写本研究在文史界早就不陌生，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写本学在中国似乎仍然属于新兴学科，所关注的“写本时代”主要还是指宋代之前的简牍写本时代和纸写本时代。在西方学界的写本研究不仅关注书写的内容，同时也很注重对“写本”的物质形态、生产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以致有专门的“实物写本学”（codicology）（参阅冯婧《欧洲实物写本学简论》，见伏俊琏主编《写本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20年）。谢泳书中多篇文章研究的是明清民间抄本，不但关注和研究书中的文字、图像，而且也很细心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些抄本的物质形态，如纸质、装订、磨损、折痕等情况。可以说这本“杂录”也从一个研究者私人收藏的角度带给读者许多有关写本研究的前沿信息。
从谢泳对写本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中想到德国美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无名之学”（la scienza senza nome），就是以博学与记忆为其基础，他收集了各种手稿与图像绘本，极力在文献学、图像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阅读与研究中发展出一门真正的“关于西方文化的人类学”。另外，英国思想史家约翰·布罗（John Burrow）在他关于“历史的历史”的研究中谈到了古物学者的档案研究，他说十六、十七世纪的古物学者开始从事档案研究，他们的动机常常是政治性的。然而在十八世纪他们的档案研究经常被诋毁和贬低，“因而对历史研究的历史形成扭曲的看法，即便后来对档案研究的态度有所改变”（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92页）。但是值得这些古物学者、写本研究者骄傲的是，二十世纪重要的古典历史学和史学史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的论文《古代史与古物学家》认为他们作为古代传统和遗存的收集者和研究者——虽然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人文主义最典型的概念之一。莫米利亚诺说“对原始文件的偏爱，在发现赝品方面的天才，在收集和分类证据方面的技巧，特别是对知识的无限的爱，这些是古物学家对历史学家‘伦理’的贡献”（莫米利亚诺《历史学研究》，王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页、50页）。关于文史研究者对前人手写文字的痴迷与趣味，德国著名古典学家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f Pfeiffer）在谈到十四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时候，说他对古代作家的作品心领神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古人“文字的隽美与铿锵”感到痴迷；对他在遍寻古代手抄本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和复活了中世纪的加洛林小写字体（Carolingian minuscule）给予高度评价（参见鲁道夫·普法伊费尔《古典学术史（下卷）：1300-1850年》，张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一章 意大利的前人文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开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些评价和赞誉都是历史上的文史研究者的人文荣耀。
收入本书的《关于陈寅恪的晚年诗》一文主要谈解读陈晚年诗的态度、方法与旨趣，重点是对陈诗今典的寻找与理解。谢泳认为“陈诗今典很重要，如不寻出陈诗本事，有些就成打油诗了，我想陈先生还不至于无聊到那个程度”（第3页）。但是寻找今典并不容易，余英时、胡文辉等诸家解陈诗今典也多有不同解释，因此作者在本文开头就强调“每种解释都是个人理解，没有对错之分，不同的理解只是为了更切近陈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状态。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选择中比较，接受自己感觉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不接受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无非一首诗，虽然陈先生足够伟大，但晚年一首诗，也不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第1页）。这种宽容与自由交流的心态无疑是对的，我也很赞成。但另一方面我想恐怕也不能绝对地说没有对错之分，因为陈诗中的今典之所以重要，恰是因为如作者所言“陈诗今典，可能涉及郭沫若、冯友兰、章士钊、岑仲勉、高亨、陆侃如夫妇等”，其中应存在有具体所指人或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今人的解读在客观上就必有对错之分，只是可能一时难以判定而已。
作者接下来在对1961年9月3日陈寅恪《赠吴雨僧》绝句最后一首（“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讵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的解读中说：“……胡文辉寻出的今典是郭沫若，我后来注意到冯友兰一首诗中语词与陈诗的关联，以为是指冯友兰。这几种意见，都注意到了陈诗可能的寓意，各自都有一点儿根据，接受哪一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理解陈诗提供了多种角度，以后根据更多新史料或偶然联想，再出新方向，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第2页）这还是说明在客观上实有对错之分，只是有待以后有新史料或新看法再作探讨而已。谢泳在该文中谈到自己曾经注意到黄云眉发表于1955年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完全不同意陈寅恪《论韩愈》的观点，由此而想到该诗中的“蓬莱清浅水西流”或是表达了陈寅恪对黄文或山东大学教授的不满情绪。“但有黄云眉文章一事，如此联想，不过增加一点儿阅读趣味，似也不必太认真。”（第3页）在努力发现真相、尽力弄清各种解读今典的对错之外，这又回到了文史阅读与研究的趣味问题。
关于在陈诗解读中坐实今典的意义，谢泳在《陈寅恪晚年诗笺证七则》有更多阐释，读来既有趣味，亦有无言的历史苍凉之思。1952年陈寅恪有《吕步舒》和《春秋》两首绝句，全诗分别是“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石碏纯臣义灭亲，祭姬一父辨人伦。春秋旧说今皆费，独讳尊贤信是真。”（北京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谢泳首先说“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下册（第672页）对两首诗的古典今典解释详备，此不备引。明示诗旨是‘儿子、学生批判胡适’，可成定论，但断语稍宽，现略作补充。此诗今典是指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文辉兄注释已列陆文标题，但未引原文。”（第5-6页）接下来分别论证了陆文具陈氏闻见之可能、陆与胡适的关系以及在批胡运动中的严厉表现，最后结论是：“陈诗用典明显，吕步舒本为董仲舒弟子，读董氏文字而不知为师所著，诋为‘大愚’，差点儿送了老师的命。‘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两句，最合陆侃如身份出处……此今典坐实，陈诗《春秋》自然也不难理解了。……此诗文辉兄解释相当完备，似无必要再费时间，但因此诗曾被许多文章误认为是指程曦或另有所指（文辉兄早指出，程当时没有写过批判老师的文章），所以坐实今典，还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意义。”（第6-7页）所谓坐实，也就是逐步弄清了对错。
第二则解陈寅恪作于1954年季秋的《贫女》诗（“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作者说：“《贫女》今典，余英时解为……逼陈为文，胡文辉释为‘统购统销’政策，我解为陆侃如、冯沅君修改《中国诗史》，今再添一解。”（10页）谢泳自己的新解指向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初版，1955年修订版）。“依师生关系论，陈寅恪是刘开荣最应感谢的师长，著作又完全在陈寅恪专业范围内，但刘修改旧作，新版虽仍称陈寅恪为先生，但旧著中肯定陈著的话，多数删除了。”（同上）问题是从时间上来说陈诗在前，刘著在后，陈诗的感慨似不能针对刘著。谢泳则根据刘在1955年版“后记”中专门感谢中山大学王季思曾以书面提出修改意见，由此联系到“当时王季思与陈寅恪同居一楼，虽思想倾向有较大差异，但一般交往应属正常，存在知刘著修改的前提”（同上）。这样的推论还是有说服力的。令人不无感慨的是，“挑灯裁作入时衣”，恐怕于今尤甚。
《冼得霖〈双璧楼吟草〉》记作者于网上见冼得霖油印诗集《双璧楼吟草》，“判断即是《双璧楼诗集》，想其中或有陈寅恪史料”而购得。陈寅恪1950年1月曾作七律《纯阳观梅花》，过去仅见冼玉清和诗《漱珠冈探梅次陈寅恪韵》，谢泳在冼得霖诗集中首次发现并录出冼得霖和诗《纯阳观观梅次陈寅恪先生原韵》：“一枝秀出数株梅（观在漱珠冈上），问讯何人冷自开。真赏转从残蕊后，奇根原合倚时栽。茫茫尘海宁无侣，寸寸春心未肯灰。我亦看花来较晚，风前携句且登台。”谢泳的解读是：“冼得霖和诗出现，对理解陈寅恪当时的心境极有帮助。初到岭南，陈寅恪的感受不仅是寂寞，更流露了一种绝望情绪，他和冼得霖是两代人，对时代变化的感觉差异很大，敏感程度也完全不同，冼得霖的认识是‘奇根原合倚时栽’，所以同为教员，他的选择是‘寸寸春心未肯灰’。冼得霖诗集所用题目及诗中古典，也曾多次出现在陈寅恪诗中，冼诗陈诗对读，有助于研究陈寅恪晚年诗。”“冼得霖《感事五首》《后感事五首》，似与陈寅恪处境相关，诗意感慨，也与陈寅恪当时心情相近，推测所谓《感事》或包括了与陈寅恪交往的感受。”（49页）
在陈诗今典及心境的解读中，谢泳多有引述文辉兄《陈寅恪诗笺释》及余英时先生的释读观点，同时也时相切磋。从“闻见之可能”到发现陈诗中“别具深意”的敏锐感受，均依据新材料而提出新解，同时也不忘对释证过于曲折或判断略过宽泛而未能明确释出等往昔解读的反思。在此正好回应了作者在“自序”中讨论的问题：在电子检索时代中的文史阅读何为？很显然，再先进的电子检索恐怕也难深窥陈寅恪当时的心境，只有像胡文辉、余英时、谢泳这样的功力深厚的文史阅读者、研究者才能发现其中“有趣的问题”。
《永福堂〈西厢全图〉发现记》一文依据文本痕迹、图像描绘、画面题词及相关文献信息对这本清代画稿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释，具有重要的写本画稿图像研究意义。关于这本画稿的创作时间，画稿封面仅有“癸巳冬季”四字，作者先后依据文献产生地、《西厢记》存世抄本及刻本与该画稿中题词字句以及地方口语的对勘、画稿图像的人物、景物及构图等与存世《西厢记》版刻图录及绘画作品等方面的考证，得出该画稿创作时间应在清代，洵为确论。“考证”中的第五点，谓“永福堂本框外题句，因与原作不协调且字迹亦与原题笔迹不同，应是熟悉《西厢记》读者随意题写……虽个别词语略有不同，但均是《西厢记》戏词，一定是《西厢记》对普通民众影响大，受影响读者见画稿凭记忆随手写出。……这些随意题句或可从另外角度解释为《西厢记》对普通民众产生较大影响，戏词流行是戏剧影响的重要表证”（153-154页）。这可以看作是图文互证的作品影响研究之一例。关于这本画稿的艺术价值，作者认为“画稿系毛笔白描，间有墨色晕染，以院墙、屋宇、屏风、树石为主要装饰元素，人物脸型男圆女长，体形男胖女瘦，画面以突出人物为主。画稿线条流畅，背景结构协调，画面人物喜怒表情突出，造型生动，虽是民间画手，但具艺术水准”（156页）。有点遗憾的是，由于该书开本很小，一页四图的排版令画面更小，难以清楚观赏。大体看来，似乎还可以加上画中人物情态生动、相互间呼应自然，也就是有较强的叙事性与感染力，一定会令当年的观者感到熟悉和亲切。“脱离剧本以绘画形式出现，说明《西厢记》故事已深入民间，是其传播中的重要文学史现象。”（156页）
《新见清抄本〈琵琶记〉绣像》也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因为确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有手绘插图的清抄本相对难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本“成本绣像”在常见戏曲抄本中或为特例，它依刻本抄写，所有插图依原样过录，但在版画工艺与手绘线描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在依样过录中，绘者如何改变原图，常常可见对原作的理解及判断，过录原图的增减过程，可反映一般民众对原作的理解程度，这种理解中包含对原作的不满或认同，也是研究《琵琶记》阅读接受的一个实例，大体来说，去原图越远，越具研究价值，因差异是阅读接受心理活动的具体反映”（159页）。
最后还是回到“写本研究”吧。作者认为，“写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须最早发现原抄本，进入图书馆和收藏机构的抄本逻辑上均有记录，有记录的东西对机器来说都不是问题，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则在发现，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抄本，如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宝卷、杂字、蒙书、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等。如果研究者能将眼光投向这些未经注意的东西，就会产生知识增量，才是有意义的学术积累。”（自序，III）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这本《写本杂录》的学术贡献的表述，当然还要加上的一条：也是有趣的文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