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市元佑宫对面现在是一片荷塘，四季都有人忙忙碌碌。这座明朝嘉靖皇帝赐名，原本以为焚修祝厘的宫观，在几百年后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不断地被废弃又被整葺，变身为不同性质的活动场所，但每一次都不免让人重新唤醒它的历史。不仅是元佑宫，任何一处历史遗存，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层累的记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时间跨越明清的碑刻还有铁钟依然保存在元佑宫内，大殿后面的草地上则散落着从它处搜集来的碑铭。郑振满老师先是带着大家辨析铁钟上的铭文，然后带着学生们阅读残碑上的信息，他将一把面粉涂抹在碑刻上，石头上显现出工匠雕琢的沧桑文字，而文字后面隐藏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被一一道出。
读碑。戴草帽者为郑振满教授
这就是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日常，每个夏日，诸位先生集中讲授相关课题，尔后导师又领着学生进入田野，不知不觉已至第七年。此届研习营主题为“荆楚文化”，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研习营试图培养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对田野调查的兴趣，学习调查的基本方法，透过实际的考察和地方视角，加深对文献的认识并提出新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两岸、亚太甚至欧美的师友交流知识、激荡思想，同时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研习营邀请教授的讲座，或就该次主题命制，或早已成为同领域的典范。而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在陌生领域中，融会贯通诸师切入问题的角度，思考的方式。教授的讲座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讨论的起点，学生带着来自讲座中的疑问进入田野，在传统文献和实地经验的互相映照下，不断验证、补充、批判课堂上所学。
博采众长
以“荆楚文化”为名，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在处理较长时段的历史中，勾勒出这片区域的文化谱系和整体情况。邓淑苹教授“从湖北出土两周玉器探周、楚文化的差异与消长”，总结出华东、华西相争之模式，而非惯常使用的南北之分。她以三个区域的出土玉器来作分析，一是以随枣走廊为核心的曾国，二是以荆州为核心的楚国，三是楚势力扩张后的楚国墓葬。不同文化区块碰撞，其结果是曾国逐渐被楚化，而复合华东“物精崇拜”与华西“同类感通”的出土玉器揭示了这一现象。余西云教授则以陶器为主要证据来论述“江汉地区的文化变迁”，其中对于“风格类型学”的反思令人获益。他批判了以往出土报告所使用的“文化序例”，认为该方法只能呈现出土器物时间上的先后，无法确定它们在发展上的关联。所以，研究者应将重点放在对“文化谱系”的构建上，重新组合器物类型，但这需要更多的参照项，如对烧造技艺的分析等。
与早期文明不同，晚近的地方历史可以通过直接的田野调查去发现。杨国安教授“‘江西填湖广’：明清湖北移民、生计与宗族发展”之目标就是“寻找土著”。在他主要的田野点鄂东南地区，仍旧保留了大量的支祠（公屋），而在这种社会组织上形成的“供太公”习俗，即把太公从一个支祠移入另一个祠堂，也还在重大节日中上演，并在处理地方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自然生态至经济形态，再至社会关联，乡村的聚落形态；聚落的地理、交通；聚落住宅的形式与空间分布；以及散落在此地的坟冢墓地都成为了生产史料的重要场景，也提供了与“由上至下”完全不同的视点。
找回文本的生命
尽管取名为“荆楚文化”，但人文学者都会警惕铁板一块的论述，其中对于鄂西南社会文化的讨论就显示了区域内部的重大差异。王明珂教授一直躬耕于华夏边缘之议题，此次“盘瓠子孙记忆：文本中隐藏的景”仍围绕着“唤醒”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展开。他在演讲中不断追问，什么现实造就了“表征”？一个族群如何经验、记忆、回溯、叙述过去的事实？在族群历史叙述的模式下，历史怎样告诉现实的人合适地行动？我们需要找回文本的生命，从选择符号，到制造文类，再到设定文本的社会功能，其中要思考的是为何中原人要创造如此的故事？被称为蛮夷者是否接受了这样的故事？而自称为子孙者，又怎样去叙述？当本土叙事中的盘瓠变成了盘古，甚至将如此的祖先故事作为反抗征税的依据，地方文本已悄然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
王明珂教授
胡晓真教授的“明清文人纪游与南方土司的文艺之旅——从《容美纪游》谈起”将边缘叙述与经典文本结合起来，顾彩的日记体游记《容美纪游》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互为显隐。她认为顾彩的旅游不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旅游，而是一种深入的壮游。这趟的旅行的出发点和终点究竟是何地，可以存在多种阐释。一个看似边缘地区的首领——容美土司——正在豢养家班，编辑文集，塑造祖先，而明清易代的政治现实又不得不让身处“桃花源”中的人们做出回应。以往绝然二分的模式显然在此地失效了，它只是一个附属中原王朝的政权吗？它的社会结构又是怎样被汉文化所改变的？
对于文献的准确分析和情景式解读是学者的工夫所在。陈伟教授“楚人的宗教世界——从楚简资料切入”，其论述建立在对包山楚简的细致解读上，从此他归纳出卜筮的规则，进而构建出楚人的神祇系统。而王汎森教授以质疑梁启超《清代学风的地理分布》开篇，论述“明清两湖一带的思想活动”，从晚明李贽在麻城与耿定向的争论成就时代之潮流，至道咸后王柏心的经世思想，湖北在学术思想史上不应当被忽略，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气。但“文本性质”仍旧值得反思：一个文本在何时被生产出来？它的写作者是谁？它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中发挥效用？它又在被谁观看？看似私人事件怎样以公共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又如何经过历史推移而产生了结构性的文本？
“流动”与“稳定”
小记最后要提及的“流动”，是在田野与讲座交汇中，学生和老师共同关注，并引发激烈辩论的一个概念。这次田野从武汉出发，考察至钟祥、襄阳、武当山、随州，先缘汉水上行，而后折回，大家都发现一种无所不在的“流动”发生在荆楚之间，涉及物质、人员、思想等各个层面。我们仔细分析“流动”，便是在研究一种新事物的介入，它们怎么创造有效的组织形式，而地方上的原有群体和文化要怎样去面对挑战和冲击的事件，其中修建显陵而引起的地方势力的消长就是绝佳个案。然而，我们也要权衡“流动”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不同城市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都有重大区别，例如钟祥以王权为依托，襄阳则是四通八达的市镇型城市，发生在两个城市中的“流动”恐怕是不同性质的。当“流动”成为常态，一种“稳定”便应运而生。无论是李丰楙教授、刘苑如教授在“期待太平：刘宋、李唐创业、征战与护国叙述”中所讨论的图谶与地景，还是郑振满教授“民间信仰与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所提到的“地方行政体制的仪式化”，其核心都离不开个别群体与地方文化的自主选择。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地方社会最有效、最经济的制度就是宗教，它不可协商，不能被质疑，无法讨论，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但这也赋予了统治者以合法性。（文/董显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