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作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丛刊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12月3日，该书作者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重新聚首，与同行学者一起交流写作出版的旨趣与感想。会后，将各位的发言整理成稿，供想要进一步了解这本书的读者参考。
陈侃理：
各位老师、同学，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欢迎参加《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新书出版座谈会！
这本书从2013年开始立意编写，约集作者，到2014年、2015年两次在北大召开编辑工作坊，再到现在成书出版，前后超过10年。由于疫情防控的阻隔，我们有些作者彼此也好几年没见了。今天终于能够在老地方重聚，非常开心，感慨万千！
今天到场的，有第一章《文字发展》的作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郭永秉教授、第三章《律令法系》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张忠炜教授、第四章《徭役制度》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凌文超教授、第六章《政区地理》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孟龙教授、第九章《里耶秦简》作者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鲁家亮教授。还有三位作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来到现场，也都在线上参加座谈，他们是：第二章《文书行政》作者中研院史语所的刘欣宁老师，她现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五章《军事制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闻博教授，他正在日本访学；第七章《信仰世界》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天教授，她在陕西周原遗址带学生田野实习。我是第八章《时间秩序》的作者陈侃理。
此外，在场的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承慈老师；我们的同行，也是今天的与谈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孙正军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郭伟涛教授；还有两位更年轻的与谈人，都在读研究生期间参与过书稿的编校，他们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李屹轩老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的王景创老师。牛津大学圣安学院的中国学教授罗伯特·恰德老师也来了，他现在是我们历史学系的人文特聘教授。还有其他老师和同学，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欢迎各位！
借着主持座谈的机会，我先简单说几句，介绍两个背景。
第一，《重写秦汉史》这个书名是出版过程中才定下来的。从最初编写这本书一直到向出版社交稿之前，我们各位作者都把书稿称为《出土文献与秦汉史》，改名为《重写秦汉史》，不是说我们觉得已经“重写”了，或者仅靠出土文献和我们几个人就能够“重写”。取这个书名，意思是要开一个头，提出一份倡议、一个邀请。希望大家意识到，重写历史是每一代历史学者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而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也使我们有条件、有义务、有信心去重新思考秦汉史中的重大问题。
第二，这本书是所有作者共同努力协作完成的，每一位作者都竭尽所能做出了同样多的贡献。我这个“主编”是为了出版方便，不得已挂名的。各章的观点、创新属于各章的作者，而各章也因为作者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看起来不那么整齐划一。这实际上恰恰反映了所讨论问题的特点和作者的风格，反而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借了“主编”的特权，我的编后感已经在《后记》里表达得比较充分了。作者们看到十年努力终于成书，一定也有很多感慨，却还没有机会发表。这次新书座谈，就是想请作者们谈一谈写作的心路历程、心得体会以及对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的未来有什么看法、期许。我想大家一定有话要说的。
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请本书问世不可或缺的功臣，也是这次座谈会另一个主办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毛承慈老师来说几句。大家掌声欢迎！
毛承慈：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上午好，非常荣幸能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来和大家当面交流。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版敦煌西域文献，目前在甲骨、金文、简牍等方面，均有涉猎，且渐具规模，渐成系列。我接触到这本书还要回到疫情时代。2022年4月，有一天接到了侃理老师的电话，他说出土文献所打算出一套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的丛书，丛书框架设想宏大，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觉得未来大有可为，一方面又特别焦虑。最终感谢陈老师愿意等我们，信任我们。去年“双十二”的时候，我收到了陈老师发送的《出土文献与秦汉史书稿简介》，看完编著旨趣、篇章结构和作者阵容，我第一反应是书很好，但书名起的过于谨慎了，不妨大胆一点。这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讨论出土文献给秦汉史研究带来了哪些新内容，提供了哪些新思考，我直觉这是在做重写秦汉史的工作，于是我就提出来能不能把书名改作重写秦汉史。拿到书稿以后，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误。每个专题都高水平综述了出土简牍中的代表性资料和近年来对本领域的推进、潜力和前景展望。丰富饱满、扎实缜密的学术梳理和反思毫无疑问会实现最初的设想，更新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学术范式，向重写秦汉史迈进。丛书还有荣新江老师的《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刚刚出版，本月即将推出。明年我们还有两本推出，希望大家关注。
书已经出版，影响正在持续发酵，我们是不是以五年为期来对《重写秦汉史》进行修订，推出第二版、第三版，等等，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希望大家能继续把这些版本交给我们出版，我们将继续做好编辑出版的服务工作。谢谢大家！
陈侃理：
谢谢毛老师！下面，我们就按照各章的顺序，请作者依次发言吧！
《重写秦汉史》出版座谈会与会人合影
2015年编辑工作坊
郭永秉：
感谢侃理兄和北大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召开此次座谈，让我们这些多年的朋友能在疫情睽隔三年以后线下相聚。侃理主编这本书是真正的主编，不是挂名，居功至伟，深心敬佩，没有他的始终不渝的初心，这本书不可能成书。从策划构想到落实章节人选，从初稿阅看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到校审核对统一体例，每一年的坚持不懈地催促大家到最后的几轮校样，都是他亲力亲为，这样一个分居各个单位、各自都有比较繁忙的课业和研究、关注的范围又比较分散的写作共同体，能够最终形成这样一部有一定规模的书，确实很不容易。我自己拖稿比较久，很惭愧，每次年底收到侃理催稿信都很惶恐不安，十分感谢侃理和在座诸位多年的付出。
当然，这本书产生拖了十年，某种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当时承诺撰写的各位，在各自领域和题目上的认识都有很多提升，一方面是材料在这十年中刊布密集，另外也是自己的学力学养都在积累提高，十年前写和今天写，可能情况是大不相同，所以总体上我想这本书能代表我们几个同事在相关问题上的最新看法。
就我这第一章来说，我当然也很感谢侃理能把文字纳入秦汉史书写的范畴中间。因为，过去写史不会专门列一章谈谈文字状况如何，除非先秦史，有的会介绍一些材料，比如写殷商史肯定要谈甲骨文。我以前追随裘先生做过“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的项目，所谓文化意义就是跟历史社会等问题相关的，这个项目对我这一章的写作还是颇有启发的。《重写秦汉史》把文字列为一章，有它特殊的意义，侃理的这个策划可谓高瞻远瞩。
利用新出土文字资料来重写秦汉历史，与此后基本上利用传世文献和文字不成为识读障碍的时代，情况不太一样。这四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众体具备”的文字时代，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我在复旦上文字学课，给学生看课件，从睡虎地、银雀山、阜阳、马王堆、北大汉简，一直放到海昏侯墓的简牍。我跟学生说：“你们看这些字，有没有感到历史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文字体式变迁中折射出来的时代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文字字形、形体结构从蒙昧模糊逐渐清晰明了了，确实是非常直观的。中古以下，文字定型了，便不会有这种观感。这本身我觉得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文字的本体也与很多历史问题相关，教育、识字、考课，文字规范整理，经学今古文学术文化问题，包括秦汉之际的古文所反映的历史变革等等。这些内容在我这一章有所涉及，但因为认识浅显，只能蜻蜓点水谈一谈粗浅的认识，写得不见得到位，很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刘欣宁：
很荣幸能参加这本书的写作工作。八九年前的会议中讨论“文书行政”时，尚且是一个让人略感陌生的新领域，近年已经蔚然成熟，有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投入此一研究。例如《史语所集刊》每年刊载的十数篇文章中，即有一两篇或两三篇属于秦汉文书行政领域作品，比例堪称突出。
“文书行政”是一个涵摄相当广泛的领域，几乎所有文书简牍涉及的课题都可收录其中。思虑过后，我决定聚焦文书的“沟通”机能，挑选三个主题进行写作。即使如此，已占据本书庞大的篇幅。感谢主编的包涵，让这篇文章的思路能够完整呈现。
我十分认同本书编辑的理念，希望本文能以整体性的框架整合细碎化的个别考证，既协助初学者入门，也提供前沿性的思考。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由于个人的学术积累不足，耽搁出版进程，相当抱歉。希望本文的出版，至少提供一个批评改进的基础。
“文书行政”是一个十分适合年轻学子的领域，只要愿意耐下性子仔细分析材料，即容易得到成果。我曾经被其他领域的学者问及：为什么你们能做这么枯燥无聊的工作？我想，一方面出于历史学者纯粹的好奇心，材料就在眼前，只要动手即能解答疑惑，为什么不做呢？一方面则是深信从单纯的历史现象之中，可以发掘与历史大课题之间的联系，而这也是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地方。
展望“文书行政”的未来发展，由于材料较丰，且具备重复性、格套化的特质，颇适合以数字人文工具进行研究。当然实际如何操作，仍需跨领域的合作设计与实验。
张忠炜：
本章得以撰写，源自侃理老师的诚意邀约，且有机会向诸位青年才俊学习，故承乏受命。从接受任务、撰写、打磨到一校、二校、三校，正式出版，整整十年。这十年间，诸位才俊已然成为学界翘楚，忠炜得附骥尾，与有荣焉。
之所以能够提出一己之见，完全是拜考古发现所赐。张家山M247简牍的发现，使笔者有机会审视旧说，对律令与汉科等问题展开研究；兔子山七号井汉律木牍及胡家草场M12简牍的发现，使笔者有机会继续深化己说，对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与汉律体系等展开新研。感谢考古工作者的辛苦付出！
就个人研究经验而言，对于简牍等出土文献，在特别关注文字内容之外，还要关注文字外的信息。换言之，简牍等资料是考古发现的一部分，需要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认识，这种认知传统海外学者无疑积累更多。何四维、罗泰、风仪诚、冨谷至、籾山明等，可以说无不如此。借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中国学者如要对社会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头一件要做的便是把西方社会科学学好。中国史料里面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种种真理，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闭关自守的学究所能发掘出来的。”
写作的初衷是想要给读者提供认识便利，能否如愿，非个人所能掌控，诚心诚意地期待学界的批评；对于写作的内容，也请读者持审慎态度，因为它只是作者的一己之见，有心者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重写”的。
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生生不息！
凌文超：
经济史研究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近年来随着简牍文献的增加，利用简牍资料进行秦汉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过，十年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青年学者并不多。侃理兄注意到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便力邀我来写作“赋役制度”这一章，以免这部书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内容。接到这一任务时，我心中实在是极为忐忑。原因有三：一是我当时的研究重心是走马楼吴简，在秦汉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积累非常有限；二是已有好几部秦汉经济史、赋役制度研究的著作，是初学者很好的入门参考书，要化繁为简、推陈出新、深入浅出地用一章内容写出新的入门读物存在很大的困难；三是秦汉赋役制度在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极为简略，古往今来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各种可能性解释，近年来随着相关出土文献的陆续刊布，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研究也在诸多的争议中常写常新。
在各位学友的关心、鼓励和帮助下，我边学边写，总算是完成了相应的字数，便以“徭役制度”为题聊以塞责。至于赋税制度方面，虽然我有一些积累，也发表过相关文章，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一鼓作气写出来。因为在研读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汉魏之际赋税征缴虽在新出简牍文书中有诸多记录，但制度上的变革看起来极其剧烈而复杂，深刻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课题应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研究的重点。据说侃理兄有编《续编》的计划，希望今后有青年学者能够接续完成这部分内容的写作。
需要说明的是，在写作前我虽对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的复杂程度早有预计，但在写作过程中随着新出简牍文书中与赋役征派相关的内容越来越多，赋役征派逐渐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在新史料的带动下，学界又得出了诸多新认识，无疑增加了本章的写作和修改难度。加上对以往学术史进行梳理，不可避免地要对先行研究进行选择和批驳，从而形成倾向性意见，因此本章蕴含了不少一己之见，有可能也不一定正确，希望读者诸君多加留心，当然更期待大家的批评。提交初稿后，我依然想尽可能地将最新成果吸纳进来，并且于2022年4月在英国访学期间还克服困难有过一次增订。但遗憾的是，拿到校样后，实在无力在短时间吸纳日新月异的研究成果，完成进一步修订。因此，“徭役制度”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大抵截至2022年初。
本书的写作，于我而言，不仅收获了信任，也增长了见识，更增进了友谊。当拿到这本沉甸甸的书，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忝列其中，既深感荣幸，又诚惶诚恐。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合理的指引，少走一些弯路，避免一些深坑，当然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从事秦汉史研究。
孙闻博：
时日已然模糊，场景却很清晰。那是一次会议的晚餐之后，大家仍在交谈，侃理师兄走来，邀请共同来做“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的撰写，具体负责“军事制度”的专题。关于基本设想与写作体例，当时交流及后来两次工作坊上聆听的信息始终一致。每一专题，首先是关涉的出土史料的基本介绍，然后是利用出土文献可以解决秦汉历史这一主题的哪些问题，并进行具体示范，最后是未来研究的展望。此章撰写严格遵循这一精神，同时得到鼓励和支持，立足既有研究基础来开展工作，完稿较早。十年之间，材料不断涌现，修订始终不辍，唯论证及认识，基本未变，接受了初步检验。需要提到，秦汉军制探讨或非就制度而论制度，重在相关变迁对国家体制建构的影响，故详略有所取舍，关怀也由军制进而及于其他。
本书原拟书题为“出土文献与秦汉史”，虽然朴实，但是凸显了核心论题所在。相关研究固然持续开展，然从理论方法层面思考的文字，却不多见。所言易被理解为利用简牍等新材料来研究秦汉史，其实本质上是关于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文献学、历史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各有边界。文献学立足文献，研究最终也归于文献。历史学立足文献，研究最终指向历史以及历史解释。文献学依凭存见文献，持论谨慎，是历史学开展的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受到实际留存不那么完整的文献的“限制”，较难作出通贯整体性的解释，也较难对没有留存文献的那一部分世界予以洞察。历史学虽同样强调“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但更注重在扎实辨析和处理史料的基础上透物见人，注重在落实时、地、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对制度发展路径与历史发展趋势的体察认知。只要切实处理好史料，即便材料在完整性上并不那么完美，历史的发展路径和基本方向还是可以尝试把握的。以个人早先阅读有关史料并略有实践的古代史晚期研究为例，政治史辨析甚至可以发现不止一处其他语种史料在译介中的翻译疏误，并予纠正。这出乎我当时的预料。由此，历史学，特别是制度史、政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学科领域特征。制度史、政治史的威力，是不宜低估的。
至于出土文献，过去常被称为断简零篇。现在随着新材料的数量增长和内容丰富，情况正在改变。阎步克先生曾说“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波峰与波谷》“序言”）。简帛材料中的古书部分，呼应文化，现在不仅《尚书》，连失传甚久的《乐》书也有所发现了。简帛材料中的文书部分，呼应制度，现在不仅制度依据的法律文献不断有新发现，而且制度实际运作的行政文书、司法文书也有大量出土。2022年3月，《日就月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录》出版前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曾嘱提交一段视频，当时在祝贺同时，提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研究、特别是早期方面会产生一些结构性的影响”。这里所言，首先便是指对史料结构的重大影响。
而就秦汉史而言，这是一个在经历空前历史大变革下结束纷乱、完成统一、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强盛王朝的历史时期，影响后世深远，对理解今日也颇为关键。秦汉文明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官僚制，涉及皇帝制度、律令体系、文书制度、官僚组织形态、地方行政和基层治理，但史书对“有司存焉”的上述内容涉及不多。秦汉历史的真正面相由此隐没。出土文献的意义在重估，为重估秦汉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史的地位意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条件。
现在技术发展迅速，学术研究与历史学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此，谨以两句旧语作结：
提高了效率，但对思考要求更高，对问题的解决程度要求更高，对“人”能够做出怎样的独立的创造性贡献，要求更高。
世界精彩有趣，仔细体会，多样之下、急速变动之中，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
马孟龙：
出席这个会议，我内心非常激动，因为终于盼到这本书的出版。与其他作者大多经历陈侃理先生的催稿所不同，我是第一个交稿的作者，那是在2015年，此后我陷于漫长的等待。
这本书各章的写法并不相同。我负责的“政区地理”一章主要采用学术史综述的形式，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出土文献发现对秦汉政区地理研究的推动作用。由于这种写法，就要通览前人研究，总结出一套叙述体系。2015年以后，几乎每一年都有重要的秦汉出土文献公布，随即产生大量研究成果。这就给我负责的这一章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一是我脱离了高效的单身青年学者状态，不仅成家生子，还要承担比较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很难像以往那样随时追踪最新研究。二是新的出土文献公布，有时会颠覆以往的认知体系，这就要求我随时改动本已稳固的章节架构，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处改动，要涉及好几处行文调整。对此我深感力不从心。所以2015年以后，我每次见到陈侃理先生都要问他书籍何时出版，还能不能出版。跟大家不同，我是一直在催促主编，以至于陈先生最后都躲着我了。
回归到我所写的这一章，我认为还是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早在我读研究生期间，看到日本学者佐竹靖彦主编的《殷周秦汉史学基本问题》，觉得这种选择某一断代历史学者，就自己精通领域进行专题综述的形式，非常有助于初学者进入相关专深的议题。另外，就秦汉政区地理而言，其研究格局早已定型——这就是以谭其骧先生的秦郡研究、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研究、李晓杰先生的东汉政区研究为基础的秦汉政区体系。由于上述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时，几乎囊括了所有传世史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难有突破性进展。谭其骧先生奠定的秦郡体系，甚至主导学术界60余年。然而，随着21世纪初相家巷秦封泥、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的公布，这个局面开始变化。特别是秦封泥、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出现的新郡名，掀起一波秦郡研究的热潮。而晏昌贵先生对张家山汉简《秩律》开创性的研究，隐约指示出一条重新理解汉初政区体系的新路径，我预感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即将到来，而这种变局的产生，毫无疑问是由于出土文献的推动而产生的。
2013年，陈侃理先生来复旦大学参加第二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跟我提到他有组织一批青年学者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写一写出土文献如何推进相关研究的想法。希望由我承担“政区地理”这一专题。他的想法与我“一拍即合”，我欣然接受。2014年冬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出土文献与秦汉史”书稿筹备会之后，我便开始系统收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与政区地理相关的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应该说，截止到2014年，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的秦汉政区地理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所以工作量并不大。我很快就拟定了秦代政区、汉代政区、新莽政区研究的叙述结构，不到一年就把书稿完成。2015年冬，陈侃理先生召集大家来北大开书稿的第二次筹备会，本来是想让大家交一个章节大纲，结果没想到我当场交稿，从而开始了他长达数年被我不断催促的经历。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我所负担的这一章仍有不足。那就是在2015年以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公布，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秦汉政区研究的论著、学位论文呈现“井喷式”增长。毫不夸张地说，近8年相关成果的累积，已经超过了此前40余年所有研究成果的总和。而对于这些成果的吸收，我已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所负责的“政区地理”一章，呈现的是十年前的学术状态。这与之前郭永秉先生说，他那一章反映了他最新思考有所不同。对于近8年的研究，我主要补入了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研究，以及我个人的研究，所以无法全面反映当下学术动态。对此，我只能向各位读者道歉。陈侃理先生曾安慰我说，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使命。我的使命可能止步于此，我非常期待能有后来人接续我的步伐，补上学界最新发展！
最后，我要向陈侃理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承慈编辑表示感谢，他们让我十年前的愿望终得实现，并让我有幸忝列于各位青年才俊之中。
田天：
以“信仰世界”为题的一章，由遣策、祭祀文本与病方三部分组成，指向生死观、神灵世界与祝由术三个问题。比起整理神灵系统或祭祀仪节，本章更希望呈现时人如何理解并处置他们所面对的世界。
第一部分“遣策与生死”建立了遣策与葬礼的关系，更希望通过这一思路，将出土文献作为墓葬和随葬品的一部分来看待。“祭祀与神灵”一部分则试图拆散系统和关联性，做因材料充分才会形成的更保守具体的解释。“病方与祝由”部分写作时，我刚刚开始接触病方类古书，想法尚未成形，处理得相对简单，需要近年的研究来补足。
在学生时代，出土文献总被当成一种特殊史料。到了今天，在秦汉史研究中，出土文献已经是也应该是基本史料。似乎可以说，出土文献研究早已过了自证重要性的阶段，然而“新问题”并不天然伴随新材料而来。在整理、疏通材料之外，如何建立新的解释，并呈现对一个时代整体面貌的不同认识，值得琢磨。本章不是总结，亦不希求提供唯一确定的答案，而是尝试以大线索串联材料，使之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开始。
鲁家亮：
第九章最开始的设想是做“区域社区”这个题目，原计划将不同时段、地域的简牍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清理后，就秦汉时代不同区域的社会面貌作一个尝试性的介绍。但是难度很大，很多问题当时没考虑清楚（其实现在也没）。2015年，初稿审定会时，马孟龙兄拿出了他那章的初稿，作为评议人我感觉压力很大。回来后，就动手从最熟悉的里耶秦简开始写。这部分完成之后，发现这章的体量已经很大，遂偷懒改变了写作思路，以一批重要简牍材料为切入点，来介绍简牍文献与秦汉史研究的推进情况。中途还想过用“个案研究”作题目，感觉也不是很合适。初稿在2016年完成之后，拿到研究生的课上去讲，受众是整个中国史方向研一的研究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比较好的反馈，更坚定了这一思路。这是这章题目用“里耶秦简”的由来，看上去和其他章名很不一样，有“拆台”的嫌疑，这里要特别感谢这本书的策划者侃理兄的包容。
我想这本书编写的初衷并没有变化。除了给同行看，接受同行的批评外，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要给初入门的同学们看，为他们进入秦汉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这个领域提供便利。这几年上课期间，我一再向听课的同学推荐这本书，提前打广告，但是不少同学毕业都毕业了，我们这本书还没出来，所以近两年我都不好意思再打广告了。这本书的预告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同学问我借书，想看看孟龙兄的那章，给自己博士阶段的中期考核作更充分的准备；还有本科大四的同学问我，想看看侃理兄那章的细节，因为她的毕业论文想讨论相关领域的问题，期望从中获得启发。现在书出来了，真心希望这本书目前呈现的内容可以满足这些同学的需求。更值得期待的是，我们这本书中提到但没有充分展开的内容，可以成为他们未来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孙正军：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与本次座谈。正如刚才孟龙老师所提到的那样，拿到书的第一感觉也是想起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谷川道雄等主持编写的“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那套丛书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中国史研究者都启发很大，相信侃理老师主编的这册《重写秦汉史》，也能为今后的秦汉史研究奠定新的起点。
认真读完全书之后，收获非常多，无论是之前完全陌生的领域，还是有所了解的问题，都获得许多新知，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重写”和“更新”了我所认识的秦汉史。全书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一，关注重点，聚焦大问题。虽然受限于篇幅，并非所有秦汉史领域的重要问题都有涉及，但现有章节处理的问题，无论是文字发展、文书行政还是律令法系、政区地理，无论是徭役制度、军事制度还是信仰世界、时间秩序，都是具有一定辐射性的问题，对认识其他具体问题乃至秦汉史整体，都不可或缺。其二，要言不烦，重点突出。书中所涉及的问题，很多都非常复杂，需要大量文字才能说清。但书中表述大抵言简意赅，以区区2-3万字便将相关问题梳理得很清楚，且能突出重点、难点。其三，全书梳理学术史，不仅罗列相关领域的具体成果，且富有反思意识，不仅反思具体观点，在研究方法上也饱含反思。这种反思意识不仅深化了对相关成果的理解，同时对后来研究也多有启示。
前面好几位发言人都提到《重写秦汉史》目前涵括的内容还比较有限，未来可以续编、补编，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一方面，就作为本书副标题文眼的“出土文献”而言，目前所处理的出土文献大抵以简牍资料为主，兼及帛书、石刻、铜器、陶器、官印、封泥、骨签等，均为出土文字资料。而与秦汉史相关，迄今还出土了大量图像资料，如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雕塑等等。这些图像文献不仅有助于艺术史研究，对认识诸如秦汉思想、政治、物质文化、中西交通等问题也大有助益，期待将来能将这类出土文献纳入视野。另一方面，就本书涉及的具体问题而言，感觉还有不少专题可以补入。譬如制度，出土文献对于秦汉地方官制研究的推动无待赘言，可以说具有颠覆性意义，即便对中央官制而言，如果对比安作璋、熊铁基两位先生的《秦汉官制史稿》，可以发现很多出土文献所见官职均不见于《史稿》。此外，与官员管理相关的问题，如二十等爵制、俸禄秩级、礼仪待遇等，出土文献也大大更新了过往认识。又，关于古书成书及流传，由于典籍简的大量出土，这已成为当下先秦秦汉史研究的热门课题，缺少对此问题的梳理，不免存有遗憾。此外，区域史研究，这在其他断代史均允为热点，即便在出土文献较少的中古史领域，基于石刻文献的区域史研究也已经如火如荼展开。考虑到出土简牍材料极为集中，且前后延及数个世纪，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基于简牍等出土文献的中国版《蒙塔尤》或《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能在不久的将来横空出世。
魏收在撰完《魏书》后，拿给好友、北齐重臣杨愔看，杨愔评价道：“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杨愔是从史书体例的角度评价《魏书》，故有所褒贬，不过若从保存史料、丰富认知的角度看，毋宁认为《魏书》记载越多越好。对于《重写秦汉史》，也当作如是观，希望有更多内容纳入其中。期待主编及各位作者奋其余勇、再接再厉，也期待其他秦汉史研究者接踵而兴、共襄盛举，早日推出《重写秦汉史》的续编、补编，嘉惠学林！
郭伟涛：
参与《重写秦汉史》的出版和座谈活动，我非常荣幸，这是一个深度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次既见证了一本注定要对秦汉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新书的面世，又近距离聆听了各章作者的高论，更深切地了解到编纂这本重要著作的初衷和深意。
各章作者都是奋斗在相关领域第一线的中坚学人，基本上也是各章主题写作的最合适人选。设若另起炉灶，重写《重写秦汉史》，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作者群。这是《重写秦汉史》的一大特色。
《重新秦汉史》既涵盖了律令司法、军事徭役、政区地理等传统领域，同时又涉及文字发展、文书行政、时间秩序等传统上较少关注的新兴主题。既延续旧的范式，又催发了新的起点。书的内容也是如此，既有对过去研究的全面回顾，同时又融入了作者的新思考和新认识。陶冶旧学、升华新知，是《重写秦汉史》的另一大特色。
我昨晚认真读了《重写秦汉史》的“前言”，现在又听几位老师对编写经过的回顾，能深切感受到主编陈侃理老师的极敏锐的学术感觉和问题意识。期待陈老师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推出《重写秦汉史》的“续编”。使“重写秦汉史”不断得到“重写”，也使“重写”成为经典的学术品牌。
《重写秦汉史》的“续编”果真动笔的话，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增加新的主题，如财政史、环境史、民族史、制度史等等。二是仿照《重写秦汉史》第九章，鲁家亮老师负责的《里耶秦简》，应该为每一（大）批秦汉简帛文献做一个较为详细的导读。一方面借鉴“二十四史导读”“十三经导读”那种传统的文献学方式，另一方面着眼于为初学者扫除障碍，让初学者和秦汉史以外领域的学者，也能够较为顺利地利用秦汉简帛文献。当然，也可以扩展至简帛之外的其他出土文献。这个设想如果实行，那可能将是另外一本单独的书了。
李屹轩：
今天十分荣幸能够参与《重写秦汉史》的新书座谈会。之前老师们提到，《重写秦汉史》从开始酝酿到真正付梓，经过了一段比较长的孕育过程，我亦有同感。此前我参与本书的校对工作时，还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如今拿到新书，已经正式走上了研究岗位。在不同的学习阶段阅读这本书，收获与体会也有所不同。
《重写秦汉史》对于入门阶段的学生应该起到了很好的指示门径的作用。一方面，本书提示了所涉及的问题领域的基本材料和重要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框架。即便有的认识框架不能涵盖问题领域的全部内容，但也足以提供一个认识的基点。之后读者再看到相关的材料与研究，就能很快联想到其背后的学术史。另一方面，本书所叙述的学术史经过精心去取，替读者做了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出土文献研究由于材料的零散性及问题的分散性等原因，学术讨论往往呈现“碎片化”的面貌。想要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需要执笔者在概览全局的基础上，挑选出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将之用问题串联起来。这是很多资料索引式的概述书难以做到的。现在我阅读里耶秦简，涉及文书行政与迁陵县的基本机构设置情况，就会拿出本书来参考。
同时，《重写秦汉史》对于起步阶段的研究者也会有积极的刺激作用。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阔，涵盖了大部分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也有一些令人意犹未尽之处。如老师们所言，80后一代学者的共识，是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仅看释文，必须结合图版。但看图版显然还不是简牍阅读方式的终点。在此基础上，读取简牍的物质形态信息，从简牍形制与生成过程的角度，来深入挖掘出土文献的历史信息，进而在研究方法上作出革新，应该是未来学者可以努力的方向。
总而言之，《重写秦汉史》为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起点，也树立了榜样。期待未来随着简牍材料的更新与学术范式的进步，我们能不断以不同的方式“重写秦汉史”。
王景创：
非常感谢陈老师提供的与谈机会。我博士毕业留校，负责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资料室的建设工作。收到《重写秦汉史》，第一时间将书贴条上架。各位作者此前多次聚首于资料室，酝酿本书，讨论写作。资料室已在近期完成初步建设，对外开放阅览。借此机会，我也想邀请作者们重游故地，参观资料室的新面貌。
我在博士期间参与《重写秦汉史》的通校工作，当时主要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阅读里面的内容。毕业后积累了点工作经验，才开始理解到这本书在学界的意义。今年5月份与毛承慈老师一起负责《北大秦简》新书宣传工作，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北大秦简是跨学科、跨单位合作整理的典范”。我想这句评价也可以挪用到《重写秦汉史》这本书上。上世纪70年代多次举全国学者之力整理出土简帛，本书序言提到了这一现象。与此类似，北大秦简在整理过程中陆续邀请各领域的学者的参与，也接上了这一优良传统。《重写秦汉史》的编撰也是在探索一种既开放包容、又稳定持久的合作模式。非常期待这种相互促进的学术氛围能一直在北大这个平台延续下去。
刚才几位老师提出了出版续编、新设专题的设想，我也非常认同。我的阅读感受是《重写秦汉史》的主体部分为我们绘制了秦汉国家统治各个环节的新图景。在此之“下”是否也可以探索分析民间社会的“自生秩序”？田天老师一直强调扩展秦汉史研究材料边界的重要性，因此她撰写的“信仰世界”一章在本书中比较独特，为我们展现了秦汉世界更加细密的面貌。
我自己注意到秦汉出土简牍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风俗民情，比如节日干支早期相对离散，某些郡可以自主定立节日干支，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缺乏直接联系；王莽改制则将节日重新整合在国家统治体系中，赋予其政治内涵，取代了节日自身的风俗内涵；东汉国家对节日的控制有所松动，但进入曹魏有重新开始要求统一的秩序。节日在“约定俗成”与“齐风易俗”之间摇摆不定，反映了国家干预与社会风俗之间的“拉锯”。结合出土简牍与东汉《风俗通义》等材料，似乎也有机会重新描述秦汉社会风俗的新面貌。
要将这种在传统历史研究中“非主流”的课题研究好，应该坚持本书序言所提倡的“用材料引发问题，用问题驾驭材料”的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反思提问的方式，提高串联材料的水平。满足这几点，即便再小的题目，也能成为更多历史学者讨论的起点。
罗伯特·恰德：
这不是我的专业，但我有兴趣。我有一些小问题，刚才听大家的发言，很多已经回答了。没错，对于外行来说，在学问门槛外设置台阶是很重要的。希望这本书的路子可以继续发展，让我们“门外汉”也能够享受新的成果。
当然，这个领域也不好搞，因为它老有新材料出来，而且常常是突破性的，完全改变原来的想法。我觉得政区问题很有趣，汉初搞得非常细，是不是有从秦一直传下来的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流传下来？这些东西又是什么时候失传的？
我们老说魏晋南北朝，其实我的感觉，秦汉到魏晋是一个阶段，东汉到魏晋是延续的，魏晋之后有一个大断裂。墓葬、井里为什么会埋藏简牍，之后有为什么没有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陈侃理：
正好今天下午郭伟涛老师的报告就会讲到这个问题，到时候欢迎您再来参与讨论。谢谢罗伯特老师！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计划很多了，今天上午的座谈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