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曾有言，在那个暑假里发生的事件宣告了他青年时代的终结。他作为清华大学七位校务委员之一，时年37岁。
庐山谈话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初，暑假，陈岱孙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联名邀请，参加定于7月15日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浦薛凤、陈之迈等。校长梅贻琦此时在南京，和几位教授约好了分头出发，到山上会合。
7日晚，“卢沟桥事变”揭开序幕。8日凌晨，陈岱孙听到了炮声。两天后，启程南下。
出席庐山谈话时的陈岱孙
陈岱孙没有料到，下次再见新林院3号【注1】，将是在八年之后。
庐山谈话会的会期定为7月15日至8月15日，受邀参加的各界代表有两百多人，分三期开会，陈岱孙被安排在第一期。
参会人员15日方才到齐，因此会议推迟一天开幕。陈岱孙一眼望去，看到好多老熟人，有竺可祯（浙江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马君武（广西大学校长）、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马寅初（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
国难已临头
16日，谈话会在庐山传习学舍楼举行开幕式，共158人出席，朝野双方均是人才济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会议，汪兆铭作主题讲话。会上，主战派人士占据优势，一个个慷慨陈词，把气氛搞得颇为热烈。会后，东道主设宴款待与会代表，陈岱孙等青年才俊颇受瞩目。
17日，蒋中正换去长袍马褂，改为全副戎装，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演讲。
北平教育界人士在上庐山之前已经作好了应付巨变来临的最坏打算，悬了好几年的心一旦放下，反倒轻松坦然。今天听了蒋委员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样一番模棱两可的豪言壮语，他们发现国府的政策其实还是一如过去几年，“主要的基调仍是委曲求全”，大仗不一定打得起来。如此，开完会回到北平后，还得继续过那火药桶旁提心吊胆的日子。
18日，众人在东道主安排下，一路游山玩水，来到位于庐山东麓、背靠五老峰、面朝鄱阳湖的海会寺，观摩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
20日，第一期最后一次谈话会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结束。陈岱孙和张奚若、陈之迈不慌不忙，又在山林泉石间盘桓了几日，然后下山走原路从九江坐船到南京，再换乘火车沿津浦线（天津至南京浦口）北返。
28日，车到天津，日军恰在这一天对北平发动总攻，交通断绝，大仗真的打起来了。一行三人被困在天津一家旅店中，直至30日平津全部沦陷、铁路交通恢复才回到北平。城郊情况不明，于是暂住北总布胡同金岳霖家中。
校务委员陈岱孙立刻用电话联系其他五位校务会议同仁（梅贻琦不在，他下庐山后又去了南京）。由于城郊交通没有保证，单人独行容易发生意外，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一致认为陈岱孙不可返校，而由他们一齐进城到金岳霖家中举行紧急校务会议。当时在老金家里的还有周培源，他见大事不妙，早就携带家眷离开清华园进了城，准备随时南下。
众人碰头之后，大家告诉岱孙，28日上午，敌机大举轰炸驻守西苑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中午，两军战于沙河，有炮弹落于清华园内。29日，国军退出北平，校内气氛甚为惊慌，因敌军所在位置离校园近在咫尺，随时有可能进来窜扰。29日下午，校内开始有敌军穿行，尚无任何举动，但越来越多，已是应接不暇。
想起刚刚发生在南开大学的事【注2】，屋里一阵静默，只有潘光旦拿烟斗在烟缸里轻轻磕着烟灰的声音。
没有时间多啰嗦了。会议决定委托一向主持长沙新校舍建设事务的陈岱孙立即返津南下，找到梅校长，会商迁校事宜。
陈岱孙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抛弃在校内的家，包括《比较预算制度》一书的全部草稿和他历经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原始资料。“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但一转念，这次爆发的战事关系我民族的兴亡。打仗总得有损失。我只可当我的家已毁于炮火。当即决定不返校寓，翌日即回天津。”
陈岱孙铜像，立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家国共命运
散会后，其他人有的返校，有的去订火车票，陈岱孙则赶到父母家中帮助收拾。第二天，他带领老两口连同正在北京度假的罗姓表弟们和周培源全家以及陈之迈、钱端升，一起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天津是罗伯瑛的第二故乡，娘家在那儿有房产，还有父亲罗丰禄大人在北洋供职时的僚属旧部。伯瑛决定，战争期间，儿子岱孙远赴南方，自己和丈夫陈懋豫就在津门寓居。
从北平到天津，火车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一整天工夫。罗氏三兄弟都是网球高手，日常饮水量颇大，八月初的天气酷热，他们没打招呼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得精光。陈岱孙焦渴难忍，气得直跺脚。
陈岱孙将父母安顿好之后，与陈之迈一起，避开津浦路北段，改由天津上船到青岛，再走胶济铁路经济南转往南京。到南京后，两人从胡适那里得悉教育部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商定，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梅贻琦已于几天前去了长沙，于是他们赶紧再继续沿江西上。
这是陈岱孙一个多月以来第三次在长江上航行。和上两次的境遇不同，这次他们乘坐的轮船不再舒适，也没有如画的风景可看。慌慌张张的人们挤坐在甲板上，江面满是逆流而上的船只——“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蒋中正豁出老本，国军几十个精锐德械装备师开赴上海，正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发出最后的吼声。
“到昆明不久，我才得到消息，清华园的校舍为敌军所侵占，公私财物全被毁掠。我的家当然是在劫难逃。这本来是一件意中事。我虽然在一闪念间，想到我所搜集的关于预算制度的资料和一些手稿的命运，却从此逐渐有了现实感。战事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而战后的岁月是否允许我重圆以前的旧梦，完全是个不可知之数。这也许是一种锐气消磨的表现，或者是人到中年的一种觉悟。但无论如何，应该认为到1937年抗战军兴就宣告了我青年时代的终结。”
晚年陈岱孙
【注1】新林院3号，陈岱孙在清华园的寓所。
【注2】南开大学校园遭日军焚毁事件：
1937年7月29日，日军炮击并轰炸南开大学。当日拂晓，驻扎在海光寺兵营的日军开始炮击。第一炮打向河北省政府，从第二炮开始接连不断朝南开大学射击，首先击中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圆顶，数炮之后，图书馆建筑倒塌，随后数炮齐轰南开其他各处建筑物。日机则轮番轰炸秀山堂、思源堂以及教学楼、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等。下午，炮击和轰炸停止，日军进入南开洗劫尚未搬走的珍贵图书和贵重实验仪器。次日，日军骑兵百余名和军用卡车数辆，满载煤油等燃烧材料，对校园内所有建筑物实施纵火焚烧，南开顿成一片火海。
文章选自《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