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读书人，2023年，对于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一年。今年我的两本新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和《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一起出版，我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了“写书人”。说实话，为了配合新书的宣传，以便在线上线下的各种活动中有话可以说，今年我看得最多的书，恰是我自己的这两本小书。反复咀嚼自己所写的东西，有汗颜，也有惊喜。围绕着我自己的两本新书展开阅读，可能是我今年作为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异样体验。
一
常言道，书非借不能读，而今年对于我来说，则是书非赠不能读了。今年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当我成为作者之后，得到了一个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福利，那就是在许多出版圈的师友们的关照下，各大出版社和图书公司都慷慨地将他们的新书相赠。在享受免费大餐的同时，也让我的读书生活大大地偏离我原本的轨道。过去读书，主要是为了写论文、做课题，完全是读书只为稻粱谋，而2023年我所读之书中，一大半都是出版圈的师友们所赠。以下关于今年图书领域历史写作的盘点，也主要是从这些赠书的阅读上延展开来的。
在创作《如朕亲临》与《宋风成韵》的时候，出版社以及我自己在给这两本书做“定位”时，锚定的都是“通俗历史写作”，但又不甘心把它们写成“地摊文学”的历史版。《如朕亲临》试图通过对宋代“御容像”及其背后权力运作的分析，巧妙地将政治史、社会史、艺术史串联起来。力求详尽挖掘宋代史料中的帝王画像趣事，以小故事讲大历史，剖析了宋代帝王画像的政治意涵。“御容像”作为宋代皇权的象征，从个人写真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既可在升平时当作外交往还的珍贵礼物，彰显王朝形象，也可在战乱时发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号召作用。而《宋风成韵》讲的是，号称最文艺的宋代，如何从一个武人的时代，慢慢转化到一个文质彬彬时代的过程；描述了宋代士大夫的诗词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书法跟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讨论了科举考试给宋代士人制造的人生焦虑以及玄学这碗心灵鸡汤如何在内卷时代让人甘之如饴，最后讲述了宋代文学成为商品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们是如何通过稿费发家致富的。这两本书的写作手法，虽然是讲故事，但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具体的某个人物的生平，所写的都是某一类的历史现象，而不是要给读者展演某个具体的历史故事。从史料的选择，到史料的组织，到史料的解读，最后到观点的呈现，从写作思路上来讲，完全是学术论文式的写法，只是没有把它写成那种格式化的论文而已。
事实上，随着图书市场的发达和当代学术繁荣的积累，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转化已成为当今图书市场上的一个新潮流。这与过去一段时间里的那些尝试在枯燥乏味的史料中发掘出趣味历史的通俗历史写作，在旨趣上大异其趣。今年历史写作的新品中，不乏这样的佳作，而且还是成群结队的到来。在这方面，今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溯源”书系的异军突起颇为引人注目，除了《如朕亲临》以外，今年“溯源”还一口气推出了《盛唐奠基》《沙陀往事》《项羽》等多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作品。特别是《沙陀往事》（樊文礼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把唐、五代时期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群的历史索隐钩沉、娓娓道来。
二
在历史写作领域，学术研究的通俗化转化，其实并非易事。把书写得“好看”，大概是现代历史学的宿敌。这种“好看”往往和历史写作的“真实感”是相违的——不是社会的真实，而是历史写作的真实。现实永远比小说精彩，因为现实可以不讲逻辑，但历史写作如果不讲逻辑，则会给读者非常强烈的不真实感，这大大增加了历史写作的难度。事实上，历史学的发展，从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大的转向，比如被客观实证史学思潮笼罩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以来，广泛运用各种社会理论重新叙述和解释某个历史时段或地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和机制的现代史学，以及20世纪中叶兴起一直持续到当代的文化史、新文化史的转向等等。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史料的辨析和理论范式的运用，都是现代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历史写得好看，恰恰不是重点。换句话说，历史学的“进步”正是以牺牲历史书的“好看”为代价的。
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通俗化转化潮流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后，即学术性需求超越可读性需求之后，所造成的新的历史学危机之际，历史学家的一种自我救赎。它在当今有一个更为时髦的名字——非虚构历史写作。通常而言，非虚构历史写作是指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通过对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后，以生动的语言和观点鲜明的分析，创作出的一种文学作品。与传统的历史学著作相比，非虚构历史写作更注重文学性和叙事技巧的运用，往往可以用更生动、更吸引读者的方式呈现出历史的趣味和洞见。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作品，虽然本质上是文学作品，但却在学术与通俗的左右摇摆之间，找到了动态平衡。如今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万物皆可测量》（谭宇墨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被遗忘的大流行》（李玮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用生动的细节再现精彩的历史场景，把如此学术化的论题写得如此丝滑，只能说是羡慕忌妒恨了。
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学术历史写作与通俗历史写作判然两途，有若天壤。通俗历史写作中的可读性，追求的是故事要好看，但真正好看的故事，不全在于文学技巧的运用。所有文学技巧的运用是为了讲好故事，但讲什么样的故事，却不是文学技巧所能够解决的了。学术上的创新性，决定了通俗历史写作时可以讲什么样的新故事。事实上，在通俗历史写作中饱含学术深情，往往比单纯的讲好故事更受读者欢迎。如描写明末辽东地区历史的《入关》（张明扬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聚焦于中间地带的辽人群体的历史命运，写出了新故事和新意境。好故事，不一定是新故事，但能够讲述新故事，一定是依靠学术创新才能驱动。如《世说俗谈》（刘勃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所处理的历史故事看似老生常谈，却在超越《世说新语》的基础上，重新讲述了另类的魏晋风骨，将名士风流的波谲云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三
不过，通俗历史写作的通俗性的展现，也不一定要在学术性上打些折扣，有时随着整个社会的欣赏水平的水涨船高，过去那些不那么通俗的历史写作，现在也可以成为大众读者的心头好了。近年来旧书再版或旧作增补再版的潮流大概便是时移世易激荡后的结果。如《宋太祖》（顾宏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经过近二十年增补修订的后出转精，这部书无论是写法还是形式，都是学术专著式的，但却以其详尽的史料、严谨的考证，满足了大众读者对于丰富的历史细节的渴求。所以通俗的趣味，也并不一定都要插科打诨。时代前进的步伐，往往会把过去的学术经典打磨成为通俗历史写作的新贵，这一点，《中国文化中的饮食》（张光直主编、王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显得尤为突出，这部四十多年前颇具开创性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著作，即便经过翻译的处理，其晦涩的文风与复杂的史料处理方式，仅从阅读的流畅性上说，其实并不通俗，但对于今天那些喜欢读书的吃货们来说，却相当受用。
有意思的是，随着通俗历史写作大行其道后培育起来的庞大的历史爱好者阅读群体的壮大，学术型的历史写作的通俗趣味，也开始被读者们发现和接受。《士人走向民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这是一部典型的学术专著，全书以系列论文论证宋元变革这个十分专业的学术论题。但读者们却从金榜题名之后的士人困境、读书不求官的士人心态中，读出了现实纠结，从严谨的学术研究中获得了巨量的通俗趣味。学术专著与通俗历史写作的神奇连接，更有意思的是例子是《季风之北 彩云之南》（杨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此书本是一部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但却以吸引眼球的论题，以清新脱俗的眼光讲出了不一样的云南地方故事。因此，学术的睿智才是通俗趣味的源泉。如《学随世转》（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本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和史家的学术史研究，却在细腻的笔调下把读者带入了中国史学百年辉煌与曲折的大剧之中，史学大家们次第登场，展演出一幕幕饱含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的折子戏。
此外，专业的、严肃的历史写作能够获得大众读者的青睐，也不必一定要“好看”，能给读者以灵魂深处的触动，或是给予某种思想上的震撼，一样能够在历史的微妙之处展现出别样的趣味。如《被牺牲的局部》（马俊亚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所讲述的历史上的那些“顾全大局”的种种故事，何尝不让今天的读者心有戚戚。《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刘复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则以干净利落的笔法，抽丝剥茧地将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唐宋之变逐一破解。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书都是多年前旧作的修订本或增补本，旧论题并没有因为新时代而“过时”，反倒是让人常读常新，可见一流的历史写作的关键，不是潮流，而是问题意识本身。
四
可以断言，未来学术历史写作与通俗历史写作之间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一方面是，通俗历史写作在形式和内容上越来越具有学术性，如《青铜资本》（刘三青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9月）对早期帝制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的揭秘，让读者在颇有些艰深晦涩的行文中接受头脑风暴的痛快淋漓。《大变局》（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以信而有征的史料配以锐意进取的假设，从历史的细微处将晚清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逐年展开。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纷纷下场，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做通俗化的转化。如《陆征祥评传》（唐启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4月）、《人海之间》（杨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春秋车战》（赵长征著，文汇出版社，2023年6月），都以平实晓畅的文字，给大众科普了一些相对冷门的新知。
虽然，当今流行的通俗历史写作，大部分情况下是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通俗化的转化，可谓是学术成果的普及性的复述式再生产，但更让人期待的却是用通俗化的形式直接制造学术话题、生产新的学术内容，开创一种新的知识内容生产方式，这是我当初创作《如朕亲临》的初衷。虽然拙作还有不少瑕疵，但这是一种很令人振奋的写作尝试：通俗历史写作不一定是学术研究的炒冷饭，它本身就可以是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的新形式。换句话说，通俗历史作品的读者也可以是当代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并不是一定要被动地接受学术研究的结果，等待学术成果被通俗写作者转化。
这个时候，学者的亲自下场，就格外值得期待。《官家的心事》（吴铮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发掘了宋代宫廷政治的诸多隐秘，许多篇章本身就是极具学术性的研究，却敢于以通俗写作的形式先声夺人。此书对权谋故事的发覆，满足了大众对于宫闱秘事的想象。不过，读罢此书，发现大宋宫廷似乎人人都深谙权谋之道，这时抬头看到案头上我的那本《宋风成韵》，不免让我对宋代的风雅余韵有些幻灭。此外，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似乎在有意抵制近年来通俗历史写作中的那种浮华艳丽的文风，而追求一种冷峻质直的叙事风格，带着读者在不疑处有疑，在有疑处慎疑。不过，这样做的效果，可能也是本书稍显不够过瘾的地方，就是许多精彩的故事，不免因此少了些许生动的画面感。当然，历史写作的叙事文风，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好”标准。《如朕亲临》的轻佻，《学随世转》的冷静，《士人走向的民间》的雅丽，我都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