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懒惰、无知或其他人类惯有的品性，我们习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那些希望我们全盘接受现有秩序的人们最常耍的花招，他们最爱说：“你得习惯，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存的一切好像理应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如果直立猿人从来没想过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他的私人财产，而是大家的，因为所有人都想要它们，那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他们不想劳动，就是想继续过游荡的生活，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要是从来没有哪个人有胆量、有想象力、有信心或是有足够的智商去说服他的同伴们那棵高大的古树是一个高等生物、是一个神，而人们应该向它祈求恩赐的话，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蝴蝶效应告诉我们说连蝴蝶扇动一次翅膀都是如此的重要，还有什么事是一定的呢？
在最初的那些村庄，或者最初的那些城镇，储存粮食的可能性造就了一些新的东西：闲暇时间。人类不必再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寻找食物，他们知道他们的食物就在那儿，在田地里和牲畜栏里生长着。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其他事情上了：纺织、制革、制陶、运输、争斗、交谈、休憩、密谋、相爱、背叛……出现了职业，出现了差异。
由于有了储备粮，就有人想打它们的主意。所以人们要保护它们，渐渐地也就产生了一批专门干这行的人：这群人最强壮、最灵活，也最有野心。群体决定给他们的保卫工作提供一些报酬，这使得这些人的权力越来越大。
马家窑彩陶 阮玄墨 图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人因为有了大量食物储备而不再亲自动手耕作，他们住在大房子（或者是宫殿）里，只在乎积累自己的财富。村民不再都是农民，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分。财富聚集在新建的地方，也就是最初的城镇。拥有谷仓的人支配着那些想吃谷物的人。一个人一旦有了支配权，他就想要有更大的权力：他们努力建构一套新的体系来保证他们的控制权能够一直存在下去。于是最初的国家开始纷纷建立。
当权者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新兴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开始大规模修建堤坝和运河，允许他们更大规模地种植和收获作物：更多的粮食，更大的权力。
阶级形成了，差异形成了，不公也形成了。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形：有的人有吃的，有的人没有。在此之前，饥饿的传统模式是所有人都一样，要么一起挨饿，要么一起吃饱。但现在情况变了。生产粮食的那群人，弄脏双手耕种土地、在地里流血流汗的人们，反而成了获得食物最少的一群人。
新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些人有饭吃，一些人没有。
按照农业生产而组成的社会却把农业人们的丰富多样的食谱变成了只吃主食，而现今在很多贫穷国家情况依然如此。某一种谷物或菌类食物变成了大量人口每天都重复吃的东西，最多是偶尔配上一点菜酱或者一小块打猎到的或是饲养的动物的肉。
人们确实吃得多了，但是吃得差了。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新石器时代的变革和推动人类历史产生巨大进步的技术的发展却使得很多文明程度更高的人们变得更加瘦弱了。而且这些人还要没日没夜地为雇主卖命。
人类原来以狩猎为生的祖先们有着极为多样化的食物资源：菜类也好，肉类也好。后来，最初的农民摄入了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而且活动得更少了。身体的变化是对这一切最好的反映：几个世纪后，农民的平均身高降低了近二十厘米，平均寿命或者说预期寿命减少了五岁。由于饮食变甜，人们长出了龋齿，这又是我们文化的产物。还有关节炎，因为在地里劳作，有些人得了关节炎，当然也还有其他多种疾病。于是最早的流行病出现了。
人们更加聪明了，他们生活的社会更加复杂了：有国王，有神灵，有妓女，有士兵……他们有了对这个世界全新的认知。然而他们却更矮了，活的时间更短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奇怪悖论。人们不再感到饥饿了，或者说不经常感到饥饿了，但人们却开始营养不良了。
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有时候指责说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当时很多人饮食质量的下降。那么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四十个世纪，我们又允许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四十次？
难道说，要使得我们这个种族变好，就得让许多族群中的个体的生活情况变差？
同时，同样生活在新型城镇的领袖们、将军们、祭司们、像神一样统治着一切的国王们和皇帝们的食物却越来越特殊化。在大约1 万年前，当出现了高级食物和低级食物的差别之后，上述这些人的餐桌有了各种雕饰，他们食物的制作由专业的厨师来进行，烹饪步骤更加复杂，而农民们、手工艺者们和士兵们的饭菜还是由家中的女性来制作，品种也极为单一。饮食上的差异使得富人们愈发肥胖，甚至连肥胖都成了财富的象征。而穷人们则越来越瘦，瘦弱变成了无能的代名词。饥饿又死灰复燃了。穷人们只能吃到一种固定食物，这使得他们的营养状况进一步恶化。
同时，这种情况也很危险，因为一旦出现了旱灾、战争、洪水、冰冻或者其他某些灾害，饥荒就会到来。人类对于饥饿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埃及人安吉缇非的墓中，此人在四千年前是埃及南部地区的领袖，记录显示：“上埃及的人民陷入极度饥饿的状态，出现了父母食子的惨象。”
人类发明了面包。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探索后，人类终于发明了面包这种食物。播种、收获、去壳、揉成面团、塑形、烘烤……这几个步骤对古人来说是如此复杂，不亚于几个重大的发现。当把这些步骤组合到了一起，地中海人终于做出了面包这种对他们而言最具有意义的食物。这种食物的重要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就拿荷马来说吧，他在《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里在提到人类时，总是喜欢称呼他们为“吃面包的种族”。
《伊利亚特》
还得说说神灵的事情。人类经常处于惊恐的状态下，他们需要有某种精神寄托，因此他们创造了神的概念。神灵们的职能之一，也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保佑谷物顺利生长。如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保佑人类获得好收成，那么神灵们就得直接赐给人们食物：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 语出《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外出寻找新的土地。有些地不够肥沃，他们只能重新寻找，从这一过程中也生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农民焚烧田地，把烧出的灰烬作为肥料来用，这样这片地就又能再种一两年了；当一块地最终失去了所有的肥力，农民就会在临近的地上重复这一行为，如此反复。多年之后，他们又会回到最初焚烧过的地上再次耕种，新的循环开始了。但即便是这种方式也只在一个农民有多片可耕田的情况下才能行得通，在很多人争夺一片田地的条件下肯定是无法施行的。但现实情况是人口越来越多，空地越来越少，这也是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
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已经没有多余的空地可用了，农民们发现把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的效果会更好：牲畜们不仅可以作为食物食用，它们的排泄物还能用作肥料，另外还能利用动物耕地。不过牲畜们还面临一个竞争者，那就是奴隶：奴隶的价格越来越低，工作效率反而更高。
在同一时期的亚洲，水稻开始流行起来。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例如中国南部、印度的部分地区、朝鲜半岛或是日本，水稻在每年甚至可以有两到三次收获。这套水稻种植模式可以生产大量的粮食，但同时需要很多的劳动力，不过却仍然足够让这些人吃饱饭。因此，远东地区变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
高级食物和低级食物的差异性在罗马帝国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皇室的一场宴会哪怕是放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也会是富人们挥霍浪费的典型案例。喜剧故事《萨蒂利孔》[ 古罗马作家佩特洛尼乌斯的散文体喜剧故事，仅有残篇传世。]中描写的特里马尔奇奥的晚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兔子的乳房、塞满牡蛎的大雁、火烈鸟舌头、猪肉捏成的鸟形菜肴……要是烹饪的价值就在于把自然的食材变成文化的产物的话，那么这道猪肉捏成的鸟形菜肴可真称得上是巅峰之作了：猪肉的口感没有变，但是它被捏成了另外一种动物，人类创造出了一种虚假的动物。人们在烹饪的是大自然本身。
但是罗马帝国也提供了一种至今仍在施行的获取食物的模式：食品援助。每一位罗马帝国子民都有权免费，或以很低的价格获得分发的援助食品，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援助食品可能包括谷物、面包和油。分发主食是国家用来解决饥饿问题的一种手段，这些措施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只有罗马帝国会给穷人分发食品，再往东去的那些国家都只是把穷人当作社会毒瘤，要是他们买不起食物，国家会任由他们饿死。”古罗马政治家安东尼在公元前30 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罗马帝国为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食物援助体系：分发的谷物来自西西里或埃及，油则来自伊比利亚半岛或叙利亚。这些地区把这当作花钱买和平，谷物和油就像是这些地区上缴的战争税一样，上缴对象是他们可怕的对手：罗马帝 国。每一个有权势的古罗马人身后都有一批卑微的追随者，他们服从于他，
从他这里拿到食物。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群人：食客。一套体系使这些人能苟且偷生。（文/[阿根廷] 马丁·卡帕罗斯 译/侯健 夏婷婷）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饥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