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德]奥利弗·纳赫特威著，黄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3年7月出版，142页，79.80元
当人人都能向上流动的预期被打破，一个负责任的社会要如何走向未来？在《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Germany’s Hidden Crisis: Social Decline in the Heart of Europe）中，巴塞尔大学社会结构分析教授奥利弗·纳赫特威（Oliver Nachtwey）以德国为例，以电梯社会为隐喻，分析了德国社会集体向下流动出现的原因。下文将展现作者为“电梯效应”在当下赋予的新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作者如何定义“倒退现代化”这一关键概念。
何为电梯效应
“电梯效应”（elevator effect）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提出的概念，被用于描述“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的整体提升。这一隐喻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站在同一个电梯里，尽管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别，但阶级不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尽管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但在收入、教育、流动性、法律、科学和大众消费各方面都呈现出集体增长。在这样水涨船高的背景下，贝克论断，德国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 1992, p. 91）。
三十年后，基于“电梯效应”这一概念，奥利弗·纳赫特威写出了《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一书。在纳赫特威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贝克的上述观察是正确的——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标准也有所提升。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德国政府采取了零工经济作为应对措施。这种新的工作形式将劳动力划分为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依然如过去的传统一般受长期雇佣，另一个群体则受雇于新的临时、短期合同，且后者正逐步取代前者。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德国的生产力在继续提升，工资也在继续增加，但上升的模式已经出现分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发生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的生产力继续上升（虽然和之前的上升模式不同），但平均工资却在过去二十年持续下降。同时，这种收入变化出现分化：对于排在前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得以保持或继续上升，而后百分之四十的家庭（超过三千万人）则经历着工资滞涨和降薪。下降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对应的医疗保障、社会福利。
纳赫特威在一次演讲中提到（Oliver Nachtwey, “Germany’s Hidden Crisis”, Talks at Google, 2019），德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词，意为正常劳资关系，用来指代德国社会传统的长期雇佣关系。这种关系为受雇佣的一方提供劳动保障，使其免遭不公平解雇，同时将之纳入医疗社会保障、集体谈判等福利体系。在社会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常的劳资关系适用于德国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但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已降至百分之六十八点三；其间的某些年份，这一比例甚至低至百分之六十七。相应地，德国的传统认为，人们一旦进入一家企业或单位开始工作，他们就会在里面停留很多年，不会变化，但如今不再如是。就个体的生命历程而言，人们达到人生稳定（biographical stability）的时间变得更晚，过去大概在三十岁，而现在可能直到四十岁才会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此之前，则是一段段失业或者打零工的工作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纳赫特威的分析为“电梯效应”增加了新的内涵。在《德国电梯社会》中，他将这种新效应的特征归纳为四点。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中产阶级在该书出版的前十五年中逐渐缩水，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相对底层的家庭，他们的生活不再同过去一般稳定。其次是主观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于对阶层下滑的担忧，甚至恐惧。同时，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根据纳赫特威讲述，德国社会过去共享着一种集体心态，即如果一个好的、工作努力的员工被公司解雇，那么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系统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如今，这种心态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者没有提升，会被视为个体的问题。换言之，是这个人不够好，所以才没有得到好的工作。这种心态的转变带来了“电梯效应”的最后一个特征，即一种新的加速和顺从——每个人都在努力变得更高效，有更高的生产力，以获得或保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倒退现代化
在书中，纳赫特威提出了“倒退现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这样一个新概念，用来描述他认为过去三十年德国社会最令人震惊的变化。“倒退现代化”并非指倒退回之前的社会，而是同时发生着前进和后退。这种矛盾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德国社会如今实现了更大程度的横向平等，但同时却出现了更大的纵向不平等。现代阶级关系并非简单的贫富或上下的简单对立，而是纵向的社会不平等与横向的差异相互交织，性别和种族分别形成了独立存在的横向结构。在作者看来，在倒退现代化出现后，人们关于公平的讨论普遍成为一种激进的机会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公平与其说是减少纵向不平等，不如说是消灭由文化特征决定的横向歧视，重要的不再是社会不平等与剥削，而是平等的权利与身份。以性别这一维度为例，现在的机会平等，是为了改变过去许多职位只为男性保留的现实，让女性享有同等就业的机会。的确，随着现代化社会平等政策的推动，德国社会的横向差异在逐渐缩小，近年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男女薪酬差距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大幅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然而，同样重要的女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却很少受到关注。不同职业、岗位之间的垂直差异，比如大型企业的女性经理和外来移民的女性清洁工之间的差异，在这场讨论中几乎看不到身影。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女性都面临相等的歧视。纳赫特威指出，来自中产阶级的女性成为近期平等政策的“赢家”，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则往往经历着最严重的歧视。在所有全职工作的女性中，三分之一只赚取最低工资。因此，虽然德国女性确实获得了更为平等的权利，但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这样的范式在其他群体之间同样存在，社会阶层上端的女性、男性和外来移民拥有更大的机会平等和缩小的横向差异，但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各个方面的阶级差距都在累积。当然，这种转变的问题不在推动改善特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其问题在于，目前的平等政策只针对了这一个问题，激进的机会平等将公平压缩到只剩下包容和待遇平等的横向逻辑，而再分配的纵向逻辑则逐渐被抹去。
这种激进的机会平等同样也造成了另一种自相矛盾的倒退。从理论上讲，如果所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机会，那么“纯粹社会流动”（pure social mobility）将会是理想的选贤任能原则，只有天赋、成就、精力以及技术水平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但实际上，因为高位的数量有限，这一政策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家庭富裕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仍然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实际的机会平等甚至被进一步压缩。因此，纳赫特威认为，这种机会平等是一种个体化了的社会公平原则，它一方面激化了个体的自主性、对自我的实现和责任承担，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竞争，而最终侵蚀了社会交往和社会团结的纽带。
其次，在纳赫特威看来，倒退现代化的出现和社会的自由化息息相关。社会变得更加自由（liberalized）是好事，但这种自由化在不同领域带来了不同后果。如上文所述，针对社会的解放，随即而来的是不同性别和种族之间更大的横向平等；但对市场的解放，产生的是更大程度的纵向不平等。这一冲突制造了一种新的状态，即个体作为国家公民（social citizen）逐渐转变为市场公民（market citizen）。这是德国社会发生的根本变化，它制造了一个基于市场的社会，而非基于公民的社会。
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据纳赫特威分析，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连续二十年的削减。在经济危机前不久，德国福利国家一直在扩张，并且在总预算中占了很大比例。但随着失业率的再次上升，社会支出也随之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福利国家是德国经济发展重获增长的最严重阻碍之一，不仅代价过于高昂，而且无效，因为它的福利服务提供了避难所，消除了人们承担责任的动力。尤其催生了中产阶级对受惠者的敌意，认为他们不应该依赖福利国家，而是应该自己承担责任。因此，作为一种制度，福利国家不再被视作提供给所有公民的集体保险，而成为强者和勤奋者赠与弱者和消极者的礼物。自由化的逻辑使市场成为供应方，福利服务被削减并部分转移给市场，而国家则后退至只负责基本保险。比如“现代劳动力市场服务第四法”（“Hartz IV”），将五十五岁以下失业人员的失业工资期限从三十六个月减少到十二个月，放宽资格标准，降低小公司解雇的门槛。
在福利国家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下，社会保障被“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ed）。现在每个人都被要求负责任地行事，且这种责任不再只是一种自主负责的生活，而是成为了社会纪律，导致集体心态的转变。根据这一标准，所有不符合自由主义责任要求的人都被审判，并被判为“有罪”。总之，这相当于向威权自由主义过渡，限制个人权利，而无益于整个社会的总体福利。相应地，一种新的家长式专制主义以解放的名义被强加给了下层阶级，只有来自中上层的人才能成功应对个人责任的挑战。这种民主平等结构中的裂痕给民主本身造成威胁，而集体向下流动的社会变化则进一步激化了这一伤害。
与此同时，虽然集体的社会权利遭到了破坏，但个体作为消费者的地位得以加强。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公民权被重组为个人市场公民权。在最极端的规划下，不再需要全面的福利国家甚至广泛的公共服务来确保民主的存在。虽然市场公民仍然拥有特定的权利，比如政治平等、消费者保护、财产权、免受歧视，但归根结底，市场公民权不过是个体作为消费者所享受的法律平等。换言之，市场公民在本质上不再是公民，而是拥有权利的顾客。在纳赫特威看来，这正是倒退现代化下的最理想主体，以面对全方位竞争的陌生规则。此外，社会公民权的倒退也损害了对民主生活的平等设想。在过去，民主生活的基础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平等”（relational equality），包括平等的公民地位、相似的生活状况、平等的自主性，以及不会出现特权沿袭等。而如今，这种关系平等不再成立。成功者将其与失败者分隔开来的再封建主义（re-feudalization）重新出现，瓦解了民主的基础。
面对这样的变化，虽然有很多人有足够的收入，作为市场公民过着不错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试图抵抗。纳赫特威在书中记录了德国及相近国家发生的反抗运动。尤其在该书出版的前几年，德国出现了类似更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模式，人们试图通过为右翼民粹主义者投票来抵抗这种发展趋势，因为他们承诺通过加强边境管制等举措，带来一个更安全和稳定的社会。但在纳赫特威看来，这种模式似乎是一种新的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liberal market capitalism）的抵抗，而给未来埋下隐患。
对于德国社会出现的集体向下流动和倒退现代化，纳赫特威从经济政治等因素做了详尽分析，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相对全面的德国社会图景。稍有缺憾之处在于书中对人口因素的忽视和性别视角的缺失。尽管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了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欢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但没有对德国的人口结构，尤其外来移民的构成、与本土经济文化的互动做进一步回顾和梳理。此外，作者针对德国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做的性别分析也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比如，作者在论述横向平等如何加剧纵向不平等时，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参与度的提升恰恰是“不稳定的前兆”为论据，得到提高女性横向地位实则加剧了女性内部以及男性内部的纵向不平等的结论。此处论断一方面跳过了对女性在市场参与度提升的历史脉络梳理，忽视了不同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处境的结构性差异，一方面在没有统计支持的情况下推导出因果，显得站不住脚。正如作者所说，问题出在目前的平等政策将公平压缩到了横向逻辑，而将再分配的纵向逻辑抹去。但倘若要论横向平等如何加剧纵向不平等，这样的演绎则相当勉强。
失范
德国是一个全民就业（full employment）社会，是一个正面例子。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也有三分之一的就业者受雇于临时、短期合同。反观中国社会，如今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这种社会氛围的变化会如何塑造社会文化，以及个体的日常行为决策？在《德国电梯社会》第四章接近尾声的部分，纳赫特威提到了“失范”（anomie），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后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 Merton）进一步发展。涂尔干将失范概括为限制个体欲望的社会规范的缺席（émile Durkheim, Suicide, Free Press, 1951），莫顿更强调社会对成功的过度强调以及对达成手段合法性的忽略，从而导致个体经历紧张和压力（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38 [3(5)], pp. 672–682）。在书中，纳赫特威将涂尔干和莫顿对失范的定义相结合，描绘了德国社会中失范群体越来越常见的现实状况——在一个仍然自诩上升社会，但实际不再有任何向上流动的社会中，仿佛在一个向下的自动扶梯逆行往上；构成社会整合先决条件的既定社会规范不断被侵蚀，并丧失效力，人们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必须不停往上跑才能保持自己的位置。许多人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们接受压力，放弃意义，然后更快地向前跑。在此，纳赫特威使用了一个恰当的类比，将很多人的生活描述为不断踩油门，但由于手刹卡住了，车轮一直在原地旋转——一种“发狂但停滞”（frenetic standstill）的状态。绩效原则等社会规范变成自我主张的病态手段，扭曲为不循章法的应对策略，最终导致更为激烈且完全的竞争。生命的全部行为都是为了保持社会地位，最后的结局往往是筋疲力尽。
当这种陷入竞争的失范状态成为主流，团结（solidarity）似乎变得遥不可及。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曾就失范对社会的危害进行讨论，他所提出的个体原子化在《德国电梯社会》一书中亦有所体现，与社会保障的去集体化相呼应。据涂尔干，这种“极度个人主义”（excessive individualism）破坏了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疾病（é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Free Press, 1964）。在《德国电梯社会》第五章的最后，纳赫特威承认无法在书中对一个向下流动的社会的替代方案和解决办法进行讨论，但希望通过分析德国当代发展的问题所在，推动思考如何在倒退现代化进程之后实现一种团结现代性（solidary modernity）。而我想，这也是时代抛给人们的亟待解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