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走向融合，从排斥走向理解，这是清朝官方与遗民史家群体之间关系的最好诠释。无论对遗民史家还是对清朝官方而言，对抗与排斥给他们带来的只能是内耗，融合与理解才是新环境下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对遗民史家群体而言，他们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华儒家文化的延续需要史书的修撰，“国可灭，史不可灭”，前朝的历史与文明的传承皆赖于遗民史家的辛勤修撰；另一方面，遗民史家通过历史书写传达“恶与善”，来维护儒家传统的道义。所以，遗民史家尤其是明遗民史家不仅要有“为故国书信史”的宗旨，还要有“为万世立纲常”的道义担当精神。对于遗民史家群体的这种诉求，清朝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回应。
《乾隆帝写字像》轴，清，绢本，设色，纵100.2厘米，横95.7厘米，故宫博物院。
随着时间的流逝，遗民史家群体的史学活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仅因为遗民史家生命的自然消亡，还因为遗民史家群体的精神与观念逐渐被融合进清朝官方的历史书写中。遗民史家群体的退却，更使清朝官方牢牢掌握了史学建构与历史书写的主动权。清朝官方史学在与遗民史家群体相互斗争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进步与完善，改造遗民史家的历史观念，并积极在政策与导向上引导他们顺从清朝的统治。遗民史家群体在清廷儒家文化本位的感召下，逐渐增进了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心理。从这一点来看，遗民史家采取了放弃对抗、回归常态的做法。他们在与官方史学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影响着清朝官方史学的发展与历史书写。乾隆皇帝通过对官方修史活动的干预，确立清廷在史学领域的至尊地位，通过编纂《通鉴辑览》一书，建立不可触犯的史学“条规”，以成万民所墨守的“法戒”。同时乾隆皇帝积极建构清朝自身的正统观念，以“大一统”的原则来消除“夷夏”种族观念对清朝正统性的质疑。在重新诠释正统观念的同时，乾隆皇帝不断梳理中华历史与南明史，并在自身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断调整对“南明史”书写的认同以回应明遗民史家的合理诉求。乾隆皇帝还通过《贰臣传》《逆臣传》等官方史书的纂修，大力褒奖明遗民史家所积极提倡的忠君意识。清朝君主通过历史书写来影响本朝臣民，把伦理纲常深深植入天下臣民之中。史学教化万民的作用在乾隆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彰显，从而成为了统治者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清朝官方的历史书写并没有因为遗民史家群体的“异质文化”而对其所有的观念都进行无情批判与压制，清朝官方逐渐秉持“拿来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不违背清朝正统性要求的同时，积极回应遗民史家的历史书写诉求，在官方史学中给予合理的位置，在历史书写上确立了“为万世立纲常”的书写原则，将清朝的历史观与历史书写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朝官方的这些做法，对清朝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清朝官方对遗民史家毕其一生所坚持原则的回应，是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认同与归属的一种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清朝官方通过自身史学的建构，与合理处理遗民史家尤其是明遗民史家的相关问题，使清朝官方史学在斗争与涵摄中得以壮大，官方的史学观念主掌一切史学领域，使清代中期以后的史学发展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不控制史学的发展方向，不利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控制史学的发展方向，又可能会对史学发展起到限制作用。在维护国家统治稳定的大前提下，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都不会忽视对史学领域的管制，清朝也不例外。遗民史家与清初官方史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将“无序”的史学秩序重新回归到官方控制下的“有序”之中。历史书写的原则与规范由遗民史家转移到清朝官方，这是遗民史家历史使命的终结，是一种常态；而对清朝官方来说，始终掌控史学发展方向，发挥国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这也是一种常态。对易代之际的史学与史家来说，最后的选择可能就是回归常态。
如果说遗民史家群体的归宿是回归常态，那么，仕清史家群体的任务就是协助清廷重建常态。仕清史家群体在政治上选择了加入新兴的满族政权，但在文化立场上则坚守汉文化的优越地位，是清初文化秩序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中，陆陇其、汤斌等人对清廷崇儒重道、理学立国政策的形成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康熙九年（1670），陆陇其得中进士，历任嘉定、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为官清正廉洁，为学以程朱为宗，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他认为：
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
陆陇其把学术提到有关国运盛衰的高度，极力提倡尊崇朱子学，摒弃阳明心学，尤为注重批驳其“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说。为了将“尊朱辟王”思想发扬光大，他充分利用跻身清廷的有利地位，大力撰写并刊行辟王之书，并与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进行学术论辩，从而使得自己的思想在士林中广泛传播。晚清学者唐鉴曾盛赞陆陇其“传道”之功：“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傅会于程朱。”正因有陆陇其的“辨之力”，加上后来熊赐履、张伯行等理学家继续“尊朱辟王”，程朱理学才在康熙年间被正式确立为统治思想和学术正统，陆陇其的首倡之功不可磨灭。
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其理学思想对康熙皇帝影响很大。当时清廷欲大力倡导理学，然朝臣中对理学观点持论不一，或程朱，或陆王，纷纭胶葛，议论芜杂。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九日，康熙皇帝召汤斌至乾清宫，“天语良久”，商讨此事。康熙皇帝指着《刘蕺山学案序》云：“时方有议阳明者，谓阳明用力处在知，而得力处亦在知；紫阳用力处在行，而得力处亦在行。”汤斌答道：“紫阳得力于行，而要必先之以知；阳明得力于知，而尤必推极于行，知行自不容分也。《大学》统论知行之先后，明‘知先行后’而归重于行。《孟子》析论智圣之始终，明圣终不离智，始与《大学》互相发也。”汤斌进一步阐述了朱陆调和的主张：“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致滋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学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康熙皇帝闻言频频点头。先是，康熙皇帝在理学各派中独推重朱熹，认为其学说浅近务实，然苦于难以平息朝中议论。自汤斌意见提出后，康熙皇帝部分接受了其主张，并利用它平息朝中持续已久的争论。翌年六月二十三日，康熙谕曰：“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相背。……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姓孙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且汤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著补授江宁巡抚。”自此，“时议衰息”。不同意见的“衰息”，意味着政策的成熟与思想的渐趋统一，汤斌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筵日讲是仕清史家影响君主的另一途径。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曾任职翰林院，担任侍读或侍讲，为皇帝的近臣，可以当面为君主述说经世大义和治国之道，塑造完美君德。早在顺治年间，很多汉官便上书要求重开讲筵之制，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见真正实行。直到康熙年间，经筵制度才得以恢复并渐成规模。经筵讲官职衔虽低，却得以利用面圣之机辩论政事之得失，他们是以帝王师的角色为自我期许的：“讲官所职者大……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犹天之枢纽，转运众星而人不之见者也，讲官又是默令枢纽能转运。”他们不仅要解释经传，还希望能够成就君德，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徐元文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翌年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日讲起居注官。每日在弘德殿进讲，他“敷陈凯切，惟以质直自将”，时常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许。熊赐履任经筵讲官时，“非尧舜之道不陈，非四子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言不言”，“累称说孔孟程朱之道，赞圣德以为制心制事之本”。时康熙皇帝年已22 岁，对讲官以宋儒之道辅弼“圣德”已感不能满足，欲知历代成败得失之由。
有一天，康熙皇帝对徐元文说：“《四书》屡经讲读，熟晓文义。每观《通鉴》备载前代得失，深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相参进讲。”徐元文“不胜忭庆”，于是从《通鉴纲目》中择其有“关切君德，深裨治理”诸事，命翰林院分撰讲章，复亲自裁定，按期进讲。他采用先儒评论，加上自己的看法，演绎发挥，务求“举其要，而畅其旨，相当务之急，以立言”。“即事以穷理，由道以敷治，表里精粗，全体大用，通贯如一，而先后相成也。”这一年经筵结束以后，徐元文将讲义呈送给康熙皇帝，希望他时时浏览，启益睿智，振厉精神，以有助决理万机。如能有所裨益，则是“得之臣工之讲论者浅，而得之夙夜之体验者深；得之片言之会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运用者大”。徐元文希望康熙皇帝能体验深邃，用以行政。徐元文这段时间的进讲《通鉴》，对康熙皇帝毕生的事业有一定影响。潘耒在进呈《通鉴讲义》时，满心期许君主于认真诵读之外，还能践行其中的治道思想，以期尧舜之治可以永传万代。经筵讲官大都是道德、学术方面的佼佼者，他们往往勤谨地致力于成就君德，在经筵日讲中向清朝君主传扬汉文化，加深了君主对汉文化的认识程度。在此过程中，康熙皇帝也主动学习并建构了一套新的理学观念，逐渐确立起了君主集道统和治统于一身的新形象。
仕清史家以自身的理学造诣和思想将儒文化发扬光大，又通过经筵日讲的形式影响君主，向他们传讲汉文化的精髓——经史之学，解经证史，试图以帝王师的身份砥砺君德，培养古圣贤君。此外，这些史家也通过自己良好的官声及政绩向世人和君主展示了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所收到的良好效果。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赢得了君主和世人的赞颂，客观上也加快了君主服膺理学并以之作为统治思想的进程。
除了推动清廷汉化政策的制订，很多仕清史家还是能吏，并通过推行教化来实践他们所倡导的文化政策。比如施闰章为学“以体仁为本”，他在自己的辖境内大力弘扬“仁孝”之风。在担任江西参议期间，他相继修葺了昌黎书院和白鹭洲书院，兴讲学之风，还亲自讲学，宣讲圣人的教诲。清廷文治政策的具体推行，正是依靠如施闰章这样的能吏才能得以实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在文化上起到了沟通官方和民间的桥梁作用。
白鹭洲书院
仕清史家通过交游、幕宾等形式将其他群体的史家纳入自己的关系网络，邀请他们参与修史，从思想、行为和实践等各个方面对他们施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清廷的态度，促使他们调整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的历史书写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仕清史家在推动史家主体性向常态回归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史家，他们对史学原则的坚持也是重建史学常态的一种努力。尽管仕清者因自身的政治身份，往往站在清廷一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明遗民展开斗争，极力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是，史家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又鞭策着他们去冲破政治立场的局限，敢于向朝廷提出异议，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一味附和官方论调。比如，仕清史家在官修《明史》的修纂过程中，坚持“信史”原则，从史料采择、史法体例、具体列传传目的设置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反复辩难中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而清廷予以很大程度的妥协与采纳，为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对史学原则的尊重与坚持使修史之人感受到了对自己的尊重，有利于调和不同群体的史家，可以使他们在共同的史学原则基础上增强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贰臣史家渴望回归常态，意味着他们可以不用再受现实与道德的双重煎熬，可以回到他们所熟悉的文化环境，让自己的人生重新获得尊重与价值。因为贰臣身份使他们面临着道德与现实的双重困境，而悔过自责的人格心态又使这一群体总是带着一层悲剧色彩。与仕清史家相比，他们没有在清初政治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是暗淡退场；与遗民史家相比，他们大节有亏，是被批判的对象，有口难言。贰臣史家的遭际、情绪、心态等方面体现了清初时人对于明清易代的“不适应”与“适应”，以及在迷茫、徘徊中寻求自我解脱的过程。在清初贰臣史家寻求自我解脱的过程中，史学成为他们的精神乐园，修史成为他们入清之后生活的重心，使得贰臣史家群体在无形之中参与了清初文化秩序重建的过程，成为重构文化秩序的众多主体之一。在史家参与重建清初文化秩序的过程中，遗民史家群体因为赖以立身的政治秩序被清廷彻底破坏，而将斗争视角转向重建文化秩序主导权的争夺，自然成为清初私家修史的主体和代表，与清朝官方力图主导的文化秩序进行了斗争和融合。仕清史家则由于对清政权的依附性，成为清廷支持下与遗民史家相抗衡的力量，又因为仕清史家本质上对汉文化的认同，使得他们成为清廷与遗民史家相互妥协、融合过程中的“润滑剂”，在他们的影响与推动下，清廷逐渐与遗民史家走向妥协与调和。
无论和清廷相互抗争的遗民史家，还是支持清朝的仕清史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诉求和较为明确的目标，因此在文化秩序建构的过程中有着清晰的自身定位，历史书写原则明确。而贰臣史家由于自身的尴尬身份，缺乏既定的归属感，在文化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摇摆不定，其文化诉求也相对模糊与无力，在清初文化秩序重建的格局中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当他们想融入遗民所倡导的文化秩序之中时，却因与清朝的合作而不为所容；当他们想在清朝主导的文化秩序中寻求一席之地时，却又被自己的故国之思和强大的舆论压力所折磨。最终，仕清史家依托清朝，掌握文化秩序的主导权；遗民史家随着时间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经过斗争后逐步融入新的文化秩序；贰臣史家则被边缘化，在清初史学格局中较早走向消亡。或许可以说，他们最终消融在了清朝官方主导的文化秩序之下，回归到了历史的常态。
文化秩序诉求归根结底是政权的合法性与自身的选择性问题。对清廷来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树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并获得原来明朝治下臣民的信服与支持。对遗民史家来说，明朝的合法性丧失与清初的合法性认同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他们的合法性认同危机。如何克服这种认同危机，才是他们的焦虑所在。贰臣史家通过自身的出处选择回避了这个问题；仕清史家选择了认同清朝的合法性；遗民史家通过对清朝重整秩序能力和意图的认可，默认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而将明朝合法性的丧失之痛留在了自己的心中，独自承受精神的煎熬。而从史家和史学的存在形态上来说，易代之际的风云激荡渐趋平和，史家和史学关注的主题逐渐转变，书写方式都由激烈转向平静，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渐趋稳定，史家与史学皆回到了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惯常位置。当他们找到这个位置时，说明他们已经基本消解了明清易代所带给他们的冲击与焦虑，文化和史学上的易代终于完成了。
（本文选摘自《史权与秩序：清初史家群体的明史书写》，尤学工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