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相李德裕贬死海南，传说有后人留在崖州。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寻访李德裕海南后裔，据称已“变黎俗”，他要求地方官从中挑选两三个少年，到省城接受教育，然后伺机送回中原，这个安排被委婉拒绝了。近年的研究表明，李德裕并无后裔在海南，张之洞这个举动“作秀”的成分很大。
李德裕贬所具体何处？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河北赞皇人，唐代名相，曾封“卫国公”，后人尊称之为“李卫公”。牛僧孺与李德裕两派斗争激烈，形成“牛李党争”，后来牛党的白敏中得势，李德裕接连被贬。吊诡的是，白敏中得到重用，原出于李德裕的推荐。据陈寅恪先生《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考证，李德裕于大中二年九月，由“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参军”，大中三年十二月在海南贬所去世，“其柩于大中六年夏由其子李烨护送北归，葬于洛阳”。（《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9-56页）至此，李德裕一族悉归中原，并没有人留在海南。
李德裕画像
1962年春节期间，郭沫若到海南三亚度假，崖县县委送来光绪版《崖州志》，请郭沫若校阅、标点，准备重印，郭写成《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于1962年2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郭此文老调重弹，偏信一些旧志说法，以为李德裕贬所为后来的崖州，即海南岛南部之三亚，无视唐时的“崖州”即琼山县，在海南岛北部。郭沫若一文说道：
李德裕死后，他的子弟留在崖州，其后人化为了黎人。……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出巡琼崖时，他曾嘱崖州知州唐镜沅寻访李德裕后裔二人，带往广州，将瞻养终身，并施以教育，以为良相之报，但他的后裔却不愿重返中原。
郭沫若这次度假，东道主是崖县县委，吃人家的嘴短，他要把李德裕贬所确定在崖州，不惜曲解史料。其实唐时三亚一带叫做振州，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崖州州治在琼山县。近年在琼山发现唐朝宰相韦执谊墓，即可为证。李德裕到崖州不久，曾谒韦执谊墓，并写成《祭韦相执谊文》。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李德裕断无可能从三亚长途跋涉到琼山祭韦执谊；他的贬所刚好在琼山，故此谒墓十分方便。李德裕到海南后，据说建了一座“望阙亭”，并赋诗纪之。
张之洞所依据的，是一些海南旧志，说李德裕有个弟弟李德禧留在崖州的多港村，后裔繁衍，人数颇多。他让崖州知州唐镜沅调查，发现所谓“李德裕后裔”已化为黎人。当时崖州举人吉大文，专门给唐镜沅写了一封长信，辨明李德裕贬所在琼山，唐镜沅不为所动，他顺着张之洞的旨意，找到所谓“李德裕后裔”交差。
寻访与意外结果
1888年2月1日，张之洞因巡视广东各海口，在香港停留时，发电报给雷琼道朱采、崖州知州唐镜沅：
闻唐相李卫公德裕有后裔在崖州多冈村，已变为黎俗。务速访求两三人，须确实有征验者，善为劝导资送来省，当优给衣粮，令谋出路。其家如有李相故物，婉为购致一两种，重价不惜。
张之洞要求海南地方官访求李德裕后裔两三人，送到广州，将为他们谋求好的出路。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不惜代价，购求李德裕遗物，“重价不惜”。唐镜沅为唐景崧族兄，字芷庵，中法战争中曾为唐景崧的景军办理后勤，战后因功得授崖州知州。2月8日、10日，唐镜沅连回两电称：
卫公祠已废，现捐修。其裔李亚法为黎首，计二十馀家，询知前存玉带玉盅，被匪抢失，无他遗物。近传亚法商选送省者，因病未至。（2月8日）今奉啸电敬遵。冬月抚黎至多港村，谒卫公祠，已废，先捐修。其裔李亚法为黎首，计二十馀家，询知前存玉带、玉盅被匪抢失，无他遗物。已有手折在途。近传亚法，商选送省者，因病未至。办妥再禀。（2月10日）
唐镜沅报告，崖州多冈村（多港村）的卫公祠已废，正在募捐修复，李德裕后裔李亚法目前充当“黎首”，整个家族有20多户人家，原来的玉带、玉盅被匪徒抢走，没有其他遗物。后来，唐镜沅又传召李亚法到州城，准备商量选送人选，李亚法称病未至。从一开始，李亚法的态度就显得消极。4月27日，唐镜沅汇报进展：
前奉电谕，饬选李卫公后裔聪俊者送省。近李亚法来城，曲传宪谕，彼亦感动，二次率子弟十余人来选，年二十以外者粗俗难化，且惧赴省。幼者皆在十二三岁以上。尚有韶秀者数人，其父母怯于远离，告以来州教化数月，拟缓送省，亦不愿从，察其心，愿而畏远。容再开导。惟故物碑版，遍索无存。城东望阙亭亦圮。但民黎共确指为卫公的后裔，当不讹也。
在官府压力下，李亚法两次率领子弟到州衙门待选，唐镜沅觉得年纪在20岁以上的“粗俗难化”，年纪小的“父母怯于远离”，也不愿赴广州。唐镜沅退一步说，先到州城“教化数月”，不急于送到省城，也都不愿意。至于李德裕旧物，均已荡然无存，传说中城东的李德裕“望阙亭”也已倾圮，附近的汉人、黎人都说他们这一族是李德裕后裔，唐镜沅也就相信了这种民间说法，或者说在张之洞压力下选择了相信。其实，李德裕当年既然没有到达三亚，所谓“望阙亭”也是附会的产物。
唐镜沅汇报后，似乎告一段落，张之洞本人可能也忘了此事。到了1889年12月7日，张之洞前往武昌上任，中途在上海停留之时，突然又想起此事，拍电报给雷琼道朱采、副将谢鸿章：
唐贤相李德裕贬死崖州，其裔孙尚有存者，已从黎俗。去年屡电嘱唐牧访求，咨送来省，据云该忠裔性质愚蒙，不敢远来。此事鄙人终觉于心耿耿。该将务须设法劝导晓谕，携两人同来，许以终身衣食不缺，吾将带往鄂省，将来携之北归中原，为古今忠臣劝。特此切嘱。需费若干，告知即电汇，千万办妥为要。
这回，张之洞表示要将两个少年带到湖北，许诺“终身衣食不缺”，将来再带到河北。12月11日，朱采回电称：“奉愿电，已飞饬谢副将，嘱其亲往多港黎峝，妥为劝架，并将宪意宣布，使其勿疑勿畏，一同来鄂，再为资遣，随谢副将赴鄂，费用无多，不敢烦宪心。”电报中的“谢提督”原名谢鸿章，为避李鸿章名讳改名“谢德龙”，是惯于逢迎上司的马屁精。张之洞移任湖北，本来没有安排谢鸿章一起北上，谢鸿章再三恳求，张之洞无奈答应，调他到湖北任职，叫他顺便把“李德裕后裔”也带到湖北。
1890年1月21日，张之洞在武昌收到朱采再次覆电：“李卫公后裔二人，由谢提督带至郡城，职道面问，一名亚六，年十八岁，一名亚洪，年十六岁，重译始通语言，均不愿远出，现令暂住。”6月6日，朱采来电传达了坏消息：“前所带李卫公后裔阿洪等，经职道电请宪示，现在患病思家，合否派人护送回崖？”两个少年在琼州郡城生病，强烈要求回家。
此后未见张之洞有给朱采发信的电报。此事大概虎头蛇尾，到此结束，李亚六、李亚洪回到崖州家里，不再出来了。这两个少年并不喜欢外出，他们只会讲黎话，要由海南汉人翻译为海南话，再翻译为官话，“重译始通语言”。对于官员来说，无法直接沟通，也就谈不上“教化”，隔着故纸堆，仍可捕捉到朱采的挫折感。
雷琼道朱采
张之洞执意要从中挑选聪颖子弟二三人，送到省城进行“教化”，然后再安排他们重返“中原”，这正是李亚六、李亚洪他们所害怕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了本地生活，亲戚、朋友都在本地，要他们离开家乡，远赴省城，甚至“中原”，能否适应，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未知数。
李德裕并无后裔在海南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可以说李亚法与他的族人跟李德裕毫无关系。当张之洞要求唐镜沅寻访所谓“李德裕后裔”时，崖州举人吉大文即上书唐镜沅，广泛征引史料，论证李德裕贬所在琼山。（吉大文：《上唐芷庵刺史书》，载《崖州志》）吉大文可谓学者典范，他更加尊重史实，不是曲学阿世之徒。他如果论证李德裕贬所在崖州，不仅可讨好张之洞，还能给家乡带来有形与无形的利益。可是吉大文就是如此执着。
1985年，学者卢业时发表《李德裕在海南贬地考》，严密论证，彻底推翻了郭沫若的观点，该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李德裕真正的贬所是海南北部的琼山县境内；二、“望阙亭”址在琼山县灵山区大林乡多吕村，崖城的“望阙亭”为后人所付汇；三、李德裕在海南没有后人留下，崖州多港峒李姓黎人并不是李德裕后裔；四、“郭老及历代李德裕贬地崖城之说多属传闻与附会，是不足为证的。”
1992年，韩敏发表《李德裕后裔化黎辨》一文，论证《崖州志》所言李德裕弟弟李德禧流寓崖州没有根据，李德裕并没有这样一个弟弟，“李德裕后裔化黎乃好事者的附会之言”。在此前后，应该还有其他学者作了差不多相同的论证，笔者见识未周，无法一一列举。既然李德裕并无后裔留在海南，张之洞大张旗鼓的动作就显得十分可笑，或者说他的是“另有所图”。
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
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有两个层次，先有事实认知，后作价值判断，两者互相联系但不能颠倒顺序。李德裕有无后裔在海南，是事实认知层面；如何看待张之洞要将“李德裕后裔”带往广州乃至中原的举动，属于价值判断层面。毫无疑问，首先要解决事实认知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不允许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认知，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张之洞要将所谓“李德裕后裔”带往中原，这种做法的对错是一种价值判断，允许有不同甚至直接对立的意见。
很多历史学者所做的工作属于“事实认知”层面，搞清楚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件，有什么人物谋划、参与了事件，事件经过如何，最终结果如何，是有对错的。至于事件属于什么性质，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人物如何评价，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不必定于一尊，也可以慢慢来，不急于下结论。但是，后者应该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如果事实认知错误，那么在错误的基础上发挥议论，可能就毫无意义。
苏云峰（1933-2008）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崖州人，1950年赴台，后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张之洞与海南建设（1884-1889）》长文中，苏云峰提出，李德裕海南后裔“从黎俗”，“对人类学家而讲，它提供了一个真正‘土著化’的例子。”（苏云峰《海南历史论文集》第115页）苏云峰认为李德裔后人“化黎”给人类学提供了“本土化”例子，是意义不大的判断，因为事实层面是错的，李德裕并无后人留在海南，也就谈不上“化黎”，人类学家即使找到李亚法后人调查，在学术上跟调查其他黎人是一样的，缺乏特殊意义。
人类学家单正平将张之洞安排李德裕后裔重归中原的计划称为“张之洞陷阱”。单正平指出：张之洞本人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在做有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事（为古今忠臣劝）。他大概不会考虑李亚法及其子孙到底是怎么想的。身居高位的两广总督、大学者，对蛮荒之地的草民百姓，难有真正“同情之了解”。海南地方政府为了改善黎族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曾经在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两次把深山老林的黎族移民到靠近海边的平原地区。但没多久，这些人不能习惯滨海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自发回到了山里老家。从张之洞“拯救”李德裕后裔的举动开始，各种精英先进，为了让民众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喜欢采取移民的方式来达成现代化。但效果常常不如人意，尤其不为被移民者所接受。这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不妨称之为“张之洞陷阱”。（单正平：《“张之洞陷阱”及相关问题》，载《读书》2018年第11期）
张之洞的“名臣意识”
张之洞之所以曾经有那么高的兴致，笔者猜测，跟他的“名臣意识”直接相关。张之洞报负很大，不仅要建功立业，还想留下“化民成俗”的佳话，追上甚至超越历史上的名臣。他把叶名琛所建小蓬仙馆改为“七公祠”，祭祀陶侃、王阳明、林则徐等历代入粤高官，将他这种抱负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他去世后，“七公祠”增加了张之洞的木主，改名为“八公祠”，也表明后来的两广总督十分了解他的抱负，了却他的心愿。张之洞最终得偿所愿，现今社会上仍有人记得他，以“名臣”载入史册。“名臣”是需要“佳话”的，可惜的是李亚六、李亚洪不愿意配合。张之洞努力寻找李德裕海南“后裔”，还隐藏着借此表彰同乡的目的。李德裕祖籍赞皇，与张之洞同属直隶（河北）。
张之洞做了一场“秀”，目的是形成所谓“名臣佳话”供后世传颂，可惜的是对方并不愿意配合演出，这场“秀”没有演完。他不在乎对方是否真的李德裕后裔，要的是给他名誉“加分”的项目。张之洞在“务虚”方面下过很大功夫，他的名声很大程度上靠“务虚”得来。
民国时期的五公祠
张之洞想利用所谓“李德裕后裔”来达成一段“名臣佳话”，最终是失败了，但雷琼道朱采在海口重修“五公祠”“苏公祠”却取得了成功。如今，游客到了海口，参访“苏公祠”“五公祠”是重要项目。海口“五公祠”祭祀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苏公祠”纪念苏东坡，这都是来自中原的名人，能让中原游客体验到一种“优越感”，也是生意经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