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复仇》，刘勃著，读库·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180页，28.00元
《逆行的霸主》，刘勃著，读库·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184页，28.00元
历经两千五百年的传播和流变，春秋末年楚、吴、越三国的恩怨情仇，早已从简单的历史叙事，逐渐成为一个个标准的寓言故事：楚平王道德败坏，在佞臣费无极撺掇下娶了为儿子太子建聘来的秦国公主，还迫害太子建及其幕僚；太子建老师伍奢的儿子伍子胥逃到吴国，立志复仇，并最终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吴王阖闾为伍子胥复仇击败楚国，随后因为骄傲自满败于越国并死于伤口；吴王夫差早年励精图治，击败越国并成为霸主，但后期宠信佞臣、沉迷酒色，尤其是对越国派来腐蚀他的美女西施极为痴迷，最终身死国灭；越王勾践在失败后卧薪尝胆，终成霸业。这些寓言故事是如此的脍炙人口，以至于留下了许多相关主题的成语。
刘勃的新作《错位的复仇》和《逆行的霸主》，便是讨论史料传播过程中如何逐渐变形，以及这些道德寓言故事背后可能的历史真相。某种程度上，这两本书可以视为同一本新书。它们讲述的都是春秋末年吴、越、楚三国之间的恩怨情仇，只是在视角选取上有所不同：第一本可以视为上半部，以伍子胥为主角；第二本可以视为下半部，以吴王夫差为主角，两本书的内容紧密衔接。以近二十万字的总篇幅和单本书的低定价而言，这也更像一本书的上下部分，而不是两本小书。
缺乏原始史料的拼图游戏：吴越历史的书写难在哪里
李开元老师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学的“3+N”理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已经过去的往事，是第一维度的“史真”；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残存下来的，同时代人留下的与“史真”相关的信息，是第二维度的“史料”；后世历史学家基于他掌握的“史料”，通过事实陈述和逻辑推理，对“史真”进行推想的著作，属于第三维度的“史著”。在这三个维度之外，还有依据历史著作再编撰的历史书、历史书再度改编成的历史剧等，这些衍生作品便是所谓的“N”。在这个结构里，延伸层次越多，细节就越丰富，但可信性也越低。对研究和还原春秋末年吴、越、楚三国恩怨情仇的史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理论。
在古代，《左传》《国语》曾被广泛认可为左丘明所著，他几乎是夫差、勾践同时代人，相关记载大致可以算原始史料。但近现代越来越多学者普遍认可的主流观点是，这两本书都是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作品，这就意味着他们成书距离阖闾入郢、吴越争霸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年，这两本书的史学价值自然大大下降了。与这两本书基本同一年代的新出土文物《清华简》中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记载。《左传》《国语》和《清华简》大约介于“史料”与“史著”之间。遗憾的是，虽然《左传》《国语》成书年代被推后了一个多世纪，这仍然是现在我们能掌握的材料中最接近于原始史料的记载。到太史公《史记》成书的年代，距离伍子胥和夫差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四百年，太史公书中的相关记载已经是纯粹的“史著”了。
在太史公死后一两百年的东汉年间，出现了两本对这段历史演绎颇为详细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书中有很多不知来源的记录，我们无法得知是作者找到了独门的原始史料，还是收录了民间传说和传奇故事，或是自行演绎、补充了许多历史细节。总的来说，这两本书许多内容的可靠性已经难以判断，整体定位介于“史著”和“N”的衍生作品之间。但恰恰是这两本真假参半、文学色彩大于史学色彩的书，由于细节足够丰富，往往在后世吴越史书写中占据主流，超越更为可靠的《左传》和《国语》。毕竟比起《左传》略显简略枯燥的文风，故事性更强、细节更详实的版本，在传播流变的过程中自然会占据优势。两千多年间，吴越争霸这段故事在传播中不断产生叠加与层累，到明末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的年代，开篇所言的标准寓言故事已占据绝对主流。
还原一段历史非常像完成一幅拼图，原始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是可以完成拼图的碎片。理解、还原近现代许多历史事件时，我们常常面临拼图碎片太多的问题。一幅两千五百个碎片就能完成的拼图，我们往往能得到一万甚至十万个碎片，并因此还原出完全不同的图画来。年代越久远，我们能得到的拼图碎片就会越少，而且其中许多碎片并非原始的史料记载。按照前面的理论，这些拼图碎片只能算得上“史著”乃至归入“N”的衍生作品，用这些可靠性存疑的拼图碎片来完成整幅拼图，其还原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还原伍子胥和夫差那个年代的故事，就需要用可靠性不一、数量有限的碎片来完成一整幅拼图，其难度可想而知。近年来，随着以张学锋、钱公麟为代表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考古新发现和新解读，吴越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吴、越两国的迅速兴起和衰落，已经越来越多被放进天下大势中考察，楚国和晋国在吴越霸权兴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得到充分重视。张学锋的吴国首都持续迁徙说、钱公麟的吴大城在今日苏州城西说，都得到了考古成果或多或少的证明。夫差宠幸西施、信任佞臣导致亡国的说法，现在更多只会出现在儿童读物和入门普及著作中。
对作者而言，完成这段历史的“拼图”，本质上是把古代史家留下的“史料”“史著”和现代新出土的文物，用现代化的史学方法串联起来，构建一个完整而自洽的叙事。刘勃这两本新作可谓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我们能在其中看到一段不一样的吴越春秋。
《错位的复仇》：快意恩仇“爽文”背后的历史与地缘
今日我们印象中伍子胥的事迹，大概是古代历史上最有爽感的复仇故事，没有之一。在这个故事中，无辜受难的忠良伍奢之子伍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投奔了楚国的主要敌人吴国，随后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王之位。吴国最终攻入楚都郢，伍子胥到处寻访后找到了仇人楚平王坟墓并掘墓鞭尸。这种不畏强暴、快意恩仇的作风，以及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大仇得报的传奇故事，实在太符合人类的审美天性了，尤其会让现实中经常忍气吞声的读者群体充满阅读快感，因此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古代故事之一。
伍子胥
刘勃在他的新书中并不打算复读一遍这样的经典故事。在书的一开始，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伍子胥的复仇故事是后人不断添油加醋才形成的。从同时代人所著的《左传》，到稍晚的战国初期作家托名左丘明的《国语》，再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再到东汉时代《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这两本书中加入大量文学性描述，伍子胥的故事初步成型。在随后的传播中，这一故事继续流变，加入了很多新元素，到明末集大成的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问世，距离春秋末年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伍子胥的复仇故事才算是完全成形了。
刘勃本书的标题便是他对这个故事的评价：“复仇”这件事本身，对伍子胥而言也不能成立。伍子胥的仇人主要是两个人：扮演传统审美中“昏君”或“暴君”身份的楚平王，以及扮演相同审美下“奸臣”或“佞臣”身份的费无极。但是在吴军攻入郢都时，楚平王已经病死很多年，导致伍子胥父兄被杀的费无极，也是其他楚国人痛恨的佞臣，在多年前就被楚国人杀掉了，等于楚国自行清理了门户。冤有头债有主，昏君佞臣都已死的情况下，所谓的“伍子胥千辛万苦终报大仇”或“吴国伐楚为伍子胥复仇”之说，从逻辑上看完全不成立，或者用本书标题所言，是标准的“错位”。在这个基础上，刘勃以《左传》为主要蓝本，讲述了他心目中的伍子胥复仇故事始末：本书从楚平王推翻兄长楚灵王登基讲起，到吴国军队占领楚国郢都后大肆烧杀抢掠、最终被秦楚联军驱逐出境收尾。
作者基本完全忽略了“明君”“昏君”“忠臣”“奸臣”这些传统的脸谱化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楚灵王、楚平王都不是自然继位，而是用非正常手段暴力自行夺取了王位。他们巩固权位的过程中，往往会不择手段，因此需要黑手套来为自己干脏活、排除异己。能担任黑手套的人，通常来说要么来自外国，要么是出身低微的本国人，这也是贵族当道的时代君王要想大权独揽的必经之路。楚灵王杀侄自立时，伍子胥的爷爷、伍奢之父伍举就曾扮演过这个角色。到楚平王登位，费无极成为新君更高效的黑手套。
在刘勃的解读中，楚平王早年从未想到自己能登上王位，因此留下了许多在书中被刘勃称为“潦草”的生活痕迹，包括与蔡国小官员之女的婚姻，以及这次婚姻中得到的儿子建。成为楚国国王后，这些“潦草”的早年生活轨迹也成了他想抹去的污点。最终，在心腹和黑手套费无极一手操办下，太子建被排挤后逃亡，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及兄长伍尚作为太子嫡系被杀。一部分伍氏族人逃亡到楚国在东方的宿敌吴国，包括本书主角伍员（伍子胥）和一位叫伍之鸡的将领。
作者基于《左传》的理解中，伍子胥在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成为新一代吴王阖闾的过程中贡献巨大，但并非前线领兵的将才。伍子胥的战略水平不错，但更像一位参谋人才，具体的带兵作战能力尚不如族人伍之鸡。在破楚入郢的战争中，伍子胥几乎没有存在感，既没有像阖闾之弟夫概那样战场决胜，也没有掘墓鞭（楚平王）尸的事迹。太史公在《史记》中对《伍子胥列传》倾注了大量个人感情，基于民间传说故事和文学剪裁加入这段掘墓鞭尸故事，很可能是与他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境遇有关。在近现代民族主义叙事兴起之前，汉武帝在王朝时代的史家看来几乎是暴君的代名词，《史记》也被许多古代政治家和史学家称为“谤书”，因此，刘勃也不由感慨道，“司马迁泉下有知，或许也会有一种类似鞭尸的快感”。
司马迁这段掘墓鞭尸的复仇“爽文”，在从《吴越春秋》到《东周列国志》的一系列后世史学和文学作品甚至戏剧中被加入了更多的元素，伍子胥从此也被定格为快意恩仇的“复仇之神”形象。这种形象越清晰，距离历史的真实就越远，但也越符合人类天然的艺术审美。
作者最后感慨道：“这里没有快意恩仇、改变国家命运、决定时代走向的孤胆英雄，但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奋斗与挣扎，却仍成就了一段流星缤纷如雨的历史。自然，星光下面，还有无数楚人白骨皑皑，雪落无声。”但从更宽广的时间线来看，吴师入郢给楚国带来的灾难，也只是往复循环中的一轮。按照现在的考古成果，春秋中期楚国击败宋国后，沿着淮河和长江而下，把势力范围逐步向东推进。吴国经营的重心原本在马鞍山（“姑孰”和“姑苏”在古吴语中可能是同一个词）-南京江宁到扬州-镇江这一线，在楚国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向东和向南转移，大略沿着今日的沪宁线不停迁都，直到进入太湖流域。
正如刘勃所言，伍子胥的复仇故事是被后世不断加工充实出来的，相较其原始事迹可谓是“错位”的。吴军在楚国境内大行暴虐时，昏君楚平王和佞臣费无极都已死去多时，承受报复灾难的是伍子胥根本不认识的楚昭王和广大的楚国平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被楚国在地缘上持续压制半个多世纪后，吴国利用楚国内部的矛盾和虚弱一举攻破其首都，倒算得上一次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复仇。
吴国在楚国重压下向东和向南转移统治重心的过程，也是逐步挤占当地越人部落生存空间的过程。这便是第二本小书《逆行的霸主》所说的故事。
《逆行的霸主》：吴越争霸历史的重构尝试
《错位的复仇》一书中对主角伍子胥更多是一种祛魅，原本充满了妖异美感的“复仇之神”形象反而变得模糊起来。相比之下，《逆行的霸主》对主角夫差的处理则是另一种效果：从《吴越春秋》到《东周列国志》的各种文学作品为我们刻画出的夫差，早年是励精图治的贤明君主，后期却沉迷酒色又信任奸佞，是标准的亡国之君。在刘勃笔下，夫差始终是那个夫差，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希望按照春秋时代的主流博弈规则融入华夏世界。夫差在连续胜利中走向失败，不是因为他变了，而是因为博弈规则和地缘形势发生了巨变。这种描绘方式使得夫差有了与传统审美迥异的另类魅力，也让这本书的可读性和整体性比《错位的复仇》更胜一筹。
把吴国灭亡归结于历史上未必存在的美女西施，可谓是混杂着“红颜祸水”式腐朽思想的陈旧观念。刘勃在书中两处地方对这种观念连同西施事迹本身都予以了彻底否定。讲到吴越议和时，刘勃引用了《国语》中的原话，“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就算到了被迫求和之时，进献子女的越国君臣仍然牢牢遵守等级观念。刘勃评论道：“假如献上一个民间美女给吴王夫差，恐怕不单不能得欢心，还会触怒对方：送一个出身这么低贱的女子给我，你是在侮辱我吗？”在书的最后，刘勃又说道：“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灭亡吴国的西施，但传说中的西施，却足以让人忘掉真正的吴国历史。”
与《错位的复仇》一样，刘勃在《逆行的霸主》一书中用标题高度凝练地概括出了对吴王夫差一生事业的评价：春秋后期，“大国领导小国集体行动”的传统霸主模式已经过时，因为维持霸主地位需要的经济代价太高了。绝大部分小国在春秋前中期基本都被吞并完了，剩余诸侯国要么规模较大，要么处在各主要势力中间。同样由于成本问题，以灭国拓土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此时在中大型诸侯国之间还难成主流。因此，以晋国为代表的中原强国早已对称霸丧失了兴趣。但来自“蛮夷”之地的吴王夫差，却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在中原已经略显过时的霸主之位，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逆行”。在中原那些破落的传统华夏国家看来，夫差作为一个蛮夷，却努力按照华夏霸主的行事规范和标准来要求自己。因此，他时而是表演略显浮夸的礼法卫士，时而是狂暴的野蛮人，两种模式之间随时会切换。
在这一基调之上，刘勃对比参考《左传》《国语》《清华简》和《史记》等著作，接续《错位的复仇》一书，从地缘政治角度对越国早期历史做出了猜测性还原：既然晋国能在楚国侧后方扶植起一个吴国，楚国同样可以在吴国侧后方扶植起一个盟友，来对抗气候已成的吴国。越国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吴国的肘腋之患。
除了连存在本身都被基本否定的西施外，刘勃还对更多传奇故事进行了考证与猜测：吴越议和时勾践只是有条件投降，这也是当时对战败诸侯国的常见惯例，灭国反而不是主流。关键是，和议前后的勾践仍然有着不小的实力。早期记载中根本没有什么他入吴为奴的记载，这些都是《吴越春秋》等五百年后作品的文学再创作。后世文学再创作的最大受益者范蠡，在《左传》《国语·越语上》根本没出现，在《国语·吴语》中仅在灭吴最后阶段作为一位普通将领出现过，还没能完成军事任务，被夫差突破了防线。《越公其事》中，范蠡也只以文臣身份被提及过一次。但在《国语·越语下》中，范蠡成了越灭吴的核心人物，从战略谋划到具体执行中的绝对主角。但在对比了其他口径的记载后，刘勃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充满了纵横家风格的“好故事”：以范蠡为绝对中心，并首次加入了勾践入吴为奴等要素，但其中的叙事却完全游离于相互印证的史料之外。
解读古代文明世界与“蛮族”交界区域的半野蛮、半文明政权，是一件非常高难度的事情。有限的记载往往来源于它们周边文明程度较高的政权，这种记载一方面带着文明世界的自我中心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无法对许多事情做出正确解读：无论是对这些半文明政权统治者的行事逻辑，还是他们周边更野蛮对手的明细，都充满了文明世界史官理解之外的迷雾。以弗兰克·李·霍尔特（Frank Lee Holt）为代表的当代欧美古典学者，在实际操作中倾向于通过地缘政治形势来确定主线、进行解析。刘勃作为一位文学出身的作者，面对类似的解读时显示出了自己在史学上的天赋，可谓与大家暗合。
在刘勃的解读之下，吴越争霸作为晋楚中原争霸在一个次要舞台的延伸，其地缘博弈的性质大大增强，而传奇故事的性质则被降到了最低。除了东边的大海外，吴国到夫差中后期已经三面受敌：北边是夫差争霸路上被吴国击败并交恶的齐国，西边是不共戴天的宿敌楚国，南边则是表面臣服的越国。曾经一路扶植起吴国的晋国，现在名义上仍然是吴国盟友，但夫差热衷于称霸中原，双方本质上也是竞争者，在黄池盟会中更是走到了兵戎相见的边缘。甚至连夹在各大国之间的宋国、鲁国及泗上小国，对吴国这个新霸主恐怕也没好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勾践灭吴时“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可见比起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来，夫差的吴国要得很多，称霸之后是需要割占大片土地作为小国保护费的。
吴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暴发户国家，面对上游楚国持续威逼、后方越国难以彻底消灭的恶劣地缘形势，本来就几乎是无解的。夫差作为一个心向华夏的蛮族国家君主，逆时代而动的试图称霸，加剧了内外矛盾的爆发，在整个华夏世界落到只有敌人、没有盟友的可悲状态，最终身死国亡。这样一个矛盾的夫差形象，比起“早年励精图治，后期沉迷酒色，最终走向失败”寓言故事式主角来，不但有了更多的魅力，还有了更多符合逻辑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角度看，刘勃拼出来的吴越争霸史，算得上一幅优秀的历史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