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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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就在翰林院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督饬编修、检讨以上官肄习政艺之学，教科举已成之才，期收速效之际，朝野上下不断传出设立京师仕学院，造就已成人才的呼声。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苏报》称：“顾未成之人才，固宜教以有用之学，而已成之人才，尤宜化其无用之学。”针对五日前整顿翰林院的上谕，作者认为“从容清暇，平日并无公事者”尚多，故议设京师及各省仕学院。京师仕学院分吏、户、礼、兵、刑、工、外务、警察八科，无论翰詹科道、六部额外司员，俱准入院肄业，毕业考列优等，给予执照，尽先补用。
如果说报刊议论较为随意，未可太过当真，那么当时最具影响的直、江、鄂三督联衔请设京师仕学院一事，就颇值得关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直督袁世凯向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发电，提出了借才异国问题。张之洞复电认为，政务处延聘外国顾问官，恐“必有干预，将来挥之不去”，但考虑到变新法则必须访西人，故提出“莫若京城设一仕学院”。袁世凯、刘坤一复电赞成，并提议请张百熙兼管仕学院。张之洞认为“甚妥”，请袁主稿，会江、鄂衔上奏。其大意为：“诚欲取济一时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拟请在京师设仕学院，饬管学大臣张百熙妥订章程，先行开办，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詹、科道、部曹，与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附立讲论会，访求外国通儒为讲友。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须采用西法者，均可派司员赴仕学院讨论。不过，折上即留中。张之洞得知后，又复电刘、袁，就刘所言“洋员宜慎重”问题，请其详筹妥拟“慎选防维之法”，再电荣禄，以免“内意疑惑”，以期获得俞允。
然而，看来此举实在走得太远，无法获准。即使获准，由于既有客卿问题，又牵涉众多京衙京官，实也操作匪易。请张百熙主持，恐怕他也难以接受。张百熙此时正忙着筹划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单是辞退丁韪良等西洋教习就够他忙活了。更重要的是，张氏另有教已成之才的方案，即开设速成科仕学馆。
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后，鉴于各省学堂尚少，一时并无应升大学的学生，故奏请先立一高等学校，为大学之预备科。又因“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欲收急效而少弃材”，故又请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待到操办起来，再变为“将速成一科先行开办”。
就仕学馆来说，招生对象为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考试分初试、复试，均有淘汰。初试分两场，头场试史论、政治策、算学策、英文论各一篇，二场试舆地策、交涉策、物理策各一篇。外国文论未习过者可不做。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十五两日，分别举行头、二场考试，仕学馆投考165人，挑取范熙壬等33人，再经二十二日复试，正取范熙壬、达寿、叶恭绰、朱献文等20人，备取袁励贤等6人。鉴于学生尚未足额，且前次考试正值乡试甫竣，未及赶到之人甚多，张百熙又发布《续行招考告示》，定于十月十七、十九两日初试，特别指出前次考而未录者，概不再行收考。这次投考120人，初取胡子明、余棨昌、靳志等33人。经二十八日复试，合第一次取中学生，“大约仕学馆可满四十名”。此时教习已聘就，校舍已修葺，大学堂只等开学。
从考试科目、场次、录取比例来看，想要入彀，颇不容易。因此，第一次招考录取后，即传闻有人条陈“大学堂考试过为严苛，取数亦甚寥寥”，故“请嗣后凡进士正途出身人员”，只要愿入仕学馆，但由其衙门咨送收录，毋庸考试。
就在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的共识渐多，大学堂仕学馆开学可期之际，清廷中枢高层也在酝酿着继续用速成教育之法，从整饬翰林院的脉络推进科举改制，故欲令新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中书在大学堂肄业三年，再出服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正体现了该决策：储才为当今急务，迭经明降谕旨，创办学堂，变通科举。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其未留馆职之以主事分部，并知县铨选者，仍照向章办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学未卒业者，留俟下届考试。分部司员及内阁中书，亦必领有卒业文凭，始准其奏留，归本衙门补用；如因事告假及学未及格，必须俟补足年限课程，始准作为学习期满。……所有一切课程，著责成张百熙悉心核议具奏，随时认真经理。……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则令入各省课吏馆学习。很明显，此举革新了庶吉士肄业之制，延续了前此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政治时务的思路，而且一并回应了部属、中书“新学”培训问题。不过，若非仕学馆筹备就绪，即使有令新进士接受学堂教育的想法，苦于无处就学，想法也很难成议。当时了解内情之人，即谓新进士入学为“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可见，正是由于仕学馆已办理就绪，同为速成教育的进士入学，即诏开进士馆，才有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条件。只不过后来大学堂当局决定在太仆寺街为进士新造馆舍，而将仕学馆归并其中，两馆教习相同，课程近似，惟分班授课而已。
值得讨论的是，尽管令新进士学习政治时务后再出服官的想法并不新颖，但想法归想法，要形成决策，付诸实践，则离不开当政者的主持和推动。
戊戌六月初九日，来京参加拔贡朝考的湖北士子甘鹏云在日记中从容发论：“进士初释褐，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甘氏的想法与进士馆立意颇似。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应诏陈言中亦谓：“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故有设京师课官院之请。可见前引袁、刘、张三督请设京师仕学院的主张其来有自。无独有偶，严复在光绪二十八年三四月间论教育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欲考求西国新学之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此亦国家所亟宜设法裁成，收为时用者也”。严复对此极为看好：“此等多聪明强识、知类旁通之材”，只要方法得当，待遇优厚，“其成殆可操券”。
类似的想法尚多。不过，从切实材料看，光绪二十八年秋冬，瞿鸿禨、荣庆是朝中促成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荣庆日记》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记道：“同徐、铁诣瞿前辈处面酌奏稿，并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颇蒙赞赏。”徐、铁即徐世昌、铁良，二人时任政务处总办，荣庆任政务处提调，瞿前辈即瞿鸿禨。那么，荣庆所“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究为何物？他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给出了线索：“早至政务公所……科举并入学堂旨下，申归。”当天的明发上谕，正是前引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之诏，即荣庆所谓的科举并入学堂之旨。
即使荣庆所陈办法与上谕的规定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庆的提议及办法与开进士馆有直接关系。癸卯庶吉士、进士馆学员郭则沄直言“进士馆之议发自蒙古荣文恪”。荣庆，蒙古人，身后谥文恪。郭则沄之父郭曾炘，时任领班军机章京，并与荣庆同任政务处提调。郭则沄好研掌故，庭闻既多，熟悉内情，他的话绝非圈外人臆测之言可比。其实，荣庆在上年应诏陈言，论及人才学校时，本有“重仕学”一条，谓“今日培植后进，原收异日人才，惟任时局之艰危，则以当今百寮庶司得人为亟”。他的办法，就是要用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使科举已取之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上文表明，荣庆所陈办法颇蒙瞿鸿禨赞赏。有意思的是，下文将看到，瞿鸿禨正是进士馆之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也间接证明荣庆确与开进士馆颇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进士馆之议发自荣庆，那么，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慈眷甚隆的瞿鸿禨则是此议的强力推手，作用更大。
材料显示，在荣庆向瞿鸿禨陈说办法之后，政务处很快便开始讨论该议题。十月末，张缉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讯息：“第一号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一节，王相执意派掌院入学堂，鹿公和之。经师座造膝密陈，谓掌院入学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谓然。闻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节，而师属万勿宣传。”张缉光系瞿鸿禨善化同乡，师事鸿禨，又任瞿氏儿辈老师，《〈历代统系歌〉序》，谌东飚校点《瞿鸿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194页。他与朱启钤（瞿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报》密探消息。瞿鸿禨此次特“属万勿宣传”，正说明平日“宣传”已多，而瞿完全知情，甚且有意为之。
可知王文韶（王相）、鹿传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对进士馆之议，但王却执意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鹿附和，瞿虽不以为然，但显然没能在讨论中说服王、鹿。于是瞿在独对中密陈利害，获得了慈禧的支持。“其折”即指政务处议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折，在随手登记档中的事由为“变通新进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递上，当天便明发上谕，事由亦同，说明上谕即据该折而拟。该密信证实了瞿鸿禨为此事的幕后推手。
作品简介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5月
晚清的中国连遭挫败，被迫走上变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举制度首当其冲。本书即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作者呈现了清季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希望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了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