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思考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时，我们往往会想到荒野。美国自然作家迈克尔·波伦认为，将自然和人类文化对立起来的选择是虚妄的。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学习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利用自然。波伦使用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笔调，将笔触伸向文学史上的花园理念，通过追溯玫瑰、杂草、树木等花园植物背后的文化历史，拓宽了对自然的理解。过去，我们受惠于荒野理念。今天，我们将同样受惠于花园理念。本文摘自《杂草、玫瑰与土拨鼠：花园如何教育了我》第三章“剪草的理由”，林庆新/马月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0月版。
《杂草、玫瑰与土拨鼠：花园如何教育了我》书封
没有一块草坪是一座孤岛，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从我的前门廊开始，这块邋遢的绿色地毯从山坡上翻卷下来，越过一条单车道马路，进入我邻居的院子。接着，它越过一些树林和石墙，然后穿过其他十几处没有栅栏的地方，进入胡萨托尼河谷，开始向南边的大都市挺进。一到丹布里的南部，草坪——现已清除了野草，也已精心修剪过了——就会不顾地产建筑的边界，在郊区的小道上互相追逐。然后，它向西延伸，进入纽约边界；现在，正迈着更庄重的步伐，在拉奇蒙特的槭树下漫步，在十几个高尔夫球场上铺展开来，环绕在斯卡斯代尔淡蓝色的水池周围，逐渐接近哈德逊河。接下来，草坪覆盖了新泽西州，在不断扩大的绿色河流一分为二之前，一张翠绿的邮票前后铺满了千万家错层平房。一条支流向南推进，跨越了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较低矮的山丘，直到席卷了佛罗里达州稀薄的沙地才停下来。另一条向西蔓延，很容易就追上了中西部的电力网地区，然后直达西部各州，这里荒无人烟。但恶劣的土壤和气候也无法阻挡草坪向太平洋进军：它越过落基山脉，在庞大的灌溉网的支持下得以继续绿化西部的大片沙漠。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那样重视草坪。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给整个大陆铺上了一层绿色地幔，很少考虑当地的条件或花费的代价。美国约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草坪，我们每年在这些草坪上花费三百亿美元左右——这是田纳西州普莱森特山的草坪研究所的估算，该机构致力于向美国人宣传草皮的好处（当然是向接受这一点的群体宣讲）。像州际公路系统、快餐连锁店、电视一样，草坪可以统一美国景观；使克利夫兰和图森的郊区、尤金和坦帕的街道，看起来更一致。根据已故园林史学家安·莱顿的说法，美国本质上对世界的园林设计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把街道两旁许多房子的前院草坪联合起来，向路人展示一片平静的、广阔的绿茵。”法国有正式的几何花园，英国有风景如画的公园，而美国则是一条修剪整齐的、无限的、民主的草坪之河，居民的房屋就沿着这条河整齐排列开来。
要想挡住这条河的强劲水流不太容易。美国传统摒弃了栅栏和树篱，那么，一个业主的疏忽或不满，就可能破坏一整片郊区的景色。这就是草坪养护在郊区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公民责任的原因，也揭示了，正如我小时候学到的，大多数人不会容忍落伍者或异见者的原因。我父亲与他在法明代尔的邻居们之间的冲突并非个例。一些郊区的社区每隔几年就会因为某个房主没有修剪草坪而爆发争执。不久前，一对夫妇搬到了马里兰州波托马克的一栋价值四十四万美元的房子里，他们的草坪养护有些拖延，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新社区里变成了贱民。他们的邮箱里出现了一张来自邻居的匿名字条，上面写着：“请修剪你的草坪，它已经成为整个社区的耻辱。”那个微妙而又明确的边界，即修剪过的草坪与蓬乱的草坪交界的地方，足以扰乱整个社区的安宁；它是郊区脸上的一道疤痕，是乐园中不可容忍的瑕疵。
同样的伤疤出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当时尼克·卡拉威租住在盖茨比隔壁的房子里，没有按照西卵区的标准维护草坪。两块草坪之间的裂痕让盖茨比非常烦恼，以至于他派遣园丁去修剪尼克的草坪，从而消除裂痕。波托马克的邻居们表现得不那么机灵。一些人提议借给这对夫妇一台剪草机。其他人则向县政府投诉，直到违法者被带到法庭，因为他们违反了当地的一项法令：任何超过三十厘米高的野草都是“对公共健康的威胁”。显然，这种值得质疑的法律盛行于美国数百个城市。在纽约水牛城的一个郊区，住着一位梭罗研究学者，过去几年中，他一直在法庭上捍卫他容许野花在前院草地上自由生长的权利。邻居们自作主张将违规的草地进行修剪后，他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个院子的草地与懒惰无关，它是自然的，按照上帝的方式生长。”当地法官以禁止“有害野草”的条例为由，命令这位水牛城人修剪他的草坪，否则将面临每天五十美元的罚款。这位梭罗学者违抗了法院的命令，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因为郊区公民不服从行为，已经支付了超过两万五千美元的罚款。
我不打算对自己的草坪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至少一开始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买了一台托罗剪草机，开始剪草。每个星期六，剪草四个小时。起初，我试着采取一种禅宗的方法，除了手头的任务，清空脑子里的一切，让自己沉浸在剪草的那一刻。我喜欢这样想，每周与草打交道的时间，我可以熟悉院子里的每个细节。我很快就对每个树桩和石头的精确位置、每只常来的鼹鼠的隧道路线、每个蚁穴的精确地址了如指掌。我注意到，在积水的地方，车轴草生长得很旺盛，而在较干燥的山坡上，马唐草长势很好。几个周末后，我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张草坪地图，就像思维导图一样精准全面。
完成的作品也让我很高兴，新修剪的草坪散发着草香，展示出恢复的秩序美。我的房子两边都是树林，从现实和隐喻的意义上讲，修剪草坪是我逼退森林、维护我在景观中地位的方式。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不信任自然，但是支配自然仍是人类的深层冲动，剪草就是很好的例证。我认为剪草机是文明之刀，而我的草坪是它从荒野中划出的一个宜人的平面。我的草坪是自然的一部分，适于人类居住。
因此，也许草坪对我们的吸引力存在于人类的基因中。社会生物学家同意这一点：他们甚至提出了“草原综合症”来解释我们对草的喜爱。我们的基因已经编码了对开阔草地景观的天然偏好，这种景观类似于非洲的稀树大草原，人类就是从那里演化过来的，度过了他们最初的几千年。树木零星点缀的草场，对食草动物来说，可以躲避食肉动物，很安全，也很适合他们生存；据说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按照东非草原的样子改造了欧洲和北美的林地景观。索尔斯坦·凡勃伦也认为，游牧生活是我们人类的根，草坪的流行可能是一种返祖行为。他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写道：“在人们眼中，修剪整齐的草坪美丽无比，欣赏这些保存完好的草场或牧场时，人类遗传的本能让他们很容易从中发现乐趣。”
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草地具有普遍吸引力，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说明美国草坪的情况。例如，它们没有解释杰伊·盖茨比对尼克·卡拉威的草坪所发生的浓厚兴趣，也没有解释我父亲未经修剪的草坪在法明代尔引发的丑闻。以及，没有解释在美国我们拆掉栅栏和树篱，把大家的草坪连接起来的事实。而且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精心维护的草坪总是萦绕着一种确定无疑的美德气息。
为了理解这一点，你需要了解一些美国草坪的历史。事实证明，美国草坪是一个相当新的发明，出现在南北战争后，当时美国规划建立了第一个郊区社区。如果说是谁发明了美国草坪的话，那就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68年，他受委托设计芝加哥郊外的河畔镇，这是美国最早的郊区社区设计之一。设计方案规定，每栋房子要从道路向后退九米，而且禁止建围墙。他反抗英国的“高墙”，他认为一堵堵高墙使那里的房子看起来像“一些私立疯人院”。在河畔镇，每个业主都会保留一两棵树和一块草坪，与邻居的草坪无缝衔接，给人的印象是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公园。
奥姆斯特德是一代美国景观设计师/改革者中的一员——与安德鲁·杰克逊·唐宁、卡尔弗特·沃克斯和弗兰克·J.斯科特一起，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化美国景观。在我们今天看来，景观美化这件事可能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认为景观史应该是走向衰落的故事，但当时人们并不这样想。从英国来访的威廉·科贝特对美国农庄“外围的邋遢”感到震惊。他写到，每个农民都满足于他的“木板房，周围光秃秃的，像海边一样荒凉……虽然在这里所有的英国灌木或花草都可以生长和繁衍”。这片土地看起来像是被匆忙整理和清理过的（确实如此）：景观基本上没有树木，临时的栅栏勾勒出耕作不善的田地，树桩随处可见。一旦一块土地被用完，农民就会开辟新的土地，让上一块土地荒废。正如科贝特和其他许多19世纪的游客所注意到的，几乎没有人实践观赏性园艺；典型的院子被“美化”成南方人称为白色垃圾的风格——几只鸡、一些破损的农具、泥土、野草，还有一片不整齐的蔬菜地。
这对农民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内战结束后的那些年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搬到“边境地区”，他们需要更体面的环境。1870年，弗兰克·J.斯科特为了让中产阶级接受奥姆斯特德和唐宁的设计理念，出版了第一本专门讨论“郊区住宅美化”的书《美化郊区家园的艺术》（The Art of Beautifying Suburban Home Grounds），在确定美国郊区景观的外观方面，这本书或许比其他任何书都做得更好。和当时许多改革者一样，斯科特对自己没有任何把握。“到目前为止，光滑的、低矮的草皮是郊区房屋地面上最基本的美丽元素”。
像奥姆斯特德和斯科特这样的美国人并没有发明草坪——草坪在英国都铎时代起就开始流行了。但在英国，草坪通常只存在于庄园；美国人将其民主化，将广阔的庄园绿地切割成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尤其是在1830年之后，地毯制造商埃德温·巴丁为第一台实用的剪草机申请了专利）。此外，英国人从不认为草坪本身是目的，它只是草坪游戏的背景，也是花坛和树木的背景。而斯科特让所有其他景观元素都作为草坪的装饰；可以种鲜花，但只能在草地的外围。“让你的草坪成为你家的天鹅绒长袍，让你的鲜花成为它恰如其分的点缀”。
但斯科特与旧世界的做法最根本的不同是，他强调了个人对邻居的责任。他说：“将我们有幸创造或保证的自然之美遮挡在别人的视线之外，是不道德的。”斯科特认为，个人的草坪应该为集体景观做出贡献。“通过开放前院而获得美感，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它使所有参与交换的人都变得更富有，而且没有人会因此变得更贫困。”斯科特和之前的奥姆斯特德一样，试图将不起眼的草皮上升为一种民主制度；那些反对他们计划的人被打上“自私”“不睦邻”“不敬业”和“不民主”的标签。
我们用敞开的前院草坪向邻居宣告我们的“志同道合”以及我们与英国人的天壤之别，后者用“不友好的砖墙”来阻挡下层人的嫉妒目光，“墙头放着玻璃瓶”。美国的草坪具有一种平等主义的自负，暗指我们没有理由躲在树篱或栅栏后面，因为我们同属中产阶级。草坪宣布，我们在这里都是财产所有者。草坪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提供一个体面的大舞台，让众人可以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家。一位景观设计师在1921年注意到，我们的院子是为了“引起街坊邻居的赞美”，他将开放式草坪的流行归因于孩提时代“我们向路人喊‘你好！’的本能，并把我们的财产拿到路人眼前给他看”。
当然，民主的前院也其黑暗、强迫性的一面，正如我家在法明代尔那段经历一样。在赞扬美国前院不加修饰的“朴素风格”的同时，20世纪中期的设计师/改革者就像清教徒牧师一样，为我们与土地的关系制定了严格的惯例，我们对这些惯例的遵守将被视为我们性格的一个指标。就像清教徒不会容忍任何试图与神建立后门关系的人一样，郊区乌托邦的成员也不会容忍那些与土地建立不符合惯例的关系的房主。这种类比听起来牵强，但当你想起美国的大自然经常被视为神造时，这就变得很合理了。把自然当作神灵，把郊区的集体草坪当作教会，把修剪草坪当作一种圣礼，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观赏性园艺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在美国流行起来，以及我父亲为什么在邻居眼中是一个反传统的人。像海丝特·白兰一样，他在前院草坪上的名字缩写是一种“绿字”，宣告了自己的行为不需要大家的祝福。
也许因为美国人国家认同的基础就是这片公共土地，而不是相同的种族或部落，所以我们才对景观的个人主义表达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毕竟土地对于美国人的身份而言太重要了，不能随便允许任何个人对这个身份有别出心裁的认知。在决定土地应该作为共识的载体，而不是作为自我表达的舞台之后，美国的草坪——集体的、国家的、仪式化的、朴素的——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草坪已经开始表达我们对土地的态度，就像勒诺特尔用自信的几何图形表达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又如“能力”布朗用如画的公园表达英国浪漫主义的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