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日】加藤阳子著，贺申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420页，118.00元
每当读到近代史，我们总会冒出一股倍感屈辱、遗憾不甘之感，这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史往往意味着一段长期遭受压迫、遭受侵略的历史。而这些压迫和侵略，大多来自于我们的东瀛近邻——日本。因此，日本的近代史正可谓与我国相对，是一段误入歧途、不断对外扩张的侵略史。在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牵引性作用的罪魁无疑是日本的天皇及其军队。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当然是极为必要的，但在展开批判的同时，我们或许还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某些根本问题：日本天皇及其军队缘何发挥、如何发挥牵引性作用？自诩为“皇军”即“天皇之军队”的日军，究竟在其国内政治中占据着何种地位，它给国家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的著作《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正是从学理角度分析阐释上述问题的新成果。该著日文原版题为《天皇と軍隊の近代史（天皇与军队的近代史）》（勁草書房，2019年），译成中文时特意添加了“病入股肱”四字，显然有着画龙点睛之意。因为日本明治政府早在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中就曾将其军队形容为“股肱之臣”，并以“天皇乃军队之头首、军队乃天皇之手足”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把我们常见的成语“病入膏肓”改为“病入股肱”放在这里，恰能形象概括本书的主旨。
如书中开卷所言，该著的重点并非在于描绘日本军部或军队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一面，而是特别关注以下两点问题：“一是军部（军队）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究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二是昭和战前时期，在日本的政策制定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军部（军队）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致中文版读者》，第2页）换言之，本书研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军部（军队）对于近代日本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外交层面的影响如何；其二，军部（军队）在近代日本决策机制的转变，特别是昭和战前期（1926-1945）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可以说这一角度的学术考察，不仅从实证研究角度为詹姆斯?克劳利的理论（James B. Crowley,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做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思考、解明一个重要问题：为何近代日本会“病入股肱”、其“病”究竟从何而来？
不过，加藤教授在书中致谢译者贺申杰博士时却也提到：“本书原是一本受众面较为狭窄的专业书籍”（《致中文版读者》，第5页），即意味着对于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一般读者来说，直接阅读或许将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有鉴于此，拙评在进行学术分析的同时也将对相关基础背景做一梳理，以期为书籍的阅读提供一些帮助。
一、军部的概念与“皇军”意识
要探讨近代日本军队所发挥的影响，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天皇、政治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与相关概念的含义，尤其是其陆海军中枢机关的基本情况。比如该著频繁提到的“军部”究竟是指的什么，它和“军队”有何区别等等，若不回溯日本史上的“政令分离”及其基本组织架构，便无从谈起。
通常来说，近代日本语境中所说的“军部”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上它被用来泛指陆海军的高层或决策者，甚至在最广义的理解上可被大体等同于整个军队；而在狭义上，则通常是对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四个实体机构的总称。明治维新之初的1869年，日本政府曾通过官制改革建立了“两官六省制”。所谓两官，即太政官、神祇官，而六省则设于太政官之下，包括民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宫内省、外务省（藤原彰，《日本軍事史 戦前編》，社会批評社，2006年，46页）。其中的兵部省系由过去的军务官改组而来，负责统管政府直辖的海陆军（1872年后官方称谓从“海陆军”改为“陆海军”）。在这个阶段，日本还没有在组织机构上把陆军、海军区分开来，而是交由兵部省的长官“兵部卿”统一管理。但随着军事近代化的不断推进，至1872年，兵部省被撤销，拆分成了陆军省、海军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69年，第10页），由此日本军队才真正实现了“陆海分离”。
陆军省、海军省
至于参谋本部、军令部的出现，则是随后“政令分离”带来的结果。1878年，日本政府为了提升军事方面分工合作的效率，效仿西方制度对军政机关、军令机关做了分割处理。所谓的军政机关，主要负责与作战间接相关的事务（建军、国务），包括建军编制、军费预算、军官任免、兵员数量、军纪军法等；而军令机关，则主要负责与作战直接相关的事务（作战、统帅），包括作战部署、军事情报、军队演习、作战运输、战史总结等。这种军政军令的区分也被称作“国务统帅之别”（22页）。率先实现“政令分离”的，是日本陆军。即按照当时的《参谋本部条例》，原本隶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改称“参谋本部”并从陆军省独立了出来（统帅权独立）（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第10页）。而日本海军，最早的军令机关被认为是1884年设立在海军省之下的军事部，但其在组织结构上获得真正独立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即：1886年被纳入到参谋本部之下成为参谋本部海军部，1893年成立海军军令部，至1933年根据《军令海第五号》正式更名为军令部（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連合艦隊（1）》，朝雲新聞社，1975年，245页）。囿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就其细节展开具体详述，但总而言之，我们在狭义上所说的日本“军部”一般就是指陆军的军政机关陆军省、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海军的军政机关海军省、军令机关军令部四个机构。而之所以要在这里首先对“军部”的概念加以明确，是因为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军部如何对政治造成影响、对决策造成影响及其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政军关系）。
参谋本部、军令部
加藤教授在书中基于既往研究的成果指出，关于统帅权独立或曰“政令分离”的原因，以往曾有两个方面的解释。其一是在留德归国的桂太郎的主导下，效仿德式军制实施了军政、军令的切离；其二则是因为吸取了西南战争（1877）和竹桥事件（1878）的教训（16页）。若将两种解释综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走近历史的真相。即在当时自由民权运动（1874-1890）的背景之下，为了让军队、军人远离政治以避免叛乱事件的再次发生，当时以山县有朋、桂太郎为首的陆军高官借鉴吸收德国的经验，创立了该制度。换言之，为了避免政局的波动给军队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决定把军队的统帅权独立出来，交予天皇“亲率”。而这正可谓“天皇之军队”得以创设的肇始，也是日军自诩为“皇军”的最初依据之所在。但与此同时，加藤教授也在末尾为我们提示了另一个值得进一步推敲研究的思考线索：日本的“皇军”意识或许也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近代，它有着从古代发展而来的一贯性。即回顾日本数千年的历史便可发现，它在军事上依靠公武力（指天皇麾下的军团、兵士制等公民兵）存在着两段时期，一是至奈良时代八世纪为止的律令国家时期，二是自明治维新至昭和战前期为止的时期（征兵制军队），从《万叶集》的防人歌中也能读出一种作为天皇麾下公民兵的“皇军”意识。因此，从古代的防人到近世的武士，再到近代的军人，各个时代的军事力量中似乎有着一种类似“意识”的东西贯穿其中（363-364页）。
山县有朋、桂太郎
二、近代天皇制的成立和军部干政
可以认为，统帅权独立或“政令分离”不仅使日本天皇与军队走向了直接的联结关系，强化了“皇军”的意识，也为军队避免政治的干预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而为日本军队巩固“防御”能力并进一步为其添加“进攻”属性的，则是近代天皇制的成立，以及此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89页）为代表的各项政策。
明治宪法的颁布
有不少学者把1890年视作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终点，这是因为当时不仅召开了第一届国会，而且也通过《明治宪法》（原名《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起了近代天皇制。《明治宪法》虽然在其第一条便写明“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体现出了高度集权的特色，但在随后的内容中却又把国家大权拆分开来，交给内阁，国会（贵族院、众议院），法院、，军队、，枢密院等机构来代为管理，谓之“辅弼”。这种既高度集权又高度分权的做法，再加上条款字句上的模糊性，最终导致该宪法及天皇的定位患上了“因解释不同而性质有所不同”的怪病。尤其是“天皇究竟是绝对君主还是立宪君主”的问题（商兆琦：《“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9页），时常会因为各种政治势力自身利益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理解与回答。比如军队为了避免政治对自身的干预并由天皇“亲率”，自然是倾向于“绝对君主”的解释。日本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曾就此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有两个情人，一个比他年轻，一个比他年长。年轻的女人不喜欢自己的恋人是个老头，每次约会时都会一点点地拔去男人的白发。年长的女人不想让别人知道恋人比自己年轻，于是不断地拔去男人的黑发。到最后，男人竟成了秃头（【日】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 年，121页）。这正象征着日本近代天皇制在反复被各种势力利用的过程之中走向了灭亡。
明治天皇、明治宪法
而在这个漏洞重重、疾病缠身的宪法里，关于军队或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则主要做了两项重要规定。即第十一条“天皇统率陆海军”（统帅大权）、第十二条“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编制大权）（序言第3-4页）。由此导致日本军队拒绝政治干预的“防御”能力获得了绝对的法理依据，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另一方面，为军队反过来干预政治增添“进攻”属性的，是1900年确立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该制度在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其中规定，有资格出任军部大臣的只能是现役军官（在前述军部的四个实体机构中，陆军省和海军省长官称“大臣”，参谋本部和军令部长官称“总长”，所以“军部大臣”指陆军省的陆军大臣、海军省的海军大臣，两者属于内阁成员，而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因统帅权独立、有帷幄上奏权而不属于内阁，直接听命于天皇），因此内阁首相出面组阁时无权指定军部大臣的人选，必须接受军部的推荐（纐纈厚：《近代日本政軍関係の研究》，岩波書店，2005年，123页）。这项规定从军队的角度来说即意味着：如果新上任的首相对军方不友好或不听从军方的意见，那么就可以拒绝推荐人选，从而导致内阁因“半身不遂”而无法成立；如果内阁成立后实施的政策让军方感到不满，就可让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单独辞职，同时拒绝推荐继任者，从而导致内阁因为不完整而垮台。如此一来，军部便获得了足以使内阁致命的干政能力。
军部若要干政，除了拥有法理依据和干政能力之外，也必须具备干政的意愿。关于此点，学界以往的研究大多会把焦点集中在一战以来日本军队内部所流行的“总体战论”或“国家总动员体制论”上。即认为：一战意味着今后发生的战争将很可能是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的“总体战”，因此这势必要求日本“第一，积极取得外部的资源并建立自给自足圈；第二，对内部的国家体制进行重编”（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編：《日米戦略思想史》，彩流社，2005年，102页）。换言之，对外发动侵略并掠夺资源、对内构建军国体制被认为是军部不断干政的重要动因。所以，近几十年来对永田铁山等代表性人物的军事战略构想展开详细考察，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川田稔：《永田鉄山軍事戦略論集》，講談社，2017年等）。
在这一路径的延长线上，加藤教授在书中援引日本士官候补生八木春雄、藤井齐等人的证词，又就其内在理论逻辑做了独到的分析，或许能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挖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八木强调）军人的真正任务在于防内乱于未然。身负保护国家之责任的军人，不仅要防御外敌，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内敌，防内乱于未然。这是当时很多青年军官脑海中的逻辑”（369页），“藤井在《忧国慨言》一文中又论述道：‘我等在防卫外敌侮辱的同时，还应提防内敌，即玷污天皇大权，窃取民众生命财产之贵族、政党与财阀之流’”（370页）。这段论述，意味着日本军部积极干政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构建“总体战体制”或“国家总动员体制”的需要，同时亦有着反特权阶级、反政党政治、确立“一君万民体制”的法西斯主义目的。这与昭和初期日本陆军内部存在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之对立是能够形成呼应的。
三、近代日本的决策机制及其症结
若要分析军部在国家政策制定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就需要作为前提首先了解其以往的决策机制是怎样的、如何运转的。而所谓的禀议制、文书轮转制可谓考察此点的关键所在，故以下将对其进行归纳梳理，供读者参考。
在明治维新后不断推进近代化、藩阀政治逐渐衰落的过程中，近代日本的官僚制开始日趋完善、定型，由此使得其政策的制定方式或决策机制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中，禀议制和文书轮转制可谓最具代表性的行事准则，甚至给现今日本的决策方式留下了影响（井上誠一：《稟議制批判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わが国行政機関における意思決定過程の実際》，行政管理研究センター，1981年）。所谓的禀议制，是指由基层官员先拟定政策文件草案，尔后层层上交（禀议）并最终获得审批的制度（政策的垂直调整、直线式构造）；文书轮转制，则是指文件草案在上报之前还应按照某种顺序，轮流传递给同一层级的其他机关阅览并获得其认可的制度（政策的水平调整，轮转式构造）。这说明近代日本的政策形成过程，不仅仅存在自下而上的纵向呈报与审批，实际上也存在着主管课、主管部/局和相关课、相关部/局之间的横向协调与修订。总体而言，它不会是单线条的，而应是一种“网状”结构。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在这里用一些具体的示例来加以说明。比如，和“日本陆军在华军事行动”相关的决策流程，通常会按照如下方式来推进：某机构人员或驻华武官等会首先根据情况提出立案的申请；接到申请后，作为“主管课”的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作战部作战课）会召集成员拟定文件草案，并呈交第一部部长批示（禀议）；由于陆军的军事行动将牵涉到武器装备、与海军配合等诸多问题，故批示后需转交陆军省军务局、海军省军务局、军令部第一部等“相关部/局”审阅、修订（轮转）；这些部/局的下属各“相关课”会提出相关意见（禀议），若无异议则经由文书课依次提交给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参谋总长，并最终拿到内阁会议讨论确定（刘峰：《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政策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东北师大学报》2020年第6期）。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例外，未必一定会严格按照此流程进行。比如某课长、部长/局长、次长可能自己就有立案的意向，抑或是某位部长/局长或次长会亲自拟定政策，从而直接跳过下属机构的禀议过程而将政策付诸实施。但总体来说其基本规则应大体如此。
由此可见，前面提到的明治宪法体制之高度分权性不仅体现在各机关以“辅弼”形式分担天皇大权上，也同时体现在各分权机关内部及其横向之间的关系上。
禀议和文书轮转的流程示例
这套由大量人员机构参与的、看似严谨周全的决策制度，实际上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症结：一、由于每项政策草案都需要被所有相关人员浏览、修订、认可一遍，其间还穿插着各种交涉讨论环节，所以其决策效率自然低下，难以紧跟局势变动的步伐；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近代日本的决策过程中极易出现“前例沿袭主义”的作风（小池聖一：《政策過程のなかの近代文書：近代日本文書研究の現在》，《近代文書学の世界》2002年第11号），即为减少决策的成本与时间，对和以往方针精神基本保持一致的草案不加细看而直接批准；三、因为草案已得到了大多数人员的认可或赞同，作为上级的课长、部长/局长、次官、大臣为避免众人发难往往会听之任之。譬如我们时常能在某些会议记录里看到一些高官在劝说其他人批准政策时强调“若不批准，我无法统御下属，恐引发内部抗议而辞职”之类的理由，其原因便在于此；四、由于政策是大量人员共同修订或批准的，所以一旦确定就极难更改，而且此种集团性决策方式也容易导致直接责任人的模糊化，从而造成一种“无责任人的决策体制”。一旦决策出现了错误，便无法找出责任人予以处理，只好将错就错。
大政翼赞会的干部
加藤教授在书中指出，以往这种颇显多元的、分权性的决策机制到了战争时期开始发生改变，尤其是在“国务与统帅的协作、意见向首相的汇总、权力向最高统帅部的集中”等问题上（259-260页），以近卫新体制、大政翼赞会为代表的政治一元化、统帅一元化的尝试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而其背后的重要推手，显然是为了集全国之力开展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部。所以，其导致的必然结果只会是国家权力向军人出身的首相东条英机那里汇集，由此呈现出了日本式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