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刻舟求剑。只是船身的一道又一道愚人刻痕，我们想用它来找掉落时间大河里的某物。”
《求剑》是作家唐诺的全新散文集，23篇关于“年纪、阅读、书写”的思辩。逐渐步入暮年的唐诺把年纪这个视角加进每天的阅读和书写中，变为读和写的新视角。逐年增长的年纪，迫使书写者时刻面对日益年轻的世界，最大好处是，书籍也跟着年轻起来，由此阅读和书写产生了一种从容跟得上的转动，得以一步步揭露，深入作者希冀抵达之处。本文为该书第一篇，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识到这个应该早就如此明显的事实——我意识到，我面对着的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世界，并且仿佛回春，相对于我，这个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样事物不停止地更年轻起来。
我猜，这极可能就像吴清源发现围棋新布局时的感觉，吴清源说他当时正泡在那种日式温泉澡堂里，“宛如天公的启示”，就是这一句话，一道光般让他一下子纤毫毕露地、再无一丝怀疑阴影地看清楚早已如此明摆着的事实。从此，围棋由原来的大正棋正式进入昭和棋，进入现代。
从此，我把这一全新的世界图像，如同听从瓦雷里的建言，“携带在身上”——这是我阅读和书写的新布局。
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我把年纪这个（其实还不断在前行、变化的）东西加进我每天的阅读和书写里，是我读和写的新视角，以及更实体更遍在的，是新元素，每一个思维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而且，正因为年纪是稳定前行的，它因此给了阅读和书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感、一种你从容跟得上的转动，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点点，更探入一点点。
这应该是近年来在我身上所能发生最好的事，抵消身体衰老的种种难受还有余。
前些时，《纽约时报》登出来一篇带着轻轻忧虑和告诫之感的颇有意思的文章，讲我们当前的世界是个“太多年轻人”的世界，包括硬碰硬的人口统计数字，比方像印度这样人们仍生个不停的大国（原是为着对抗大自然的古老生存传种策略），这背反了我们活在台湾地区，在所谓已开发地区“太多老人”、已成沉重威胁的事实。但全球性的视角及其统计显示出另一侧更大规模的真相，换句话说，人口还在增加，人类世界犹在加重试探我们这颗蓝色小行星的承受能耐不休。
但我说的年轻世界不是指这个，我的年轻化世界只是来自我的年纪，这个只进不退的东西，它在某一天抵达了某个临界点，浮上来了，以至于，比方说早晨坐咖啡馆书写时，我发现自己总是置身于一堆年轻人及其年轻的话题之中，从顾客到店员；阅读时，也不常再遇见年纪大于我的人了，包括书中的主人物和其书写者——年轻的容颜，年轻式的想事情方式，年轻的欲求、判断、忧惧、决定和其茫然，他们最常态性出错的是对老年和死亡的猜想和描述，有时候我几乎忍不住插嘴（当然仅限于我一人读书时，我愈来愈少和活人争辩），不是的，你讲的未来不会那样子发生，冷冷等在你们面前的不是如此，你这么做不可能得到那种结果，等你年纪走到那一刻你想的不会是这些，等等，只因为，这是一再发生过的、验证过的，不管你多不想要、多不想知道。
不只人，还有其他包括动物植物（台北市猫狗常见，近些年友善起来大量增加如观光客的是大大小小各种鸟，还有松鼠、蜥蜴、乌龟等等），以及无生命的物体物品。我携带着这一发现如带着一张新地图四下行走，很轻易就看（比对）得出它们的各自来历（以及一部分的未来可能命运），知道眼前这些绝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晚到的，举凡行道树、交通工具和马路、大楼、商家和商品，以及其间人们的行为方式、习惯、姿态和神情。其中，最年轻晚到的总是一些小店家（比方小咖啡馆），我甚至说得出它们何时开的店，也说得出它们大约何时会消失，一个月后、半年后云云，这是比较令人悲伤的部分，这样开店的通常是年轻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钱，虚掷只换来沮丧的生命时间，纯浪费的异想天开梦想，我往往打开始就知道这必死无疑，唯无从劝阻。
还有，我现在犹居住的老屋子，已老得废墟化了，以至于周遭短短几十米巷道，近些年几乎没安静停工的沉睡日子，总是这家没修补完又一家，鱼鳞式叠瓦式地进行。但仔细算，这是一九七一年、第二个辛亥年盖的，峻工交屋同时隧道才打通启用，也许因此才命名为缅怀先人的辛亥隧道吧（那是一个会要你记住较多东西的年代），然而一九七一年，我已存在这个世界很久很久了，再稍后，朱天心在这里写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昨日当我年轻时》。
之前，也许是当它们是某种生命背景的缘故，自自然然结合着亘古的太阳、月亮和满天星辰，以及山脉河流云朵，我总不加查究地把这一切都看成原有的、既在的而且一体成形的东西，我自己则是“闯入者”，且过客般会早一步只身离开如《鲁拜集》诗行里说的那样（且不管究竟会是何种方式），打扰的、异质的、移动不稳定的是我，会像卡尔维诺说的加进我再减去我。但现在，这恒定的、连绵的世界景观分解开来了如庄子口中的那头牛，各自单独成物、成生命，是组合起来的，彼此之间有很大缝隙，也呈现出前后纵深；它们各有来历，不站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也长短不一听天由命（屠格涅夫《罗亭》里那一句：“我们全都听天由命。 ”）各自走向消逝，这也是临时的、偶然的，因此想必也很脆弱的搭建，或者说是我观看者角度的不知不察错觉而已，如同我们把彼此相隔不晓得多少光年远的星球看成同一个星体组合，一种星象，一个神，合起来决定着我们人生福厄生死。如今，我已可以分别地、单独地一个一个看它们想它们，如今的我比较准确。
一般，我们会把无生命的物件想成比我们自身持久，好像说没有生也就不会有死，这泰半仍是错觉，以及一小部分系源自一个古老的、物件往往一代代继承使用的已消逝记忆。于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极敏感的，她的太过敏感也令她容易感觉衰弱和提前苍老并趋近死亡。伍尔夫参观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纪念馆时有点激动，遂如此纤细地写下来：“她的鞋子和薄纱裙子比她还长寿。 ”——即便仍身处那样一个人们并不轻易用坏丢弃东西、二手市集仍是假日节庆之地的年代和国家里，伍尔夫仍正确地感觉惊奇，并深知这非比寻常（“这些东西不应该放在这种死气沉沉的地方，但若不是保存在这里，多半便只有湮没的下场。”），只因为这些个人用品、衣服，还有鞋子“照例先于用过它们的那个躯体消亡”。
伍尔夫人敏感到自己负荷不住，身体或心里某一根细线时时届临绷断。她当时应该才三十几岁，五十九岁自杀而死，当然算早逝，非常非常可惜。
树亦如此。我说，树必定就是城市里面永远最好看的东西，没有之一；我相信庄子若活在今日城市里也必定这么说，他是那个树还毫不值钱、树犹是人生存障碍、砍树没道德问题的远昔时代最喜欢树的人，他的此一睿智和心思悠闲是很惊人的，提前人类真的太多了。庄子谈论树的乐呵呵方式仿佛是正抬头看着某一株远比我们年纪都大的大树，拍拍它，摸它。
当然，他所说的树都是不可思议长存的，活在某个大时间里。
我强烈到自知是偏见的看法是，世间从来没有任一幢建筑物美丽到、完整到可以单独欣赏不出事的（除非只是封闭性的满足于某种工匠技艺成果的欣赏和思索讨论）。我这么说丝毫不带着多余的寓意和那种故意拐弯抹角的“哲思”，也不是只指现代建筑而已，而是包括了所有已列为人类伟大遗产的古老教堂、皇宫、城堡、寺庙和神社。不植树，不靠树来正确地遮挡和填补，没有一幢建筑不当场真相毕露地狼狈起来，线条总是太生硬、单调而且稀疏，仍只是“架子”，不会有足够的生动感尤其稠密感。
然而，大多数树种的天年其实都短于我们当前的人寿不是吗？我们只是不容易察觉它们静默的死亡和更生，并往往弄混了它们的群体和个体而已。况且，存活在城市里的树想自然死亡又何其困难如古书里常说的“幸而得死”，人们总生得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必要理由”来害死它们，也因此，台北市很明智地规定活超过五十年的树就称之为大树、老树，列入保护。五十岁？这么年轻，可又已这么稀罕珍贵，台北市五十岁以上的人不满街都是吗？
京都著名的樱景点哲学之道其实花已迟暮，老照片里那样如满天飞雪的慑人景象已不会重现了——染井吉野樱的天年是六十岁，而且染井吉野樱已无法自然繁殖了，原是演化里那种走错了路、已该灭绝的物种（动物的马也是），它得靠人来接枝育种（该有人去问问庄子，这算因为有用或无用才得以存活下来？），日本有这样如吉野樱守护者的工匠职人，仍是一个养活得了人的职业说明它的需求量，这些年极可能还多出了外销订单，连同樱花祭一起输出海外，知道这个让我心情变得很好。
如同书写此刻我看着敦化南路已有森林架势的大樟树群。
所以，在台北市四下行走、站立、或坐下来，如今我看着的便多是这些年纪轻轻的树、一株一株比我儿子谢海盟年纪小的树，“比树老，比山小”，所以这两句开车回家的老歌词是对的。
我想起来，我小学课本里有篇奇异的课文叫《仲夏之梦》，和只活五十二岁的莎士比亚完全无关，由一个披头散发的怪老人讲故事或讲时间里发生和流逝的事给“我”这个小孩听。末段，宛如天起凉风，温煦的老人突然变脸狂笑，并从身体射出“绿色的弹子”把“我”从夏日午睡打醒，原来老人就是“我”睡它树荫里的大榕树。这文章收得有点笨拙，又鬼气森森，当场吓哭了班上好几个女同学（已经都是快六十岁的祖母了，她们不会还记得吧？）。物换星移，如今轮我来讲台北市从前种种给这些树听了（像辛亥路二段到复兴南路那排年轻漂亮的枫香树，你们自己晓得吗？这里曾是三路公车总站，这班公车既经北一女又到建中，是当年我的高中同学们的神级公车，少量的恋爱故事和极其大量的绮梦幻想就在此车上发生），并嘱咐它们得努力好好活着，尽管这么说并没什么实质意义，只是一份心情——当我们说听天由命，这是很感伤的话；但对于所有城市的树，则仅仅是个事实而已，比方一次大台风，或一任新市长及其麾下的都发局局长。
理论上，我绝非一觉醒来到今天这年纪的，“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去一页，叫我心里着急”，这应该早早地、由弱而强地逐步察知才对，不是突如其来的发现。但这样也许更好也说不定，我的迟钝把这一察觉过程完整存留下来一次爆开，变得像是有事发生，因此不是结论关门，而是如棋局重开，带着相当的热度；是一种清清楚楚的知觉，不只被动地看，还要你有意识地寻求——像是自己身上携带着某种特殊光源（比方《犯罪现场调查》里用来显现命案现场不可见血迹、精液或漂白水的光敏灵），走到哪里亮到哪里，世界极生动地仿佛就在眼前一寸一寸剥开、呈现、柳暗花明。
我还真喜欢整个世界以这种方式年轻起来、复活起来。我说过，这很可能就是近几年来我所能发生最好的事（其他时候，就像卡尔维诺讲的，你充其量只能希冀别再有坏消息、世界不持续变得更糟），或者说，根本没事发生却能变得更好。每个东西都轻巧地动了一下，忽然生出了新的光彩，有着不尽相同于过往的意思及其生命轨迹，或者说，变完整了，复原了它们各自的更完整模样和内容，遂一一从群聚的、类化的扁平世界分离出来，跳入你眼睛里。更好的是，无责任也不被催赶，可以仔仔细细地、完全由自己决定时间长度地看、想、描述和沉淀反省，没人理你，一种自在（这是人老的好事之一，不急于也不被要求赶赴未来，所谓“晚上的自由”）。《圣经 ·创世纪》所谓“眼睛就明亮了”（很有趣，这也是人第一宗、且是最沉重的永世不赦之罪，传及子子孙孙成为诅咒），人眼睛的苍茫疲惫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如不可逆的黄斑病变，更多人更多时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日感觉没东西可看了，没再出现足够让人激动想讲给别人也知道的书，没几个太值得等待所以必须一直盯住他的人，眼睛一直停滞于一种淡漠的、没焦点的不良状态。
最大规模明亮起来、丰饶起来的会是哪里？我的真实经验是（这也符合我的猜想），仍是书籍，也全部跟着年轻起来的书，施了魔法也似的。现在，我相信自己过去读它们时一定忽略了很重要的什么，我自己少了某些成分，从而少掉了某个很必要的视角和警觉，让阅读结果很不完整，而且可疑起来了，因此，每本像回事的书尽可能都该重新读过才行——这有点像回到四十几年前某个星期天早晨，我才刚搬家到台北并第一次站在重庆南路上，传说中的彼时重庆南路，人整个是空的，却也像是个容器。当时的重庆南路书店一家挨着一家，一直伸到极目天际之处，眼前整个世界仿佛是用书铺起来的。
稍微不同的是，这回我比较“不怕”了，也不容易上当，我喜欢它们的成分终于缓缓稍高于敬畏它们的成分，我能更精细地分辨，更知道如何读所谓的“字里行间”、那些比文字更稠密的东西。
所以，不只重读，而是很接近于重来——从此（二〇一五年伊始），我以每两天左右一本书的速度持续前行（倒不鼓励人们这么看书，不需要，我这多少是包含着某种工作成分，自觉性的，像昔日福楼拜为写一部小说密集读一千五百本书），我和书的一度渐冻关系看来完全醒过来了。
我尤其想好好再读其中一些书，像是，卡尔维诺才写成就死去的《帕洛马尔》，一个不只进行文学实验还不断扩大文学实验范畴和可能性的卡尔维诺，比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更感觉死亡已临身更私密遗言的卡尔维诺，在如此有限的时间知觉的筛选下，他被迫想什么，觉得还可以想什么并以为可走多远云云；像是，《博尔赫斯全集》的第三卷，这收存着他七十岁以后的诗和散文、演讲词，是一般人无意以及有意忽略甚至认为非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也是不撑作品形式架子遂更去除了“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的赤诚博尔赫斯；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优雅退场的《苦妓回忆录》，尤其，书写彼时他应该已进入所谓老年痴呆的阿尔兹海默病世界，不该离去的，不该消失的，但他仍有剩下，而且剩下的依然如此沉静地熠熠发光，仍这么美好无匹、有价值，也许我哪天也会那样，我希望届时我仍会记得这部奇妙的小说并记得我此时此刻的想法、感觉。
又像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六十六岁的作品），我的阅读记忆告诉我这书不算“成功”，且让人爽然若失的感觉有点“简单”，以康德的思维规格，相较于《纯粹理性批判》一路而来那个深奥、结实、一步也不跳过不分神不省略到压垮人的康德（我还记得卡尔·雅斯贝尔斯讲过极精准的一番话，大意是，读康德，总觉得康德把他才给你的东西又拿回去了），可见鉴赏、判断这一领域多么难，难想、难整理、难叙述、难解说、难以确信以及证实，包括对自己说和对别人说，每一步都困难而且又冒出来新的、近乎无解的困难。而鉴赏和判断恰恰是我近年来最在意的，也是我的工作最无法闪躲的两个大麻烦东西，我因此感觉自己不断在远离当下世界，鉴赏和判断不应该、但难道最终只能是自娱吗？
康德后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也进到那个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所说“死亡的遗忘”的世界。
还有，我愈来愈感觉我“欠”屠格涅夫一些什么，欠一读，以及欠一点公道。
但比较不是《父与子》和《罗亭》（其实这两部小说最适合在台湾当前的年龄状态下重读），我想的是比方《贵族之家》和《猎人笔记》，以及他所有的发言包括散文、评论、演讲和书信。像《猎人笔记》这本并不容易记住内容、遂也更难转述的散文，此刻我马上能想到的是，那个极诡异看见自己在眼前走过去的村妇，奇怪居然也记得她叫乌略娜（传说，在俄历十月底的所谓“普赦日”，你晚上坐教堂前室，会看到这一年内即将死去的人走在路上），这是那五个牧马夜宿草原上、不睡觉煮着马铃薯吃的小男孩讲的，鬼气森森，当时，打猎迷途的屠格涅夫加入了他们，他躺着，幕天席地，在入睡前听到了这个故事，或者说他做了个这样的梦；也还记得屠格涅夫遇见了一个完全没身份的人，不是农奴也不是自由民，而是在人类世界里不存在或说没进来，不是智者而是生物那样活着，直通百万千万年的上古时代；屠格涅夫还讲过一个一生没有过、也从没用过一块钱的人，靠大山靠森林靠水塘过活，完完全全的自然经济，而这已经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帝国了（我相信，也许今天中国偌大土地的某角落仍有这样的人）。但我心头雪亮，屠格涅夫最好的地方并不在诸如此类的“尖子”，他甚至没要把它们抓出来发展成小说，这里也许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徘徊在文学作品和生命现场界线之间的判断、犹豫和选择（该不该把某人、某事某物“让位”给小说，进入到某个较醒目可却也不免“失实”“孤立”或不免稀薄的世界呢？）。屠格涅夫有一种早于自己年纪一大步、如闽南语说“先老着等”、提前进入老年的观看世界方式、和世界相处方式，一种全景；吸纳，而非大惊小怪；承受，而不轻易假设以免不知不觉离开。这样的态度、这样子的思维方式，不见得利于单篇的文学书写，甚至于感觉妨碍的时候居多，人会迟疑，会同时逐太多兔而不得一兔，也会太诚实以至于不愿动用必要的文学特权文学诡计，会放弃原本可以一写的作品云云。
屠格涅夫确实没有真正耀眼的、那种光芒万丈会让人入魔的单篇作品（《父与子》勉强算是），从这点来看他确实不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确信他是俄罗斯帝国这一排伟大书写者中“程度”最好的一人（不仅仅是比较明智而已），也是最公正最完整的一个，在当时那样一个风起云涌吵成一团不容易理清、仿佛人人急于只取一瓢饮的时代，我最信赖他的判断，他正是这一团乱麻时代里我说的那一条准确的线，我总是小心翼翼拉动他这条线来尝试解开这个纠结的时代。
而此时此刻，我重读的则是夏多布里昂那一本“宛如从坟墓里传回来的声音”的《墓中回忆录》，我感觉这才是我第一次读懂它，我来到了坟墓旁边读它。
凡此。这不急，也感觉不能太急，我如今往往把最想读的那本书稍稍挪后，感觉在那之前有不少书最好能先看过，好像是某种热身某种预备，好各自获取较恰当通往它们的路径，以及较正确的心情。
尽管眼睛已较容易疲劳模糊甚至不祥地泪流不止（会不会连这个也走向博尔赫斯呢？），但这确确实实是我一生阅读速度最快最为平顺的时日——我猜想，大概是我已不易迷路的缘故吧。再读这些作者一个一个变年轻的书，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了那种一路跟着我的陌生异地感、恐惧感，我在“字里行间”看到更多东西，仿佛听得见他们没能说出来的那些话，我变得较有把握“抓得住”他们思维进行的那根细线，察觉他们究竟如何也陷入困惑、矛盾、左冲右突、话说不清楚以至于线条摇晃、凌乱、分岔、殒没，甚至断绝不通；我比之前更了解他们当时正想着什么、何以这么想，以及原本想得到什么成为什么，有时仅仅就只是因为我已经比他们（书写当时）年纪要大了而已，他们未发生的，在我身上已发生了，他们靠猜想的，于我就只是个记忆是吧。所以说，人年纪大了不是只失去东西、每天多死去一点点而已，同时候另外一面是，有些东西是不断跑进来的、正向累积的，甚至居然还会是开心的。冷血的时间显现出诸如此类的微微善意和机会，不放过自己的话，人绝对有机会可让自己远比年轻时、比中年时更好，甚至不愿意时光倒流，舍不得年轻回去。
回去让自己变得比较笨？干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才让自己来到这里。
《纯粹理性批判》之后的康德，总是把文字一个一个削薄削小到一种单调沉闷的地步，让文字牢牢固定而不是流转炫目，让它死而不是让它活，这其实是打算把路走得很长很长的思维和书写，有远志的，不想陶醉徘徊的，当然显得无情，可我们仍会读到像是这样的：“两种事物，使人心充满长新和日增的赞美，这两种事物是，在我头上群星的天空，以及在我心中道德的法则。”
《求剑：年纪·阅读·书写》，唐诺著，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