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施蛰存先生(1905年-2003年）辞世20周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初五）则是先生诞辰118周年纪念日。《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是一套系统地辑录、整理施蛰存先生的“北窗”之学，还原“北山楼金石遗迹”，展现北山楼所藏金石碑版的“博”与“雅”，并对施蛰存辑录校订历史金石资料的学术贡献作出定位与评价，兼具史料直观性与品读趣味性。澎湃艺术特在今日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施蛰存先生晚年在北山楼（沈建中摄影）
沪上文人书斋，比比皆是，自有海派文化审美的独特魅力，也是人文学术之美丽景观，可大都已为陈迹。施蛰存北山楼的金石学研究与碑版拓本鉴藏，无论是品种广泛性、数量丰富性，还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学层面的金石学考据研究成果上，如今审视，在在体现了申城人文学术之软实力，海派文化审美的精品牌。1993年，施蛰存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之一。2003年这位北山楼主人离去时，报刊载文《施蛰存：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文中写到“总觉得施先生应该像老锦江、老外滩那样，成为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北山楼鉴藏金石拓本倍受普遍关注，虽然流散各处，如今围绕沈建中编著的《北山楼金石遗迹》等文献资料，挖掘他金石鉴藏与研究的治学特色与学术贡献，试为传统艺术的当代观照提供一种新的向度，提供读者研究、缅怀，使北山楼的学术遗产，成为共同享用的文化财富，有助于海派传统文化和申城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
《北山楼金石遗迹》编著体例与内容特色
《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全面系统地辑录、整理施蛰存的“北窗”之学，还原“北山楼金石遗迹”，展现北山楼所藏金石碑版的“博”与“雅”，并对施蛰存辑录校订历史金石资料的学术贡献作出精准定位与评价，图文并茂，兼具史料直观性与品读趣味性。
《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沈建中编著 书影
北山楼藏品题识
其一《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将施蛰存历年所藏碑版拓本严格按照传统金石学编目的学术规范进行编撰，以“文本形式”保存施蛰存金石研究的学术踪迹。编者在“序引”中点明编撰藏碑目录的总体思路为：“从朝代序次，按照传统金石编目，点检辑撰，其题铭、纪年、地域、撰书和行字，兼及尽量详抄递藏流传、题签题记、著录鉴印诸种楮痕。”编者以时间为轴辑录北山楼藏品，始于周秦，终于满清。虽为“冰山一角”，亦可“窥斑知豹”，力求全方位呈现施蛰存藏品的历史风貌、递藏流传、品类形质以及审美特征等。如书中辑录“镇南将军张永昌墓碣”，首先清楚标明书体为“分书”，有碑阴，立碑时间为泰始四年七月三日，并详细记录了该碑版拓本的递藏情况，原为畊锄草堂刘海天旧藏，拓本存有刘氏题记“张晋永昌墓志，畊锄人老农夫藏”小行楷，并钤印“海天”印章。最后文末附有《北山集古录》摘录的施蛰存题跋：“此石闻久为东瀛学人所得，故拓本极少见，余十年前仅得碑正拓本一纸，近始得碑阴，乃知其有年月也。”该卷所录碑版拓本，均以严谨笔触记录藏品信息，不仅勾勒施蛰存碑版鉴藏的博大精深，而且从侧面传递出碑版拓本之外的诸多信息：地理风貌、民俗风情、历代官制和文字演变等文史知识。正是因为编者采用线性梳理的方式，才使北山楼金石鉴藏凸显“有迹可循”的特色，也方便读者对北山楼藏品做“全景式的概览”，更有利于专业学者的徵引与研究。
其二《北山楼藏碑经眼百品》，传承施蛰存著书常以“百选”“百咏”“百话”等题名的习惯，编者通过“经眼辑录”的方式，精选《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保持完好、饶有观赏性的碑拓百馀纸，著录成册。该卷配以精美图版，影印全形，特写局部，并附有题记、钤印等信息，致力于体现历代碑刻文献的系统集录，而非仅作为书法典型的临摹资料。这些制作精良的图版乃是以“纸本形式的模拟展览”，这是本卷的独创之处，使读者领略北山楼藏品的丰赡繁多与高雅品位。此卷可与《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的文本内容配套赏析、品读，两者文图俱佳，遥相呼应。展阅《经眼百品》，尤能体会编者的苦心经营，无论物质形态还是排版格式，都在尽力诠释、彰显施蛰存这些流传有序的精品拓本，追求精准逼真的视觉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该卷的附录部分，可见施蛰存“北窗之学”的形成过程，以及各个专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编者对《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唐碑百选》等多部金石著作的完成也离不开施蛰存的指导与策划，这集中彰显施蛰存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智慧与格局。对此，编者特别指出“整理编录”作为施蛰存研究学问的一项创造性工作，自有“北山楼”治学的特质：“既是辑佚整理的治学造诣，又体现一种洞察判断的学术素养”。附录二《北山楼诸家治印作品选辑》，可窥探施蛰存与卢辉伦、钱君匋、高式熊、陈巨来、韩登安和陆天游等篆刻大家之间的深厚情意。附录八提及选编《施蛰存集古文录》的宏伟设想，拟编纂十二卷之多，欲从手札、书信、题跋、诗稿以及碑记等方面展示施蛰存碑版考释的深邃与坚实。
其三《北山楼集古小品举要》，先作题解，何为“金石小品”，施蛰存在《金石丛话》中解释的非常清楚：“金石学本来只是以三代青铜彝器铭文和历代石刻碑版文字为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古代文物大量出土，金属文物已不限于三代彝器，石刻文物也扩大到与它们相邻的品种。……近一二百年来新加入金石学的古代文物，因为它们都是小件，故名之曰‘金石小品’。”据编者统计，施蛰存所藏金石小品大概有2600器纸，是构成施蛰存金石鉴藏的重要部分，极具研究价值，这也是编者特此辑录一册的原因所在。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施蛰存多次撰写题跋言及收得小品数目：“商周彝铭墨本凡五百馀器”“新旧瓦当墨本二百馀纸，视定庵所得，已三倍之”，砖文“所得墨本二三百纸，亦多清仪阁、石鼓亭旧拓”，镜拓收得百馀纸，“佳者无多”，而杂器更是“零金碎玉，光怪陆离，不可类序”，仅留存题跋就多达百馀篇。该卷《小品举要》，编者搜罗施蛰存所藏“诏版匋量、匕剑弩机、鼎炉壶洗、铜镜符牌、瓦当陶器、古砖地券、泉币封印”等古雅墨本四百馀品，编为“吉金”“娱器”“欢石”和“佳品”四辑。书中散见陆维钊、李白凤等书画大家馈赠施蛰存的书法作品以及邹景叔、黄宾虹、陶冷月和周退密等人的题跋书法。这些书法墨迹作为金石碑拓的视觉调节，形成碑帖互动性的观赏效果。此外，《小品举要》作为《北山集古录》拓展和补充，重新校订、增补精美图版，亦为“纸本形式”的模拟展览，颇见施蛰存的“集古之趣”。所辑录的拓本品相完好，在形式布白的处理也是构思巧妙，且多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知名鉴藏家的传拓，有芑堂张燕昌、竺斋陆仲敏、松籁阁陈均、清仪阁张叔未、簠斋陈介祺和宸翰楼罗振玉等。这足以说明北山楼藏品之精、编者炼意之深。
编者沈建中已为施蛰存编著过系列读本，除了前文提到的《北山谈艺录》等，还有《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闲寂日记、昭苏日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等，正是通过他的文字，我们才打开施蛰存这扇研究金石碑版的“北窗”，从而对施蛰存毕生学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编者在《近楼受教似“学徒”》中提及在北山楼当“学徒”的情景，最初从《论语》到《说文解字》进行古文训练，期间学习钤印、拓印边款、托裱拓本、修补书籍、装订线装书稿等手艺，再到熟练释读、注解拓本的诸多往事。此次历经卅年，编者寻索陈迹，扎实撰录，著成《北山楼金石遗迹》再现施蛰存“北窗”之学的才情与境界，缅怀北山楼金石鉴藏。总之，该三卷本不仅是研究施蛰存金石学的珍贵资料，也是一份记录近现代金石研究的重要史料，富有学术研究参考和艺术欣赏普及的双重价值。
施蛰存先生手迹
金石拓本鉴藏与整理
翻阅施蛰存的文集、日记、书信等，常有“加以展玩”“聊以寓心”“兴致不在欧赵之下”的表述，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悠然自得的雅趣。自20世纪50年代后，施蛰存隐居斗室，与金石碑版为友，于几案展玩，常有会心之处。施蛰存所居的北山小楼，只有六平米，四壁皆为书椟器具，共藏有两千余件碑帖拓片。这些藏品可谓种类繁多、型制精美、专藏聚集，时间跨度从秦汉到民国，构建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中国石刻史。施蛰存兼具敏锐的眼力和顽强的毅力，将其收集的碑版拓片系统整理、甄别去伪，绝大部分都有他本人的题签、题记，并钤有“吴兴施舍考藏”“华亭施氏无相庵藏”“吴兴施舍所得古金石砖瓦文”“施舍所得”“北山楼文房”等印。单就《北山楼金石遗迹》丛书的辑录来看，施蛰存的金石鉴藏俨然构成一个周密完备的体系。
首先，藏拓种类齐全，上自秦汉，下迄明清，历代碑刻名迹无所不收。施蛰存所藏拓本以造像类为大宗，命名为造像碑、造像记和造像三种，其中不乏精品佳本。而古兵、诏版、古镜、泉币、瓦当、古砖、甲骨、古砚和汉画像等杂器拓本，更是无所不有。书中辑录碑版拓本，集中展现施蛰存的金石鉴藏具有时代齐全、门类齐全、专藏齐全的特色。
其次，弥足珍贵且临池者少见的碑刻拓本。施蛰存所藏拓本的部分碑石或是被毁、或是流失海外、亦或是地处偏远，以致拓本传世稀少，不为书法家、金石家所知。如北魏《南石窟寺碑》，碑面、碑阴、碑额均有文字，此碑民国甘肃出土，拓本绝少流布，鲜有知者。施蛰存跋云：“余以此拓本校之，则罗氏所录，尚有缺误……岂未得拓本耶？”与此同类者，还有北魏《蔣伯□造弥勒像》、唐代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等，这些都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拓本，极具史料价值。
其三，流传有序的名家旧藏。如《命妇鲜于氏墓志》为于右任、吴元起旧藏；《皇帝东巡之碑》为徐森玉在河北县所得，并有邵锐题跋；《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曾归陶湘、罗振玉收藏，民国十一年陶湘监拓乌金拓原拓本；《伪郑大将军舒懿公韦匡伯墓志》曾归陶斋端方所藏，后有俞宗海三处题跋，其一有云：“此石出土未久为匋斋所得。舒匡伯仕于隋，卒于大业十三年，至王世充僭号时始葬。因其女为世充子妇，赠大将军。此志隋人所作，清劲绝伦。韬盦记。”施蛰存跋云：“此乃韦匡伯墓志，有篆盖，文曰‘郑故大将军韦公之铭’，三行，行三字，未得。”该碑保存完整，有篆盖，俞宗海题跋既述史实，兼论书法，颇具学术价值。
其四，经典书家，不同碑刻、法帖的集藏。在《唐碑百选》的“缘起”中，施蛰存指出“这一百种唐碑的选录标准，首先是原石犹存，有搨本可得。其次是字迹工妙，有代表性。或者字迹特异，可以备唐碑之一格，例如碧落碑。李北海、颜鲁公、柳公权碑刻甚多，则斟酌前人述评，参以编者鉴别，选其数种，以为代表。”以颜真卿为例，该书辑录其正书四种：《多宝佛塔感应碑》《宋璟碑》《元结碑》和《颜勤礼碑》；行书一种《与郭仆射书稿》。此外，同一碑刻，藏有多种版本。如《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为浙东第一古碑，此石初始未传拓，先后被周世熊、西泠印社所拓墨、朱两本，施蛰存先得西泠印社的朱拓本，后得周世熊的墨拓本。较之墨拓本，朱拓本不甚明晰。通过墨拓本、朱拓本的对照比较，亦可校勘碑刻在迁徙过程中书迹的前后变化。
武氏左石室画像并题签（北山楼藏品）
北山楼藏本石鼓文局部
曹溪南华寺庆历木刻造像（北山楼藏品）
施蛰存的金石收藏可谓搜罗巨富，取材精良。他收藏碑刻拓片的一个重要用意在于保存历代的古刻文字，所以尤其注意分类归纳和系统整理。鉴于此，他对所藏碑版拓本进行编目，便于检索、分类和研究。编者沈建中也是在施蛰存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重新编录，他在《北山谈艺录续编》编后记中也提及自己编排书目时曾受到施蛰存《拟编〈历代碑刻文字图鉴〉》的启发。纵观施蛰存收集金石碑版拓片的几十年中，“得石刻文三千纸，金铭不足五百纸”“得商周彝铭墨本凡五百馀器（纸）”，其中有“唐刻碑志一千五百馀种”“新旧瓦当墨本二百馀纸”“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所以，他的金石聚藏以石刻为主，其规模宏大，整理系统，分类科学，而较为珍贵的藏品既有益于临池学书，开拓眼界，又为研究者提供极好的佐证资料，证经补史。
治学征引文献与拓本互证
蛰居北楼斗室，在生活中虽然是沉寂的，但在精神上却是愉悦的，施蛰存几乎过着乾嘉诸老的闲雅生活，醉心于金石碑帖的搜罗、考证和释意。他每得一碑，就会为其作议论评骘。现在反观这些题跋文字，尤觉蕴含一种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施蛰存曾言：“收了许多金石文的拓片，看了不少金石考古的书籍，对于文字学、史学、款识学各方面，多少有一点新的知识，也学会了一些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学会一些研究方法”，他在《水经注碑录》序言中表达地更加明白：“然每获一古碑，寻其出处，徵其旧闻，必裒集众说，始少有知解。”所谓的“徵其旧闻，必裒集众说”的研究方法便是前文提到的“征引文献与拓本互证诠释”。
他文史修养深厚，虽然谦称不治史学、考古学，但秉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态度，根据拓本铭文勘误前人著述。他检阅了《后汉书》《隋书》《三国志》《魏书》《北周书》《北齐书》《晋书》等典籍文献，写成了《诸史徵碑录》《北山集古录》等。他在撰写著述的过程中，力求“取证于诸书”，正是典籍文献的大量阅读，使其获得了深厚扎实的金石修养。审阅他的题跋文字，并不属于学理研究，更似一种阅读随笔、即兴所思，但这些校勘札记亦是不乏深邃的考证意见。
根据拓本订正前人之误，如《汉析里桥郙阁颂》题跋：“‘臣’字下泐失三字，适在次行之首，石皮全脱，殊不见有‘蔡’字 笔道，而申刻本乃于行首刻作‘蔡’字 ，此乃从后人妄说，以此刻为蔡邕所书，因而增入。此字必非田氏原摹所有，不足为据。”此碑有两刻本，一为汉建宁五年原刻，一为宋绍定太守田克仁模旧拓本重刻。此碑刻到明代已破损残缺，他根据碑文中“知县申如埙重刻”得知，近时所传拓本都是申氏重刻本，已与宋刻本相差甚远，而乾嘉诸学考跋，多据申刻，遂致舛误。施蛰存得此碑原刻拓本后，对照古籍、田氏与申氏的重刻本，以补证后人所录碑字阙讹，并查证后人臆想改字之失。
施蛰存金石鉴藏也为其古典文学研究服务，在他看来鉴藏“作为一种雅好，一种学问”，是“力求用藏品去印证、诠释一段历史、一个方国、一桩疑案，或是一代风俗”，十分重视碑刻拓本的史料价值。周退密在纪念施蛰存的文章中写到“虽然我们两人都爱碑拓，但是目的略有不同。施老主要在于将碑文作为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他的《水经注碑录》就是一个例子”。不唯如此，其作《北山集古录》也体现出注重碑版的历史价值，所录汉《孟孝琚碑》，位于云南昭通市内，于光绪二十七年出土，现移置凤池书院内，是云南省内唯一的汉碑，再现了当时云南地区的婚丧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工艺水平，是研究汉代云南民族史的珍贵资料；《皇帝东巡之碑》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结束东巡，回归平城时演示射术的历史故事，碑文涉及北魏若干人物和地理名称，对于研究北魏早期的政治、军事和交通路线有重要价值；《杭州石屋洞宋人造像题名》《元文殊奴神识》则保留了地方职官名、宗教制度和文化交流等。除此，施蛰存还利用墓志研究古典文学，在他的文集中提到了柳如是和温飞卿的研究，例如夏承焘编撰《词人温飞卿年谱》因无法考证温飞卿卒年而犯难时，施蛰存根据《宝刻丛编》中记录的温庭筠墓志，写信告知夏承焘：温飞卿卒于咸通七年（866）。令人遗憾的是温飞卿的墓志并没有全文存录，要不然会得到这位词人更多、更详细的人生事迹。
实际上，他已注意到金石研究的三种史料：典籍文献、金石碑版（实物）、拓本（图像）。但在其著作中并未详尽其言，遂致学界对其金石学研究方法的忽视。施蛰存运用“文献”“实物”与“拓本”之间的“三重互证法”进行金石学研究，先是检阅《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北齐书》《水经注》《隋书》《旧唐书》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典籍，抄录历代碑刻，再对照所得拓本进行互证研究，从而梳理源流、匡正疑谬、甄别辨伪。具体而言，首先，他意识到文献典籍的不可靠，各类文献的撰写会出现辗转承袭的问题，也会因为官方意识形态、个人主观臆想而无法落实，所以“征引文献”“裒集众说”。其次，以拓本结合典籍文献的互证研究，将广泛搜集的材料进行对照、比较，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对研究对象得出新的认知理解。施蛰存虽然重视拓本（图像）的史料价值，但他也意识到“以图证史”存在一个“陷阱”：在古代，书抄与碑刻都是匠人所为，匠人的工艺水平和后世的捶拓次数会直接影响拓本的效果，所以他将实物与拓本（图像）区别对待，拓本不能等同于金石碑版本身。最后，他将金石碑刻这些实物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他关注考古挖掘、实地勘察。在他看来，对典籍文献和拓本的研究，最终还要落实到对实物的考证上。不过，由于侵蚀、翻刻、时间久远等原因，很多金石碑刻原石也是早已失真。在给周退密的信中，施蛰存谈及他检阅《隶释》，录汉碑刻，发现除《娄寿碑》铭文前作“其词曰”之外，其他汉碑均作“其辞曰”。他指出汉代用“词”字只在“词讼”之类，碑铭前不可用“其词曰”，而《娄寿碑》的误用，是因为它并非汉原石，指出洪丞相未注意后人翻刻的问题。这说明施蛰存也注意到刻石对于金石研究并非确凿的物证。
总之，施蛰存金石学的“三重互证法”根据各种资料的可信度将其划分为文献典籍、拓本与金石碑版三类，再通过文献互证、图文互证，最终落实于实物的考证。文献与图像，都要围绕金石碑版实物的研究，用以考证、补阙和分析后者的原本风貌，这里的原本风貌是甄别辨伪后的结果。施蛰存的考证研究，较之王国维二重互证法，无疑更具科学性和有效性。
碑版题跋与书学思想
《唐碑百选》中写到“汉碑结集是从文献学角度编撰的，唐碑选录则从书法艺术角度出发”“今精选其一百种，各体书均有，以为唐人书法的代表”，与其汉碑鉴藏略有不同的是，他精选可以囊括篆隶楷行草等书体的百种墓志碑刻，检阅前贤诸家题跋，“穷其源委，判其是非”，从而系统构建一部围绕唐碑的书法理论著作，以此弥补“书法艺术观摩的一大缺憾”。其缘由在于：“唐代三百年，是书法极盛时代。分隶上承汉魏，而有所发展，蔡有邻、韩择木，自成唐隶。行草经太宗李世民的提倡，以二王为宗，而孙过庭、张旭、怀素，皆能自立门庭，在继承中有独创。真楷融会南北朝之长，奠定了近代正书的体势，而虞、褚、欧、薛、颜、柳诸大家，又皆各擅姿态，愈变愈奇。此外则阳冰篆书，自许直接斯相；北海行笔，亦非前代所有。凡此种种，真有百花齐放之盛。”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若以书法来看，则是“凡一代有一代之书法，秦之篆、汉之隶、魏之行草、唐之楷……”。书法发展至唐代，所有的文字都已演变成熟，这为唐代书法百花齐放的盛况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样，唐代书法艺术的繁盛又引发了书学理论家对汉魏以来书写规范的系统整理，诸如孙过庭《书谱》、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窦氏兄弟《述书赋》以及杜甫等人的论书诗，故有“唐尚法”之说。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枢机时代之一，这也从侧面说明施蛰存《唐碑百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碑百选》，施蛰存编著；沈建中编图.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概言之，施蛰存围绕唐碑的书学思想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估唐碑的艺术价值。首先，他反对“卑唐”之说，所收集的唐代墓志碑刻很多都是精良拓本且未残损，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唐代书家本来的面貌。如《嵩阳观圣德感应颂》题跋有言：“徐浩书名卓著，其隶书碑仅存此一刻，故此碑为历代所重视，至今尚在嵩山，列为国家保护文物之一，皆因其字迹佳妙也。”其次，唐碑开启了行草入碑的先河，其跋《晋祠铭》曰：“此碑字亦用行草，为其刻意之作，甚得二王笔法。古来碑版，惟篆隶书，六朝始有正书（或曰楷书、真书），若行草入碑，则始于此铭，是唐碑之创举也”。其三，现在很多魏晋行草的临习版本亦为唐本，比如《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其四，唐碑拓本中各书体均有，比如篆书有《碧落碑》《阳华岩铭》《黄帝铸鼎原铭》，隶书有《孔宣公碑》《大云寺碑》《纪信碑》等，楷书有《道因法师碑》《清河公主碑》《智城山碑》等，行草书有《李勣碑》《李思训碑》《隆阐法师碑》。最后，唐碑中有许多内容绝佳但未流传的拓本亦有重要的临池价值，比如《樊兴碑》《褚亮碑》《房玄龄碑》《尉迟恭碑》等，尤其是《尉迟恭碑》，施蛰存评之：“其字迹极壮伟，必当时名家所书，而世人罕见搨本，书法家未有称述此碑者。今选录之，为此碑宣扬。”
第二，集录诸家评语，判其是非，考据与评论并置。施蛰存评论唐碑并不一味遵从前人观点。比如他并不认同梁巘对《唐俭碑》“遒劲严紧，较胜于苏灵芝，间有数笔软处，所以不及颜柳也”的评语，认为梁巘对此碑的论断有失公允 ：“梁闻山评书有精鉴语，独于评此碑则有失言。此碑字体雅秀，有虞褚馀风，岂可以苏灵芝为比。有笔软处，即不及颜柳，此言亦无理致。”对照《唐俭碑》拓本，其结构严谨，点画圆融遒劲，内圆外方的体势得初唐遗风，比之颜、柳，胜在灵秀俊逸，失之古拙雄浑，可谓各有千秋。可见，施蛰存的评语较为客观公允。他对唐碑的艺术评论始终立足于考证之上，以深厚的知识积淀，练就独到之见的慧眼，将书法美学与书法史学完美结合。
第三，考察文字演变与书法审美之间的关系，继而厘清书家的师承谱系。施蛰存指出《裴镜民碑》“殷令名书迹自宋迄今，著录仅此一碑，其字虽曰正书，实参隶法，可与欧阳询二隶碑参看，此皆初唐书法之承袭北朝体势，由隶入楷者也。”的确，从欧阳询、虞世南等的碑帖来看，其早期书法框架呈“扁”势，保留着隶书中典型的“雁尾”点画，实为以隶书笔法写楷书的尝试，这也符合初唐书坛南北合流、由隶入楷的史实。而这种文字演变往往伴随着书法创作机制的革新，但中国传统文艺通常遵循继承中有创新的发展模式，所以书家尤其重视师承脉络。对此，他在《张旭草书二帖》跋文中梳理二王一脉的草书师承谱系，唐孙过庭、张旭的草书师承二王草书，但孙、张两人各取所需，孙过庭志在草书字法的标准化，于是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嫌；张旭创立唐草新规，其笔墨连绵不断、纵横肆意，而后世学草书者，都于孙过庭、张旭草书中寻觅二王消息，分为小行草与狂草之别。蔡显良曾指出张旭是唐代楷书笔法传承的关键人物：“上承初唐楷法，下启徐浩、颜真卿，进而通过徐、颜影响到晚唐书风”。其实张旭作为一代宗师，各书体精妙且善于教学，门生众多，其中颜真卿便是唐代楷书与草书辉煌成就的代表书家。若以草书而论，颜真卿上接张旭，又下启怀素。从施蛰存的零简断章中，隐约看出他有意梳理唐代书家笔法的师承谱系，但可惜的是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
在《唐碑百选》序言中，他谈到对唐碑的鉴藏与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做总结工作，一方面是弥补唐碑观赏缺憾。他针对唐碑所撰写的百篇跋文或纠正前人之笔误，或直抒己见，又或是存疑待考的搁置，都不乏真知灼见的书学思想。最为重要的是以考据为基础的艺术评论，使乾嘉金石学研究中碑帖二分的状态得以通融汇合。
施蛰存先生为唐碑作跋
结语
施蛰存的金石学研究秉承乾嘉诸老遗风，又有自我鲜明特色，其贡献于诸多方面，包括专业术语的定名、碑刻的考据与分类、纠正与辨伪、书法审美与文字演变的考察等，涉及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和文字学等领域，尤为重视“求证”“考据”“文图互证”，较之王国维、罗振玉等人更进一步，体现出浓郁的现代学术意识。谷卿曾指出，罗振玉论艺显得过于矜持和谨慎，导致他对金石“助游艺”的态度有些暧昧。换言之，清代金石学研究中本就分流的文字考据与艺术审美，在罗氏这里并没有真正实现合流和通融。反观施蛰存的金石学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对书法的审美感知和学理研究都寄托在对碑刻拓本的展玩之中，以金石考据助力书法审美评论。诚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清末的金石学是由吴大澂、端方这样的贵胄和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文人引领的，则称先生为新时代金石研究的引领者之一，亦不过誉”。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经作者修订发表。原题为：致敬施蛰存诞辰118周年：《北山楼金石遗迹》重展鉴藏研究胜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