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章静绘）
如何解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可谓言人人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陶然教授则在新著《人地之间》中，为解释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整全的理论框架。诚如本书副标题“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所提示的，要理解中国的增长模式，城乡土地改革就是那个“抓手”。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时，陶然教授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和机制究竟是什么、土地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问题，给出了他的解释。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陶然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408页，89.00元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至今日，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这一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不少学者试图给出解释，您的《人地之间》是一次最新的尝试。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您在此书开头对现有的解释的批评。能否请您展开谈谈思路形成的来龙去脉？
陶然：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怎么看待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模式。我支持“中国模式”的提法，但是，在我看来，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关键历史节点乃至关键历史人物这三者如何互动，考察这些互动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怎样引发了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出现的外来冲击，又如何塑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与转型模式。那些试图通过寻找某种中国独有的经济乃至政治体制安排，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的转型发展路径和业绩的思路，是我一直反对的研究进路。
现有文献中较为流行的，是“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和“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甚至是思维模式本身，既不符合中国转型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基本洞见的重大误解。如果对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体制的历史缘起和运行机制做一些更深入的考察，将不难发现，这些文献讨论的各类特殊制度安排，无论是财政体制（包括1980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和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还是“地方官员考核体制”（包括地方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考核”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责任制考核”），在中国的转型期都是不稳定的，甚至还发生过重大的调整，而且这些特定制度安排的出现及其变化恰恰内生于中国整体转型发展的过程，内生于一些更基本的结构性因素。换句话说，它们都应该是被解释的现象，而且，也完全可以被一些更根本的因素解释。但上述理论却用这些内生的、不断变化的（比如分权的财政体制），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比如对地方主官的增长率考核提拔体制）制度安排，来解释中国转型阶段出现的高增长，很容易出现归因谬误甚至因果倒置。
更进一步来看，这些用特殊制度安排解释中国增长的所谓的理论基础，是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决定发展”理论。但是，对“制度决定发展”理论的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是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有助于国民经济实现长期的繁荣。但是，“制度决定发展”理论根本没有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一些后发经济体而言，完全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在只学习先发国家技术和部分（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短期乃至中期的高增长。这个短期乃至中期的高增长并不依赖、或者说不主要依赖某些特定的体制安排，尤其是当这些特定体制安排本身都在不断变化的时候，贸然归因就可能会漏洞百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转型发展这样的重大问题时，最重要的是“问对研究问题”，而不是简单根据现有文献的主流理论来提出研究问题。尤其是对中国这个目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型发展国家，机械地套用解释长期发展的“制度决定论”，不仅无法揭示过去四十余年高增长的关键所在，还很可能会出现对现有模式运作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错误理解。
在您看来，“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和“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这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具体存在哪些问题？
陶然：先来看“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这种理论假定存在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地方主官考核提拔体制，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的绩效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下级官员为了政治晋升，也就产生了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动力。对此类解释，我们要打上很多个问号。
首先，某个省或市的上级官员有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任命、提拔市级或县级下级官员？这很难说。很多时候，某个地方主政官员的任命和提拔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由直接的上级官员来决定。就算上级官员拥有足够的权力，他们会不会主要根据经济增长率这种指标来任命下级官员呢？基本可以肯定是不会的。因为某个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到底有多少可以归因于当地主政官员，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时期都很不一样，根本说不清楚。端看最近十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大规模负债进行建设，有时候即使通过高负债拉动了本地经济的短期增长，也很容易损害本地长期增长的潜力，所以，一个官员任期内的经济高增长未必是件好事，谈不上是值得提拔的政绩。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上级官员怎么可能主要依据任期内的增长率指标来作为考核尤其是提拔下级官员的依据呢？更严重的是，一旦以此指标为主要依据，在干部任命和人事安排上必然会大幅度压缩上级官员的权力运作乃至各方博弈的空间。因此，根本不会存在“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的那种地方主官考核提拔体制。关于中国的干部考核体制到底如何运作，我在《人地之间》的第一章做了详细说明，可供参考。
其次，地方经济增长率数字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注水的程度还存在差别，数字本身就不完全可信，而且随时随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地方GDP增长率这个数字究竟跟本地官员的能力和贡献存在多少关联呢？对此，“地方官员锦标竞赛理论”根本说不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同样一个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率，对某些地方而言，可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对另外一些地方来说，就需要主政官员格外努力地找到各种资源来实现。
最后，地方官员锦标竞赛理论根本没有考虑到上级政策导向、地方主官个人能力与施政导向，以及整体地方干部体系执行能力等多种因素，都可能会对本地经济增长率产生重大影响。该理论不仅简单地把辖区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地方主官个人，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归因于地方主官能力的高低，然后直接推断中国地方主官考核体制是一个“绩优选拔体制”。事实上，不仅不同地区的党政干部体系存在执行能力的显著差异，而且特定时期主要政策目标的完成，不仅会受到本地干部体系的整体能力和官员个人能力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主官个人政策导向的影响，而这种导向往往受到一些更根本因素的制约。例如，地方主官在整体政治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完全可能极大地影响地方的政策导向。一项研究表明，在1980年代早期，我国浙南、苏南地区的一些县级官员之所以会努力推进市场化并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正是因为他们在既定政治格局下没有机会得到提拔，但又想继续为官而不是被迫“出局”，只好“放水养鱼”（参见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这恰恰说明，“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解释地方官员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看“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这种理论假定存在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地方财政体制，事实上，我国转型发展时期的许多特殊性制度安排，包括财税体制安排，通常都是对特定经济、政治环境作出的反应性政策组合，是多方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尤其是，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对财税体制不断做出调整。以“财政承包制”为例，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方法始于1980年代早期，此后每三年都会调整一次央地财政承包合同，每一次调整过后，各省的固定上缴额普遍会提高。换句话说，“财政承包制”是一种并不稳定的特定体制安排，贸然把这个一直不断变化，甚至1994年后大幅调整为更集权的“分税制”的财税安排，视作中国转型早期阶段（更不要说1990年代中期转型发展第二阶段）高速增长的原因，显然存在重大问题。
顺便说一句，认为1994年“分税制”促使地方政府推行土地财政、大搞土地金融，最后带来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也是不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一种错误认知。1994年中央政府推行“分税制”后，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种政策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下降。如果看实际发生的情况，从1994年到2000年前后，我国经济确实陷入了一个增长低迷期，1998年国务院甚至提出了GDP增长率要“保八”的任务。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大幅度下调了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肯定会下降。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大力开发新城区，推动房地产发展，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呢？
陶然：这是由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更为关键的外部结构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然后中国各级政府抓住了这些结构性条件变化所带来的机会，并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政策行动。
这里的外部结构性条件，从本质上来说，主要还是1990年代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开始，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在对中国投资，技术引进以及市场准入方面提供了一个包容性的国际环境，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政策行动，积极抓住了这个机会。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以压低汇率、出口退税、放松劳动与环境保护、压低工业地价等其他国家政府难以实施、或至少难以全面实施的政策组合，推动了“国际国内双层逐底式竞争”，有效加持了包括外资在内的民营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的“一类市场化竞争”，实现了民营消费品制造业大发展和超常规的出口增速，带来了惊人的收入和财富创造。
特别需要指出，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大规模搞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真正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出口，尤其是加入WTO后实现的超常规出口。有了超常规出口，才可能出现超常规的外汇储备累积，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不完全市场化条件下为对冲外汇储备而进行的超常规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超发，也才会有依托中国特定的财政、金融体系进行的超常规基础设施及房地产建设。正是有了一个包容性的国际环境，包括技术学习环境和产品出口市场，中国制造业才得以不断进步，并能较为顺利地向国际市场不断输出产能，进而大规模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才有可能兴起。
您谈到了制造业和土地财政的关系，这让我想到，您长期关注农村和城市的土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您具体是怎么调查的，在调查过程当中，您又如何对土地与发展问题产生洞见，能否请您谈一谈？
陶然：2002年博士毕业后，我从2003年起，在中国很多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早期还是主要关注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农村基层选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些更为乡土的问题，但在农村调查越多，越发现这一阶段城市对农村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随着农民大批外出打工，农村出现了农地荒废，宅基地闲置等问题。我很快意识到，即使是关心农业和农村发展，也不能只关注农村，必须关注城市。于是我逐步将调研重点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关注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他们所居住的城中村、工业园区的集体宿舍，也开始注意到城市大规模征地建工业开发区、新城区后出现的众多失地农民的际遇。2009年前后，我和几个合作者带着六七十个学生在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十二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流动人口和失地农民的大样本调研， 就学到了很多。
大样本调研有意义，但典型深入访谈也非常有价值，有时甚至还更有价值。2004年前后，我和浙江大学汪晖教授在浙北很多地方做过深入访谈，印象最深刻的是访谈浙北某负责征地的官员。当时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征地搞工业开发区，我就问这个官员：征地本身非常麻烦，耗时耗力，还容易得罪群众，很多失地农民都觉得政府给的征地补偿太低，就算地方政府辛辛苦苦把地征下来了，未来还肯定要花很多成本来维稳，不仅要对失地农民维稳，还要进行劳工、环保等多方面的维稳。但你们把企业吸引过来，企业给你们直接交的税并不多，增值税大部分归中央，所得税的地方部分往往也要减免三到五年。那么，这笔账算下来，发展制造业获得的税收与工业开发区的征地补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维稳这些成本相比，好像并不划算，为什么还要这么卖力干？
他告诉我，工作这么辛苦，还得罪人，却又不得不干，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上级政府有考核，而且打分排序跟奖金，评优挂钩（注意，这就是我在《人地之间》第二章里讨论过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责任制考核”，这可不是根据GDP增长率来考核地方主官，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个理由，他说其实更为关键。当时我们正在一个当地新城区的馆子一起吃晚饭，他指着周围的商铺和还在建设中的商品房小区对我说：“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征地招商引资，就没有本地制造业大发展，那我们这里怎么可能有人来赚钱，然后消费、买房呢？”
他说完后，我和汪老师都恍然大悟，地方政府建开发区，吸引制造业入驻，大规模发展工业并实现出口，本城市周边的商品房才会有人买。这就是我在《人地之间》第一章里讨论的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最根本的激励所在：至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我国大部分二线及以下各级城市，只有制造业招商引资成功了，才会出现对住宅和商业服务业的规模化需求，其中规模化商品房销售更是地方政府取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基础。但这些城市购买商品房的主力人群，并不是数量巨大的外来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而是以下四类人为主的城市中高收入群体：一是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管理层和中高级技术人员；二是国有企业为主体的金融业高收入本地分支机构员工；三是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能源、原材料上游部门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的高收入本地分支机构员工；四是地方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这就来到了您在书中提出的“三二一”理论模型。如何通过这个模型来解释过往的经济高速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的关联，可否请您展开谈谈？
陶然：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逐步发展出来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很多方面，它类似于日本、韩国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也取得了与这些国家快速增长时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环境污染、城市土地利用、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多方面的表现却和传统的“东亚模式”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从大背景来看，还是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国际形势的缓和，一轮全球化快速发展，而中国充分利用了这段有利的时期，尤其是抓住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向中国制造产品打开大门，以及国际资本技术向中国进行转移的机会，这是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取得快速增长的根本所在。
具体到以投资驱动与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利益分配，“三二一模型”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这里的“三”，指的是国有银行、上游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分别保持了“金融部门、上游制造业与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城市商住用地三领域行政性垄断”；而“二”和“一”，则指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力推动的“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通过有效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国际市场价格，有力地支持了“出口导向型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类市场化竞争”，造就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全球消费品市场，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消费品市场的强大国际竞争力，也同时实现了本世纪以来持续的大规模出口创汇和高额贸易顺差，在中国特有的外汇兑换体制下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也超发了大量的对冲性人民币本币。最终，“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所创造的这些巨额财富，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取得税收与非税收入，为上游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国企、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分别从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抽取高额租金奠定了基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大部分二线及更低级别城市，只有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到足够的制造业投资，才能确保包括住宅、商业、办公在内的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上规模，这样一来，就能让地方政府获得高额的商住用地出让金及服务业营业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等收入。这就是上世纪末逐步演化出来的中国地方“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而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包括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劳工保护不足、失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受损，乃至一度出现的系统性寻租。
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发展模式在地方上找一个模板，这个模板会是哪里？
陶然：应该是苏南地区。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地方发展主义典型，就是所谓的“苏南模式”。而这个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被复制的模式，它本身也是在不断演化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转型。随着当时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从“大炮”转向“黄油”，江苏南部的地方政府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抓住机会，努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大力进行日用和工业消费品生产，推动了中国转型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所谓的“温州模式”。温州等少数地区出现了私营企业“戴红帽子”“借红帽子”，名为乡镇企业、实则是个人股份制企业的情况。要知道，当时还是改革开放早期，虽然个体户经营已经一定程度上放开了，但大规模办私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仍然相当“敏感”，像温州这样地方干部愿意保护当地私营企业的发展，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是做不到，也不愿意做的，它们只能仿效以地方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为主导的“苏南模式”。
到了1990年代中期甚至是更早时期，当中国制造业消费品的产能开始出现过剩，但其产品质量、款式、规格等还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出口的时候，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的问题就开始迅速放大了。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上很多制造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制造企业利润也大幅度缩水。对那些地方政府自己创办的亏损企业，本地政府往往会选择从银行尽可能借钱出来，支持乡镇企业和本地国有企业在亏损条件下继续运作以创造就业和税收。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种方式就难以为继了。为了保障金融系统稳定，当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停止影响各个银行的本地分支机构为这些“僵尸”企业继续提供贷款。此时苏南及其他很多地区就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地国企和乡镇企业的破产改制。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从苏州跟新加坡合办工业园开始，苏南开始积极学习新加坡办工业开发区的软硬技术。地方政府先从农民那里大规模低价征地，经济建设工业开发区，甚至一度还从珠三角地区——比如深圳、东莞等地——去争夺那些早期投资珠三角的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尤其是港台企业。这就是新时期的“苏南模式”的起源。
与“自下而上”的珠三角集体工业园模式不同，这一时期的“苏南模式”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园区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是怎么运作的呢？地方政府会先借债或垫资征地、铺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然后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制造业，由此带动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本地第三产业发展，最后从第三产业取得商住用地出让金和相关营业税等收益，再偿还之前的债务。这个模式逐步从苏南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也成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感谢您通过理论模型，清晰地解释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您曾经提到，像东京、首尔及中国台北这些地方，土地其实最有价值，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发挥。而在当下中国，经过长期发展，我们也面临旧城改造和拆迁这样的难题。有意思的是，您提出，您设计的“两个竞争加一个腾挪”机制可以破解拆迁难题。可以请您展开谈谈吗？
陶然：如果你去过东京、首尔或者中国台北，就很容易发现当地的城市土地的开发和整合利用做得相当不好，跟当地经济发展与民众收入水平完全不相称。尤其是首尔和中国台北，建筑老旧，低矮的破房子成片，新商品房供应少，结果是城市房价太高，年轻人苦不堪言。
这些经济体一般是土地私有，土地所有者持有的地块往往面积很小，甚至还还犬牙交错。私有制下破碎的土地配置，加上政府规划及建设受到的制约较多，甚至加上党派政治斗争的约束，往往使得城市核心地段很多片区的整体拆迁及整合利用难以实现。一旦出现少数“钉子户”，城市更新就会久拖不决，最后根本改不动。结果是新的高层住宅公寓难以大批量供应，城市土地的“最高最佳利用用途”难以实现，最终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尤其是年轻人的居住正义。
土地拆迁带来的问题，在中国其实也同样存在，但在不同地区表现的形式却完全不同。多数情况发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北方，甚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城市，地方政府比较强势，面对少数“钉子户”，往往加大力度做工作搞拆迁。虽然此类强势政府往往看上去很有效率，但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政府过度作为、过度建设、过度负债等问题。另一类是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地方政府相对比较弱势，让开发商去跟民众进行拆迁谈判，只有“胡萝卜”的开发商往往不得不对业主不停让步，结果是推行了一段时间后，“钉子户”层出不穷，本来经济上完全可行的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拆除重建式改造也进行不下去了。
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我提出了一个“供求两个竞争加一个空间腾挪”的创新拆迁模式。
第一个“竞争”，是土地供应方之间的竞争。比如说上海、广州或深圳的某个市辖区内，有二十个需要拆除重建、进行城市更新的老旧小区或者城中村，地方政府可以明确告知这些老旧小区或者城中村的业主，未来准备用十年左右完成这些小区的拆除重建，每年完成两到三个小区的拆除重建，确保每一个业主都能原地或者就近回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明确颁布一个统一的拆迁补偿标准，保证新房换旧房之后，使用面积不会减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都到位。然后，通过第三方服务机构发放具有一定法律效应的意见征询书，支持度最高的两到三个小区纳入明年的更新计划，再给予这些小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部分现金的奖励。这样一来，各个片区业主作为土地供应方之间的竞争就有效抑制了少数业主“敲竹杠”的可能性。
第二个“竞争”，是土地需求方之间的竞争。在第一个竞争的基础之上，地方政府就可以进一步地去激发不同开发商作为潜在土地需求方的竞争。比如，可以让各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一些包括安置方案在内的预案，对不同预案进行分析、整合，之后，与业主们广泛讨论，定下一个最终版本的改造方案，然后上招标平台，让各个开发商直接竞价，谁给出的出让金或公共配套最高，谁就能拿到开发权。
而一个“空间腾挪”，就是经过了前面两个竞争，取得了更新片区大部分业主的支持之后，充分利用与更新地段连片的绿地、一般农田，或更新地段内部或附近的产业用地，甚至是片区内部相对连片且较易拆迁的地块，先行推动（全部或部分）安置物业和融资开发建设，最后将原来更新区业主被拆迁地段恢复成为绿地、农地或新型产业用地，尽可能降低少数钉子户的干扰，最终完成更新。
时不时有人问我：怎么你昨天还在讲中国模式，今天就开始大谈拆迁了？我说，其实研究拆迁问题也很多年了，希望通过研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只是纸上谈兵。其实，如果你愿意耐心阅读，就会发现《人地之间》每一章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察角度，以及显著不同于现行政策和其他学者建议的解决方法。就前面谈到的拆迁问题而言，我觉得对很多希望推动城市更新的地方政府来说，“两个竞争加一个腾挪”的创新机制确实有可操作的价值。事实上，这个创新机制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适当调整后也适用于全世界各个人均GDP较高，但城市土地囿于“拆迁难题”而没有充分实现最佳整合利用的地方。如果通过这个方法能够渐进且实质性地推进这些城市的拆除重建式更新，那么不仅可以拉动GDP增长，还可以改善城市面貌，更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
最后一个问题，您提到《人地之间》是中国发展模式三部曲的第一部，未来还想完成剩下的两部：《天人之际》和《无食我黍》。能否请您“剧透”一下？
陶然：三部曲的剩下两部，我想讲两个有所不同但前后又相互关联的中国故事，顺便把作为比较对象的苏东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故事一起讲清楚。
在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转型模式》中，我将在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该书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在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中，我将进一步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后到目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式，我将提出一个进一步发展《人地之间》“三二一”模型的分析框架来给出系统性的解释，并提出这个发展模式在带来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积累了哪些社会矛盾和重大问题，并将分析未来中国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总之，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七十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际-国内、中央-地方、政府-社会，不同产业间四组关系的变化及互动如何形塑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