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会梦见王莽吗?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府仆人周瑞的女婿冷子兴和朋友贾雨村聊天时,谈到荣国府的一个祥瑞,贾宝玉衔玉而生,“将来色鬼无疑”。贾雨村极为不赞同,从这个“祥瑞”出发讲了一段“历史哲学”: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

随后,贾雨村还阐发了他著名的“正邪两赋”之说,认为贾宝玉的性格是正气和邪气激荡所赋予的。

王莽出现在“应劫而生”的“大恶”名单里,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红楼梦》里出现。王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贾雨村所列的“大仁”名单很好懂,由三代圣贤和儒家道统人物组成,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特征;“大恶”名单包括叛臣、暴君、已遂或未遂的篡位者、奸臣,看似驳杂,共同点是都强烈影响甚至结束了某个辉煌的朝代。王莽出现在这里,主要因为他是前汉的篡位者。重视人物的善恶对政治的影响,这也符合程朱理学的关注点。

由此可见,贾雨村(或者说作者曹雪芹)的“历史哲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即儒家经学的“宋学”。而王莽是儒家经学之“汉学”(不是清代朴学意义上的“汉学”)的一大关节,这就令人产生了联想:从历史形象来看,王莽和贾宝玉有何异同?是否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儒家信徒”?面对衰败的现实,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西汉的皇朝历史与贾府的家族故事可否对观?被视为古代小说巅峰的《红楼梦》是否继承了古代历史特别是正史的叙事方式?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祥瑞、灾异和图谶

在历史上,王莽在短时间内从前汉皇室的外戚一跃成为新朝的皇帝。除了他外戚身份、个人能力、宫廷权术以及当时的内外部形势等传统政治因素外,王莽的成功尤其借重了儒家经学在两汉的演进。用薛宝钗的话说就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简而言之,秦汉建立集权政治后,儒家提供了一套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并被统治阶层所认可、推崇,成为上至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下到日常生活的伦理基础。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多年、成于众手的漫长事件。

在这一过程中,儒家的“今文经学”也就是官方经学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描述儒家政治理想,依据儒家经典决策国家事务,并与社会上弥漫的浓厚迷信、战国以来的五德终始等相结合。于是,日食、地震、蝗灾等“灾异”,奇禽、异兽、露水等“祥瑞”,以及童谣、图谶、神符等“符命”都成了预示政治兴衰的天意。后来兴起的“古文经学”,则进一步对“制礼作乐”的一些制度给出了“操作手册”。

儒学的内在逻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规诫帝王、引导政治走向,并最终解决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等问题,实现太平。到前汉后期的元、成、哀帝期间,地震、日食等灾异越来越多,激进的儒家信徒由此要求汉朝彻底改制,调门越提越高,进而认为汉家天命已衰,呼唤孔子一样的圣王出来制礼作乐,建立全新的儒家国度。

王莽就是借助了这一思潮的东风,以儒家信徒的形象起家,过渡为儒家改革的主导人物,直至将自己制造为新的圣王,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前提下结束了前汉的统治,建立新朝。

这期间,荒诞不经的祥瑞、符命为王莽的崛起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犹如上天的意志。

例如祥瑞,早在王莽出生那一年,据说王氏家族祖坟建筑的一根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王莽称帝后,还记得这件事,并把其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类似的还有前汉的末代皇帝汉平帝死后不久,就有人给王莽献出一块据说白石,上面有红色的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例如谶语,早在王莽还年轻的汉成帝时,就有童谣唱道:“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按照当时人的理解,童谣是说皇室“华而不实”,后代凋零,将被王氏取代;还有图谶,王莽在称帝前夕,先是有大风刮来“铜符帛图”;不久,有人献上了据说是天帝降下的“金匮图”和赤帝颁布的“金策书”,都是有图有字,图文并茂。当然,这里的图可能不是绘画,应是描绘术数推演的图形。

同样,随着王莽和他的新朝走向覆灭,他一度神奇的祥瑞迅速褪色,出现了大量灾异,比如死去的黄龙之类。总之,这些绝大多数是人为造作的东西,在公元元年前后的时代,很可能大多数臣民会深信不疑,成为了贯穿王莽全部政治生命的重要内容。

有趣的是,《红楼梦》的情节也贯穿着此类图谶、祥瑞、灾异,而且是人物命运和情节发展的重要部分。

贾宝玉的玉因为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还有类似传国玉玺的字样,所以是真正的祥瑞,就像臣民献给王莽的带字的白石;第五回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了图文并茂、一图一判词的“金陵十二钗”图册,则是典型的“图谶”;谶语更是比比皆是,第五回里十二支“红楼梦”的组曲;第二十二回元宵节点的戏名和猜的灯谜;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的行酒令,都透露了小说里主要女性命运的走向,特别是开篇第五回的“红楼梦”组曲可谓“事先张扬的悲剧”。

意味深长的是后四十回的第九十四回里海棠花在秋天开花,是家族即将败落的“灾异”,还是好事将近的“祥瑞”,贾府中人各自说法不同。按照《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情节,贾府确实先经抄家,险些败落,又“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这种吉凶含混的事,就好比王莽祖坟的木头长叶子,对汉朝来说就是“灾异”,对王氏来说则是“祥瑞”。

《红楼梦》的一大魅力,就是巧妙利用了这些祥瑞、图谶,使人物具有了浓厚的宿命感。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对小说的深远影响。在历史上,像王莽这样大规模利用祥瑞、谶语并得以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少见。除了刘秀建立的后汉尊崇谶纬外,图谶、纬书等在中古时期被朝廷严禁,逐渐沦为江湖游士的民间话语,虽然在上层政治中依然不绝如缕,但总体上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一度被视为天意征兆、预测未来的神秘学说,跌落成妖言惑众的旁门左道。

正是占卜、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化收留了这些“妖言”。《水浒传》里,宋江之所以有资格“替天行道”,是有九天玄女送给他的三卷天书;在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当瓦岗寨的山大王,也是靠天书。这些都是祥瑞、图谶的变体。但这类小说依然没有超越其政治性,依然在历史叙事框架里打转。

唯有《红楼梦》实现了超越,拿来塑造个体、塑造人,既贴近大众心理,又营造出了悲剧感;同时,也拯救了这种“妖言”,将其雅化和美化为诗性。这是祥瑞、灾异、图谶等最好的结果。

乌托邦和大观园

一直有人把王莽和《红楼梦》联系起来。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王莽的印象是“王莽谦恭未篡时”,所以有的读者很自然地去扒拉《红楼梦》里谁最虚伪。王夫人、薛宝钗、花袭人等都曾不幸入选。这既误解了王莽,也给小说丰富的角色扔了“二向箔”。

王莽以鼓吹儒学起家,并不是只开动了“宣传机器”,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痴心妄想。众所周知,“汉承秦制”,前汉的统治秩序和制度基本沿袭了秦朝;在自身发展中,随着承平日久,前汉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土地兼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怎么解决?儒家认为只要进行儒家性质的改制,这些社会问题都会解决,天下将成为理想国度。

从刘邦时期的陆贾开始,包括汉文帝时期大名鼎鼎的贾谊、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以及后期名臣京房、贡禹等,持续鼓吹儒家改制,例如汉元帝时期的贡禹曾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就认为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王莽可以视为前汉历史上一连串鼓吹儒家改制的最后一人,也是最成功的,更是真的试图落实儒家改制。他的改制在前汉的晚期已经启动,一直持续到他建立的新朝灭亡前夕,包括了宗庙、祭祀等国家制度,货币、税收等财经体制,以及著名的土地改革。

篇幅有限,抛开其他的改革措施不讲,王莽最核心、最典型的就是“王田制改革”。根据史料中留下的非常稀少的资料推测,这一改革的核心是“1个男口100亩”的限额,1个家族最多800亩,再加上房屋、公共用地等100亩,总共900亩,也就是儒家认为周代理想的“一井”之地,多余的要分出去。但王莽只是名义上宣布将天下田收归国有,并没有掌握和分配土地的实际能力,所以这一改革迅速沦为具文。作为儒家理想实践核心的土地改革失败,意味着此次儒家改制的失败。

总之,王莽的政治成败,是儒家轰轰烈烈地试图建立理想国,到迅速失败并宣告“此路不通”的过程。当然,王莽个人的性格、能力、心理因素也比较重要,他留在史料里的事迹也反映出他残忍、嫉妒、虚伪的人格。但从他敢于改制并至死不悟来看,他基本上是笃信儒家政治理想的。

《红楼梦》有没有政治性格?贾宝玉有没有儒家理想?这个问题在“红学”领域并不新鲜。

贾宝玉作为小说中最具理想主义的人物,他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了对儒家的态度。一方面,他对贾雨村等官场中人极度厌恶,称之为“禄蠹”;从而对劝谏他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亲人也大为不满;另一方面,前人多有指出,他对“四书”本身是认可甚至推崇的。例如:

第三回,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第十九回,由袭人侧面说他:“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第三十六回,宝玉在家里“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此外,第七十三回里宝玉对自己的读书情况做了总结,“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孟子》“有一半是夹生的”,“五经”里只有《诗经》读过一点;此外还有“《左传》《国策》《公羊》《谷粱》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的古文。

由此可见,贾宝玉主要的“思想背景”“理论基础”,就是“四书”,而且很认可“四书”。他的道理其实很浅显,认为四书所描绘的人格理想是很好的,一个人追求“明明德”的大学之道也是对的。四书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所以他才会对身边的人有较高的尊重,对自己也有相对高尚的道德追求,他所厌恶的是拿着四书当功名利禄敲门砖的庸人。这和魏晋很相似,许多魏晋士人愤世嫉俗,嘴上批判儒教,内心却颇为认可并亲身实践。例如阮籍母亲去世,丧期之中,他赴司马昭的宴请,饮酒食肉照旧,在座有人向司马昭进言,批评阮籍在重孝期间,公然饮酒吃肉,违背儒家礼教,应当惩治。而司马昭却反驳说:“阮籍因为巨大的悲痛导致形销骨立,你不能和我们一起为他担忧,什么意思?”看似违背礼法的阮籍在别人看不见的场合,为母亲哀恸至吐血数升;与打着儒教旗号的“举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儒最重要的经典是“五经”,其中对王莽改制尤为重要的是今文经学的《公羊传》和古文经学的《周礼》。这些经典聚焦的是国家制度和政治理想,很少关注到个体的精神境界。到《红楼梦》的时代,宋明儒学主要依托的是“四书”,正好和汉儒调换了顺序,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的“明德”,不再直接去创造理想国的政治实体。所以宝玉以四书为理想很自然,王莽时代最重要的《公羊传》在贾宝玉眼里是和《战国策》等量齐观的“古文”,其经学性质已经失落。

总之,王莽等汉儒的理想世界,是追求政治的理想国;贾宝玉则是追求个体的理想世界。大观园既是小说里的一个花园实体,也是少男少女的一场美丽的梦,亦是贾宝玉个体道德唯一能维持的乐土。

这也是为何《红楼梦》全书在弥漫佛道气息的同时,同样在多个关节处强调了家族的责任,例如第五十五回贾探春在大观园搞“改革”,虽不是王莽性质的政治改制,却是理学家所喜谈的“齐家”;再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谈了一番“好了”之理后,依然不忘吩咐要为家族盛衰做准备。种种这类避免家族败落的责任感,当然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佛道所推崇的,其源头亦是向来重视家族治理的程朱理学。

家族叙事和历史书写

《红楼梦》的索隐派在学术领域早已式微,但在大众领域仍然颇有市场,时而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索隐“成果”。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红楼梦》的家族叙事,确实有很多来自正史的历史书写。

正史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但正史在被书写的时候,往往是作为政治文本被撰述的,因此充满了隐喻、影射、褒贬等修辞术。《红楼梦》里很多被拿去索隐的情节,在正史中普遍存在。前面所提到的祥瑞、图谶等,都是正史比较多见的内容;小说第二十五回著名的王熙凤、贾宝玉中了马道婆“巫蛊”之事,在两汉史事中亦出现过多次。

再举一例,正史和小说里的“外戚政治”。

王莽得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外戚身份。他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皇太后,随后即位的汉哀帝和她没有血缘关系,但她仍然是地位尊贵的太皇太后。依靠王政君,王氏家族才开始染指前汉的统治权。王政君的兄弟轮流辅政,直到轮到王莽。

前汉帝王之所以要依靠外戚辅政,一是汉家“故事”也就是惯例。皇帝没有父亲,又对叔伯、兄弟存有戒心,自然会依靠母亲的力量。二是儒家主张“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强调孝治天下,因此皇帝必然会尊崇母亲及其家族,以显示孝道。

皇室并不担心外戚篡位,因为前汉尚没有外戚篡夺皇位的事情出现,而且皇太后只要去世,她的家族就会逐渐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由新的外戚取代,因此一般情况下,外戚很难长葆权力。

王莽在王政君的儿子汉成帝末期,已经成为大司马辅政,主要依靠的就是皇太后王政君,皇后赵飞燕并无实权。但汉成帝很快去世,即位的汉哀帝将自己的亲祖母、生母都接到长安,王政君、赵飞燕迅速被冷落,王莽也被迫离开长安,回到封地。但王政君罕见长寿,一直活到汉哀帝去世,并重新掌权,王莽这才彻底掌握了汉家的政权。

此后为避免重蹈覆辙,历代皇朝大都努力防止外戚执政,但紧随王莽其后的东汉,恰恰是以多位皇太后临朝而闻名,而且出现了历史评价极低的外戚梁冀。直到帝制中国后期的明、清时期,也就是《红楼梦》写作的时代,这一问题才基本避免。

简述王政君、王莽作为外戚与前汉皇室的关系,是想借助这一“外戚”的视角来看贾府。贾府以贾氏为中心,地位最高的就是荣国府的主人贾政之母史太君,就地位、作用看她和王政君很相似;但贾府真正“执政”也就是管家的人,是宁国府主人贾赦的儿媳王熙凤,她能够得到这个地位,一个重要因素是自己的姑妈、贾政的妻子王夫人。“四大家族”里的薛姨妈则是王夫人之妹。总体来看,贾政虽然有官职,但他不理家务。贾府内部的权力由史姓母族、王姓妻族两家“外戚”所掌握,贾府的兴衰与“外戚”的行为密切相关。

《红楼梦》的作者不论有意无意,显然具有某些历史书写的技艺,将家族故事讲出了治乱沧桑。《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不仅在内容、人物上超越了时代,也在叙事上极尽历史书写之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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