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革命的转变性力量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它动摇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前所未有地使人民摆脱了习惯的束缚，令所有的权威都受到质疑。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秩序并没有立即地分崩离析，社会普遍惯例也没有经历迅速且大规模的破坏。但是到处都发生着改变，人民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皆是如此。其中诸多改变是在长期运转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的力量的积累。但是还有一些是新近的革命本身造成的直接结果。
战争的影响
革命的一个突然结果就是数以万计效忠派——或者用爱国者对他们的称呼，托利党人——的背离。效忠派的人数可能接近50万，也就是20%的美国白人。将近两万名效忠派投身于他们陛下的军队为王权而战，还有数以万计的其他人加入地方效忠派的民兵团体中。据估计，有6万到8万名效忠派在革命期间离开了美国，去了加拿大或大不列颠，不过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回来了，重新融入了美国社会。虽然效忠派来自社会各个等级和职业，但是他们中一大部分人属于社会和政治的上层。其中许多人都是担任公职者或与政府订有合同的越洋商人；在北方，绝大多数都是英国国教徒。他们的地域分布亦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效忠派只是微弱的少数派；但是西部边陲地区，他们对东部压迫的敌意可以追溯至革命之前，在那里效忠派人数众多。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南方腹地这些英军能够提供保护的地区，效忠派亦是人数众多。他们的外逃、罢免和退职造成的顶层真空，很快为爱国者所占据。影响是广泛的。国王和托利党人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财产和土地被革命政府没收充公，而且很快被投入到市场中。由此发生的投机买卖活动导致了革命时期个人财富的大起大落。
南方因战争遭受了最严重的混乱，不仅仅失去了其固定的烟草和其他日常农作物的市场，而且英国人还释放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来为王权而战。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英国人把这些前奴隶安置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岛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实际上，英国军队也许进行了南北战争之前最大规模的一次解放黑奴行动。但是这些混乱只是加速了革命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多样化。上南部恢复得尤其迅速。18世纪80年代的烟草生产已经与战前水平相当，但也有了新的参与者和市场规则。
虽然战争对于一些特别的地区和个人有着毁灭性的影响，但是它总的后果是激励性的。先前还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的商人发现了进入核心圈的新机会。在马萨诸塞，一些像希金森（Higginsons）、卡伯特（Cabots）和洛厄尔（Lowells）这样的地方家族很快来到波士顿，形成了马萨诸塞新精英阶层的基础。到了战争末期许多人像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 Bowdoin）那样发现“几乎都是新面孔”。他说，这是一场几乎“和革命本身一样不凡的”新变革。同样的流动各地都在上演，虽没有马萨诸塞那么显著，但是重要性并不亚于马萨诸塞。新商人全方位地推动新市场的开拓，不仅仅包括原先与其贸易受限的南美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区，还有整个欧洲，甚至远至中国。
战后与大不列颠的贸易很快达到之前的水平。到了18世纪80年代，统计数字表明了商业恢复的惊人程度。可是粗略的统计无法公正反映出商业变革的程度。所有州的市场中，都出现了新的供应来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增的参与者。战时英国进口渠道的瓦解激发了美国境内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虽然随着和平的回归美国人重新开始购买英国货物，但是仍然有多个协会组建起来，以推动保护美国制造业的立法。虽然对外出口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是它此时只是美国总体经济活动中较小的部分。人们已经开始转向内部——相互之间而非对外的贸易；内部商业的显著扩展很快就带来了新公路和新运河的需求。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那些没有腹地可供开发的镇子开始相对衰落。像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这样的城市原先一直是繁荣的殖民地港口，但是因为缺少作为供应地和市场的内陆地区，现在它的经济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了。
革命战争本身既是一股破坏性也是一股创造性的力量，它以这两种形态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人。同所有战争一样，它摧毁了惯常的贸易渠道并且创造了新的财富来源。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也许有将近20万人一次或多次地拿起武器，参加大陆军或者州民兵。所有这些士兵必须有衣服、食物、住所、武装，而且他们要到处流动。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写到“对武装的需求会产生新的贸易”，但是他的认识还没达到当时情况发展程度的一半。三支军队——英军、法军和美军——对从毯子、马车到肉和朗姆酒这一切的无止境需求，催生了新制造业业主和企业团体，还有市场型农民，他们来自那些之前的贸易对象从没超出过邻里范围的庄稼汉。同时，为军队采购的中间商群体成了小型承包商和战后大资本家的温床，像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康涅狄格州的杰里迈亚·沃兹沃斯（Jeremiah Wadsworth）曾负责大陆会议的财政和合同。
因为革命时代的诸州不愿意向它们的公民征税，而且大陆会议没有征税的合法权力，所以美国政府必须依靠借贷来支付他们需要为战争准备的货物。但是借贷根本不足以募集到所需的总额。大陆会议和州政府因此大规模印刷纸币。政府答应日后偿付的债券被用来与公民换取供应品和劳役。
大陆会议和州政府发行货币的票面价值总额最终达到4亿美元，导致了社会瓦解性的通货膨胀。到了1781年，大陆会议发行的167美元的债券只值1美元的银币或金币，而且州债券的贬值情况也差不多同样糟糕。虽然债权人、靠工资为生的人和那些收入相对固定的人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打击，但是还有很多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那些及时买入卖出货物的人——却能从中获利。流通的政府债券让无数生产日用品的农民和贸易商脱离了简单的物物交易或个人账目记录的经济体制，而且让他们更独立、更制度化地进入市场，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最终，革命释放出了潜在的经济能量，将美国推上了一段商业快速发展的道路，世界历史中的各国罕有能与之匹敌者。
革命的影响
除了这些战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革命及其共和主义理念还产生了其他更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尽管移民不断减少而且有很多效忠派流亡者离开，但是人口仍旧持续增长。实际上，18世纪8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人口增长速率最高的十年——这是早婚和对未来期许提高的结果。与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阻碍了人口迁移；到了18世纪70年代末，不断膨胀的人口再次开始向西部流动。一位移民在1785年写道：“肯塔基地区的人口会令你吃惊，在1779年6月时，居民总数还只有176人，而如今他们已经超过了3万。”十年之中肯塔基人口已经变得比革命时代大多数的殖民地更加稠密。其实，在整个殖民地时代，革命之后的一代人占据了最多的西部疆土。
当然，在美国白人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的梦想中，很少或没有为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安排立足之地。虽然1787年的邦联会议允诺“对印第安人会怀着最大的诚意，而且他们的土地绝不会在没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夺去”，但是《西北条例》本身就将西北是属于美国白人移民的天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虽然许多白人都羡慕印第安人的自由，但是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和独立理念与印第安人的十分不同。普通美国白人理解的自由是拥有他们自己可以耕作的农用土地，而印第安男性却将自由视为随心所欲地漫游和狩猎。像许多美国绅士们一样，印第安战士也不认为他们应该去耕作土地；因此他们把体力劳动留给妇女——这点令许多白人感到震惊。对于欧裔美国人来说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理念实在是太不正常了，以至于他们很难承认印第安人从事任何农业活动。最终，尽管印第安人确实耕种土地，但却遭到美国白人的否认，这成了白人从他们那里夺取土地的正当理由。他们希望印第安人能变成农民，也就是变得文明，否则就为移民腾出土地。
美国在1783年从大不列颠成功独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西北和西南诸多部落曾与英国结盟，随着和平条约的缔结他们发现大不列颠已经把他们土地的主权转让给合众国。一位韦阿人（Weas）的发言人在获悉条约后向他们的英国盟友抱怨道：“我们倾尽全力地援助你们，而这似乎是在将我们推向毁灭。”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印第安人站在英国人一边战斗，所以美国人甚至把那些曾经在革命时期是盟友的印第安人也当成敌人。到了18世纪80年代，诸多西部美国人与印第安征服者乔治·罗杰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有一样的期望，即所有印第安人最终都将会被肃清。
即使英国王权的基础是一个不平等和等级制的社会，但是它能从容地将印第安人作为臣民来对待。但是新的美利坚共和国不存在臣民，只有平等的公民。因为美国白人无法将印第安人视为与他们平等的公民，所以他们必然把印第安人视为外族。在18世纪80年代邦联政府试图承担起对印第安事务的管理，并且与印第安确立和平关系。虽然邦联议会一再表明他们对印第安人公正公平的心意，但是它只是将他们当作被征服的民族而已。邦联政府和一些不同的民族或部落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签订的几个条约中，合众国尝试划定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界线，以回报印第安人做出的土地权利的转让。美国认为土地是它凭借征服获取的，所以没给印第安人任何割让土地的补偿。
但是邦联政府权力十分有限。不仅仅各州无视邦联的条约并自行与印第安人订立协议，而且白人移民和擅自占地者的行动根本无视任何权威。议会18世纪80年代的土地条例中关于移民会均衡且有序地向西移动的设想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反而，人们有意避开高价格土地，侵犯印第安人的条约权利，无规则、无秩序而且不均衡地流动，从一处奔向另一处，身后留下了大块荒无人烟的土地和印第安人的飞地。到了1787年，许多印第安人已经拒绝接受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被迫签署的条约，而且试图组建松散的同盟以抵挡白人的侵蚀。战争和流血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尽管有印第安人的存在，美国人口仍然持续以惊人的态势增长和流动，更进一步地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肯塔基人在1792年告诉麦迪逊，这样的流动人口“构成的民众势必不同于之前生长于同一地区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比什么养尊处优的人或家族低一等”。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助长了这种趋势。一位撰稿人于1787年在《美国博物馆》（战后创办的几份美国新杂志中最重要的一份）上宣称，在一个共和国中“平等理念的风吹拂着一切和每一个有雄心不再甘居他的邻居之下的人”。
共和主义平等成了满腔抱负的中产阶级人民的集体呐喊，他们如今更公开地憎恶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社会上层的人物。对辛辛那提兄弟会（ Society of Cincinnati）的普遍抗议表达着这种憎恶。1783年，革命军队军官为了纪念对革命战争的参与并且使之长存，组建了世袭的辛辛那提兄弟会，以战争结束后解甲归田的罗马共和领导人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的名字命名。虽然华盛顿曾同意领导这个组织，但是辛辛那提会引起了强烈的敌意。老爱国者们，例如塞缪尔·亚当斯都认为这个兄弟会表明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世袭化的军事贵族快速发展的趋势”。这种激烈的指责迫使军官们不得不收起他们的虚荣，而辛辛那提会很快成了众多备感压力的团体中的一员，而这些团体的出现表明，用一个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784年的话说，这个国家发了“社团疯”。
一些抱有平等思想的狂热公民攻击着所有类型的差等，参加私人社交俱乐部和穿戴进口华服都是遭到非议的行为。北方一些地区的绅士发现传统社会权威的标志——教养、教育和优雅的举止行为——都变成了政治领导资格的障碍。普通公民现在对称呼的权利提出诉求——先生和太太（Mr. and Mrs.）——而那曾经只是绅士才有的称呼。在这个崭新的共和主义社会中，没有人想依附于其他人。费城白人奴仆在工作场所的比例在18世纪中期还有40%—50%，现在急速下降；到了18世纪末契约奴仆差不多已经消失不见了。国外访客震惊于美国仆从不愿意将他们的男、女主人当成高其一等的人来对待，也震惊于仆从们坚决认为自己只是“助手”。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意味着绝不向任何人脱帽致敬。
这种不断壮大的平等主义并不意味着财富会在革命后的美国分布得更均匀。相反：革命后财富分配比以前更为不平均。可是美国人感到更平等了，那才是重要之处。毕竟作为个人声称高人一等的形式，财富比起出生、教养、家庭继承、绅士头衔甚至是教育而言，更容易被接受，它是最容易比对而且最容易被努力克服的。社会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地以金钱而非社会地位为基础了。例如，镇不再根据年龄和地位来安排教堂的席位，而是开始将座位拍卖给那些竞价高的人。富有的人开始夸耀自己卑微的出身——之前从未如此普遍过。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于1784年在出版物中被称颂为一个“没有关系也没有朋友，但是金钱成就了他”的自我奋斗成功者。这是思想界发生的一场微妙却激进的革命。当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在死后18世纪90年代出版时，19世纪对“自我奋斗成功者”（self-made man）的讴歌开始了。
到了18世纪末，前君主制社会中的家长式作风陷入了混乱。学徒不再是师傅家庭中的依附者；他们成了越来越脱离家庭经营的生意中的受培训者。工匠也减少了为他们依附的主顾做“定制”或“指令”的活计，他们越来越多地为非个人的市场从事生产制造。各行业的师傅不再是家长，也不再以家长式作风对待满师的学徒工，变成了付给雇工现金工资的雇主。当师傅变成雇主而满师的学徒工变成雇工时，他们的利益变得比之前更有所分别而且还相互抵牾。1786年美国历史上雇工第一次参加了反对他们雇主的罢工。作为回应，师傅们诉诸法庭，强制使这种原先被视作互助且私人的关系继续下去。
本文节选自《美国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史》，[美] 戈登·S. 伍德著，赵辛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