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之于清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如同内阁之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加上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因此各种关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故事的展现，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里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军机处的专著，却一直以来颇为鲜见。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界尽管陆续有熊剑平的《权力的掌控：军机处》（中华书局，2015）和袁灿兴的《军机处二百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这两部直接以军机处作为论述对象的书籍问世，但这两本书更接近于历史散文或历史演义类小说，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正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年新近引进出版的美国学者白彬菊的这本《君主与大臣》，尽管其英文版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问世，但仍然凭借其严谨的考证功力和不俗的学术创新，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军机处研究的学术论著的出版空白。
在本书问世之前，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的三阶段论，是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军机处起源研究的主流论断。而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运用大量的满文和汉文档案，否定了上述论断。作者白彬菊援引台湾学者庄吉发的论断，认为“军机房”一词在雍正时期的文件中，找不到存在的证据；而根据作者的史料搜集来判断，军需房自雍正七年创建以来，在雍正随后的统治时期里一直存在，并非是军机处的前身。而根据作者的分析，乾隆年间正式确立的军机处，实际上是有雍正时期几个分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机构重组合并而成的机构，这些分立的组织包括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这样一种新论断的提出，对于军机处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而内廷与外朝分立的分析框架，则是本书的另一项学术贡献。在白彬菊看来，当时已经成型的法定机构，诸如内阁和六部，是外朝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办理军需大臣等雍正年间创立的头衔和组织，则跟主管宫廷大内用度开支的内务府一样，都属于内廷的一部分。跟外朝相比，雍正年间的这些内廷组织，具有非正式、非法定和分立的特点。其非正式和非法定的属性，保证了皇帝可以绕开成型的外朝机构，通过这些内廷组织，少受限制地行使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其分立的特点，则又确保了这些内廷组织的影响力相对弱小，不足以构成对皇帝权力的威胁。而无论是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的办差者，还是办理军需大臣，他们在外朝都有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各种各样的正式职务，其在内廷的身份只是兼职，这样一种双重角色，又确保了这些重臣，得以把内廷的影响力，与外朝相连接。从雍正时期军机处前身的呈现面貌来看，不得不佩服这位铁腕皇帝的政治手段与政治智慧。
如果说在雍正时期，军需和军机，更多指向的还是西北用兵这样真正的军务的话，那么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军机处的正式设立，军机的含义就从真正的军务，扩展到所有政务的范畴。也正是考虑到军机处意义指向的变化，白彬菊把乾隆之后的军机处，用“Grand Council”来指称，而没有简单地直译为“军务办公室”（Military Office），这无疑使符合乾隆以后军机处的实际内涵的。也正是由于慢慢成为中枢权力之所在，军机处也开始从雍正时期的非正式、非法定和分立，走向了正式化和集中化的历程。到了乾隆晚期，军机处无论在内廷还是外朝，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支配性机构。乾隆皇帝称呼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为“师相”，就是军机处权力坐大的明证。
于是，一个充满背反意味的历史演化脉络就是：军机处的最初设立，是皇帝为了绕开成型的外朝机构，不受制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确保帝王专制权力的最大化；然而随着军机处的发展壮大，军机处本身，以及身处其中、手握重权的军机大臣们，反而开始日益分化皇帝的强大权力，成为跟君权几乎可以分庭抗礼的力量。这种君臣权力之间的博弈互动，不只存在于清代中期，实际上跟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历程当中，反复上演。
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明清两代，是中国政治专制化程度的顶峰时期。然而透过白彬菊的分析，就会发现在皇帝所谓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背后，仍然存在着诸多博弈的力量与空间。正如白彬菊在书的结语部分所分析的那样，军机处之于清代君臣权力博弈进程中的演化历程，跟明初太祖朱元璋废相，中期又设内阁，而内阁从简单的从属于内廷的君主咨询机构，逐步发展成为大权在握的行政中枢机构的历史进程，有着非常强烈的相似性。
军机处对于君主权力分化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在奏折的议覆权上。在乾隆时期，大多数外省所上的奏折的议覆，是在军机处的领导下起草进行的。尽管皇帝名义上，对军机处的议覆有否决权和修改权，但根据统计，乾隆皇帝对于98%到99%的奏折议覆，都采取了直接同意的处理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国家大政作出决定的，并不是乾隆皇帝本人，而是军机处的这些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
正是由于军机处权力的不断坐大，嘉庆皇帝上台之后，便开始对军机处实施改革。比如他会对军机大臣微小的错误进行严厉的训斥和惩罚。这样一种惩罚，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目的在于向这些大臣宣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宣示一种来自皇帝本人的规训（福柯语）。除此之外，控制谕旨撰拟的权力、限制军机章京的挑选范围、减少军机大臣的数量等，都是嘉庆军机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这些改革有的仅仅停留在动议阶段，有的则是实施不久后又行废止，因此这样的改革，丝毫没有动摇军机处的权力核心机构的地位。
非常遗憾的是，本书的分析，到嘉庆时期的终结之时，就宣告结束，而对于军机处在1820年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演化进程，本书并没有任何涉及。应该来说，军机处在后一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化，其研究价值和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本书涵盖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我们期待白彬菊或者其他海内外学者，能够续写本书所涉时期之后的军机处研究，让这一研究能以完整面目视人。
尽管白彬菊先生对于本书的撰写，是建立在对于台北、北京两地所藏的大量满文和汉文档案的阅读、梳理和分析基础之上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白彬菊先生对于这些史料的引用和分析，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和谬误。比如在本书第15页，白彬菊就引用《台北野史》一书里的说法，认为雍正皇帝可能是通过把康熙遗诏里的“十四子”改为“第四子”的做法，篡位上台。但这种野史里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清代的诏书全部都有满文和汉文两个版本。白彬菊先生不加辨别地引用这一低级错误的说法，让人遗憾。
当然瑕不掩瑜，尽管本书原版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但这样一本关于清代军机处的专著，仍然会被相关研究广泛引用，而这本书的引进，应该也会对国内清史相关主题的研究，大有裨益。
2017.6.26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7年8月26日出版的《晶报·深港书评周刊》，因篇幅所限，见报时有较多删节，此为原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附）《君主与大臣》一书读书笔记：
中文版序言。
序言：P1军机处的重要意义，P6军机处的名称与意义演化，P7将军机处界定为内廷机构。
P5通过内廷控制中央政府，P6非正式、非法定、分立特点与强权统一体的结合，P8内廷与外朝的争斗与冲突，P13内务府收入超过户部，P15引《满清外史》的野史材料的不靠谱，P19相对外朝，内廷的没有决定权，P24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撤销，P26大学士与内阁，P28撇开内阁，皇权与相权的博弈，P50—52内廷的保密性。
P68军需房和办理军机大臣，第二章主题：内廷助手——亲王与大学士，P83张廷玉担当原本应由满人担当职位，P85户部的三头政治，P92张廷玉与怡亲王的差别分析。
P94—95内廷代理人的雏形，P98内中堂与外中堂，军机处源于内阁说不准确，P112廷寄的新特点，P124雍正专权的设想与两种内廷通信方式的支持。
P131从办理军需大臣到办理军机大臣，P132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的并存，P135将军需账目的监督从外朝抽出，P137户部军需房设在内廷，P140内廷与外朝的界限模糊，P143从办理军需大臣到办理军机大臣，再到军机处，P148办理军需大臣初期的满人明显占优，P152军机处在雍正与乾隆年间的同文不同义。
P155军机处改名枢密院的警告，P157从总理事务王大臣到军机处，P160无血缘关系者进入新班子，P164数个内廷机构并入新班子，P167诸王的淡出与鄂尔泰、张廷玉的主导，P171内廷的非正式性与外朝兼职，P174应对奏折的办法，P190外朝对内廷坐大的反抗，P193军机大臣的正式设立。
P197军机处在乾隆朝的发展鼎盛，P202军机的双重含义，P206对和珅师相称呼的使用，P211军机大臣构成中的满汉二元体制，P218军机处的独立性和可靠性，P236军机处对内廷和外朝均处于主导地位。
P262谕旨撰写交给军机章京，P267军机章京的重要性。
P281军机处成为支配性机构，P292嘉庆改革反对军机处的扩张，P296对军机大臣微小错误的惩罚，强化皇权，P298改革未触及军机处核心利益，P304对军机章京的限权，P311嘉庆改革未能动摇军机处地位。
P315本书在内廷与外朝区别上的贡献，军机处的优势，P324军机处与明代大学士的类似，P327军机处对皇权的约束，P333和珅相权的凸显，P334议覆奏折否决率极低，P336军机处皇权专制的初衷与相权强化的结果，帝制场域权力生态的内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