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还是家庭？》，[美]克劳迪娅·戈尔丁，颜进宇、颜超凡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30页
早年间在我“博览群书”学习育儿知识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育儿工具叫做“有限的选择”，大意是你要给孩子选项，以让她/他感觉自己有某种决定权，但又不能给太多选项，免得给自己找麻烦。比方说，你可以问孩子：“你想吃苹果还是吃梨？”这就是“有限的选择”。在我孩子一两岁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愿时，我就尝试问她这样的问题。但她没有上钩。她有时会说：“都要”，或者“都不要”。这无疑要增加我们民主协商的沟通成本，但是比起让我自己省事儿，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她能够跳出思维盒子的限制。于是我们会讨论“你想吃什么水果”这种开放式的问题。
“事业还是家庭”就是提供给女性的“有限的选择”。但显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不认为女性应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二选一。这位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她这本关于“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的新书中，是给这趟旅程预设了方向的，她将女性所要追求的平等界定为——事业家庭双丰收以及夫妻间的公平。英文版的主标题是Career & Family（事业和家庭），二者是可以兼得，而不是互斥的关系。
按照戈尔丁自己的定义，她本人也没有实现事业家庭双丰收。事业不同于工作，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收入，而事业被定义为“持久的、受欢迎的职业”，“这份职业往往能塑造个人的身份”。尽管戈尔丁承认事业是个人的就业理念，志愿者和社区领袖也很伟大，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她还是给事业成功设置了一个量化的标准：“在相同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男性中，收入超过全职全年收入分布的25百分位。”“倘若一名40-44岁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至少相当于一名处在男性收入分布第25百分位的40-44岁男性大学毕业生，那么她就可以被认为拥有事业。”看到这里，我也默默回想了一下我的工资单。但戈尔丁无需怀疑自己，即使在写作此书的时候，她还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作为哈佛教授和知名学者，她毫无疑问地拥有极为成功的事业。
家庭则被定义为“有亲生的或收养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戈尔丁有丈夫和一条狗，但没有子女，所以她没有“家庭”。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则被视为有家庭。这样的定义看似反常规，却也点破了在女性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构成挑战的是母职，而不是婚姻。“你愿意为抚养孩子放弃雄心勃勃的事业吗？如若不愿意，那么谁来准备午餐，接送参加游泳培训的孩子，接听学校医务室打来的令人慌张的电话？”处于这种永远的待机状态的往往是妈妈（毕竟学校的电话也总是首先打给妈妈）。
妈妈们为什么甘心（尽管不无抱怨地）扛起家庭的重责呢？对这个问题的诊断体现了戈尔丁和一些女性主义者（我们在这里对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性存而不论）的不同分析路径。一些女性主义者可能更多地归因于父权意识形态的洗脑、性别文化规范的规训。但戈尔丁认为妈妈们的选择是符合经济理性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她把（白领的）职位分成两类——灵活的职位和贪婪的职位。我们可以在地化地理解为，一种是朝九晚五、可以临时请假的工作，一种是996、需要出差、需要应酬的工作。可以想见，这两种职位类型的报酬和上升空间都有着显著差异。戈尔丁发现，相同学位的男女在刚毕业时收入差别不大，随后，婚育的女性收入被落下，而不婚不育或者婚育之后几乎不休假的女性则大致可以追赶上男人的步伐。
有了孩子以后（甚至从准备要孩子开始），夫妻双方不可能都待在贪婪的职位上，总需要有人顾家，所以妈妈们大都换到了方便承担更多家庭照护责任的灵活的职位，而这样，她们的时薪和升职机会就会低于假设起点一样却不必为家庭牺牲的配偶，并且差距不断扩大。
假如夫妻平分育儿职责，那么意味着双方都不能996，都不能为贪婪的工作卖命，那么家庭总收入就会相对下降。而中产夫妻为了维持一定体面的生活，出于经济理性，就不免会牺牲夫妻间的公平。
那为什么牺牲的往往是妈妈们的事业呢？戈尔丁没有提供详细的解释。我们可以猜测，一方面是多数人遵循了性别文化的惯例，另一方面，多数妈妈们经历了怀孕、生育，可能要休产假，可能要喂母乳的过程，由于分身乏术，在事业的进度条上已经落后于伴侣，难以急起直追，索性退到了更多地兼顾家庭的位置上。
“非升即走”的职位，要求员工在职业早期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职业时钟与生物时钟和家庭时钟交织同步，滴答作响”。无法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升职因而出局的，男女都有，但负有家庭责任的女性比例更高。这就是所谓的“管道泄漏”现象，妈妈们从她们的职业管道中被排挤出去了。“存在更基本的结构性因素阻碍女性攀登事业高峰。”
阻隔前辈女性的是更显性的就读就业歧视。最近的一则新闻是林徽因被追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学位。一百年前，宾大建筑学系不招收女生，所以尽管林徽因修读了建筑学的几乎所有学分（除了两门坚决不让女生修读的课），而且成绩比很多男同学都优秀，她仍然拿不到建筑学的学位。与招生的性别限制同样让今天的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就业的婚姻限制。几十年前，美国的很多学区和公司不聘用已婚女性。1941年，两名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任教的女教师，因为结婚而遭到解聘。她们提起诉讼，却在1944年败诉。她们上诉，终于在1947年胜诉，但人生中的六年逝去了。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还是存在类似的婚姻限制，虽然限制逐渐松动，但又有“怀孕限制”拦在了女性追求事业的道路上。我们要知道，这些限制不是自然而然消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持续抗争的结果。像林徽因这样的女生，积极谋求在清一色男生的专业中学习，而且在明知拿不到学位的情况下努力取得不逊色于男生的成绩，也是若干年后宾大建筑学系终于解除不招女生禁令的原因之一吧。
今天，这些妨害女性追求事业的阻力，在法律文本和政策规定的层面，看似已经被清除了不少。但是，隐性的障碍仍然存在，工作文化仍然按照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男性为模版生成，而负有育儿责任的女性常常被排挤出去。譬如，《自然》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常常在周末召开的学术会议加剧了女性学者的流失。周末孩子不上学，女性学者更经常出于育儿责任而放弃参会，而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提高发表机会的重要场合。这是“管道泄漏”的原因。并非女性不努力，或者能力不胜任，而是家庭分走了她们的时间。
“时间花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果真如此吗？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耿耿于怀家务劳动中“看不见的女人”，家务劳动、情感劳动、认知劳动等等女性耗费了大量时间的劳动，在很多情境下却都是无偿劳动。不仅女性个体每每得不到报酬，而且不被公共话语所承认。
克劳迪娅·戈尔丁
戈尔丁在书中写到了女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4年，里德发表了博士论文《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最早评估了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旨在将女性的无偿劳动纳入国民收入核算。“女性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里提供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几乎构成了每个公民消费的重要部分。”时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其主要贡献是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标准化——尽管一度犹豫，但他最终还是将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排除在国民收入核算之外。里德提出过若干种测算照护劳动的方法。“可是库兹涅茨的核算程序一直沿用至今；而这些程序，始终排除家庭和其他方面的无偿劳动。”里德本人不婚不育，却不影响她将学术志业倾注在家庭生产经济学上，致力于女性的家庭内无偿劳动受到认可。
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一出，一些对其专业能力一无所知的吃瓜群众，便言之凿凿戈尔丁获奖纯粹是由于西方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戈尔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独得该奖的女性（以前的女性获奖者都是与他人分享奖项）。她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1990年）。在她和她之前的年代，女性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和前面提到的建筑学类似，经济学（还有很多别的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厌女”的领域。
有意思的是，一个欧洲保守主义网站将戈尔丁“抹红”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主流经济学者（虽然研究的并不是其中最主流的问题），戈尔丁的主张是如此温和，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不太能将她视为同志。我们看看自我身份认同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上野千鹤子，她犀利地指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如何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通过剥削女性在家庭内的无偿劳动，来完成社会再生产。但戈尔丁的书里既没有讨伐父权制，也没有批判资本主义。
戈尔丁指出了我们当下仍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来到探寻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的时刻……答案是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所以，在她看来，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而是一个结构设计的技术性问题。她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设计来优化。她举出了“药师”的案例。“药师这一职业不仅平等，而且收入丰厚。”
配药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变。从前，私人药房是男药师当老板，女药师当助手，所以行业内男性的收入远高于女性。后来，药房向大企业转型，获得企业净利润的人不再是男药师，而是股东们。药品也更加标准化，还有了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这些变化“使药师能够与广泛的客户合作，药师成为彼此的完美替代者”，“进而，配药业已然成为高度平等的行业。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就算进驻这个行业的女性人数创下纪录，薪酬也并未下降；这与通常认为女性一旦进入某个职业，收入就会暴跌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
而且对戈尔丁来说，药师的案例非常有吸引力的部分是：“这种转变不需要革命、社会运动或剧变。”她推论，“拥有完美（或接近完美）替代者”是配药行业实现性别平等的成功经验，值得推而广之。
但是，这种经验究竟能多大程度地复制到其它行业？由于从业者彼此可以完美替代而达至的平等，是稳固的吗？戈尔丁的方案并不能令我心安。只要想想，在大学里面，哪怕在同一个专业里面，假设所有老师都可以上任意一门课，在从事研究和指导学生上，我的同事们都是我的完美替代者，那我究竟是离平等更近一些，还是离失业更近一些？假如到了那一天，AI是我们所有人的完美替代者。
戈尔丁信奉技术的决定性力量。比起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引领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喧嚣革命，她更加肯定避孕药的发明和应用所引发的“无声革命”。避孕药让女性得以先立业再成家，但也可能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不过，另一项科技——生殖辅助技术——则有效延长了女性的育龄。这些都助力了女性通向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旅程目的地。
除了寄望于产权和劳动关系重组以及技术革新，戈尔丁还期待企业文化的改变。她批评了让劳动者互斗、内卷、赢家通吃的企业文化。想想那些中年失业的互联网大厂高P，在末位淘汰的竞逐中，没有一个劳动者是安全的。企业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最大赢家。而这也的确是美国的发明物。
“美国从来不像丹麦、法国、瑞典等国家那样，认为照护幼儿是一种社会责任；在那些国家，儿童保育能获得大量补贴，女性劳动参与率也高于美国。”在这样的文化下，戈尔丁没有太多着墨于国家承担起更多照护责任的设想，她说：“让男性参与照顾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这样的温和倡议能不能发挥作用，能不能随着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取得更广泛的共识，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我们知道，不能把一切都推给个人选择。曾任德勤CEO的道格拉斯·麦克拉肯（Douglas McCracken）声称人们“不会愿意为了额外的10万美元放弃家庭和社交生活”。但戈尔丁说：“不幸的是，大家愿意。夫妻公平的代价到底太高了。”如果不从种种层面去改革，而仅仅交给个体去选择，很多夫妻会从经济理性出发，牺牲女性的事业和性别平等。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有限的选择”。当“事业还是家庭”被呈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选择，那么选择更多投入家庭的女性如果受困于事业不够成功，她就会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反之亦然。“是你自己选的。”给你有限的选择的背后，就是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比说，我的孩子既不要吃苹果也不要吃梨，她选择要吃蓝莓。当我买了一盒蓝莓摆在她的面前，她尝了一颗觉得太酸之后，我要强迫她把剩下的蓝莓都吃完吗？“是你自己选的。”我们的社会机制对于个体选择有没有容错率？一个妈妈选择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之后，当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想要复出打拼事业，她还有没有机会？
不巧的是，不少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的书在引进到国内的时候，常常被营销策略缩减为个人选择的指南。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译本的腰封上，醒目地写着：“全职妈妈是一个好选择吗？家庭和职场，女性的最佳选择究竟为何？”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戈尔丁和上野千鹤子，一个是对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场女性的研究，一个是对日本的家庭主妇制度的分析，尽管都憧憬性别平等，但两人的学术立场也有比较可见的差异，结果却都被简化为“事业还是家庭”的单选题。而且被要求作出选择的都是女性。女性真的存在所谓的“最佳选择”吗？在只能二选一的格局里，无论怎么选，都已经是输家。
那么，身为女性，我们能不能既要、又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