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一书中，乔治·斯坦纳指出，整个西方哲学史中藏着一条文学的暗线，所有思想论说都蕴含风格、形象、韵律和声调，伟大的哲学与文学一刻不停地互动着、争竞着。全书围绕哲学和文学的关系展开阐述，从赫拉克利特的隐喻闪电到柏拉图与自身文学才华的对抗、笛卡尔优雅而克制的文法修养、黑格尔辩证法的舞台化身、维特根斯坦的述行教诲，一路蜿蜒曲折至海德格尔与策兰从历史迷雾中发出的强音。本文摘自该书有关柏拉图的章节。
同样，就像关于但丁的二手文献堆积如山一样，对柏拉图的评注，对这些评注的评注（通常是论战性质的）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无穷无尽。光文献目录就卷帙浩繁。但是在这常年的研究潮流中，似乎存在一个真空的中心，那便是柏拉图的文学天赋，他作为戏剧家的卓越，以及它们如何必然地催生出其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学和美学的学说内容。关于柏拉图从寓言中得到的启示以及对寓言的运用，已有大量研究；也不时有人尝试梳理对话中的“角色扮演”；还有极少数人留意到了对话中零星出场的历史人物（如《蒂迈欧》中的克里底亚）；我们在肯内特·伯克（Kenneth Burke）那开拓性的“动机修辞论”中，发现了一些对柏拉图修辞的敏锐但零散的观察。而柏拉图作品中的词汇、句法、引导和演说的转折，也都被精细地剖析过了。
我们所缺少的，是充分分析柏拉图足以媲美莎士比亚、莫里哀或易卜生的高超戏剧手法，以及创造和安排角色的能力，尽管莉迪亚·帕隆博（Lidia Palumbo）在其论模仿（Mimesis），以及对话中的“剧场与世界”的著作（2008）中对此有所涉及。柏拉图主要对话的开场白，已有富独创性的探究，但是关于城市和乡村、私人和公共的背景设定，即场面调度（mises en scène）如何开启和预示接下来的辩证法，并无系统的批判性研究。至少我并不知道，有谁透彻考察过这些对话的开场和退场所起到的作用，尽管它们的节奏和形态，堪比其他任何伟大的戏剧。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审判和死亡的记录，同耶稣受难一道，长期被视为整个西方悲剧艺术和情感的原型。我们知道柏拉图是写悲剧出身的，对话中的《会饮》和《斐德罗》都在舞台上演出过。埃里克·萨蒂为《苏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创作的音乐如同水晶一般。但柏拉图思想和柏拉图主义是作家的产物，是他在悲剧、（更少见地）在喜剧和讽刺风格上首屈一指的戏剧感受力和戏剧技巧的成果，而关于柏拉图思想和柏拉图主义多样的实现方式，我们没有任何文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权威研究。缺少的是对复杂文学手法的透彻分析，如柏拉图的间接叙述，以及对刻意反现实主义设定的冗长对话的分析，这些对话由见证者、参与者，或在三重间隔下——布莱希特也许会称之为三重“间离”（alienation）策略——由听过参与者转述的人回忆出来。我们还需要考虑“缺席”的戏剧技巧：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去世时的缺席，苏格拉底在柏拉图最后也最简洁的对话《法律》中的缺席——如果他不是那个雅典陌生人的话。
我在这部随笔中尝试阐明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一切哲学皆风格。形式逻辑之外的任何哲学命题都无法脱离语义手段和语境。正如西塞罗在探究其希腊源头时所发现的，这些命题并不完全可译。在哲学渴求抽象普遍性之处，如在斯宾诺莎更为几何学的方式或弗雷格的认识论里，张力和挫败便在所难免。因此，不仅所有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脚注（怀特海语），柏拉图的对话和书信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文学述行行为。极其复杂的抽象或思辨思想在这些文本中得以体现，或者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得以“显形”（bodied forth）。智力的运动与反向运动被戏剧化地表达出来。《神曲》、《浮士德》第二部、《尤利西斯》——针对《哈姆雷特》富有启发性的辩论——的某些段落，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卡夫卡的讽喻故事里也有神学–形而上学的寓言。然而即便这些最重要的例子（但丁也许除外）也无法媲美柏拉图思想剧场的广度、多样和直观。
文学，以及口头和书面词句，它们所具备的创造能力，与我们交流的能力，演绎出令人难忘的角色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谜。书中的角色比绝大多数真实的人更复杂，更可爱或更可恨，更令人慰藉或更具威胁。我们也许会通过这些人物来确认自身较短的生命，他们比所有作者和读者都长寿——福楼拜认为这一显眼的悖论简直不可思议。对神圣或有机的造物进行怎样的模仿（imitatio），基于何种创生术，才使得奥德修斯、包法利夫人、福尔摩斯或莫莉·布卢姆被创造出来，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萨特说这些人物不过是书页上的划痕，这个说法既无可辩驳，又带着可笑的缺陷。
和寻求“历史中的耶稣”一样，“真实的”苏格拉底也难以确定，甚至可能是虚构的。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把握得知苏格拉底生前长什么样，教过些什么。学者倾向于认为他很可能就像色诺芬描绘的那样，是一位有些迂腐、驯顺的道德家和“节俭者”。阿里斯托芬《云》中对苏格拉底的讽刺性描绘隐含了多少可信度？以我“无法指责的”直觉（蒯因宽容的措辞）而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戏剧构造。不管哈姆雷特还是浮士德，堂吉诃德还是亚哈船长，都没有超越在对话中重获不死生命的苏格拉底的心理丰富性、身心特征和“真实存在”，也无法完全媲美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中的讽刺性悲怆——我们压根不知道这些是否都是由柏拉图升华、创造和发明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遗产中，没有人可以与柏拉图以蒙太奇手法（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表现出的认知深度和伦理紧迫性相提并论。哈姆雷特、浮士德和普鲁斯特笔下的叙事者，都是有着重要地位的智性形象。但丁的维吉尔也一样。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还发起了道德挑衅。但即使是这些戏剧人物（dramatis personae），其哲学-道德维度也无法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驾齐驱，而这些维度一旦被唤醒，便迫使如此众多的西方意识和质问紧随其后。在我看来，没有比柏拉图更伟大的“文字匠”。
这使得柏拉图同诗人和诗歌的著名纷争十分有趣，而这也是我们论述主题的中心。正如我们所见，这场纷争由赫拉克利特所预见，在克塞诺芬尼和赫西俄德对荷马的批评中也很醒目。柏拉图年轻时写过悲剧，在《理想国》卷十中还承认，使自己的灵魂脱离诗歌的魅力对他来说非常痛苦。然而其裁定很是坚决：不管在合理还是理想的城邦之内，除了教诲诗或城邦的点缀性诗歌之外，一切诗歌皆不被允许。那些在早期希腊的著述和教育（paideia）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吟游诗人和史诗吟诵者，都将遭到驱逐。再次强调，各种评注的体量大得惊人，它们使得原本就很复杂，甚至有歧义的议题变得更加费解。
每当哲学与文学交战，柏拉图式论战的要素便浮现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戏剧演出和淫秽作品的谴责就反映了这一点。柏拉图式理想是卢梭控诉戏剧的范本，是托尔斯泰的原教旨主义批判的基础，也内含于弗洛伊德对诗歌的解读——他认为诗歌是婴儿期的白日梦，并不适用于成年人，也无助于在认知上获取积极知识和“现实原则”。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是柏拉图的苛刻观念，即未经审查的艺术和文学、不受控制的音乐才能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它们削弱了城邦的教育职责、意识形态的融贯性和管理方式。这一在《法律》中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方式提出的信念，已经导致了无数的“思想控制”和审查制度，无论是宗教审判式的、清教徒式的、雅各宾党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不受约束的诗人或小说家，释放并示范了反叛的、不负责任的想象力。他们总是与官方意见相左。对公民财产与义务的精打细算通常处于压力之下，在这种计算中，审美总是导致浪费和颠覆。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所为比否定“开放的社会”（波普尔著名的控诉）更糟，他否定开放的思想。他试图约束我们不受控制的感官邪灵，这一潜在力量与苏格拉底身上的正义神灵形成鲜明对比。
问题是，柏拉图的这一立场，即使去掉其讽刺性，也仍混杂了其极难拆解和复原的形而上学、政治学、道德、审美以及可能的心理方面的动机。
已有的共识是，柏拉图此论的核心是认识论，他对诗歌和艺术的谴责直接源于他的三重存在结构说。理念（Ideas）或原型的形式（Forms）是抽象的、永恒的，不受感官意见影响，只有它们才能确保本体论真理。这些“精华”只能部分地被哲学语言、辩证法中的追问技术认识到；次一级的则是那些日常经验世界范围内的短暂、易变和不完美之物。再现和“模仿”的模式跟真实之间有着双重距离。木匠借助桌子那超验形式的内在、“回忆起的”光芒造出桌子。画家没有造出任何物的能力，只提供物的图像。所有的再现都是寄生于实在的影子戏。图像仅仅是图像：幻像（eidola），画像（eikones），拟像（mimemata）。更糟糕的是，那些幻影假装为真：所有虚构作品都是杜撰（feign）的，却又自称真实。虚构作品激发和培养的是并非由真实的知觉和体验所引发的情感、共鸣和恐惧。这种欺骗性力量，这种不真实的行为实际上腐化了人的心灵，并剧烈地对抗着让我们的意识和城邦变得成熟的教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史诗吟诵者和剧作家对神话的利用，对诸神丑态百出的行为的无节制捏造（荷马史诗中随处可见），加深了这一诱人的堕落。悲剧充满了恐怖、乱伦和不可思议的传奇（参见托尔斯泰对《李尔王》中葛罗斯特自多佛跳崖自尽的情节的无情批判）。柏拉图认为，诗人赞美暴君及其统治下的繁荣，绝非出自偶然。暴君屈服于兽欲和残忍，体现着肆无忌惮的欲望和爱欲。而从极端的意义上讲，就像《理想国》中的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那样，正是诗人推崇的爱欲催生出了不公平（列奥·施特劳斯对此持相同意见）。虚构和“幻影”的腐蚀性魅力对年轻人，对处于萌芽阶段的感知力，影响最为强烈，其危险性因而尤为突出。荷马在古希腊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完全应该受到谴责。盲荷马虚构了阿喀琉斯的武艺，却对战斗一无所知；讲述了奥德修斯的旅行，却对航海一窍不通。T.E.劳伦斯—至少造过木筏，并且“杀过人”——在他的《奥德赛》译本序里深入思考了这种虚假。因此，删节和审查至关重要，荷马史诗需改写成适合教育的作品，艺术和音乐应附和并颂扬军事技术，以及法律的和谐。因此，诗人、拟剧作者和长笛演奏者被还算客气地勒令离开理想国，去别处兜售虚假的麻醉剂。
这一认识论上的谴责中肯而微妙。“真值函项”与法律、秩序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诗人与智术师的联合（《理想国》和《普罗泰戈拉》中提到的品达就是重要的一例）仍然令人不安。我们困惑于当下媒体中色情和虐待题材的审查是否合法这一问题，就表明了柏拉图式歧视的生命力。不过在起作用的也许是一种更个人的冲突。
当柏拉图提议驱逐歌手和悲剧作家（尽管他和圣保罗一样，引用了欧里庇得斯）时，当他挑起与骗人的荷马的争吵时，他也许是在最深层次上与自己搏斗。他试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阻止戏剧大师、神话创造者和天才叙述者靠近。然而，即使在极其抽象的《泰阿泰德》和《法律篇》的沉闷论述里，文学艺术的引力也清晰可见。请留意《泰阿泰德》中引发知识讨论的场面调度。始终存在的诱惑和威胁是，风格、模仿艺术，以及文学技巧对形而上学、政治学或宇宙论问题的干扰。严谨的思想家，传授通行观念的教师，逻辑学家和数学的颂扬者，都在与富有创造力和充沛灵感的作家搏斗。
这一斗争尤显激烈，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参战双方都熟知彼此的和谐或密切关系。哲学与自然语言密不可分，它会吸收或设法消除文学那富于魅力的吸引力。柏格森便屈服于这种吸引力，他与普鲁斯特的不稳定关系因此而生，威廉·詹姆斯与亨利·詹姆斯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麻烦。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极度抗拒这种吸引力。海德格尔则近乎专制地坚信，哲学将锤炼出自己的习语，从而克服这一普遍的二元分立和内部断裂。然而，即使在海德格尔处，荷尔德林的存在既是模范，也是抑制。
诗与辩证法的张力，意识的分裂在柏拉图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空击练习（shadow-boxing）是关键。在《斐德罗》和《第七封信》中，书面文字的实践及其与文学的功能性关系遭到了质疑。因为写作弱化了记忆的开创性地位和资源。它把人为的权威奉若神明，阻碍了质疑、异议和纠正的有益即时性。只有允许插话的口头（viva voce）交流才能收获富有成效的论战，或达成共识。写下的字母和文字是福祸参半之物。苏格拉底便不写作。很难知道这些敏锐的批评有几分郑重可言，毕竟讽刺是柏拉图常用的手法，即便在其论点最具权威口吻的部分，也能找到幽默的蛛丝马迹。这种对写作的指责竟源自一位卓越的作家。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结尾处插入的“语言已终结”的宣言，也多少带有自我否定的味道。苏格拉底弃绝著述，这对柏拉图，对他塑造和戏剧化其师的文学天赋，构成了压力。
《思想之诗：从希腊主义到策兰》，[美]乔治·斯坦纳著，远子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