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吴铮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纪文景，2023年10月版，415页，89.00元
最早知道官家，还是少读《水浒传》时，记得上了梁山的阮小五在芦苇荡里高唱渔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读完整部小说，明白了赵官家就是指赵家的皇帝，尽管小说里专指宋徽宗。入了宋史这行，写过《水浒传》里的名物典故，想写还没来得及写“官家”的来龙去脉，却在第一时间快读了吴铮强教授研究宋朝宫廷政治的新作《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以下简称《官家的心事》）。应约写了段读后语，意犹未尽，想再说点连带的感想。
一
“不研究宫廷政治，就读不懂宋史。”著者的《引言》与新书的封底三复斯言，可谓深中肯綮。不仅如此，还应该延展这一论断：不研究宫廷政治，就读不懂从秦朝到清朝的整个帝制时代。辛亥革命虽然开启了共和政体，宫廷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死人抓住活人，帝制的梦魇盘旋不去，顶层政治的重帏密幕不啻是某种泛化的宫廷政治。首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先是派人暗杀宋教仁，其后蓄意帝制自为，都是众所周知的力证。在这层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不研究上层内幕政治，同样就读不懂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斯而已，岂有他哉！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里，宫廷博弈总是事关大局的。从秦始皇驾崩的沙丘之变，经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再到唐太宗血雨腥风的玄武门之变，直至慈禧上位的祺祥政变，宫廷角力自始至终贯穿着整部中国君主政治史。而秦汉、隋唐与明清诸时段，宫斗的戏份尤其惊心动魄，再经戏曲、影视与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大肆渲染，连一般民众都耳熟能详。
相对而言，除了开国前后陈桥兵变、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的三大谜案，宋朝宫廷的权斗戏彷佛远不及其他朝代那样夺人眼球，很容易给人以月白风清的错觉。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与北宋中期形成的宋学，尤其作为其主流的理学确立了新儒学的价值观，应该大有关系。新儒学刻意影响历史书写，以期规范统治者，引导士大夫，教育老百姓。惟其如此，尽管两宋文献空前丰赡，但基于新儒学的政治伦理观，士大夫在历史书写时有意无意地掩饰宫廷政治中有悖于其理想主义价值观的那些阴暗面。
举个例证，宋太祖迷恋上一位宫嫔而误了早朝，群臣劝谏，太祖感悟，趁其熟睡时刺杀了她，理由冠冕堂皇，无非为尽心治国而摒除诱惑之类。仁宗时修《三朝圣政》，有人询问是否记入这事。主事者韩琦认为：这样的事岂能作为万世之法！自己沉溺其间，痛恶沉溺却杀其人，那人何罪？假使再有宠嬖，岂非不胜其杀！断然殳落“此等数事”（足见还不止这一事）。这件不人道的宫廷轶事，后来被人记入笔记《韩忠献王遗事》，才幸运地成为漏网之鱼。由此可见，正是以儒学价值观为诸如此类的负面记录洗地历史现场，宋朝宫廷政治便给后人留下了岁月静好的表象。
宋史学界的既有研究往往较多肯定宋代历史的正面内容，例如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政治理想，北宋上升期略见宽容的言论环境，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社会民生的相对稳定等等。但是，且不说这些正面内容也并非全时段通体光鲜的，更何况就宫廷政治而言，与中国其他帝制时代相比，宋代也绝无例外。
著者撕开了历史书写的精心涂饰与厚重掩蔽，详实有征地揭露了宋代宫廷政治的隐秘内幕：面对皇权这个人世间最具诱惑性的权力，父子、兄弟、帝后、君臣尽管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采取的手段各展神通，但必然都像乌眼鸡那样为之殊死拼夺，人性恶的驱动在这里越发暴露无遗。著者将宋代政治史上的这一面相如实掀开，既非仅仅满足普通读者的窥私欲与好奇心，也是宋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还原历史实相的多面性，揭起华丽的袍裾让人一窥爬满着虱子，原本就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全书论证曲径通幽，行文畅达明快，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相信专业学人与普通读者都能开卷有益。所有这些，都是《官家的心事》的价值所在。
二
记得当年电视剧《清平乐》热播，仁宗曹皇后给观众留下了端庄恭肃的印象，与《宋史·曹皇后传》塑造的形象大致吻合。但《官家的心事》缜密比勘同一史事的文本差异，深度抉发为人忽视的旧史记载，着力钩考习见史料的隐微内涵，审慎参酌足资采信的今人成果，再经细心拼缀史实残片，适度运用逻辑推证，还原了另一个曹皇后：在宫廷权斗中富于心机而不择手段，关键时刻果断杀伐而决不退让，由于收获不到皇帝的琴瑟和鸣，不惜为保卫凤冠而竭尽权谋，不仅让宋仁宗再欲废后而不可得，而且对她深怀忧恐之心。这类例证在全书中不胜枚举，展示了著者的洞察眼光、考证功夫与史学素养。
著者从宫廷政治的视野重新审视两宋朝政的波诡云谲，在结语中“将宋朝政治史划分为皇帝、皇太后、太上皇与权相四个时期”（377页），把宋朝历代君主、皇后与大臣之间草蛇灰线的阵营分野划为五大派系（378页），极富启发意义，颇具学术价值，为深入把握两宋政治史与宫廷政治的绾结提炼了全新的切入点。
当然，任何史学概括与分析框架，在提供新视角的同时，也不免隐伏着一定的“冒险性”。在著者看来，北宋前三朝是皇帝时期；自仁宗前期刘太后垂帘至宋徽宗即位当年向太后听政归为皇太后时期；从宋徽宗禅位至宋宁宗初期大体划入太上皇时期；而伴随着宋宁宗初期太上皇光宗的失势，相继开启了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时期。然而，在所谓“皇帝时期”，好像也不应忽略杜太后对金匮之盟的干预。在所谓“太上皇时期”，南宋前期宋高宗与首任权相秦桧的历史同框，显然成为著者划定的太上皇时期的特殊现象。仍在“太上皇时期”，“绍熙内禅”时光宗禅让宁宗，太皇太后吴氏（原宋高宗皇后）在其间一锤定音，意味着在所谓太上皇时期皇太后仍有强烈的在场感。而所谓“权相时期”，在宋宁宗弥留前后，史弥远一手策划拥立了宋理宗，这一宫廷密谋也必须争取宁宗杨皇后的最后首肯与出面主持，皇太后的作用仍未退场。
指出这些逸出分期命名的历史现象，并非否定著者的分期，他在结语里已有充分的自洽：“宋朝的宫廷政治错综复杂，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深不可测，皇子、后妃、宦官、外戚、宗室、权臣等各方参与者无一缺席。”（376页）笔者也认同新书首发对谈时著者的回应：“明确历史分期，强调的是形式。”但由此感到，采用“模式”来概括（比著者回应的“形式”更进一层），相比采用“分期”来概括，其契合度应该更高些；在有条件时，著者不妨对这四种模式（并不妨碍兼容其原有的分期）著文再作进一步的阐述，让这一命题更加理论化，更具涵盖性。
三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提出，“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故又安在？”他的结论是：“中央政府之命令出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所居之处乃政治剧变时成败之所系”，而“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陈寅恪所说的中央政治革命，实际上就是宫廷政变。他征引新出的敦煌写本《常何墓志铭》，揭示李世民之所以在玄武门之变中胜券在握，要害在于笼络了原来隶属太子李建成的这位北门屯军守将。
纵观两宋宫廷政治，虽然从不缺少阴谋与权斗，但涉及宫廷政变的，应该仅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太上皇时期”的终点，即由韩侂胄与赵汝愚联手策划，最终由太皇太后吴氏拍板主持的宋光宗让位宋宁宗的“绍熙内禅”。其余两次都上演在“权相时期”，即诛杀权相韩侂胄与矫诏拥立宋理宗，而史弥远都参预其间。无论笔者的《南宋行暮》，还是著者的《官家的心事》，在论述这三次政变时，也都不同程度地述及卷入其间的宫城守将，但不如陈寅恪那样将其聚焦为关键因素，有必要再作申论。
由史弥远介入的两次宫廷政变尽管时隔十七年，殿帅夏震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足轻重的。《四朝闻见录·虎符》说：“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也就是说，殿帅作为殿前司主帅执掌一半虎符，合上禁内皇帝颁下的另一半虎符，就可以全权调动警卫大内的禁军。史弥远专权后，把史料打扫得比较干净，关于夏震的记载相对缺少。据《两朝纲目备要》说，夏震原由李壁推荐，韩侂胄“命摄殿岩”，即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可知其原为韩侂胄所用。《宋史·宁宗纪》说“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事先必已诱使夏震倒戈。由于杨皇后早已把宁宗的御批攫取在手，定谋诛韩的当夜，她就“出御批三”，其一交给参与密谋的钱象祖。据上引《虎符》条，夏震“初闻欲诛韩，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似乎只是杨皇后矫下的御批在起作用。但诛韩成功的第三天，夏震就去掉了“权”字，直接主管殿前司公事，随即特授武信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进封加食邑、食实封，都间接印证是在兑现其前有过的利诱。至于史弥远矫诏拥立宋理宗时，殿帅夏震已经唯命是从了。
如果说，史弥远政变收买夏震的证据还欠显豁，绍熙政变时策反殿帅郭杲的过程却是无所遁迹的。据《两朝纲目备要》，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先派中郎将范中壬游说郭杲，“初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仲壬不得已，屏人具以西府意达之，又不应”。在郭杲心目中，区区中郎将远够不上传达西府（枢密院）密谋的段位。赵汝愚只得改派宗室大臣赵彦逾，往见郭杲谕旨，他透底交代，政变集团只能谋划，而“太尉为国虎臣，此事专在太尉”，郭杲仍不动声色，彦逾一面变色责备：“太尉所虑者百口之家耳！”一面“尽诚以相告”，“尽诚”两字颇堪玩味，无非开具交换条件。郭杲这才慢悠悠地表态：“致意枢密，领钧旨”，让他转告赵汝愚同意入伙。郭杲随即接受赵汝愚的指令，连夜分兵控扼北内与南内，“事然后定”。政变前，郭杲仅为“殿副”，即殿前副都指挥使，政变后论功行赏，不仅升为正任殿前都指挥使，而且进拜武康军节度使，获得武臣旌节的最高荣衔，其理由是绍熙五年“扈卫之劳”（《玉海》卷十九《宋朝节镇》）。
在宋代宫廷政变中，拱卫大内的殿帅，从郭杲到夏震先后也都决定“成败之所系”，与唐代如出一辙。陈寅恪的结论，在帝制时代屡验不爽，在任何极权体制下，同样是太阳底下毫不新鲜的铁律。
四
这本书的书名取得亮眼出彩。赵官家们的那些心事，即便在历史现场也讳莫如深，何况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洗刷与重重遮蔽。但著者偏偏凭借史学功夫，从宫廷政治切入，对两宋三百余年间与之相关的皇位更迭、后妃宫斗、太后听政、外朝党争、政局陡转，独具识见地揭穿了赵官家们隐蔽的心事。书中不少的考述与观点都令人脑洞大开，足以颠覆一般读者乃至宋史学界的原有认知，颇具挑战性。
当然，既然赵官家们的心事从来秘不示人，著者的所有见解，说到底也只是史家的一种推断。其中，有的将会成为宋史学界认同的正解，有的则是著者持独得之见的新解或成一家之言的别解，还将接受学界的专业检验与读者的常识判断。正因为揣测的是官家的心事，著者所遵循的方法，“只能通过史料的深度发掘与史实的逻辑推演，尽可能梳理出宋代宫廷政治的基本脉络”（376页），由于很多情况下现存的史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似是而非，逻辑推理在破解真相时必不可少。但逻辑推理同样具有冒险性，容易导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歧义性解读。
例如，经过庆历八年（1048）宫变，宋仁宗与曹皇后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而嘉祐元年（1056）正月，宋仁宗在病呓中竟然大喊“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对这句呓语，参考心理学，可以得出两种逻辑推理：一是宋仁宗确实察觉曹皇后有政治阴谋，但精神正常时不宜明说，发病时便将深埋潜意识中的心声公之于众。对这种可能，著者作了谨慎的表述：“曹皇后究竟有无政治阴谋，仍需史料的佐证”（178页），应该说是恰当的。一是宋仁宗因患癔病，这句妄谵之语只表明他“对曹皇后深怀恐惧到了被迫害妄想”的境地（175页）。不难预见，著者的某些新解或别解将会受到来自学界与读者的追诘或质疑。在我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既然书中具体个案的考述与结论只是著者的一种观察与解释，而对历史的观察与解释本来就有复杂的多元性，那么自然应该欢迎来自其他角度的诘疑；而任何一种观察的角度与解释的观点，对逼近宫廷政治的实相都有其积极的贡献。
作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最新力作，《官家的心事》有力戳穿了两宋宫廷政治中阴暗、龌龊与非人性的那一层面，让人幡然憬悟：一向自诩标榜的赵官家们原来也不那么干净！冲着赵官家们自我人设的垮塌，这本书就值得一读。
